浅论佛儒道三教之融合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本土传播，在最初的传入过程中主动与儒道结合，由于佛道儒三教本身又有某些契合和互补之处，所以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与儒道的融合史。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从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主动寻求与儒道的融合，为佛教自身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

佛儒道的结合

　　佛教与儒道的结合最先表现在译经上。根据现有记载，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是安世高，在他译出的佛经中就广泛使用了道家固有的“元气”、“无为”等概念，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佛教的原意。例如，按照佛教的观点，“夫身，地水火风矣”，人身乃地水火风“四大”组成，但在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中却有“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的说法，不但用“气”替代了风，而且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这虽与佛意相左，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为佛经译注家所继承。安世高还以“无为”来解释佛教的安般守意，表示“涅磐”之义。安般守意，“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原意为通过数出入息而守住心意，消除烦恼，领悟佛教真谛，最后达到涅磐解脱境界。这与道家的清净无为显然不是一回事，但《安般守意经》中却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为名，是清净无为也。”经中还直接用“无为”来表示涅磐义：“安般守意，名为御意至得无为也。”要求人们在数息时排除对外务的思虑，专心一致地按照佛经经义去修行，以追求“无为”的涅磐之境：“无者，谓不念万物；为者，随经行；指事称名，故言无为也。”这显然是受了道家“有”、“无”等概念的影响，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道的融合。

　　佛教还很重视同儒家思想的结合。佛教作为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宗教理论和修行方式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许多不一致之处，例如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出家修道就是与儒家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和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政治理想相对立的。但儒家的伦理纲常是宗法封建制度的立国之本，佛教要在中国传播发展，必须与之调和妥协。因此，译出的佛经就在许多方面为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做出了调整。例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或者将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相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或者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而把原文中夫妻、主仆平等的关系又译为丈夫高于妻子、奴婢侍奉主人，等等，甚至还出现了中国人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道的佛经。再如，康僧会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容纳了儒家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仁政德治的社会政治理想。经中不仅大讲“恻隐心”、“仁义心”，而且还极力主张“治国以仁”，认为“为天牧民，当以仁道”。除此之外，经中还大力提倡“孝顺父母”，歌颂“至孝之行”。“出世”的佛教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融入了重视现实人生的品格。

佛儒道的契合

　　佛教和儒道融合最根本的是由于佛儒道三教本身有契合之处。例如，他们都是重实践修证的人生哲学，都在宗教或人生实际中力倡利他的价值取向，以及立足于对人性的自信而采取的依自不依他的实践方式等等。

　　就其精神而言，佛教可谓是一种人生哲学。这在原始佛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释迦正是因为看到人生变化无常，为了摆脱人生烦恼才出家的。释迦初转法轮时所说的苦集灭道“四谛”法，更是对人世间的悲惨苦难倾注了全心的关怀。儒道两家与佛教相比，虽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方式不同，但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以出世的态度关注人生，道家以入世的态度关注人如何生存。曾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绘画馆馆长的著名诗人比尼恩说过：“佛教以他对于神的寻求、对于解脱世俗和人生烦恼所作的许诺，便与道教的热望产生了相当的共鸣。”此说虽有不确之处，但也道出了佛道的相似处。

　　儒佛两家在人性论以及在道德或宗教实际中都体现出了利他精神。孟子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的倾向是：只要遵守道德规范，克己复礼，则皆可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佛教的倾向是：处于“六道”轮回中的人“必须自己解救自己；他们必须而且能够从其自身之独立的努力而获得涅磐，任何外在的中介或者请求丝毫也没有用处”，佛教徒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直觉来了解他是否已经达到那种最高的完美境界”。对能够达到一种生命完美境界的天然信心，以及达到这种境界只能靠自己努力、从自身做起，这是佛儒二者的结合点。

　在儒家的道德实际中，虽然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规范，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惠臣忠、朋友有信，但其总体倾向还是立足于整体人际的和谐，取一种尽己向外利他的价值标准。在佛教方面，小乘主张阿修罗果；大乘提出要普度众生。因此，“小乘在态度上要求所谓利己、独善，大乘则是所谓利他”，这就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菩萨精神。释迦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就是佛教利他精神的极端表现。通过利他性的修行，达到“自我与他人融合，这一贯是大乘佛教的实践理论中的理想境地”，最终目标是人人甚至万物皆成佛。

佛儒道的互补

　　儒佛道三教也有互补之处。

　　首先，关注生命的方式。儒家作为以修齐治平为“条目”的内圣外王之学，目的是“修己以定人”，所以儒家着重关注的是道德的或政治的人生。在他看来，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和他人、集体联系在一起时，才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儒家过分强调了社会的人，而缺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在这点上，道家可以补儒家的不足，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倾注了热情的关注。无论老子向往的赤子般的生命形态，还是庄子憧憬的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境界，无不是希望个人能从紧张困顿的社会生活中提升出来，以一种超道德、超功利的眼光“来关照万事万物”。佛教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比道家走得更远。如果说道家关注个体生命的立足点是自然的、本真的生命形态，那么佛教则是以绝对虚无的眼光从生命本体的层面上去透视个体的。

　　其次，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印度民族的思维特征是先“花大量的时间去冥想，然后再讲话、再行动”，而当他们记述、宣讲冥想的结果时，往往又遵循严格的思考法则。因明学即是佛教思维的逻辑学，他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熊十力先生说过，佛教“注重逻辑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传统儒家更多地表现出了遇事随机而发的思维特征。比如一部《论语》几乎尽是孔子日常生活中就具体事件脱口而出的评论、感慨。道家则直观直截地体悟事物的本质。儒道两家的思维方法对传到中国来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中国化佛教的代表禅宗所特有的公案、棒喝、机锋等，就皆有儒家随事而发和道家直截体悟的思维特征，他们在禅宗那里就变成了“当下便悟”、“直契佛理”的禅修方法。

　　最后，现世和来世观。《论语》中有：“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由此可知，儒家一方面没有否定鬼神和来世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人的现世生活上，积极提倡入世的人生哲学，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追求人格不朽的有效途径，这使儒家缺乏对生死问题的更深刻的思考。道教希望人活着时就能成仙，所以，如果说道教也有来世观念的话，那么这种来世也只是现世的无限延长。儒道都不能从理论上系统地、根本性地解决死亡问题。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之说恰好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个理论缺陷，填补儒道的空白。

佛儒道的融合

　　在隋唐时期佛儒道的融合形成一种格局。

众所周知，在中国，儒家学说虽是传统思想，但他在思辩理论方面却不及佛教，也没有佛教的轮回报应、解脱成佛或道教的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等学说和宗教修行方式可以满足统治者多方面的需求，因此，他很注重从佛道那里吸取营养以充实发展自己。在隋代，王通就希望以儒家学说来调和佛道二教。唐代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也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而韩愈则在排佛的旗号下援佛入儒，对佛教宗派的法统观念与心性学说加以改造利用，提出道统说和复信论，开了宋明理学扛着儒学的大旗出入于儒道的先声。从佛教方面看，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儒道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个时期，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传统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例如中唐名僧神清认为，“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线以洎深，籍微而为着，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

由于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此佛教对他的融合吸收和与之合流的趋势日益加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编的强调忠君孝亲等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还出现了不少以孝而闻名的“孝僧”。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一套适合中华民族心理、为许多人熟悉和欢迎的宗教伦理和修养方法，老庄道家的玄思和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也为一部分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因而佛教对道家道教亦表示了足够的重视。例如，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人性论调和起来，天台宗的先驱慧思还把道教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纳入佛教，发愿先成神仙再成佛；华严宗则不仅融合吸收儒道的思想内容，而且还从理论上对调和三教做出论证；禅宗更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将儒家的心性论、道家的自然论与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化的禅学理论和修行方式。

从道教方面看，道教在它开创时期，就融合了不少儒家忠君孝亲的伦理观念。到隋唐时，它更充实了儒家名教的内容，并在佛道之争中以“不仁不孝”、“无礼无恭”来攻击佛教。道教的理论一向比较粗俗，戒条教规也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在佛教的影响下，隋唐时道教开始注重创立理论体系，完善戒条教规。在这个时期的道教学说体系中，无论是成玄英的“双谴”体道，还是王玄览的“三世皆空”或司马承祯的“净除心垢”、“与道冥合”，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道教对佛教思想理论的吸收和融合。道教的五戒、八戒和十戒等也都基本上是模仿了佛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佛教不断得与儒道二教的融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