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先生：责任与期盼

我是北大79数学系的，在校期间也曾到哲学系旁听过一些课程，可认识楼先生却很晚，算来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

承蒙先生厚爱，这些年能亲近先生，并得到先生的关心、帮助与提携，在内心中，我是把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看待，不仅是学问的导师，更是人格的导师。先生所学之广、所证之深，均非我能揣测，加之文字能力有限，这里只能以零散片段的形式，呈现出“冰山一角”了。

楼先生于1934年12月10号（阴历十一月初四）在杭州出生，祖籍浙江嵊县（现在的嵊州）。出生不久后，楼先生就随家人到了上海。

1955年，楼先生从上海浦光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无字之书

与那一代人一样，楼先生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全国性政治运动。期间，他去过工厂，到过农村，但是谈起这些，他没有丝毫怨愤之色，反而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他认为，每个学生不仅要念“有字之书”，更应该去念“无字之书”，所谓的“无字之书”就是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当今社会的现状，结合自己学习的书本识，进行思考，这对于学生们将会有很大的启发。

与佛结缘

1960年毕业后，楼先生留校任教，并参与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编写工作。在这个编写组里面，楼先生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资料的搜集、管理和提供，并开始对佛教有了接触和了解。楼先生回忆说“我在编辑组的时期，任继愈先生也开始在系里面开设了佛教方面的课程，我就给他做课堂的辅导，也就是助教，当时我应该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个时代还有宗教迷信的传统，说佛教是人们的鸦片。不过我有一个看法，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隋唐以后，是离不开佛教的，佛教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里面，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不管大家怎样看待佛教，但这是事实。我当时逐渐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离开了佛教，任何人想把隋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讲得深入透彻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