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烂陀寺大唐重要来华僧人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那烂陀寺大唐重要来华僧人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原载《人文杂志》

　　摘要：　中国佛教自东汉始，到唐代进入繁荣时期，八宗形成于此。本文将从学术传播的角度，以《宋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原始资料，就印度佛教之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在中国唐代来华的高僧及所传译的经典为研究对象，探讨那烂陀寺的印度学者对中国佛学的贡献。

　　关键字：　那烂陀寺；密教；高僧

　　那烂陀寺是古印度著名的佛教寺院。位于中印度摩竭陀国王舍城北方，即今比哈省的巴腊贡（Bar-gaon）。全名那烂陀僧伽蓝（Na^landa^-sam!ghara^ma）。意译施无厌寺。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载，此寺为五世纪初，笈多王朝之帝日王（梵S/akra^ditya ）为北印度曷罗社盘社比丘（梵Ra^javam!s/a ）所建，历代屡加扩建，遂成为古印度规模宏最大之佛教寺院及佛教最高学府。是公元五至十二世纪间，印度佛教重要的教育及研究中心。吕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五讲说：“那烂寺是在笈多王朝时建立，后来逐渐扩大的。”1915年以后，印度考古调查部（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继续有组织地发掘，发现该寺遗址达一百万平方公尺。所出土的文物，有笈多朝及波罗朝的佛像、印章、供养塔等遗物，数量颇多。这说明吕澄所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所载，全寺分八大院，本寺为七世纪时印度第一大寺，僧徒常达万人，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此寺初承无著、世亲之学说，后为唯识学派的中心，其后逐渐演变，也成为印度密教的一大中心。从那烂陀寺来华的高僧主要集中在唐代，而记载唐代高僧的资料最主要者，即《宋高僧传》和《续高僧传》。本文就《宋高僧传》、《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中国唐朝时由那烂陀寺来华的大德高僧，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寂默、善无畏、金刚智、般剌若等为主要讨论对象。诸师概况表列如下：

中国佛教自东汉始由印度传入，经历代社会文化之变迁，在中土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到唐代，随着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佛教在中国亦呈现盛世之繁荣景象。在此时期，中国佛教基本形成了其主要宗派的格局，奠定了其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主体框架。所以说唐代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最为辉煌，最为重要的时期。

唐代中国堪称世界文化的中心，唐王朝对异文化的政策十分开放，所以当时中国长安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承此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的时代潮流，此时的中、印佛教交流也十分的活跃。中国佛教到了唐代，已基本完成了与中土文化的融会整合，是所谓“中国佛教”真正形成的时期。就佛教各宗派形成历史来看，密教形成最晚，传入中国也晚于其它各派。佛教始传中国，初有佛典传译便有密教类经典译出，如三国支谦就译有《微密持经》等。据统计，在2-8世纪的六百多年中，汉译佛典中约有100多部与密教有关的经咒。［1］P266本文所考查的《宋高僧传》、《续高僧传》中所记载的由那烂陀寺来华的五位印度高僧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所谓“开元三大士”中的“二大士”，善无畏、金刚智。此二位法师发中国密教创宗之端绪，后有不空承其师金刚智于印度再度迎回密教经典1200卷，奠定了密教立宗之基础。所以说，中国密教始成于中唐。本文所举来自那烂陀寺的其他印度法师所传译的经典中也多与密教有关。可见，唐代由那烂陀寺来华的印度高僧，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密教方面，那烂陀寺在我国中唐时期已成为印度佛教密教的一个中心，其佛学可思想随其来华之高僧传入我国，并促成了我国密教的立宗。下面就本文所举的来华印度高僧进行多角度分析，以说明问题。

从诸高僧入我国的时间看。最早是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其入华时间为公元627年；最晚的是寂默，其入华时间为公元800年，时间跨度是从7世纪初到9世纪初。其余三人来华时间均在8世纪。可见，他们在华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8世纪左右。唐自立朝至亡国是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所以说他们来华传扬佛教的时间正值中唐时期。概观我国佛教发展史，可知中唐正是中国密教创宗弘传的时期。所以说，他们所传之佛法与我国密宗之形成有必然之关系，在时间的考查来看是合理的。

从诸高僧在那烂陀寺之所学看。除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要学十七地论，小乘诸论，寂默所学记载不详（但所传译的经典与密教有关）外，其余三者在那烂陀之所学均与密教有关。如：善无畏学总持瑜伽三密教，金刚智学瑜伽三密陀罗尼门，般剌若学瑜伽及诸“明”。从这个角度看，那烂陀寺在当时的印度确实已成为密教类佛学的重要学府。且当时中国密教尚未成气候，他们将其所学（也是当时中国佛教之所缺需），竭力弘传于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从诸高僧在华所住寺院道场看。兴善寺、广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等多位于长安和洛阳，可见他们在中国进行弘法译经的活动地主要集中于唐长安和洛阳。这两地是唐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两个城市，也是当时中国佛学最为活跃的两个地方。所以，他们所活动的范围是最容易引起朝庭注意和重视的地方。这也可以从侧面映证他们致力于密教的弘扬，立一家之宗的目标。

从诸高僧所译经典看。每个人的译经中都有密教类经典，以善无畏和金刚智所译的密教类经典最多，也最为重要。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的《宝星陀罗尼经》即《大集经》之〈宝幢分〉的同本别译。《大集经》总括了大乘佛教的广泛内容，而其中的〈宝幢分〉就是与密教有关的部分。寂默的《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分为：〈序品〉、〈陀罗尼品〉、〈大悲胎藏出生品〉、〈入如来大悲不思议品〉、〈陀罗尼功德轨仪品〉等十一品，从其内容看属于密教类经典。般剌若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又名《理趣六度经》，主要叙述护持国界、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法及其功德。也属于密教类经典，如其〈陀罗尼护持国界品〉，述说甚深理趣、决定了义、菩萨摩诃萨六波罗蜜多及其真言等。善无畏所传译的经典均为密教经典，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这是中国密教所奉持的最主要和核心的经典。金刚智所译的经典亦均为密教经典，重要的是《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要》二部，都是讲密教仪轨的。密教是佛教吸收印度教成分而形成的，其与大乘显教最明显的不同是重真言，重仪轨，主要由教理和相应的修持仪轨所组成。从善无畏和金刚智所传译的密教经典看，两者合起来具备了这两个方面，从而具足了密教立宗的基础。

另外，从诸高僧在华所居地位看。所举之来华的印度高僧中，最受中国唐王朝所器重的就是前文所说的“二大士”，即善无畏和金刚智。善无畏受到唐玄宗的礼遇，被尊为国师，为皇族、薛王灌顶受法。金刚智与善无畏属同一时代，抵达长安后亦被玄宗尊为国师。善无畏重要传“胎藏界”密法，金刚智主要传“金刚界”密法，此二密法便是中国唐代密宗的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中唐时期那烂陀寺所来之高僧在中国传密法的活动十分的成功，且建立了中国密宗的主体。

总之，从以上陈述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中唐时期的印度那烂陀寺，除了初唐时玄奘所描述的容兼印度佛教故有的各家学说之外，亦为密教学派的重要学术中心。其来华高僧都深得密教意趣，并将其所学竭力弘传于中国。从国际学术交流史看，那烂陀寺在中国中唐时期对中土佛教的突出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来华高僧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上，即开创了中国密教创宗之先河。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在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参考书目：　

［1］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宋·释赞宁：《宋高僧传》。

［4］唐·释道宣：《续高僧传》。

［5］唐·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