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理性状态分析

　　早期佛教理性状态分析　　　文 / 刘福田

　　——世界哲学史批判之三

　　一、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过程分析

　　今天世界排名第三的佛教，在三大宗教中诞生的时间最早，其初期理性程度，也是三大宗教中最高的一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诞生较晚，但是其最初理性程度较之佛教，却要差上许多，这是当时民族理性发展的相对独立性造成的结果。不过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后来者后发先至，因为许多客观、现实的原因，在发展规模上反而超过了佛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均获得了较长时期的世俗政治支持，而且其自身对现实理性的附会，也使包含其中的理性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后来的基督教，甚至直接引入了理性哲学的形式，达到了哲学和宗教的一体化程度，创造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特殊的神哲学阶段，更使其自身的理性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不过这些已经是后话，就诞生初期的理性状态而言，佛教在三大宗教中无疑首屈一指，这决定于古代印度，当时较高的哲学理性基础，以及发展的宗教形式。这些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有所说明，而且通过以后的深入分析，这一特征还会表现得更加明确。

　　大家都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不过释迦牟尼并不是人名，而是佛教徒对佛教创立者的一种尊称。佛教的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原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族属刹帝利种姓，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明珠或者圣人。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一直众说纷纭，根据《众圣点记》的说法，具体生卒时间，应为公元前565年到前486年，终年八十岁，其母为摩耶夫人。

　　绪论中我们已经说明了，宗教迷信者对其创始人的神化，有关释迦牟尼的传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典型。透过这种神化的外表，通过对佛教创立过程的分析，这种神化的外衣，其实很容易被脱下。从释迦牟尼的生卒时间，以及其具体的创道、传教过程看，他显然也是一个凡人，只是后来被不断地神化，这才成了与天地同寿的，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已经被神化了，所以我们只能按照，这种已经被神化的过程来交代，只是读者应该在阅读的过程中，加以自己理性的分析。

　　传说释迦牟尼是其母梦吞白象而孕，其母亲回娘家待产中途，生之于无忧树下，释迦牟尼一降生，便站起来走了七步，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佛教经典并且记载，摩耶夫人生佛祖时，龙王难陀和伏波难陀吐清净水为释迦牟尼洗浴。根据这些传说，佛教四众信徒（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后来以传说中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为欢喜日称浴佛节，在那一天举行浴佛仪式。佛祖诞辰并没有确定日期，我国明清以来，一般通用四月八日为佛诞。

　　这些传说当然是明显的神化，假如真如是说，释迦牟尼一生下来就已经是神了，那还用得着艰苦地去求道吗？释迦牟尼其实一生下来很普通，他诞生七日，母亲就病逝了，不知是否产后风寒。太子由其姨母和父王抚养成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十六岁娶妻，其后又生了儿子，这些都显然就是普通人的状况。

　　不过太子地位的养尊处优，并没有使释迦牟尼，成为一个纨绔子弟，客观环境给予他的良好教育，反而使他养成了喜欢思考的习惯，释迦牟尼青年时代，开始对一些社会和人生价值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些都可能与他客观的太子地位有关，也与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有关，当然更与个人思维方式有关，具体过程我们不得而知。据说释迦牟尼悟道，从一次野外云游开始，当时他看到了很多世间的残酷，以及生命的悲惨，于是开始了深刻的思索，并且陷入了感伤、烦恼和痛苦之中，以至无法自拔，佛教理性悲观的基础也就从此奠定。

　　因为无法找到解脱的答案，释迦牟尼遂萌生了出家之念，这显然是受了当时，一些沙门思潮，“修持求道”方式的直接影响。不是19就是29岁时，释迦牟尼终于离家出走，开始了他艰苦的求道过程。求道本身就是基于一种迷惘，可见佛祖并不是天生的圣人。传说中释迦牟尼求道的过程，也是历尽坎坷磨难，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沙门思想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他甚至摹仿当时流行的苦修方法，有过六年日食一麦一粟，或七日一食的苦行生活，差一点就因此丢了性命！而且终于没有成功。

　　不过苦行的过程，使他认识到了苦行本身的虚妄，总算活着走出了苦行林，这与混沌哲学的“在世”观点已经接近，只是并没有达到理性的明确。佛祖大概没有料到，他身后的一些信徒，并没有明白他当时已经的参悟，仍然出家入庙地，追求所谓的超脱尘世，只影清灯地与他的塑象相伴终生。当年的佛祖，放弃苦行之后，就来到了尼连禅河畔，洗涤了身上的污垢，并接受了牧牛女难陀波罗施舍的乳糜，这才逐渐恢复了健康。我国的佛教信徒，后来仿照牧牛女难陀波罗，乳糜餐佛的典故，在腊月初八这一天，用米和各种果物搀和，煮粥用以供佛，渐渐地就演化成一种民间习俗，这就是所谓“腊八粥”的由来了。

　　释迦牟尼放弃苦行所思在世，也奠定了他思想成就的开端，尼连禅河对岸的一棵菩提树下，他静心默照，开始了佛教的所谓“禅悟”，终于得成正果。据说这个得道的过程历经七日夜，其间摆脱了尘世的干扰和妖魔的恐吓，这才运用所谓大智慧，达到了“三明”：宿世明、天眼明和漏尽明。在他35岁时，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解脱，达到了大彻大悟、自在自为的境界，这一天就是佛教的所谓“成道节”，一般认为就是腊月初八这个日子。其实释迦牟尼悟道的方法，是典型的直观顿悟方式，在理性基础达到一定积累时，因为获得一种清静的环境，或者受到一种偶然的点触，突然会达到一种豁然开朗的效果，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从释迦牟尼悟道的传说中，其实很容易明白，他一样的是人不是神，那个法力无边的西天佛祖，不过是信徒们神化出来的偶像超人。“如来”意为如实而来、证成正觉，说明佛祖自己，也自认为是个凡人，只不过因为得到了正确的思考方法，他才得以悟出了佛教的许多道理，所有的神化，都是信徒们后来的直接神化和附会。

　　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通过“初转法轮”，用自己参悟的思想“渡化”五比丘，开始建立自己的僧伽团体，传播自己的思想。因为释迦牟尼思想自身的理性成就，及其宗教完满的形式，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当时传入印度的波斯“拜火教”，一次就有一千余人改信佛教。佛教思想讲求善行和隐忍，因此也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获得了当时一些世俗统治者的支持，得到了他们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因而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作为佛教圣地的两大“精舍”（竹林精舍和袛园精舍），都是佛教当时获得统治阶层支持的证据，宗教一旦获得了这样的支持，发展就成为必然的进程。当然促成佛教的发展，有着很多方面的具体原因，佛教本身的理性、信奉和支持者的智力和实力，都是佛教发展的基础条件。佛教里有个著名的“拈花一笑”故事，是说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讲道时曾经拈花示众，当时众人都不解其意，唯有摩轲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释迦牟尼因此判定他的智慧最高，所以后来把自己的衣钵嫡传给他，摩轲迦叶是我国禅宗佛教的西天初祖。这些故事当然很难判定真伪，但是它起码说明了，当时佛教上层的知识层次。

　　当然在当时的印度，婆罗门教仍然占据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而且众多沙门思潮，也都有一定的势力，因此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地遭遇了各种思想的抵抗。淫女孙陀利对释迦牟尼的诽谤，得意弟子目健连之死等等，释迦牟尼一生所经历的所谓“十难”，显示了当时发展环境的残酷性。这种残酷不仅来自外部，甚至在佛教内部也有发生，释迦牟尼的堂弟提婆达多，取代他的地位不成，又公开与之分裂，甚至多次阴谋杀掉释迦牟尼，可见当时佛教，内外发展的环境也十分严酷。

　　不过发展过程中的残酷，后来自然成为神化释迦牟尼的资本。释迦牟尼最终死于传教途中染病，地点是当时未罗国的都城拘尸那迦（今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逝世时的佛祖，头北面西，右肋而卧，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寺庙里看到的卧佛姿态。通过我们对佛教诞生过程的分析，可知释迦牟尼从出生、悟道、传教到病逝，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其最终被神化，在于他所采取的宗教形式，那是后来信徒们的功劳。当然释迦牟尼尽管是一个凡人，他同时也是一个伟人，其作为伟大宗教思想家的地位不可动摇。

　　释迦牟尼死后，佛教继续在印度发展，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终于被尊为国教，借助世俗权力的推动，佛教在古代印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逐渐发展到世界各地。在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内部也不断发生分裂，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系。尽管发展的方向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共同的基础，尊奉释迦牟尼及其原始教义，有“三大法印”为其统一标志，因而统属于佛教形式。佛教各种流派的分化发展，源于对原始教义的理解分歧，以及后来结论范围的不断扩大，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

　　佛教后来发展成众多派别，在传入我国之前，在印度就有了“十八派”之说，它们除了一些基本观点之外，存在着许多直接的对立，但是这并不动摇佛教的基础。佛教自汉代开始传入我国北方，当时传入的佛教，基本上属于大乘教派，至于藏传佛教，只是相对于汉传佛教而言，一样属于大乘派别，藏传佛教的传入，始于西夏和元朝，当然自西藏经传内地，它们都各有更小派系，因此已经很难说得全面。印度佛教世界范围的传播，分为南传北传两个途径，我国的汉传和藏传佛教，均属于北传佛教。南传佛教以小乘上座部为主，传入我国的范围很小，只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有传。分化发展后的各派佛教，在理性方面也在不断深刻，均属超越早期佛教理性水平的状态，但是因为已经形成的宗教形式，客观上阻碍了理性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不再代表当时更高的理性水平，这是宗教发展的共同特征，当然不仅仅是佛教。

　　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的哲学史批判，有关宗教的理性分析，均以原始教义的理性状态为主，因为它既相对确定，也可以代表当时的较高理性状态。释迦牟尼在世布教的时候，还没有文字形式的经文，后来众比丘（传说中的五百罗汉）集结七叶窟，共同忆诵确定佛教原始经典，有经律二藏，也就是后来的《阿含经》。从佛教早期经典的制定过程可以确定，佛教早期理论成就，就已经不仅属于释迦牟尼本人，它是佛教早期徒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佛教经典有经、律、论三种，合称三藏，显然经属权威和基础地位，《阿含经》因此成为早期佛教的经典。

　　依据现存佛教早期典籍资料，释迦牟尼的基本教义，主要包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和三法印，这也是我们分析早期佛教理性状态的范围。其中三法印之前的内容，已经构成了佛教的基本轮廓，释迦牟尼个人的思想成就，也基本蕴涵其中。三法印是佛教的标志，从其形式和内容上分析，它虽然基于释迦牟尼的理论基础，但更多的已经是早期佛教徒众的集体智慧，所以我们将它们分节论述。

　　二、佛教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解析

　　“四谛”是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主要内容，属于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它奠定了佛教一切教义的根本。“四谛”包括苦谛（世俗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集谛（人生痛苦根源的分析）、灭谛（灭除痛苦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道谛（达到理想境界的方法和途径）。四谛顺序排列，本身就构成一个基本体系，我们不妨依次点判。

　　释迦牟尼关于人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人生的本质是苦，这是他出家之前就已经有所感悟的结论。在那次野外云游的过程中，释迦牟尼看见的都是世间的苦难，因而感悟到了生命的无常。所谓无常，就是没有可以把握的恒常，它反映的正是当时普遍理性程度较低的状态，因为没有对客观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人们无法把握自身行为的结果，因此陷入痛苦的挣扎与无奈，这在当时显然就是一种直观状态。在这个直观之后，释迦牟尼把痛苦的一面极端起来，认为世俗一切都是变迁不居的，没有常驻不变的本性，众生为无常患累所逼迫，不能自我主宰，因而造成心理上的压抑和痛苦。

　　生命是一个本能运动的过程，本能造就了生命动物层次的知性，又因为知性，造成了感觉里的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意识，本来是对立存在的一体两面，但是释迦牟尼只看到了其中痛苦的一面，并最终把它极端成人生的本质，这是一个根本片面性错误。不过在人类当时的理性状态下，这样的结论不足为怪，人们当时理性基础上的生存状态，自然更多地表现为痛苦。释迦牟尼的“苦”，泛指众生生命和精神的逼迫性，这本身显然已经就是当时的理性直观，尽管结论基于片面的基础。

　　在释迦牟尼的苦谛结论中，对生命各种痛苦现象分析得十分详细，从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直到一百一十种苦，真正达到了无量诸苦！我感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二苦和八苦，二苦以自身内外为分界，其实是混沌了造成痛苦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必然性造成的痛苦，再一个就是心理困惑下的自找苦吃，前者属于客观环境的面对，而后者则是纯粹的理性缺乏，在不可把握的同步性之外，其实两者的根本，都在于理性自身的困惑。不过释迦牟尼如果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不会再得出人生是苦的判断了。

　　八苦的说明只是更为具体化，在生、老、病、死之外，又增加了“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在环境客观之外，其中求不得苦，显然是因为理性缺乏的奢望，造成的心理痛苦。“五取蕴苦”，包含了佛教的本体性结论，佛教认为，人的身心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构成，其中色蕴包括所谓的“四大”等一切有质碍的东西，其它四蕴则属于意识方面，显然在理性本体上，属于自在灵物两性分离的状态。这在混沌哲学诞生之前，属于一切前在哲学根本上的错误，佛教自然不会例外。不过释迦牟尼已经意识到了二者合和，可惜合和之后，却否定了它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反而认为合和只是暂时的，人们妄执“我”，为独立性的存在，为“我”而贪爱执取，由此才产生了“五取蕴苦”，也就从根本上，走到了理性的反面。

　　佛教八苦的说法最为常见，其它说法只是分析上的详略分别。我们仅仅从这八苦，就已经可以看出佛教，人生是苦的理性片面，在信仰完满的需求下，这样的基础，必然会诞生宗教妄解。释迦牟尼因此把人生是苦，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扩大化和绝对化，于是人生就成了三世皆苦，这显然是当时印度严酷自然生存环境，以及不合理社会状况的写照，当然也决定于当时，人类理性缺乏的根本。苦谛是四谛的基础，也是整个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我们以此判定，佛教是理性悲观主义的根本。

　　有了苦谛的基础，其它三谛分析起来就简单多了，状态直观之后，就必然需要原因的说明，于是便有了“集谛”一说。集是集合之意，是说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各种条件集合而成的，那么也就存在前因后果的联系。佛教在这里以自然因果为基础，加之“三世”说，轻而易举地就得出了人生命运，都是由自己造因，自己受果的结论。前世之因造现世之果，现世之因再造未来之果，如此达到一种无限延续。

　　至于自然因果律的二律背反，用宗教的形式很容易解决，只要一种超脱因果关系之外的神化，于是无限就变成了有限，因为神化本身已经是无限。佛教集谛的主要结论，就是人生迷妄的思想和行为活动，就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集谛最终的展开，就是后面的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

　　苦集二谛，说明了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原因，是对世俗人生生死流转的因果说明，如果分析只到这里，那么除了一种悲观的结论外，也就没有了任何现实意义，释迦牟尼当然不能到此为止。痛苦原因的说明，是为了实现对它的超脱，这是佛教必须继续思考的问题，那么能不能，从所谓生死轮回的“流转”中解脱出来，达到对人生痛苦的超越呢？释迦牟尼以宗教特有的形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就是所谓的“灭谛”。这里的“灭”，是指人生痛苦的消灭和解脱，也就是对世俗人生，及其生活环境的否定和超越。

　　在当时理性可能的基础上，佛教的这个结论，虽然属于宗教形式的妄解，但是却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一种信仰的完满。不过它宣扬灭除对世俗生活的贪爱和执著，以此灭尽人生的一切痛苦，从而达到超脱生死轮回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属于一种宗教形式的极端，客观上起到了，对现实人生消极逃避的作用，实质上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否定。释迦牟尼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借用了婆罗门教“涅槃”的概念，也就是要彻底断除贪欲和烦恼，便要灭除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超脱于生死轮回之外，达到一切寂灭、圆满寂静，这样虽然灭除了痛苦，也实际上直接否定了人生。

　　超脱了生死轮回，生命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生命又那里会有痛苦，但是没有了痛苦，又那里去找到快乐呢？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不是没有去想，只是没有想明白，于是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宗教形式，那就是得道成佛。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佛教的观点，由此构成了自身的矛盾。既然一切寂灭，那么生死轮回的主体又是什么呢？这个理论根本的矛盾，后来构成了佛教各教派，在观点上无法统一的分歧和对立。

　　灭谛的提出，自然引出问题的深入，那就是关于灭除人生痛苦，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道谛”，道指道路、途径。释迦牟尼在这个问题上，主张一种中道学说，它既反对耆那教的严格苦行，又否定了偶然论和顺世说的纵欲，同时也反对婆罗门教对天神的信奉、祭祀与祈祷，而是允执于不苦不乐的中间状态。这种中道学说，不仅是对纵欲和苦行两个极端的折衷，它更是一种目的性的过程方式，体现了佛教混沌的状态直观，只是因为宗教的形式，当时的理性可能，这种直观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深刻。

　　佛教的四谛，是我们对佛教理性分析的重点，因为它构成了佛教一切结论的基础，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从染净迷悟的角度，苦、集二谛属于迷、染的一面，苦是迷的结果，集是迷的原因，它们属于状态的直观。显然这种直观的结论本身，已经达到了极端状态；灭、道二谛，是对理想人生灭除痛苦的过程和结果说明，属于悟、净的一面，灭是悟的结果，道是悟的方法、途径和条件。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生活在迷染痛苦中的人们，由染转净、由迷转悟、去恶从善而获得解脱。

　　从佛教的四谛中，我们明确了它理性悲观的根本，也从形式上确定了它的宗教性质，在古代印度当时理性的发展阶段，因为其客观的宗教环境，这是一种必然结果。作为佛教理论基石的四谛，是我们进行理性评判的重点，在四谛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八正道”，以及十二因缘学说，更多的属于纯粹宗教的性质，我们这里只做简要分析。

　　“八正道”是道谛的具体化，其内容就是八种灭除痛苦，证得涅槃的正确方法，包括正见（佛教见解）、正思（远离贪执）、正语、正业（正当行为）、正命（正当职业）、正治（修炼方法）、正念（集中精神）、正定（禅定）。八正道具体详实，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理性追求状态，这在当时印度浓郁的宗教环境下，已经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十二因缘”学说，是四谛中集谛的深化说明，释迦牟尼认为“诸法由缘而起”，他把人生及其苦难，视为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锁链，包括十二个具体环节：无明（对人生实相的蒙昧无知）、行（迷妄的意识活动）、识（心识投生，形成个人精神统一体身心的结合）、名色（精神、肉体）、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触（接触外界）、受（苦乐感受）、爱（****）、取（追求执取）、有（行为造作）、生（来世再生）、老死（有生必死）。十二环节互为条件，故称为“缘”，合称“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前后相续无始无终，其实就是自然因果律基础上的生命妄解。

　　在“十二因缘”中，释迦牟尼认为“无明”最为重要、关键，无明就是无知，它是生死轮回和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我们去除其中的宗教性质，可知释迦牟尼对理性本身，已经达到了非常重视的程度。业报轮回虽然基于迷信的形式，但是它起到了，对现实人生命运的自主感招作用，佛教的业报思想，显然因此加入了生命的主动。既然自己做业自己受果，生命本身就可能实现一种自我提升，它鼓励人们去恶从善，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它一方面起到了，麻痹人们反抗意识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稳定社会，调节人们心理状态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社会环境的直观，因此成为佛教发展的基础条件。

　　释迦牟尼强调的无明，究竟是怎样的呢？佛教的无明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生无常的盲目无知，二是对人生无我的盲目无知。人生无常、无我，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解释，但那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理性分析，佛教自身的无常、无我，因为宗教的形式，已经达到了对现实生命的直接否定。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之佛教最终的幻想境界，早期的佛教徒，也许包括释迦牟尼本人，便把它们发展到了“三法印”学说。

　　三、作为佛教根本标志的三法印分析说明

　　“三法印”的学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三法印学说，包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三大命题，佛教视之为是否真正佛法的标志和印鉴。后来有人主张应该加进“涅槃寂静”，又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已经内在了“诸受皆苦”，因此可以“涅槃寂静”取而代之，于是三法印最终定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这在今天已经是通行的观点。

　　从释迦牟尼的创教过程知道，他当初最关心的，主要是人生价值和人的精神解脱，但是宗教的形式，使佛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了它所说明的范围。从人生解释到宇宙根本的观点，后来的佛教思想，扩展为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的说明，因此也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和分歧，这种状况从作为佛教基本标志的三法印学说中，已经始见端倪。

　　“诸行无常”，始称“一切行无常印”，是说由无明而生起的一切意志活动，以及由此所推动的一切生命现象，都是相互联系、流转变迁的，没有恒常性。这显然是在承认自然因果律之后，把必然性予以极端和夸大后的结论。随着佛教理论范围的扩大，一切事物和现象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因果关联的事物，它们属于“有为”的范围，而另一类则在因果范围之外，被称为“无为”。这里的有为和无为，针对人的生命而言，就是人的生命主动，可以或不可以改变的范围。

　　有为和无为的分类，显然是对早期“一切行无常”的修正，无为类似于混沌哲学，在必然因果范畴之外的同步性概念，不过这在佛教理论中，被用来说明超世间事物和现象，本身就是个神化了的概念。直接神化的东西，自然构成绝对和永恒，不再属于诸行的范围，于是后来的“诸行无常”就被称为“一切有为法无常印”。其实这样的改变，并没有本质上修正的作用，只不过使佛教理论的范围，达到了一种绝对完满的状态。“一切有为法无常印”，看似缩小了诸行无常的范围，其实是把它从人生哲学领域，扩大到了世间存在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因为无为的范围只属于神化的永恒。这显然是一种宗教的完满，因为这种完满，其宗教的性质也更加明确了。

　　三法印在“诸行无常”之后，就是“诸法无我”，“行”是流转变迁，也就是发展变化的含义，而“我”则直接面对了哲学理性的对象，这是它最基本的问题。一切前在哲学理性形式的结论，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失误，那是理性发展必然的阶段性，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死角造成的，有关的详细说明，请参照混沌哲学的《本体论》。

　　“诸法无我”，是指一切世间，甚至超世间存在的事物和现象，都没有自身“我”的实在性，它直接否定了对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是一个理性根本的错误，由此奠定了佛教唯心主义的实质。佛教对“人我执”、“法我执”的否定，在理性的根本上，直接否定了生命自我，以及整个主客观存在的实在性，这不仅造成了理性根本的错误，也造就了它自身理论根本上的矛盾。“一切皆空”，生死轮回的主体也不复存在，这是佛教派别之争，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它错误在佛教理性对象的根本。

　　“涅槃寂静”是三法印，以及一切佛教理论的终极归宿。涅槃本意为火熄风散，释迦牟尼借以达到，对世俗人生的根本否定，并就此达到对人生痛苦，及其根源的彻底根除。在实现这种根除的过程中，他既根除了痛苦，也就同时根除了快乐，并且因此把一切存在的客观实在性都否定掉了，不仅弄丢了万物，也弄丢了自己。后来的部派佛教，认为涅槃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余涅槃，一种是无余涅槃，大乘佛教通过有余涅槃，总算用“诸法实相”理论，把世间和涅槃联系起来，给了涅槃部分实际的内容，但是因为佛教的根本，它最后仍然规定：一切“毕竟空寂”。这样一来又回到了，“灰身灭智、一切寂灭”。

　　关于三法印学说，我认为已经不属于释迦牟尼个人，虽然他本身，可能已经有了这样的提法。佛教最早的经典，是五百罗汉共同忆诵的《阿含经》，这个确定的过程，已经说明了必然的发展，只是我们无法去界定。不过三法印学说，显然基于四谛的基础，使释迦牟尼的理论更加圆满详实，也更具有了宗教理论的形式，它最终构成佛教的三大基本纲领，成为后来佛教的根本标志。

　　四、关于早期宗教的总体评判

　　我们通过对释迦牟尼创教过程的分析，以及对早期佛教基本教义的评判，现在对早期佛教，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佛教诞生于古代印度当时的理性基础，延续了当时流行的宗教形式，虽然在当时仅仅是沙门思潮中的一种，但是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理性层次，这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明确，别忘了当时是公元前五、六世纪。佛教后来的发展，实际上也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佛教后来的脱颖而出，起码说明了它的现实理性状态。

　　宗教虽然以迷信为其标志，但是它潜在了人类信仰完满的需求，在人类理性，没有达到对自身认识有限性的认识时，它客观地具有更高的理性层次。仅从这一点说，古代印度哲学理性的发展，在形式上显然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它优于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也优于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对前者的优势在于形式，对后者的优势在于发展进程状态。

　　发展进程状态的判定，只能以现有资料为基础，我们比较诞生时期较早的，琐罗亚斯特教和婆罗门教，它们的理性状态差别客观存在，在同以宗教为形式的古印度和古代阿拉伯半岛，后者当时的宗教形式，包含理性的水平显然相对落后。不过这在发展的过程中，仅仅是一时的状态，宗教的形式越是完善，其阻碍理性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也就越是强大，于是假以时间，优势和劣势也就发生了相互转变。印度婆罗门教的较高理性基础，使佛教诞生之初就具有了很高的理性包含，结果它的出现，使宗教的形式愈加完善，因而严重地妨碍了理性的发展，反而使后来者后发先至，实现了理性实质的超越。

　　早期佛教当时较高的理性包含，明确了古代印度优越的理性地位，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后来印度理性发展的缓慢。当时理性相对落后的阿拉伯半岛，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宗教形式，后来又诞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过民族文明的不断交融，其理性发展的状态反而更为迅速。我们对各民族文明发展的评价比较客观，民族之间没有属种的优劣，客观的发展状态也是各有利弊。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同时看到状态对立面的影响。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可能因为形式的完善而发展缓慢。当时落后的状态，反而会成为后来发展的基础，世界上任何事都不可绝对，就是这样的道理。

　　人的认识可能基于知性惯性，没有知性惯性根本不会有知识形式，但是知性惯性的内容一旦形成，就开始了习惯对发展的制约，这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它的作用非常客观。当我们标榜自己知识渊博的同时，我们已经丧失了发展的后劲儿，因为我们太多的惯性。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满足于自身民族历史的辉煌成就时，也要同时看到，它给我们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理性发展的阶段性，这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状态，没有那一个民族，可以始终保持优势，较之别的民族更优秀，民族之间没有平等，但是发展的过程却客观公正。

　　尽管中国和古希腊在早期形式上，当时已经呈现了一些纯粹理性，但是它们当时的理性状态，显然落后于古代印度，甚至阿拉伯半岛。这种评价同样是客观的，它源于宗教形式本身的圆满性质。纯粹理性的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理性严重缺乏的时代，意图以纯粹理性的形式达成圆满，这本身就是一种妄想，说明的恰恰是自身理性的缺乏。这就象是一个孩子的狂妄，这种结论也是被后来发展证实了的。

　　古希腊后来直接受到了外来宗教的入侵，中国的纯粹理性状态，也最终发展出了宗教的性质，儒道两家成教，与后来传入中国改造后的佛教，最终成为三教的形式。中国的宗教状态，一直没有纯粹的性质，除了自我生成的儒道两教，也包括后来传入的佛教。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已经被异地改造，中国的佛教，因此有着很多自身独特的性质。

　　关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属于《中国哲学史批判》的范畴，我们在单行本中会有进一步的说明，不过这里可以给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哲学理性发展过程相对独立，它受外来影响程度很小，不象西方哲学领域，有一个被外来思想颠覆和中断的过程。这样的状态，说明了我们哲学理性在形式上的落后，但是也同时说明了我们发展的优势，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的理性追求状态，将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强大基础。

　　我们肯定了释迦牟尼，整个宗教理论的理性含量，它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就实践着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释迦牟尼本人。对人的生命状态思考，是他宗教理论的出发点和终结点。尽管佛教后来的发展，已经使其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宇宙，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模式，还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对人类自身状态的研究和结论，一直是佛教理论的重中之重。其实不仅佛教如此，一切宗教形式都有这样的特点，仅就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宗教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人类生活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尽管宗教的根本标志是迷信，但是这在当时现实理性的基础上，显然是一种明智，因为这本身，就达成了一种信仰完满的需求，成为人类调整社会生活行为，调节自身心理紧迫状态的重要手段，其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作用，显然不可小觑。

　　对于宗教，历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评判，一种是因为它迷信的状态而全盘否定，一种是因为自身的迷信，而盲目地去相信，这在现实状态中，表现为宗教彻底否定者，以及迷信宗教的狂热者的对立，当然也有普遍的中间状态。显然两种对立构成极端，而中间状态也是明确的理性缺乏，因此理性缺乏，成为在前的共同基础状态。

　　我们对宗教的评判，需要历史和现实的眼光。从宗教的先在完善性上分析，早期宗教是人类理性状态的标志，它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在人类理性状态方面，早期宗教通过一种集体迷信的形式，满足了人类信仰完满的需求，使人类获得一种生存的简单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宗教是以一种集体精神病态的形式，避免了个体精神疾病的发生，前者在程度上要轻微得多，在人类理性普遍严重缺乏的时代，它因此成为人们心理调节的重要手段。从社会作用方面来说，宗教一般倡导善忍，这构成了被统治者利用的条件，因而具有麻痹人民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同时也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因此维护了社会状态的稳定，使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再以现实的眼光来分析，直到今天宗教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宗教的一些道德信仰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一起，构成着社会法律制度的补充，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状态。宗教作用的发挥，与现实理性状态直接关联，它是理性客观发展阶段和状态的结果，也决定于人类理性永远没有完满的根本。在认识到人类认识有限性之后，宗教的作用将不断削弱，但是它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消亡，尤其在个体信仰完满需要方面。这里没有世俗意义的对错，它只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不过在达到人类认识有限性的认识之后，宗教信仰只代表理性的缺乏，不再是理性优势地位的说明，而是相反的结果状态。

　　早期佛教因为形式的优势，以及较高的理性包含，其调节人类心理，以及社会生活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积极的方面，因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这种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被削弱，甚至开始呈现反面，这其实是一切宗教形式的共同性质。在可以考证的宗教形式中，佛教属于诞生较早，理性包含较高，而且形式比较完善的宗教形式，这是我们对于佛教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