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两帝与玄奘的友谊

　　父子两帝与玄奘的友谊

　　玄奘九死一生的从西天取经回到大唐长安时，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旷世一代明主圣君的太宗皇帝会对玄奘发出“朕共师相逢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无注处，引文均出自该传）的感叹。

　　本来，作为有胡人血统（近人陈寅恪语义）的李家王朝，无论李渊父子，还是李世明父子三代帝王，尤其是太宗李世民，为了表明其正统，是把李聃老子当成自家先人所供。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就下诏称“老子是朕祖先”。也就是认为，李家王朝的血脉是高贵的。因此，李氏王朝尊崇老子是从血脉的根上结出的。那么对于佛教，唐之初年并不盛会。众所周知，佛自两汉到魏晋，佛教的传播迅速而广泛。到了南朝时期，如果没有一个范缜的《神灭论》，那么可以说，佛教差不多就要一统天下了。隋的统一到唐的继承与发展，佛教比之梁、陈的南朝来说，其本上是式微了。在玄奘未归唐前，太宗把佛列于老子道教之后。就连玄奘决心西去取经求法时，也是在“不蒙允许”、“私往天竺”（拿现代的话说，就叫“偷渡”）下走出国门的。不过，当玄奘学成归乡，当太宗营造贞观太平的时代，历史不但给予了一个千辛万苦求学高僧的肯定和荣耀，历史也给予了一个一代明君的光辉形象。这便是作为中国大唐的气度、海量和雅量。两代（太宗、高宗）帝王所展示的君王与知识分子的最为和谐的图景。

　　就来看看让今天的人会生出许多感慨的故事吧。

　　玄奘出国十七年后，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岁末时终于回到了于阗。在于阗，玄奘即陈表朝庭，郑重其事地表明他回到大唐。在“表”中，玄奘并没有多说他在途中之艰苦，只表明了他“无顾生命”，取回“胜典”，以利传法的誓愿。玄奘到达了敦煌时，再上表朝庭。这时，在东京洛阳的太宗立即叫留守西京长安的房玄龄迎接西归的玄奘，房玄龄即派官员迎接。在这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一句现在看来非常温馨的话，就是当玄奘在敦煌上表到洛阳时，《传》写道，帝“知法师渐近”。一位国家大事在心而且又正在筹划征辽东的战事的帝王，竟是如此关心、如此细心地安排一位其实在当时并非家国大事的出访归来的高僧住行。《传》里没有记下多少太宗对玄奘以往的了解，但是可以推测：玄奘在西方诸国求学讲法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而且可能对玄奘在那烂陀寺开讲和论辩所取得的惊人业绩是有所闻的。在玄奘与太宗第一次见面时，尽管太宗“迎慰甚厚”，其实太宗还有丝丝嗔意。太宗对玄奘的第一句话是：“师去何不相报”？太宗这句子话今天解读，也许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出访这么一件大事怎么不报告一声（有些无组织无纪律吧）；二是，这么大的一个胜举，出门时，朝庭也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呀（也示朝庭的关心）。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太宗也没责怪玄奘的意思，只不过，君臣之间，总有些纲常的礼数要遵守罢了。而在太宗，这一问询更显得平近与亲热了。等听了玄奘的简明扼要的介绍后，太宗立即对玄奘给予极高的赞赏。太宗说，僧“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为不仅是吾国吾民之大幸，而且“朕甚嘉焉”。接着，太宗便让玄奘写一部西行的所见所闻——这就是后来的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的著名《大唐西域记》。

　　从此以后，玄奘与太宗不仅仅保持着密切交往，而且在交往中君臣之间始终的和睦氛围。这种和睦显示出，作为君主的太宗不强人所难。一件事是，太宗见玄奘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和学识，希望玄奘去道还俗以助帝力，但是在玄奘谢绝时，太宗并不强求，而且给予了玄奘很好的译经条件。二件事是，太宗征辽东时，太宗希望玄奘“共师东行”，不是需要玄奘在军事上有所教益，而是“指麾之外，别更谈叙”。也就是说，在太宗征战间隙，太宗希望玄奘陪着他“摆龙门阵”。或者说，征战间隙，太宗希望在佛法上有所长进和有所启示。但玄奘仍然谢绝了。而且饶有兴趣的是，玄奘谢绝的原因是脚力有疾。一开始，太宗不解，一个能行五万里而且什么艰险没遇过的玄奘，怎么脚力会不行呢？玄奘的理由，一是太宗东征一定会是昆阳之捷，一定会有牧野之功（这种捧场的话听起来是舒服的——自然这也是玄奘的真心实意）；二是，玄奘对太宗说，佛是不愿看到流血的战事的。所以他玄奘不能陪同的。看来两条理由都很充分，于是太宗便不再相逼。注意，是不再相逼。君王叫臣跟随，然臣不愿，且君应了臣的不愿。可见，太宗与玄奘不完全只是君臣关系，真还有些朋友关系了。当然，太宗也有不按玄奘的话安排的事。玄奘想到少林译经，但太宗不允。太宗将其安排至新修不久的长安弘福寺里。太宗意思是，弘福寺是太宗给其母穆太后修的寺院，叫玄奘在此译经，也算是太宗的孝心和太宗给予世人臣民的大德。当然，还有一说，说是太宗不愿意让玄奘离得太远。太远了，不能随传随唤地叫玄奘进宫来“摆龙门阵”。

　　在前的君王与臣子（即使是玄奘这样的高僧），在后的君王与臣子，恐怕没有那一对会像太宗与玄奘这样和睦的关系。就算玄奘不是官场中人，也就算玄奘是高士隐士，但也毕竟是臣民。有了这样一种关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在野史，便不全是无月之夜。到了太宗之子高宗接任大唐大宝后，高宗像其父亲一样（尽管私交不可能与父那样地对待玄奘了），玄奘永远是朝庭的坐上宾。

　　高宗继承父志。永徽三年（652年）高宗，应玄奘之求下诏修造藏经塔。在此之前，太宗非常庄重（即第二次玄奘上表求后）给玄奘的译经写下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下了《述三藏圣教序记》。这一佛教胜事，在长安轰动一时。塔是砖砌成，通高180尺，共有五层，每层都是经书存放，且中心藏有舍利。总共多达一万余粒。在塔的南面矗立两块碑刻。一块是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则是高宗的《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碑刻的字都有出自官至尚书左仆射河南公的一代书家褚遂良之手。在玄奘与高宗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也很值得一说的。庆显元年（675），高祖李渊的婕妤（即嫔妃）河东郡夫人要出家，高宗依了河东郡夫人的志向，下一诏同意，接着专门请来玄奘在鹤林寺为其主持道场。整个道场共进行了三天，三天都由玄奘一人主持，可见高宗的礼数和玄奘的虔敬。就为了这一件事，高宗还专门叫太尉长孙无忌撰文给在朝大臣们传看，以示此佛事盛举，以示李唐王朝昌明。

　　随着时光向前推移，又加之西行路上种种磨难，玄奘多病开始。就在显庆元年（656年），玄奘因热伤风引起大病。在寺里几经治疗都无好转，已“几将不济”。直到此时，才表朝庭。于是高宗即令御医专看。不仅如此，“所须药”皆由内庭供送，而且高宗还时时打听玄奘的病情。由于高宗的敕令，太医们昼夜不离，玄奘的病终于好转。到了此时，玄奘对其王室的尊敬或许已超出了僧人的范围。就在显庆元年，太后武则天难产，高宗让玄奘进宫讲法护佑。玄奘对其皇后说，这不会有什么大事的，一切都有佛法护佑。请帝诟都放心，只是，他玄奘有一事相求：如果皇后生的是一个男孩，等母子平安时，让其男孩剃度出家。痛苦地躺在产床上的、已经皈依了佛教的皇后立即就答应了玄奘的请求。几天后，皇后果然生的是男孩，果然母子平安，果然高宗和武则天夫妇，让其男孩成了“佛光王”。当新生儿哇哇啼哭时，当武则天作为女人当了母亲时，当时当景，我们可以看见一位高僧给皇室带来的快乐与详和。也可看见，作为人之间的一种超越了纲常的友谊。让《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写得生动无比。对此，自然可以用君臣伦常给予出合理的解释的。不过，对于太宗高宗两父子与高僧玄奘间和睦无间的关系，无论怎么评判，这毕竟是对中国几千载君主帝王体制中的一个异类，毕竟是对儒家伦理的纲常统帅中国文化的一个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