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

　　《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评介

　　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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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全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简称《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简称《俄藏》），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孟列夫、钱伯城任主编，丘古耶夫斯基、李伟国任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专家分担各册的编辑工作。这是一部总计约有二十馀册的大书，按俄藏敦煌文献的编号顺序刊布全部图版，现已出版五册，即第1册收F.001－F.042号，第2册收F.043-F085号，第3册收F086-F149号，第4册收F150-F250号，第5册收F251-F366号。至此，全部F.编号的材料已经刊布完毕，我们先就这五册内容略加评述。

　　1914-1915年被奥登堡从敦煌带走的俄藏敦煌文献，是很晚才为学界所了解的。但是，直到本书出版以前，人们只是通过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1-2册（莫斯科，1963，1967年，以下简称《注记目录》），得知总数约一万八千号写本中不到三千号的内容。而写本原貌，也只有孟列夫发表的一些俗文学作品和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莫斯科，1983年）中公布的一些世俗文书。《俄藏》首次全部刊布俄藏敦煌文献，无疑将全面地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因此，本书的出版深受敦煌学研究者的欢迎。编者在第1册的前面，用46幅精美的彩色图版，展示了俄藏文献的重要内容，包括F.编号之外的古籍和世俗文书，如《老子》（Dx.01111）、《庄子》（Dx.00178）、《论语》（Dx.02144）、《诗经字音》（Dx.13660）、《医方》（Dx.10298）、《社条》（Dx.11038）、《某寺入历》（Dx.01433）等等，每一件没有完全展现的写本都让人企盼《俄藏》的以下分册早日出版。

　　单就前五册来讲，这是弗路格检出的最完整的一批文献，主体是佛典，其中有一些富有研究旨趣的写本，如昙旷的《金刚般若经旨赞》卷下（F.334v）和《大乘起信论略述》（F.366）两种，字数较多，为上山大峻《敦煌佛教之研究》（京都，1990年）昙旷一章所不得利用的新资料。上山先生同书研究法成一章所列法成弟子听讲《瑜伽师地论》的笔记，也可以加上F.330号一种。古佚禅籍《历代法宝记》（F.261）写本，柳田圣山先生做《初期的禅史》第二册《历代法宝记》汇校本时，当然无从取材。《讲座敦煌》第8卷《敦煌佛典与禅》（东京，1980年）也未提及。此本始于柳田校本第54页第5行“无名”，止于第77页第1行“北齐朝第二祖”，可以用为新的校本。此外，《景德传灯录》（熥229v+熥241v）、《一切经音义》（F.230）以及一些疑伪经和藏经目录等，也是佛教文献和敦煌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非佛教文献方面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文选》（F.242），虽然早就有狩野直喜《唐钞本文选残篇跋》（《支那学》第5卷第1期，1929年）、G.Schmidt，"Aufschlusse uber das Wenxuan in seiner fruhesten Fassung durch ein Manuskript aus der Tang-Zeit"（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Orientforschung，XIV，1968，pp.481-488）的先行研究，但原卷如此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自然有助于此卷被更为广泛地使用。1994年8月敦煌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李伟国先生提交了《俄藏F.242〈文选〉注本写卷初探》（提要），我们希望其全文早日发表。法忍抄本《王梵志诗》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敦煌文学研究者更为关心的一个写卷。由于前苏联出版速度的迟缓，孟列夫教授有关此卷的研究一直放在出版社而未能出版，法国陈庆浩先生托人抄出，发表于《敦煌学》第12辑（1987年）。张锡厚、项楚两位在此基础上又有校记发表，直到项楚先生出版《王梵志诗校注》的前夕，才从葛莲女士处看到原卷照片。现在此卷与《文选》一样用占整版的大幅照片发表，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

　　按照《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体例，编者给每一号文献加了标题，除了照相制版等技术性工作外，给没有头尾的残卷题名，是反映这样一部图录成果大小的主要标识。这五册图录所刊文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由弗路格整理了307件，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以来，又有孟列夫为首的研究班子继续考释，其成绩记录于上举两册《注记目录》当中。相对于以后的写本来讲，F.编号的文书大多数已被定名，但也有少数写本在上述《注记目录》中列为俟考诸经，有的根本未见着录。本书编者在充分吸收《注记目录》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如考订出F.268是《菩萨本行经》卷下，F.271是《大般涅般木经卷卅二摘抄》，F.278是《大宝积经》卷第七十九，F.291是《大般涅般木经》卷十六，F.261是《历代法宝记》等。有些旧目的错误或不准确的定名，也得到订正，如F.299《维摩经注》改正为《净名经集解关中疏》卷上，F.319《无常经变文》改正为《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并且和F.361、F.342号缀合。按《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是后唐州开元寺僧智严所作，同光年间智严西行经过敦煌时留下，于当地颇为流行，有一些抄本保存下来，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1987年）下卷曾据四卷伯希和本整理校录，未及此本。这件抄本书体浑重，在俗文学作品抄件中可以说是较为整洁者，可作参校本。而且此本《十二时》前有《发愿文》一篇，其中提到“司□（空）”，当指同光年间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这有助于我们确定这篇作品写成的年代。

　　敦煌写本残卷的定名工作，不是一、两位专家和几年的劳动就能完满解决的，这需要集合各科的研究者长期的研究成果。然而，俄藏文献一向没有公布，前期工作自然较英、法藏卷要少得多，这更使得本书的定名工作较英、法藏卷要艰难得多。在这五册所刊的写刻本佛典中，尚有一些没有比定出原名，尤其是第5册中那些《注记目录》所没有着录的佛典断片，还有待专家的考证。黄永武《敦煌写本最新目录》中，有他据《注记目录》编译的《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目录》，其中有些佛经题名不见于《注记目录》，大概是据《注记目录》所记写卷的首尾两行文字推断的，应当参考。

　　学术界虽然对俄藏文献研究的较英、法藏卷要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在做好任何一册类似的图录前，应当充分检索学界的研究成果，并且吸收到目录中去。在这方面，《俄藏》似乎做得还不够。比如第4册收有F.247,Dx.1368,Dx.2153, Dx.2197,Dx.2752+Dx.2842, Dx.2863+Dx.3076号，均标作《百行章》。其中Dx.2863+Dx.3076存首题“百行章”，可以确定无疑。《百行章》每章有题，而且文字不长，极易辨认（见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敦煌研究》第2期，1985年，71-98页），持与其它各件对比，文体不类。其实F.247、Dx.1368、Dx.2153三件，已由郑阿财先生考订为《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其考释、校录和部分图版发表于《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中，所据为王三庆先生得自日本东洋文库的写本照片。其后，王三庆先生又将这几件写本的照片重刊于他所编的《敦煌类书》（高雄丽文公司，1993年）中。综合两位的研究成果，.F247、Dx.1368、Dx.2153三件为《新集文词九经抄》无疑。《俄藏》于Dx.2153号下注“馆藏缺”，不知何故。但据《注记目录》所记Dx.2153A起迄行文字，对比郑、王二氏所刊图版，Dx.2153A有（1）、（2）、（3）三片，Dx.2153A（1）即《俄藏》所刊之Dx.2752+Dx.2842号，Dx.2153A（2）《俄藏》缺，郑书342页、王书下册1240页均有影本，Dx.2153A（3）即《俄藏》所刊Dx.2197号，可见Dx.2153号三残片中有两片馆藏并不缺，而是新编了号码，另一片则希望将来用东洋文库的照片补上，以保存资料的完整性。又如第5册所收F.325v，《俄藏》沿用《注记目录》，仅标为“藏文转写汉文经典”和“祈祷文”，实则此卷1-61行为藏文转写汉文《法华经普门品》，61-72行为藏文《归敬文》，已由高田时雄氏考释发表，见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出版的《内陆亚细亚语言研究》第VI-VII卷（1990-1991年）。《俄藏》以下各册进入Dx.编号写本，研究成果更较这五册所收文献为多，希望能够及时吸收到这部很难重版的定本图录中来。

　　有些写本虽然未经学者们的研究，但与之同类的文献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定名工作。《俄藏》第5册收F.342v，题作《书仪》，更确切地讲，当作《斋琬文》。《斋琬文》写本见于P.2940、北图新311v、P.2104v、P.2178v、P.2547、P.2867、P.3772、P.3541等等写卷，法国梅弘理《根据P.2547号写本对〈斋琬文〉的复原和断代》一文有详考，文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饶宗颐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四册收有P.2547号精抄本的清晰图版，F.342v所抄大部分文字见于P.2547，其为《斋琬文》无疑。

　　学者们早已指出，编在F.,Dx.号下的文献有些是敦煌以外的地区出土的。《俄藏》为了保存资料的完整性，依编号顺序收录全部文献，这是聪明的作法，因为有许多文献早已相混在一起，要想一一分别是不可能的。但读者在利用《俄藏》时，则需小心谨慎，不可以非敦煌的材料来讨论敦煌的某些问题，也不应忽视这些非敦煌资料在研究高昌、于阗、西夏等问题时的重要价值。被J.-P.Drege在Les Bibliotheque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jusqu'au Xe siecle）一书（Paris 1991）中用来讨论敦煌藏经的F.221+F.228+F.266《大乘入藏录》，则被方广钅昌《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一文指为黑城出土物（《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1期）。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曾指出《俄藏》第4册所收F.229+F.241《景德传灯录》也是得自黑城。最近，我收到英国图书馆寄来的斯坦因从科兹洛夫发掘的黑城同一地点所获KK.II.0238（k）号写本照片，正面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九二，背面为《景德传灯录》卷十一，字体、形制与俄藏本完全相同，系同卷散出的一叶。斯坦因文书有黑城遗址的原编号，确证了这件曾被当作敦煌藏经洞最晚写本的《景德传灯录》，根本就不是敦煌写本。《俄藏》前五册所收F.214天庆丙辰（1196）写《亲诵仪》、F.311皇庆二年（1211）写《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是黑城出西夏佛典无疑;而F.123A、F.204A、F.308、F.360、F.317、F.335、F.337等刻本佛像和佛经，大多也不是敦煌藏经洞所出，其中F.337《佛说竺兰陀心文经》有北宋元丰六年（1083）题记。

　　相对来讲，黑城文献较易辨别，吐鲁番、和田等地的写经和文书则很难区分。F.320《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卷第六有题记“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九月五日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云云，田地城在今吐鲁番盆地鲁克沁，此件当是高昌写经（参看《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姜伯勤先生文）。此外，如F.340《妙法莲华经》写本隶意极浓，且多有残缺，也和吐鲁番所出高昌郡写经相似。

　　有一些非敦煌文献在《注记目录》中已经指出，虽然也不是当事人的记录，但俄方编者所了解的情况肯定比读者要多。有关的注记大概是放在《俄藏》叙录中交待，但按照《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体例，《俄藏》的叙录是到最后才出版的，换句话说就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这对于读者来讲是很不方便的。笔者建议《俄藏》的叙录可以阶段性地发表，象现在F.编号的文献已经全部印出，就可以在《中华文史论丛》或其它刊物上先予发表，本刊也愿意提供发表这种叙录的篇幅。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