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元嘉十四年韩谦造金铜佛像的疑点兼及其它伪像

　　谈元嘉十四年韩谦造金铜佛像的疑点兼及其它伪像

　　作者: 金申

　　［金申, 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上山下乡，197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1987－1992年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成城大学研究佛教考古．现为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著作有《喇嘛庙－佛的世界》（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佛教雕刻名品图录》（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年）、《藏传佛教尊像图集》（共著，文物出版社1995年）、《佛像的鉴定与收藏》（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佛像的系谱》（译作，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又在《文物》、《文物天地》、《文史》、《敦煌学研究》、《敦煌学辑刊》、《收藏家》、《文史知识》等发表论文多篇，为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培训班和大专院校讲授佛教文物鉴定，为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鉴定佛教。在佛教考古、佛教美术史和佛教文物鉴定上有一定造诣。］

　　现藏日本东京永青文库的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金铜佛坐像（图1，高29.2厘米），原为端方旧藏，收入《陶斋吉金录》题为"宋韩谦造像"，并绘有线图，佛座像为束发式肉髻，着通肩大衣，胸前及大襟部衣纹成Ｕ形，双手作禅定印，趺坐于方形叠涩四足台座上，身背后为大火焰光背，台座侧有铭文∶

　　元嘉十四年岁在丑邴朔五月一日，弟子韩谦敬造佛像，愿令亡

　　父母、姨子、兄弟值遇诸佛，常与三宝共会。

　　此像的具体出处不明，如果这尊像没问题的话，它是被世界学术界公认的南朝造像中有铭文可证的最早的单尊金铜佛像，属南朝金铜造像的开山之作，具有南朝佛像可靠标准器的地位，在近代学术史上已成定论①。

　　但巧合的是近年山东莒县文物管理处也从废品收购站征集了一尊元嘉年款的佛坐像（下简称莒县像），其样式与端方旧藏元嘉像完全一样（图2），只不过没有鎏金，铭文亦有出入②∶

　　元嘉二十一年岁在甲申三月二十一日弟子皇甫员敬造佛像，愿令亡父

　　母姨子兄弟值遇诸佛，常与三宝共会。

　　如此即产生了疑问，作为失蜡法铸造佛像，一次只能铸成一件，一般情况下，佛像多为孤品，即使是多尊，样式大致相近，也不能毫厘不爽，这是腊型本身所决定的。从莒县元嘉像看，细部铸造不精致，铜质生硬，手部作工等诸方面都与端方旧藏像远逊，但造型显然是依据端方像而来的。其光背后的铭文与元嘉十四年端方像相差七年，作为常理，样式完全相同但年份相差七年的情形也是说不通的，从各方面分析莒县像是伪作无可疑异。

　　实际上在莒县像发表之前，笔者对端方像也蓄疑良久，未能邃断，现在同时出现了二尊南朝的稀世之作，端方旧藏像（以下称端方像）也须我们摆脱固有思维模式，重新加以检视。

　　从样式上说，端方像在大体上可说各方面与北朝4、5世纪左右的造像基本相合，看不出什么明显纰漏，但仔细推敲即可体味出，首先它的光背样式并不合理。在找不到南朝同时期金铜佛作参照物情况下，可对比北魏的同期铜、石佛像可发现，北魏此期造像光背均呈所谓大舟形光背，即光背的底部边缘线呈直线形，与地面平行，大光背开张极有力度，造型浑厚。这种大舟形光背发端于公元400年初期，贯穿到北魏太和（477－499年）期，一直到520年左右的正光时才逐渐减少③。光背造型时代愈晚，愈趋清瘦，底部边线愈向上收拢。这些规律可在拙编的图录中看得很清楚。而端方像的光背底边早早地即从台座两侧向上会聚，呈瘦桃形。如此清秀的光背造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早于此种形制大时代潮流一百年即能超前出现（图3、４）。

　　近年来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石佛像极受学术界注目，成都商业街出土了九件，内中有明确纪年者二件，为肖齐建武二年（495年）和肖粱天监十年（511年）。粱天监十年像光背完整，角度宽阔（图5），一同出土的无纪年佛像也无一不是呈现此特征，如所谓青石造像（高40.1厘米），大光背更是宽阔有力，造型朴实④（图6）。甚至于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粱中大同元年（546年）的佛坐像光背顶部依然呈钝角，底部与地面平行，极为雄浑质朴⑤（图7）。

　　尽管端方像为金铜佛，成都南朝像属石制，质地不同，但佛造像的规律是共通的，可以说端方像的光背样式是个孤例，不论与南朝或北朝的同期甚至迟至一百年后的光背样式都无法排出个系列，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

　　与此光背极为眼熟的是数年前发现于陕西榆林的署款刘宋景平元年（423年）的金铜佛倚坐像⑥，此像已被认定是伪像⑦（图8），从光背上可看出二者无论是大形轮廓还是细部纹饰都极为近似，所犯的致命伤也是相同的，即都是超前出现了瘦桃形光背，我很不情愿地想像这两尊像可能是同一作坊的产品。此外，所见不少近代伪品也多在光背形制上出问题。如天津文物公司藏铜倚坐佛像即如此（图9）。

　　再看端方像的台座，为所谓方形束腰叠涩式，这种台座也找不到南北朝的可对比之物（元嘉二十八年刘国之造佛坐像是同样台座，但此像有暇容当再细加检讨⑧）带有太和年款的有数尊金铜佛是方形束腰，但也仅上下层台之间有个斜坡而已⑨。如此上下三层台阶式束腰座，找不到同时代相同之例，偶见唐造像上可有数例（图10）。

　　此外，铭文的干支也读不通，元嘉十四年为丁丑，铭文为丑邴不知何意，此点早年即有日本学者也指出过⑩。

　　综上述，可推知端方像的疑点甚多，并不能作为南朝佛像开山的标准器，很可能是伪作。

　　但端方像的破绽都出在光背、台座、铭文上，像身本身却说得过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此像身完全与4世纪左右十六国时的铜佛像衣饰相同，十六国时的铜佛至今传世犹多，想来是制作端方像时很便利的参考物。例如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金铜佛坐像是典型的十六国铜像（图11），此像何时流入美国尚可调查，但与端方像的佛身部分相较，无论发型、衣饰、手式都极为近似，特别是大衣胸前和前襟部都呈Ｕ字形阶梯式，衣纹构成二者可说是难分高下。尽管十六国时各像衣纹部多是相似手法和有共同规律，但端方像晚于建武像一百年，且二像一在河北（后赵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河北中部），一位江南，千里阻隔，二像造型如此近似，这在标型学上也是难于理解的，我甚至怀疑端方像是参考了建武四年像而来的。

　　此前端方像已被学术界公认是南朝的标准器，却不料山东又杀出个元嘉二十一年像，榆林又新出土了一件宋景平元年像，南朝在铭佛像近年屡有发现，本属可喜现象，岂料一经推敲，连带着这件开山之作的地位也遭动摇，颇为憾事。

　　莒县元嘉伪像的发现地距潍县不远，这不禁使人想起清末潍县的著名金石学家和收藏家陈介祺（1813－1884年）。陈氏举凡青铜、陶器、印玺、封泥、佛造像都有精品收藏，在近代收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藏品今已失散，其所藏封泥数百方是现今东京国立博物馆封泥的重要奠基馆藏品。但陈氏在收藏同时也仿造了许多青铜、碑刻名品，至今已有多例为学者所指出。潍县距莒县不远，端方像虽不详所出，能制出这种有深度内涵的早期南朝佛像，很容易使人想起或与陈氏有关连。

　　类似之例还可举出东魏天平三年邑子百人造石释迦像一铺（536年，高103厘米），现藏瑞士瑞特保格博物馆（以下简称瑞士像），主尊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双手作施无畏予愿印，趺坐于束腰方台座，大衣下部衣褶密簇，垂搭于台座前成所谓悬裳式，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二金刚力士、台座侧为二狮子，像背后铭文为"东魏天平三年岁次丙辰正月……合邑子百人等敬造释迦像一躯…"等（图12）。

　　此像笔者曾去瑞士考察过，确实刀法流畅有力，造型生动。

　　无独有偶的是河南省博物馆也收藏了天平二年（535年）石佛造像一铺（高105厘米，以下简称河南像）○11，此像与瑞士藏像无论是布局、构图、诸尊的衣饰、手印、持物等均极为近似，甚至左上角也缺损一块，在画面上的位置也二者相同，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二者仅年号相差一年。笔者曾将此二像收入拙编《中国历代纪年图典》误以为此二像大概是相关连的一组石雕（图13）。

　　近来又细察这两尊石佛像，二者相较，可明显看出河南像尽管大形似存古意，却极不耐推敲，其诸尊造型绵软臃肿，佛、菩萨的手脚形象稚拙，衣纹柔弱松散，刀工笨拙无力，无论是造型和刀法都与北朝刚建雄浑的石雕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此像竟是1962年郑州二中操场出土的。

　　与瑞士像相较，可明显看出河南像是以前者为摹本亦步亦趋描摹而来的。故构图、人物安排乃至残损部分都相同，可惜的是石工技术拙劣，即便是仿制品也工夫远不到家。

　　上述四件像巧合的是都各有一件流散国外，端方像和莒县像尽管作工有高下之分，但莒县像为伪作无疑，端方像也疑点甚多，真伪很可能也靠不住。天平三年邑子百人造像流落瑞士者真，而河南二中出土者系模仿前者而来。总之，近代伪作佛像颇多，笔者亦曾失察，误将端方像和河南二中石佛像也收入图录，为恐谬种流传，还事物本来面目，颇有必要辨证之。（载《中原文物》20002.6）

　　注释∶

　　①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1995年 拙编《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1994年

　　② 尉崇德"元嘉金铜佛像试析" 《东南文化》2000年

　　③⑤⑧⑨ 拙编《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④ 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

　　⑥ 常青"记榆林发现的刘宋金铜佛像" 《文物》1995年第1期

　　⑦ 金申"榆林发现的刘宋金铜佛像质疑" 《文物》1995年12期

　　⑩ 矢代幸雄"刘宋元嘉年间の金铜佛" 《美术研究》昭和16年第1号

　　11《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3．魏晋南北朝雕塑 人民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