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赖鹏举老师谈佛学研究领域与方法

　　专访赖鹏举老师谈佛学研究领域与方法
　　／呂凯文采访‧整理

　　赖鹏举老师简介
　　1950 年生
　　台北医学院医学士
　　法光佛研所、圆光佛研所教师
　　专长为兩晋南北朝的义学、石窟造像与禅法研究

　　问：佛学研究的領域相当广大，可否请老师从个人治学的经验，为我
　　们谈谈如何选择佛学研究領域。

　　答：做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领域会决定你的成败。如果研究领域选得好，你会发现里面的开展性很大，做起来会轻松愉快；如果研究領域选得不适当，做起来越是缚手缚脚，研究结果就会差很多，所以领域的选择蛮重要。在选择研究領域时，我个人的着眼点在于整个中国佛教，可是我注意到整个中国佛教裡有一个阶段大家比较不了解，亦即是南北朝以前的中国佛教，它差不多是六世纪以前。虽然这个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源头之一，不过里面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被研究清楚，因此它的研究领域也就比较广。这个时期有很多问题不单是没有被研究清楚，而且，这些问题会牵連到中国佛教内部许多本质性的问题。以中国佛教的形成来看，因为佛教是外面传进来的，所以先来的部分会决定中国佛教的体质；至于以后中国佛教慢慢发展为什么型态，这在隋唐以后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虽然后来发展的隋唐佛教我们比较了解，可是对于隋唐佛教的基本体质是从什么地方引进来的问题，我们却不清楚。恰巧这样的问题落在这个时段，如果我们从南北朝往前再推，譬如說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么这个地方的佛教会越靠近西域，会越靠近佛教的源头，就会把这个问题就一并解决了。

　　当时我选择从鸠摩罗什这个人物与时代开始，以后也觉得这个切入点还不错。这是因为南北朝佛教的资料与文献比较零散与不完整，然而鸠摩罗什正好活动于南北朝之前，并留下比较完整的文献。鸠摩罗什是中亚僧人，他的作品完整地包含经、律、论。他不只是译师，同时又是义学的大师，他在翻译一部经典后多能讲出他自己的义理，所以相当能够表现当时义学的相貌。此外，他本身也教禅法，中国几部重要的禅经也是由他译出。以他为切入点，这等于是在早期的中国佛教里面，找到比较有完整代表性的人物，因为所有戒定慧的问题他都涵摄；之后，再慢慢研究他的弟子们与跟他同一个时代的慧远，如此一来，把研究往下拉就差不多可以接到南北朝的中国。

　　这样的切入在研究上也有个好处。因为罗什是中亚的僧人，所以研究罗什也是进入中亚佛教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媒介。我们都知道中亚佛教的文献非常少，语言也复杂，相当难研究，而鸠摩罗什刚好是最好的题材，因为他是中亚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留下的佛教文献多是汉文且相当够份量，所以以他往前切入中亚佛教，这是非常恰当。正是如此，当我们完成鸠摩罗什的研究后，于是至少有两条研究方向可开展，一个是平行的当时，即东晋末，再往后延伸到南北朝。另一个方向也可以往前进入到四世纪或五世纪左右的中亚佛教，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大乘佛教有很多的体质很像中亚佛教。

　　我们以前总是把中国佛教还原到印度，尤其是中印度。事实上，研究中亚佛教过程里就慢慢地发现到中亚佛教注重般若，中亚佛教一开始很多地方都是走大乘的方向，中亚佛教所重视的很多经典，譬如说那个地方流行的《般舟三昧经》、《法华经》等等，这些流行的经典与特色几乎都跟以后中国佛教一样。从经典与思想的吻合來看，我们发现中国佛教体质与中亚佛教很相像，反而不像中印度那一系的唯识思想。事实上，唯识思想在中国佛教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然而，从中也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当中亚佛教研究完以后，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中亚佛教的源头呢？我们慢慢发现到，原来印度本身所形成佛教源流，并不只有中印度一处，另外还有一个在佛教艺术界很出名，但是一般佛学界并不很重视的地方，也就是犍陀罗，它位于现今的西北印度一带。我们发现早期大乘很多重要的问题，譬如說早期大乘的一些造像、早期大乘菩萨思想的形成，乃至于一些大乘经典的开展，很多都在西北印，就是在古称罽宾这个地方。

　　公元二世纪、三世纪、四世纪整个印度都在开展大乘，可是它有两个独立的源头，中印度是一个源头，而西北印，即我们以前称为罽宾的这个地方或是犍陀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源头，两边的大乘几乎是平行地发展。不过，两边的思惟方式不一样。罽宾这个地方以后慢慢往念佛三昧发展，并且与般若思想结合，这就是以后与中亚的性质和中国的性质很靠近的北传这个体系。中印度这边基本上是我们所谓的唯识思想，事实上它可由五世纪时中印度昙无谶译的《地持经》乃至以后玄奘译的《瑜伽师地论》为代表。它们是另外一套思想，他们思维的方法与重视的经典，乃至禅观和戒律都与西北印不一样。

　　譬如說同样是大乘戒，你发现北传这一系的鸠摩罗什是用《梵网经》卢舍那佛，至于中印度的昙无谶，则是以《地持经》为根据的菩萨戒本传大乘戒。《地持经》里面的内容以后就发展成为《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内容，它里面的大乘禅法是自己一套，它里面的大乘戒是自己一套，它的大乘论是自己一套，跟北传是不一样。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当时北凉的昙无谶代表的就是中印度的佛教，而在长安的鸠摩罗什到过西北印，他的老师都在西北印，他几乎可以代表西北印的佛教，这两者完全是两套不同的系统。

　　个人的佛学研究领域，大致是我刚才所讲的，从早期的中国佛教切入，并涉及中亚与西北印这两个地方。

　　问：可否请老师以个人治学的经验，为我们谈谈佛学研究方法的心得。

　　答：目前的佛教研究方法有好几种不同的取向，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它一定的意义，这就看个人选择，我个人则是以佛教原有的内涵作为研究方法。讲这句话的相对意思就是说，目前有些研究方法是从我们大学的学科里面所衍生出来的，譬如说，用哲学、文学、社会学或人類学等研究佛教。我个人因为兴趣的关系，所以只用佛教本身所注重的脉络來研究佛教，亦即是以佛教的经律論作基础，然后开展出它的歷史、义学、禅法，而不是采取一般大学学科裡面既有的方法。这裡面我特别强调的是禅法。因为近百年來对于佛教歷史的研究大致已告确定，譬如說，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已是为大家所公认。至于我们对于佛教义理的探讨更是不少，像古代的诸大师几乎都是以义理为纲領，而且现在大家在学习上很多也都是从义理來切入，换言之，你掌握佛教文献内在的纲领调理就称之为义理，很多的研究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会认为光是从义理研究还不能来探究当时佛教最为尖端的问题，反而是义理里面可以实际化成实践的禅法才是最尖端的。意思是说，论师可以论出十个道理，可是这十个道理裡面可以真正变成禅法可能不到一种，所以每一时代的禅法就那么几种而已。因为禅法可以代表当时一般的佛教界最艰深最高妙的一个成就，若你从最高的成就去研究它，那当然要去了解禅法背后的义理，更要去了解它经律论的根据。可是一旦你掌握最高点，你就可以最深入整个状况，了解当时最尖端的与最困难的问题。譬如说，《法华经》从西域开始盛行到流传中国，从竺法护开始《正法华经》时已经流行，可是那时并没有《法华经》的禅法，到鸠摩罗什带出《法华经》的修行方法，亦即法华三昧，整个对《法华经》探讨的深度就不一样。他把《法华经》的修行整个集中在〈見法塔品〉，这种作法的影响就会比《正法华经》大，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带出以后北魏时期整个法华三昧的修行。就整个河西的石窟，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禅窟是修法华三昧用，最明显的是隋唐时期形成的天台宗以法华三昧的禅观建立宗派。从禅观切入与从义理切入，它的面不一样，它的高度不一样，它的深度也不一样。我在方法的选择上，倾向于用禅法作为纲领看待与处理问题。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后来整个中国佛教的禅法严重失传。不要说太远的，就算是隋唐的很多禅法都失传，更不用说更早更好的禅法。然而，在佛教石窟里面却保留相当多的禅法资料。佛教石窟的开凿大部分都是作为禅观用，部分则是作为拜忏或诵经用。我们知道很多实修的禅法都是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但是这个线很容易断掉，不过正是因为实际修行裡，整个禅观都牵扯到形相，所以他们在石窟里面用造像表现这些形相。加上石窟不像文献那么容易烂掉，可以保存非常久，一个石窟有千年的历史都不算很早，于是它就成为在研究禅法上一个非常可贵的材料。它保留早期禅法实际的内容，保留早期禅师所修的禅观，及禅观所缘的内涵。之前我提到，这样的内涵在以前研究佛教的人较未注意到，反而是其它研究佛教艺术领域的人会注意到。这是第一点，我们作佛学研究的人应该注意到。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图像的困难。我们以前对于解讀文献都取得相当的经验，可是怎么去解讀石窟裡面禅观所缘的造像呢？譬如敦煌石窟裡，我们可以从北凉开始的几个石窟裡解讀北凉当时的所重的禅法。可是问题在于，这些图像虽在眼前，我们没有办法解讀，不会解讀就得不到禅观的资料。如果可以用禅法的角度来解读石窟裡的造像，你就可以从裡面得到当时第一手的禅法资料，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禅法偏重在哪裡，他们当时怎么來修证这个禅法，这个禅法跟中亚乃至跟犍陀羅禅法的衔接怎么样？跟以后的敦煌、河西乃至中国以后北方的禅法怎么衔接？如此一來整个问题就非常清楚。 如何重新发展解讀的方法，如何用我们现有的经典与现存的禅典來解讀佛教的造像呢？譬如說，用《坐禅三昧经》、《达磨多羅禅经》这些禅经的内涵来解读当时的造像，如果这个解读可以建立，就可以让以前的禅法能够传习到现在。在整个研究方法里面，大概个人兴趣的，在这十年来都会集中在这边，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从罽宾那个地方开始考察，到中亚的石窟，到中国河西的石窟，到中国北方的石窟，把那个石窟里面的一些造像、资料，譬如说拓片、照片给搜集出来作为以后研究的基础。只要能够恢复当时的禅法，就能够大体上回复当时的佛法。禅法是佛教的尖端，尖端恢复了，其它地方的轮廓顺理成章也就能出现。

　　问：老师对于目前台湾佛学研究有何想法与建议，可与我们分享呢？

　　答：目前台湾佛教界的资源比起其它宗教或政府单位，事实上是蛮充裕。比较可惜的是台湾佛教资源的分配比较不平衡，台湾佛教界把太多的资源拿來盖硬体，相对地，在保留佛教软体的资源上反而摆得太少，不要說达到硬体的十分之一，连百分之一也达不到。我们可以花几亿或几十亿来盖硬体，可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在意佛教文献、文物与实物等实质内涵的保留。

　　我们可以这样讲，佛教文化的最后证明就是文物，意思就是說佛教到底有过什么样的歷史，它有过什么样的内涵、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它有过什么样的成就，乃至与我们实际有关的修行裡，它有过什么重要的实践法门或禅观的方法，这一些文化内涵最后的证明就是文物。如果没有把这一些证明的文物保留住，这些文化慢慢就会消失掉。若没有以前留下來的这些文献，没有以前留下來的这些石窟，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想像以前的佛教界做过哪些事情，或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我们相当建议佛教界必须注重这个问题。佛教并不是没有资源，而是佛教的资源分配不平均，如果我们可以把佛教资源的十分之一拿來注重佛教的第一手文献与文物的保留，那可以替佛教保留下它很重要的文化内涵。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佛教研究单位虽然比较会注重文献文物的保留，可是我们发觉到它比较偏重于第二手资料的保留，像是发表过的文章、論文等。我们对于这一些比较容易取得文献的搜集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是既然要做研究，就应该慢慢要注重第一手资料、第一手文献、第一手文物的保留。譬如說，我们要做中国佛教的研究，很多第一手的资料，都是直接从石窟裡面的铭文、石窟裡面的造像、用拓碑把它拓下来，像这些东西可以原原本本來还原那一个石窟第一手的内涵。其它如各朝代的写经、造像等也都是值得佛教研究单位收藏的第一手文物。

　　在中国大陸，尤其北方到河西一带发现上千个石窟，裡面可以从造像得到的与拓片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非常的多。当然，我们在取得上有难有容易，它的价钱有贵有便宜，可是以台湾的资源下去收藏，事实上可以收藏到相当的程度。在我的感觉裡面，国内的佛教研究单位重视这類搜集的并不多，事实上这類的搜集，它都是第一手。像拓片或照片这种东西，它几乎是等同于原來的实物。

　　譬如說我们举现代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例子，在禅法裡面一个非常重要，集大成的人是南北朝末期的僧稠，他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裡面禅法造诣最深的一位。我们以前对他所作的研究，限于资料的不足，只能了解他修四念处修得非常好。大陸在十几年前发现一个名为小南海石窟，它在河南省的地方，介于河南、河北、山东的交界这个地方。在这个石窟裡面发现有僧稠的题记与僧稠的像，进一步对整个窟做研究，可以发现这个窟就是续高僧传裡面记载僧绸晚年修行的场所。这个石窟在十几年前被发现以后，我们見到这个窟四面壁满满地刻着禅观的内容，而这些禅观内容的造像从未出现在以前跟僧稠有关的禅观资料裡面，从这裡可以发现到他晚年的禅观有更高的成就与境界。

　　在小南海石窟里，尤其是东窟和中窟有非常丰富的禅观的内涵、造像与铭文，从这裡对于僧稠晚年禅法的境界可以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差不多在五年前，台湾有几位研究佛教艺术与佛教禅观的人组了一个团到那个地方，也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取得了一分窟内所有造像的完整拓片，从这裡可以对僧稠的禅观有进一步的开展。

　　我们发现到僧稠的禅观与以后的卢舍那佛有非常深的关系。他的禅观把卢舍那的禅观作了相当大的开展，几乎可以說是奠定以后华严宗禅观的一个前身，而且发现他的禅法还有一个特色。羅什以后的禅法基本上是北传的系统，刚刚我们讲过，从犍陀羅、中亚一直到中国，可是僧稠这一系是从中印度來的。跟他印证佛法的佛陀禅师是从中印度來，所以在他这个石窟裡面，你可以发现僧稠的修行是根据中印度当时最流行的涅槃经，他修的四念处不是一般的四念处，它是涅槃经的四念处，就是代表中印度的一个禅法。在他手上又把原來是北传这一系的卢舍那佛观与印度涅槃经的禅法兩个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本身就代表了进入中国这兩系，北传这一系与中印度禅法这一系的集大成，这样的意义到现在还在开展。像这些都是从第一手资料中得到，所以我才建议以后在研究单位裡面的搜集应该注意第一手文献的搜集。

　　最后要提的一点是关系台湾的佛学研究，尤其是指教内的佛学研究。教内整个的教育体制裡，我们有佛学院，也开展了佛学研究所，这等同于世间学校里的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所从成立到现在前前后后的歷史也已经有了二十多年，也培养出相当的人才，并将佛学研究带至一个新的阶段。在个人的想法裡面，这个时候应该有进一步的环境來让这二十多年來培养出來的佛学人才更上层往前走。譬如说，这些人可能继续修国内国外的博硕士学位，或是他个人再继续做研究也到达一个相当的程度，我们该如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让这些人继续做研究下去，这可能是目前台湾佛学研究在培养人才管道上首要面臨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佛研所了，这样不就够了吗？但是以体制上来讲，这对做研究并不是很适当，因为目前的佛研所基本上是个教学单位，它只是提供教学的环境，但并未提供研究的环境。老师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学生和教学上面，并未给他环境做研究。当然，并不是說教学不重要，而是說教学不一定有“研究”这两个字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台湾现阶段的环境应该能够有一个不是教学的纯研究单位出现，我们希望把研究所二十年来所带出来的成果与培养的人才纳进来这样的研究单位，提供一个纯粹做研究的环境，提供一个有第一手资料的环境，提供一个让这一些第一流的人才有相互讨论切磋的一个环境。目前台湾的佛学研究环境，不论是整个大环境或经济面或人才面，都应该靠近成熟了。这是个人的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