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直道与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遗存（1）

　　秦直道与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遗存

　　摘要：秦直道是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线路，是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在漫长的历史中，佛教文化沿着这条古道传入关中，中原佛教文化又沿此传回西部，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遗存充分说明了秦直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秦直道；子午岭；佛教遗存

　　佛教文化的东渐，交通是重要因素之一。佛教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丝绸之路东部线路有固定的几条，往往忽略了秦直道在这条经济、文化古道中的地位和影响，对于秦直道的重要地段——子午岭地区的佛教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主要就秦直道对于沟通南北交通、东西联系的作用以及佛教在子午岭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子午岭位于陕西陕北、关中和甘肃陇东之间，北起陕西定边、吴旗和志丹县，南至陕西铜川、耀县、淳化、旬邑等县，东有陕西甘泉、富县、黄陵、宜君诸县，西有甘肃华池、合水、正宁、宁县大部分或部分。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为了防御北方匈奴族的侵扰，诏令大将蒙恬修筑一条贯通南北的直道，两年半后即告竣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直道从咸阳出发，经今淳化北行，至子午岭上，循主脉再北行，直到定边县南，由此向东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今昭君墓附近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全长1800里（约合今750公里左右）。秦直道子午岭段是中国最早的山区公路，据考古调查，子午岭上的秦直道道路遗迹都是宽四米半，有些地段宽五米左右，沿线设置严密的军事防御设施，如关隘、烽礅、兵站等，使秦中央政府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军队和物资运送到北方边境。秦始皇去世后，辒车也是从井陉至九原，然后沿着直道返回咸阳的，“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司马迁青年时期壮游，也曾经到过秦直道，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在此后的历史中，直道对于经济发展，促进各地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一些史学工作者沿着秦直道进行实地考察，沿途发现了秦汉、隋唐以及北宋时期的人们活动的大量遗迹，说明这条历史古道在此后的一千年间仍然发挥作用，李仲立先生据此提出：“秦直道在秦以后的历代王朝中仍继续沿用，其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则越来越大”[2]。宽敞的路面和较为完善的保护设施，为来往商旅的安全提供了保障，因此这条路千年不衰。实地考察所得资料表明，秦直道的交通功能持续到北宋时期[3]，这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北方丝绸之路的衰落的历史实际相符合。

　　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对中原和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的凿孔，西域的物品纷纷涌入中原。陇东地区处于中西交通的孔道上，所以很多西域作物迅速在这一带传播开来，唐人颜师古说：“今北道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4]。苜蓿等物就是沿着秦直道、萧关古道等路进入陇东，然后又进入关中的。西汉以后，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殊方异物，四面而至”[5]，说明丝绸之路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仅有几条通道，而是有许多通道，只有这样外来文化才可以“四面而至”。近年来，人们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观点，认为除了绿洲路以外，还有一条从蒙古高原沿欧亚草原延伸到西方去的草原道，北方少数民族在遭遇天灾或人祸时，往往沿草原道向中原迁徙[6]。秦直道就是草原道进入关中的重要通道。东晋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来往于直道，后来在直道附近建立起大夏政权，再后来又沿着直道南下攻入长安。赫连勃勃修筑的都城——统万城（今名白城子，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北）就在秦直道附近。1957年，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的《统万城遗址调查》中记载：“统万城……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上……遗址出土有驸马都尉铜印、铜镜、铜壶形押、瓷狮、剑簇、花方砖、大瓦、瓦当、铜佛像、陶罐等，多半为赫连夏以后遗物”[7]。铜佛像的发现说明佛教对这座塞上城池也曾经产生过影响，正好表明佛教信仰在直道的南北端遥相呼应，从而告诉我们秦直道也在丝绸之路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

　　石窟造像是佛教的产物，它发源于印度，在印度称为“支提”，本是佛教僧侣的主处，大约在公元前32年以前的阿育王时代就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以及佛教育种国文化的融合，佛像也开始中国化，其特点是鼻梁降低，耳轮增大，大多为长脸细颈，成为汉民族心目中的“福相”。同时，衣褶繁复有飘动感，其神情安详、宁静、飘逸自得，给人一种去尽人间烟火之感觉。这是中国人宗教意识的反映，也是佛教中国化在佛像上的具体体现。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大同转到河南，魏宗室慧成和尚在龙门山开凿了古阳洞石窟造像。子午岭地区地处秦直道边缘，在中西交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因而在接受和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众多的石窟（详见附表一）。这些石窟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规模较小，但地域集中，大多集中在甘肃合水县和陕西耀县。张家沟门石窟、保全寺石窟、莲花寺石窟、千佛砭石窟、马勺场石窟、瓦窑背石窟等都分布在平定川一带，而上述地区恰好都靠近直道，说明直道对它们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来看，这一地域多数是小型石窟，多数属于子午岭地区下层社会的善男信女自发开凿的。从当时刻上去的几条铭文，也能反映这种情况。如张家沟门石窟第2、3龛间的铭文：“太和十五年岁在癸未已朔三月十五日佛弟子程弘庆供养佛时刻石坎佛一躯”；莲花寺石窟3号龛右侧题记：“维咸亨五年岁次甲戌八月戊寅八日乙酉……张长才第口等为之父及弟张敬敬造向（像）……拨发愿文记述”；安平寺石窟窟门东壁题记：“华池寨主汉蕃本门人马巡检李大夫先于阜昌口年自发虔心请到延长县青石匠王志英口为渊抚琪李打造石空（窟）佛像一堂……”。从以上所引的几条功德主发愿文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是很高，应当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第二，时代较早。张家沟门石窟开凿于太和十五年（491），仅仅晚于云冈石窟三十年。子午岭一带的石窟虽然规模并不是很大，窟龛也不是很多，但所保留的早期建窟纪年，为我国西北地区石窟分期以及中印佛教风格的互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杜斗城教授《再论陇山左右的北魏石窟及其向西的影响》考察了陇东南北石窟及合水张家沟、保全寺石窟的造像特征后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褒衣博带”、“秀骨清相”式造像风格由东向西渐次传播；从陇东到到河西，造龛题记以从早到晚的序列出现[8]。可见子午岭地区的石窟是中原风格向西部扩散的重要区域。

　　第三，持续时间长。子午岭地区的石窟最早的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最晚的已经到了明清时期，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说明在这一带佛教信仰流传时间久长，并且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

　　三

　　塔几乎与寺同时存在，中国佛塔的建筑形式丰富多彩。佛塔起初以楼阁式、亭阁式居多，到唐、宋、元时又出现了密檐式、覆钵式，发展到明清时期，相继出现一些其它的形制，漫长的历史变迁使这种外来的建筑逐渐同化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样式。自从出现了寺塔等建筑物之后，在中国的建筑史上，也就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使得古代建筑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子午岭地区遗留下了唐、宋、金、明等历史时期各式各样的古塔（详见附表二）。从子午岭地区现存佛塔的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分布密集。这一地区的塔的数量和规模要大于其它地区。据文物工作者统计，庆阳市七县一区共有古代佛塔十五座，而在子午岭沿线就分布了九座，占总数的60%。在子午岭东侧的陕西诸县，佛塔也有着较为密集的分布。

　　第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所存的十六座佛塔有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形制。从高度分层情况来看，有三层、四层、七层、九层、十一层、十三层等。从内容来看，许多佛塔上刻绘了众多的佛教素材的浮雕，如雄踞子午岭上的华池县双塔寺一号塔通体浮雕佛像约3500躯，二号塔一至四层浮雕佛像约600躯；华池县脚扎川万佛塔有浮雕佛像1200躯。

　　第三，从时代分布来看，该地区的佛塔以宋代居多。有宋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宋朝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层统治者采取了保守退缩的政策。处在角声漫天秋色里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气氛中，佛教思想很容易抬头。宋真宗说：“其教尚忍，则国君含垢，亦其义也”[9]，他希望通过佛教来麻醉不断骚扰边界的少数民族政权“戎羯之人，崇尚佛教，亦中国之利”[10]。当时宋与西夏在子午岭一带对抗，这成为成为宋朝的战略要地。频繁的战争使民众感到恐惧，战死沙场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当地民众广造佛塔或求得平安，或追荐死者。

　　四

　　造像碑是中国古代寺院的造像的主要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既造像又刊铭，在佛教宣传上，具有直观的效果。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造像碑主要集中在甘肃合水和陕西耀县一带，耀县博物馆收藏的造像碑有七十多通。从历史上讲，这两个地区不仅分别处于子午岭的东西两侧，相距较近，而且其居民也有很大的联系。东汉后期，羌人起义接连发生，陇东一带被东西羌人所占据，东汉政府不得不多次将北地郡和安定郡的居民迁徙到陕西。东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北地郡失守后，内徙冯翊，魏晋时期长期未变，北地郡“统县二，户二千六百” [11]，所统二县为泥阳和富平，泥阳为郡的治所，在今耀县东南。因此，魏晋以后两地的信仰相同，造像风格相近也就不足为奇，乃是居民之间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