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巨赞

　　郭沫若与巨赞
　　石厉
　　我曾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圆持法师处，有幸见到郭沫若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写给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的四封书信的原件，信封与信件的内容都是郭沫若的毛笔手书。郭沫若在信封上的题字，用笔不仅方圆兼备、中法深藏，而且逸兴跌宕、才情恣肆、意气飞扬，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题匾的墨迹风格一以贯之，既宗法又不为宗法所约束，一派文坛祭酒的大家风范和才华四溢的天真烂漫。然笔墨之精，应源于文气底蕴，绝无没有灵魂空有神采的任何书写。就这四份书信墨迹的神采，自然与通信者之间波澜壮阔的交往历史和他们各自的人生背景不无关系。
　　烽火南岳
　　巨赞法师学识渊博，是新佛学即“世间佛教”的积极倡导者。192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后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田汉，经田汉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大学未毕业就返回江阴，因搞地方民运遭到当局的通缉，1930年秋逃到了杭州，隐居在西湖边的灵隐寺。1931年剃度出家后，认真研究佛法，遍览二乘，穷尽汉传佛学诸宗理义，亦旁及古今中外其他学派。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最后撤离武汉，于30日到达湖南长沙。12月底，郭沫若在南岳参加了蒋介石召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政工会议，会后与周恩来、贺衷寒等人登衡山游览，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即艺术宣传处处长田汉作为随从陪同。这次游山活动中，他们一行人在田汉的安排下，会见了正在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的巨赞法师。这时候的巨赞，在佛教界已经是有名的学问高僧。重新与共产党人接上了关系，巨赞的内心又一次风起云涌。游览活动使郭沫若也兴趣盎然，他在铁佛寺前赋得七律二首，第一首诗曰：“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邺侯，即唐代李泌，他曾辅助肃宗平定安禄山叛乱，功成后隐居衡山，后又复出从政，德宗时，位至宰相，封为邺侯。他藏书颇多，学识渊博。第一首诗中，郭沫若希望自己将来荡平日寇后，也能像邺侯隐居衡山读书，这样的忧虑在一贯忍受专制政治恐吓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容易泛起的情绪。郭沫若的第二首诗曰：“邺侯藏轴称三万，此地空余一废堂。”
　　而此后巨赞的行动却证明了此地并非空余一废堂，巨赞和许许多多的佛子们，在日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广大同胞遭受涂炭凌辱之际，再也不能安心修佛了。巨赞似乎是邺侯重新现身，他在华严社的课堂上，曾悲愤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日寇逆天道而行残害生灵。佛亦要做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他言行必果，在叶剑英的直接支持下，1939年5月，巨赞组织成立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救难协会分为两组，一组名为“佛教青年服务团”，由巨赞法师和演文法师负责；一组名为“佛教流动工作团”，由暮笳法师和绍贤法师负责。6月底，两支队伍开赴长沙，进行更为广泛的抗日活动。周恩来为“佛青团”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9月下旬后，日寇南下，长沙形势告急，“佛青团”不得不解散。
　　1940年，巨赞抵达广西桂林，与道安、暮笳等法师一起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实践他们的抗日主张。在巨赞的直接授意下，暮笳代表《狮子吼》编辑部向在重庆的郭沫若约稿。郭沫若给暮笳回信表示：“在目前凡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为民族谋幸福的活动，一律都值得人敬佩。”同时表示由于自己是“门外人”因而不便于投稿，但“你们从佛教内来诛伐敌人，我们从佛教外来诛伐，反而是相得益彰”。由此看出，此时的郭沫若确实将自己视为佛教的“门外人”。
　　写给郭沫若的祝寿诗
　　郭沫若先生集诗歌、戏剧、金文学、历史学等多学于一身，是近现代历史上公认的人文巨匠，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将郭沫若视为文化界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1941年11月16日，正值郭沫若50大寿，为了进一步激发全民的抗日情绪，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为郭沫若先生祝寿的活动。文化界等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以贺电、赋诗、作画等方式向这位文界泰斗与民族志士表达崇高的敬意。巨赞也欣然赋诗为郭沫若祝寿：“微服归来三岛哗，中原到处馥如华。从知沫水滋芳杜，应薄虞山醉苦茶。前日已闻温古史，今朝欣见颂名家。边关未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鬓华。”
　　这首诗是巨赞应田汉所嘱首先抄写给田汉的。虽说是为祝寿所写，但却带有浓烈的教化意味。首两句写郭沫若为抗日而与日本妻儿决绝的壮举。第三、第四句中借用“虞山”之典，期冀郭沫若能够避开如芳华一样万象纷呈的喧闹社会，而要像虞仲或曾隐居于虞山的姜尚一样能够忍耐和沉潜于苦茶一样的沉寂生活，这当然也可理解为是佛家对红尘中人一贯实施的一种劝导。第五、第六句对郭沫若成为被人颂扬的文史名家表示欢喜。最后两句诗是与郭沫若共勉，明确表白，当民族危难之时个人的两鬓斑白、渐渐衰老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惜的。这样的祝寿诗，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也属罕见，我不知道当与郭沫若过从甚密的田汉将这首诗转呈给郭沫若时，郭沫若是以怎样的胸怀领受这样的祝寿之礼。在那样一个民族危难的关头，个人的名利荣辱在他们的心中确如过眼烟云，就连祝寿也不过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事实证明，郭沫若先生对这首来自佛门的诗完全是理解与宽容的。
　　毅然北上
　　1949年，中共中央向驻锡香港的巨赞法师发出了热忱的邀请，希望他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件事如果没有郭沫若的认可与田汉的推荐，都是不可想象的。巨赞不顾许多同道与朋友的劝阻，经过再三考虑，毅然奉请北上。他是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位佛教界代表之一。
　　一个出家人为什么要不顾长途跋涉的劳苦，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京期间，他写给香港道安法师的信似乎能说明一些什么：“二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他后来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是为了调和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以使佛教能够在清一色的思想体系下容得一栖身之地。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不久以后，他开始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积极投入到筹备事宜中。
　　纪念鉴真上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始终身居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职，对巨赞法师却格外亲近和尊重，丝毫没有慢待的表现。这与郭沫若一贯的为人和他浪漫、广阔而又慈善的内心世界是完全统一的。在那样一个时代，凡经历显赫者，很少有不整人者，也很少有不被人整者，郭沫若被人害死了两位爱子，但我至今还没有听说过他曾经害过什么人。
　　1963年3月上旬，郭沫若为“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纪念”作七绝一首，其中有“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之句。写完这首诗之后，没过几天，郭沫若又写了一首《满江红·纪念鉴真上人》：“咄咄奇哉，开元有扬州和尚。盲目后，东瀛航海，奈良驻杖。五度乘桴拼九死，十年讲席谈三量。招提寺，犹有大铜钟，声宏亮。晁衡来鉴真往。唐文化，交流畅。恨今朝，有美帝从中阻障。千二百年堪纪念，樱花时节殊豪放。要同心，协力保和平，驱狂妄。”（根据圆持法师保存的郭沫若手迹）
　　当时具体负责鉴真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是排名在巨赞之前的中国佛教协会另外一位副会长赵朴初居士，并非巨赞，而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却特意将这首新填的关于鉴真和尚的词抄写给了巨赞法师，可见他对巨赞法师的格外重视。另外，1963年10月4日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来我国参加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方代表时，与中方佛教界代表共同合影留念，在这张合影中，中方佛教界代表在最后一排，左四为中国佛协的赵朴初副会长，右四为中国佛协的周叔迦副会长，居中的却是巨赞副会长。可见巨赞在这次会见中，无疑受到了郭沫若的无比厚爱，照片即为印证，此正为佛学所讲究的随缘而结缘。
　　保护佛教文物
　　新发现的郭沫若与巨赞的四封书信中，还有一封主要是谈论关于姚少师木刻像保存事宜的。当时在护国寺发现了明永乐时太子少师（僧道衍）的木刻像，巨赞担心护国寺的保护条件不好，便致信郭沫若，希望能够将这些文物移至故宫，和故宫博物院藏的姚少师画像、墨迹合为一套，一起保存。郭沫若接信后，立即让王冶秋出面协调这件事，并复函巨赞法师，称姚广孝“为一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后来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佛教协会协商，将护国寺内发现的姚广孝木刻像等有关文物移至故宫。如果当时不将这些文物移走，姚广孝木刻像焉能逃脱不久将要到来的那场浩劫？
　　另外两封信是郭沫若与巨赞讨论一古字及一佛教用语。
　　在政治漩涡中
　　郭沫若从佛教的“门外人”到主动靠近佛教，而且是在1963年及1964年，这其中是否也深含着历史与现实的因缘。从1963年下半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不满剧增和不断批示，郭沫若的老友如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都遭到了批判。1964年夏季开始，对文艺界的批判扩展到了社会人文的各个领域，这让学术、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惶恐不安。到了1965年1月，在自责和不安之中，他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要求张转呈中央同意他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职务。直至1966年4月14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公开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一位学术文化界的巨擘，却将自己所有的学术文化成果以“今天的标准”全盘否定，这让整个世界都为之一震。而毛泽东将郭沫若的讲话批转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对郭沫若而言不啻是一次重击。
　　“文革”不期而至，1967年4月到1968年4月，仅一年的时间中，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先后被迫害致死，此后的日子里，一有空闲，他就会躲在书桌前反复抄写两个儿子生前的日记。1973年以后，有人逼他“批儒评法”，他知道这是将矛头对准他的老朋友周恩来，这一次他断然拒绝，因此在一次大会上受到曾被他歌颂过的江青的点名批判。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际，毛泽东口述了《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被毛泽东彻底否定，从此因为学术而荣尊一世的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巨赞的情况在“文革”一开始就大为不妙。这种不妙与田汉有很大关系，他一生中的大起大落都与至交田汉有着直接的关系。1966年田汉被捕后，巨赞因受牵连，再加被人揭发，随即被捕，一直到1975年才出狱，有其诗《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书感》为证：“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大难之后的巨赞从此似乎彻底消隐于佛陀的法门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