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善寺创建始末考略

　　大兴善寺创建始末考略

　　王亚荣

　　大兴善寺位于唐长安城朱雀街东之靖善坊(今西安市小南门外五华里、朱雀路之东)。当年碧瓦飞甍、金殿巍峨；法侣摩肩、朝贵延首；举唱宗乘、名闻诸方。同时，大兴善寺又为隋唐主要国立译经馆之一，因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翻译史上亦占有一定地位。

　　大兴善寺旧址原为西晋遵善寺，隋开皇初文帝敕令改建之，扩大重建为国家寺院。另一开皇初敕建的大寺院为延众寺，《续高僧传》记载：“移都龙首，有敕于广恩坊给地，立(昙)延法师众。开皇四年(584)下敕，改延众可为延兴寺，面对通衢。”宋代时，延兴寺早巳不存在了，其地为里人刘氏所有，但见断碑遗址、瓦砾遍地、竹木森蔚、泉流清浅。这样，大兴善寺就作为大兴城最早的一座皇家寺院存留至今。

　　在隋唐政治史、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诸方面，大兴善寺也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寺院。

　　隋文帝建新都，“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寺曰大兴善寺。”寺与城同时建造，可称为隋代开国营建新都之首批重点工程，为隋文帝决心弘赞三宝的重要步骤。至唐武宗(840—846在位)灭佛前的二百六十年间，该寺香火极盛，甚至寺僧参与朝政，颉颃于王侯之前。如“安史之乱”时，肃宗远避灵武，寺主不空与其密使往来，频论克复京师之策，定收京之日。后不空受封为肃国公，食邑三千户，为僧人任俗职之品位最高者，古今罕见。大兴善寺隋代与洛阳上林园同为两大国立译经馆；唐代与慈恩、荐福并称长安“三大译场”。许多佛教经典都在此译出，尤以密教典籍最多。僧人们持这些新译“秘密经”敷传法化，衍厥为中国佛教一大宗派，所以后世尊大兴善寺为佛教密宗祖庭。隋唐时天竺、西域沙门人长安多驻锡于此，如那连提黎耶舍、阉那崛多、达摩笈多、达摩阇那、不空等名僧，朝廷皆优礼待之，命为寺主或译场元匠。

　　大兴善寺从其前身遵善寺至今，长达一千六七百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确实沧海桑田、世殊事易，长安屡经兵燹，当年世界名都之繁华盛况早已不复可见。关于长安之研究，远在宋时，著名治长安史之学者就有“呜呼信哉，雍事其不易录矣”之叹。城市史如此，寺院史亦然。

　　盖因一寺院之史不仅为一寺之历史，实为千余年社会一角之缩影，有千余年上下之纵向联系，又有同样长时间之横向的社会联系。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正史、方志、佛典及大兴善寺现存的一些碑碣互相考校，探索该寺源脉之部分片断，或有阙漏，或有盈辞，请同志们不吝指正。

　　一、建造大兴善寺的背景及地理位置

　　大兴善寺是隋文帝杨坚敕令建造的，要谈谈该寺背景就不能不先谈隋文帝的崇佛。

　　《隋书》这样评价隋文帝：“天性沉猜”，“不悦诗书”，“雅好符瑞，暗于大道”，然其对佛法的信仰却是极深的。这当然与隋文帝幼年十三年的佛门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隋书》又记载：隋文帝之母吕氏，“以大统七年(571)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是以文帝从一降生就与佛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生后一直到十三岁都在寺院生活，由一位名叫智仙的比丘尼抚养。“及登祚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以为口实。又云：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里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可见寺院生活对其熏陶之深。

　　杨坚离开寺院后的生活道路和事业的开创都是非常顺利的。先继承其父杨忠隋国公爵位，历任要职，迅速成为关、陇集团上层强有力的领袖和赫赫之皇亲国戚，进而觊觎九鼎，人宫辅政，削平异己势力。公元581年代周自立，定三省六部制，废郡并县，改革府兵制、均田制，加强中央集权，很快平定南北，统一全国。隋文帝认为这一切“兴由佛法”，自己能位居九重是佛法保佑的，国家的建立也是靠佛法保佑的，因之一反北周武帝“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禁佛政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

　　《法苑珠林}作了如下统计：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周朝废寺，咸乃兴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另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胜计。

　　当时有人对全国佛法大兴的情况这样描述：

　　伽兰郁峙，兼绮错于城隍；幡盖腾飞，更庄严于国界。法堂佛殿，既等天宫；震旦神州，还同净土……鼓腹黄齿，争买机陀之园，击壤之衿，竞聚育王之土。浮图于焉间发，宝刹閦而星罗。

　　这样，在隋文帝大力推动下，中国佛教的发展、传播，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国成为世界佛教大国。

　　大兴善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的，并且，由于它是与大兴城同时建造的，时间比较早，很可能是大兴城——长安城第一所重新创建的寺院。大兴善寺的创建，在隋文帝于全国推行佛法之过程中，无疑开其先河。

　　另外，中国佛教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这对于大兴善寺兴盛于隋唐两代有很大的关系。

　　佛教初传人中国，开始仅游信于民间，魏晋南北朝时日趋兴盛，但形成了南北佛学思想的不同特点：南方受魏晋玄学影响较大，修持佛法重于谈玄说理，官僚士大夫多信之；北方则承袭汉魏之谶讳神学，修持重禅行、仪轨，信奉者多为平民百姓。隋代国家统一、政治统一、文化统一，佛教也出现南北合流倾向。由于隋文帝身体力行，大兴城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全国的佛教中心。周武帝禁佛时逃亡在外的僧人，这时又纷纷返回关中，各个地方、学派的僧人都希望在京师一露头角。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创建的大兴善寺自然为人们所瞩目，为其今后的影响与地位奠定了基础。

　　下面简单叙述一下大兴善寺的地理方位。

　　大兴善寺之旧址原为西晋遵善寺，隋文帝只是改名重建而已。但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建皇家寺院呢?分析起来，主要是遵善寺的地理方位所致。

　　唐代诗人郑谷有一首咏大兴善寺的诗，曰：“寺在帝城阴，清虚胜二林。”意思是说大兴善寺虽然位于都城，但非常清虚幽静，环境之美甚至要胜过有名的庐山二林寺。既不喧嚣，也不偏僻，这是该寺地理位置的一个特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唐会要》记载：

　　初，宇文恺置都，以来雀门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观、兴善寺以镇之。

　　案“元都观”应为“玄都观”，避唐玄宗讳改之。“象乾卦”，即与《周易}乾卦之六爻相形似，东西六条高岗横贯京城，为形。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即六条土岗从北向南，第二、三、五条岗属“大人”、“君子”、“飞龙”之位，因而都是“贵位”，“不欲常人居之”。当然，这些都是“天人感应”之说。但遵善寺e恰在其位，便有幸重修庙宇、重塑金身了。

　　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

　　大兴善寺之“善”字取其坊名，此一记载众说划一。但关于“大兴”的来源，稽诸史籍，颇多柢牾。

　　宋人程大昌历时多年考订关中古迹，以《三辅黄图》、《唐六典》、《长安志)、《长安图记》及绍兴秘书省所藏典籍考订，著《雍录》十卷，见称于世。然于“大兴”立名之由却为茫然，自云“未知孰是”。这里，不妨把考察的范围放宽一些，从一更为广阔的角度来研究、探索。

　　隋文帝继北周都汉长安后，由于汉长安制度狭小，衙署与民居混杂，以及水多咸卤、渭水南浸等原因，开皇二年(582)，诏左仆射高颗、将作大匠刘龙等，于龙首山川原营建新都。“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十二月，命名新都曰“大兴城”。开皇十七年，费长房作了一部《历代三宝纪》，其中写道：“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寺曰大兴善寺。”此一记述属实。现寺内所藏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亦称该寺与城、殿、宫、门“并赐大兴”。

　　既然城、殿、门、县、园、寺是开皇二年同时以“大兴”命名的，则以大兴命名之原因亦必然相同。所以，知其一，可知其二，把关于城、殿、县、门、园、寺的各种散乱资料整理到一处，可能会悟出个大概来。

　　汇集各种记载，大概有四中解释。

　　第一，《隋书·地理志·大兴县》云：“开皇三年置。后周于旧郡置县曰万年，高祖龙潜，封号大兴，故至是改焉。”此即隋文帝以其本封“大兴”来命名的证据。案封号“大兴”一事《隋书》亦有记载：“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即位时授予杨坚。其时在公元557年，杨坚年仅十六岁。

　　同意隋文帝以其本封命名的有宋代宋敏求、清代徐松等著名学者。

　　第二种说法认为：“大兴”本为隋营建新都前旧有之村名，文帝因之。

　　若溯其源，此说盖出于唐代韦述之《两京新记》。但《两京新记》现仅存第三卷残本，查其残本，未有此类记载，或在已佚之卷中。此姑录《雍录》所述，聊以补之。

　　或曰宫之太极殿本大兴村，故因用其名也。见韦述(案程大昌自注)……韦述谓本大兴村名者，其说近之。盖尝有僧坐大木下曰：此后当为宫殿也。大木即在大兴殿基上也。亦如汉高祖因长安乡，名而立为都名也。

　　据此可知程大昌本无成说，这里仅记载了韦述的说法，程氏自己又饰以僧人预言故事。文中之“太极殿”，即隋大兴殿。《唐会要》云：“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

　　第三，唐人刘觫《隋唐嘉话》：“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术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雍录》卷三亦引《通鉴》中此种解释，作为“大兴”命名来由之一。但笔者查阅《通鉴》，仅说“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汉营此城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云云。此类记载说法不太清楚，不好遽下断语、判定史料之真伪。所幸这类说法在各种解释中并不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由隋朝开皇初阁罗笈多于该寺译经而改名。

　　据该寺现存的《重修隋唐敕建大兴禅寺来源记》碑记载：

　　肇于晋武。逮周武多忌，沙汰寺僧。迄隋开皇，口宗玄览，遇阉罗笈多持梵本口长安，敕译圣教。即更扁大兴口城、殿、宫、门，并赐大兴，口建寺曰大兴善寺。

　　寺内现藏另一《重修大兴善寺碑记》亦称：

　　长安为省会之区，城之内外，名刹甚多，而基宇开拓、壮丽辉煌者，惟大兴善为最。考其实，肇始于晋武帝，为遵善也，大兴于隋。开皇初，有北天竺沙门阇罗笈多，赍佛经数百卷于寺翻译，故赐名大兴善寺。

　　另一《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口口口记》，也坚持上说，明确地指出：“隋仁寿中口梵僧译经于此，赐名口善。”

　　以上是关于隋文帝为何以“大兴”来命名的四种解释，为主要的说法。至于还有其他各类传闻，因查无实据，此不作赘述了。现就这四种解释作进一步推敲。

　　第一种解释，以隋文帝本封“大兴郡公”之“大兴”来命名，有据有理，似为可靠。试析如下。

　　《隋书》纪传部分由魏徵领衔，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书成；史志部分是令狐德菜、长孙无忌等监修，成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两部分的编纂时间前后相差恰二十年，但是，记载隋文帝曾受封“大兴郡公”及以大兴命名一事，虽无较多详述，却前后一致，无有矛盾之处。这说明修《隋书)的众多的作者看法是一致的。其次，《隋书》记载可靠之原因也不仅在于官修，人才济济，更重要的是修纪传部分时距隋亡仅十一年，修史志时也只有二十三年，所依据多为前代典籍，可以据事直书。同时，此时前代之目睹者也幸存不少，例如隋朝旧臣士唐者以及社会上隐逸之士就大有人在，记忆犹新，不会出现传讹之误。再次，从隋文帝“龙潜”时受封大兴郡公年仅十六岁，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寺院，三年后便被封为郡公，可谓少年得志。少年得志之荣耀是很难忘怀的，此亦人之常情，况隋文帝“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这件事是一直不能忘怀的。

　　隋文帝即位后不久，开皇六年(586)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文帝对杨广训导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新太子承其余胤，“出舍大兴县”。文帝对少年时受封大兴郡公不能忘怀，此可为证。这也是以其本封命名的思想根源，与以大兴命名城、殿、门、县、园、寺，在思想感情上也是吻合的、合乎逻辑的。按，大兴县即唐之万年县，武德元年九月唐高祖李渊改之。

　　最后再分析一下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

　　宋敏求，《宋史》有传，进士出身，官至史馆修撰。家藏书三万余卷，以目学之长见称于世，博识多才，“学者多咨之”。所著《长安志》摭拾遗漏，文义详洽，考证严密，为后世治隋唐史者推崇。此书为宋氏精心研究了唐韦述《两京新记》后而作。

　　书中考证大兴善寺时明确断言：“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入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名封焉。”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两京新记》的足本。如果《雍录》记载属实，显然宋敏求在这里是扬弃了韦述以“大兴村”命名的说法，连一丝痕迹也没有。如此地断定“以其本名封焉”，恐怕是经过了一番仔细推敲的。另一位研究长安历史的清代学者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也沿袭宋敏求此说，不无道理。

　　“大兴”为村名之说殆不可信，亦试析如下。

　　据现有史籍寻索，只有《雍录》所本之《两京新记》载有此说。但《新记》全书久已佚亡，现存之第三卷残本又不载此事，所以难窥其全豹，不知韦述提出此种说法何所依据?

　　《，日唐书》有韦述传，为唐玄宗时著名史官，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述，手不释卷。还说：“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在韦氏宗族中，“史才博识，以述为最”。可见韦述的人品与学问都是很高的。其《新记》记载本为“大兴”村名者，或有某些根据，绝非面壁虚造，否则程大昌著《雍录》时即可能删去。今《雍录》不仅未删，且谓“韦述谓本大兴村名者，其说近之。”到底有无此名之村，世殊事易，今天恐怕不得而知了。

　　不过，设若确有此名之村，大兴殿之原基就是“大兴村”，此亦为可能之历史事实。

　　即便如此，考隋文帝以大兴命名的本意，如前所述，原与有无此名之村无关系。就是有此同名之村，也为偶然巧合。还有，“大兴村”之说仅载《雍录》所引之《新记》，韦述采诸传闻口碑也有极大可能。

　　又，程大昌作《雍录》时约在12世纪后半叶，时长安一带尽为金人所有，程远在江表，从未到过长安，是只以所藏文献资料来写《雍录》的。考之以经为据，证之以目为实，程氏数说并列固然谨慎，却自己又以僧人预言故事来证之，便断定“其说近之”，“亦如汉高祖因长安乡名而立为都名也”。如此推测，恐失之反本求末之疏忽，难免牵强附会。

　　其第三种解释以“大兴”命名的原因，说是隋文帝夜梦洪水没都城，洪水者，唐高祖名渊之故，因而改营“大兴”。意思是说，以“大兴”命名是一种厌胜之法。这可能是巫人术士辈自张其军之谈，诚不足信矣。案旧长安居龙首原北坡，濒临渭水，洪水上漫之危险确为可虑，事实上这也是隋文帝改营新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是新都命名为“大兴”的原因。

　　至于第四种因阉罗笈多于该寺译经而改名的说法，就更值得商榷了。

　　康熙二年的《来源记》碑为该寺现存最早的碑刻，后两碑沿袭了前者的记载。但仔细看来还有些不同。

　　《来源记》碑云隋开皇间阇罗笈多持梵本至长安，文帝“敕译圣教”，因而改名“大兴”，“城、殿、宫、门并赐大兴”。而后两碑未载与城殿等同时命名。这是其不同之一。其二，乾隆五十年碑同意因梵僧于该寺译经而赐名，但时间却在“隋仁寿中”。

　　大兴善寺之“大兴”与大兴城殿等同为一出，这有《历代三宝纪》、《续高僧传》、《佛祖统纪》等的记载，应当是没有异议的。碑碣中所云之阇罗笈多即阇那崛多别译，梵音Jnanagapta，隋代又意译为“德志”。《续高僧传》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五均有阇那崛多传记。为北天竺捷陀哕国人，人华后曾被北周武帝“逼从儒礼”，无惧而放归，由是声名大振。隋开皇五年(585)复被沙门昙延等请人大兴善寺，于该寺译场译经，任译主。从西魏大统元年(535)人华至隋开皇二十年(600)物故，译佛经凡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

　　《续高僧传》明载，隋文帝赐名“大兴”时，“时崛多仍住北狄”。《隋书》等载，开皇二年诏高熲、刘龙等于龙首山川原营建新都，“公私府宅，规模远近”等，都作了精心的安排，然后“条奏”，奏准，乃动工兴建。这样，“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观、兴善寺以镇之”是在动工兴建新都之前就已作出了决定的。《酉阳杂俎》也说：“靖善坊大兴善寺，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意思仍是寺名与城名同为一出。最后，《唐会要》在“元(玄)都观”题下曰：“本名通达观，周大象三年于故城中置。隋开皇二年，移至安善坊。”如前所述，玄都观与大兴善寺是同时确定“镇”、“九五”之贵地的，其建造时间也必然相同。

　　所以，根据以上史料可以作出判断：大兴善寺是隋开皇二年(582)赐名建造的，而崛多三年后才被请入寺。大兴善寺的命名与建造和崛多没有关系。至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兵部右侍郎王新命撰文的“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口口口碑记”云隋仁寿中有梵僧译经于此，赐名兴善，恐更令人难以置信了。

　　综上所考，大兴善寺以及大兴城、大兴殿、大兴门、大兴县、大兴园等的“大兴”，就是隋文帝取其曾封为“大兴郡公”的“大兴”二字，开皇二年以此命名。隋文帝自谓“吾以大兴公成帝业”，就是以此二字命名之原因。

　　三、唐武宗禁佛前的大兴善寺

　　唐武宗李炎，公元841至846年在位，恶僧尼蠹耗天下，却又好道术修摄。他于会昌年间(841—846)诏令全国查禁外来诸教，摩尼、景教、火祅等皆遭斥禁。至于佛教，认为“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下令全国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长安除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之外，余皆并废。

　　经过这次打击，中国佛教走上了下坡路，佛家称这次事件为“会昌法难”。大兴善寺也遭到同样命运，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所以，“会昌法难”也是大兴善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在此次事件之前，它却是极为兴盛的。

　　大兴善寺曾被称为“国寺”，地当“九五”贵位，寻常人不能居之，所以占地极广阔，在大兴城中“尽一坊之地”为其所有。就是说，整个靖善坊全为大兴善寺所占。那么，靖善坊，也就是说大兴善寺究竟有多大面积呢?

　　据专家考察，靖善坊东西宽三百五十步，南北长三百二十五步，唐制以五尺为一步，一步约合1．515米。其面积约相当于现在的261082平方米。在都市区有如此之大的面积建造寺院，除了大兴城，外地是罕见的。在隋代，任何寺院都无法和既为“国寺”又占“贵位”的大兴善寺相比拟。这也是该寺能很快发展的关键因素。

　　寺内的主建筑“大兴佛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制度与太庙同”。这座大殿耸立在大兴城的第五条高岗上，金碧辉煌，蔚为壮观。与其他高岗上的皇宫、衙署的殿堂相呼应，使得整座城市的设计与建筑很富于立体效果。该寺的其他殿宇、门廊、僧舍，也随之一应具备。诚如“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所云：“壮甲海内”。

　　隋唐许多著名的中外僧人都在大兴善寺住过，如开皇元年任昭玄大统的僧猛，与隋文帝为“布衣知友”、后被命为昭玄都的灵藏，曾任北齐“断事沙门”、隋“六大德”之一的“讲律众主”洪遵，北齐为“外国僧主”、昭玄统的德高望重的名僧那连提黎耶舍，曾任过俗职洋川郡守的法智，言识异方、字效殊俗的译场译主阁那崛多，唐代三朝帝师、密宗教主的不空，掌管僧纪、惩劝僧尼的潜真，“讲导无替”、唐十大德之—的法侃，唐代于大兴善寺重开传译的波颇，以及达摩笈多、毗尼多流支、道密、僧昙等道备三乘、精通华梵的译经僧，都在大兴善寺住过。从隋文帝即位到唐武宗登台的二百六十年间，这些人许多都是中国佛教界的巨擘，并且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生过一定影响。这些人的活动，构成了大兴善寺的主要时代内容。和大兴善寺的创建关系最密切者为灵藏、不空等人。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一、《开元释教录》卷七等记载，隋文帝移都南阜、欲建一座大型国寺时，是灵藏献策选靖善坊这块地方。

　　灵藏为关中人，俗姓王，其师与太祖隋国公关系甚密切，因而灵藏与文帝早年相识，为“布衣知友，情款绸狎”。及隋文帝即位，灵藏任大兴善寺寺主，可随时出人宫闱内禁，与文帝“坐必同榻，行必同辇，经纶国务”。文帝称他为“道人天子”，“敕左右仆射两日一参”，大兴善寺也更为之名闻遐迩。

　　人唐之后，唐高祖李渊与太宗李世民出于种种原因，与道教李耳联宗谱，提高道教地位，敕令“道先释后”，对佛教采取了稍为抑制的政策，如沙汰僧尼、僧尼致敬王者、限制寺院发展等，大兴善寺在这一时期没有再增加大型建筑，仅维持原来隋代状况。之后，至唐武宗时的近二百年时间里，由于当权者对佛教态度的改变，大兴善寺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发展高潮。

　　据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大兴善寺遭回禄之灾，著名的大兴佛殿被烧毁，连佛像亦不能免。高宗敕令重新建之，且“又广前居二十亩之地”。

　　唐代宗年间(763—779)复大兴佛法，僧尼人数急剧增加，依前代所制之小乘戒坛，律义过严，手续繁琐，不能适应。永泰元年(765)三月十八日，敕令于大兴善寺立方等戒坛，广度僧尼，“戒坛所需，一切官供”。案“方等”者，不细拘禁忌，广大而平等。降低了受戒条件，简化了受戒仪式。这是唐代第一座方等戒坛。

　　大历十年(775)，建不空三藏舍利塔于寺内，与隋文帝时之佛舍利塔双塔并立。唐诗人张乔《兴善寺贝多树)“势随双刹直，寒出四墙遥”的“双刹”，可能指的就是这两座塔。张乔是唐懿宗咸通(860—873)间进士，可见在那时这两座舍利塔都还存在。

　　宪宗元和四年(809)，寺内又仿照印度的形制增建转轮藏经阁，以置经书。遗址在现后殿之南，为牡丹园，花木扶疏，清雅宜人。

　　穆宗长庆中(821—824)，敕令将紧临兴庆宫的天王殿移至大兴善寺，迁移原因不详。可能是太靠近皇宫，其形又过于高大。据唐人记载，“其形为天下之最”。

　　文宗太和二年(828)，敕将大内里的天王殿移大兴善寺，改作观音大士阁。这其中还有一段传说。据说唐文宗嗜食蛤蜊，有次一蛤蜊剥不开，乃焚香祝之。及开，“即见菩萨形，梵相具足。”于是文宗令以华锦包裹，贮以金粟檀香盒赐大兴善寺，移天王殿建大士阁以供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大兴善寺之供奉观音，为天下寺院立观音像之始。实际上观音造像始于南北朝，吴曾此说盖为天下遍立之意。

　　大兴善寺的风景也很优美。地处高岗之上，殿堂巍峨，径曲廊回，遍植青桐老松、琪花瑞草。尤其七、八月间，夏荷滚露，柳枝婀娜，漫步于池水之边，徜徉于树阴之下，无论善男信女还是游人墨客都乐于光顾。隋唐间丹青妙手都有画神像佛像故事之功夫，如吴道子的地狱变，“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甚至达“两市屠沽不售”的效果。大兴善寺佛殿内、外及舍利塔下内壁都有名家作品。据《历代名画记》载，其中就有吴道子、尹琳、刘焉、梁洽等的大作。

　　在各殿堂内供奉有许多珍贵的佛、菩萨像，如于阗所进的玉佛、玉菩萨、紫檀精雕的“旃檀像”，都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和纪念意义，可惜五代动乱中都不复存在了。

　　汇总史籍所见，大兴善寺在会昌灭佛前有如下主要建筑：大兴佛殿、转轮藏经殿、天王阁、大士阁、曼殊堂、旃檀像堂、传法堂、行香院、东廊之南的素和尚院、隋朝佛舍利塔、唐不空三藏塔、钟楼、曲池等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佛教建筑群。

　　四、大兴善寺的衰败

　　大兴善寺的衰败始于唐武宗禁佛。此后几乎湮没无闻，记载大兴善寺的史料也寥寥无几，但凭借其他资料还可窥见一二。

　　武宗禁佛期间，大兴善寺也不例外，所有建筑大部分依例拆毁，佛像法器等销毁，僧人勒令还俗。然而武宗之去世，排佛运动即戛然而止。宣宗即位，诏曰：佛教“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令长安“两街各增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大中五年(851)又下诏，许京畿郡县士庶修建寺宇、剃度僧尼。案会昌禁佛时长安所留之寺和会昌六年所增之寺中均无大兴善寺，其原因之一为该寺损毁严重。如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州府寺，据令式，上州以上，并合国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以上合行香者，州各留寺一座，充国忌日行香。列圣真容，便移人合留寺中。其下州寺，并合废毁。敕旨：所合留寺，如舍宇精华者，即留；如是废坏不堪者，亦宜毁除。”

　　唐懿宗李漼也是一位“尊崇佛门、致敬玄门”的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事，谏议大夫裴坦上疏谏道：“不宜过兴佛事”。可能在此期间，大兴善寺曾稍有修葺，但损坏严重，已成抱残守缺之势。

　　迄僖、昭二宗，不仅大兴善寺，恐长安城所有之寺院和长安城本身，都遭焚毁。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退出长安之焚烧与唐军人城后之暴掠，“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仅隔两年，王重荣、李克用讨田令孜，田兵败“乃焚坊市”，长安城“宫阙萧条，鞠为茂草”。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攻人长安，“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及天祜元年(904)朱温胁昭宗东迁，“长安自此丘墟矣”。经过这么多次破坏，大兴善寺亦随之颓圮。

　　现藏寺内的《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口口口碑记》，字迹多已漫漶，难以成读，但仔细揣摩，仍有可资参考者。碑中记道：

　　口后值五口口运口口宋元口口僧无闻者世更沧

　　桑碑没兵燹记载无考明天顺间有德满禅师鼎口口

　　刹记称开山禅宗口口大著

　　大概意思是“后值五代，法运中辍，宋元寥寂，僧无闻者”。造成这种冷落景象的原因很清楚：“世更沧桑，碑没兵燹，记载无考”。至明代才有位名德满的禅僧“鼎新梵刹”。由于已数百年无闻于世，德满的修葺被称为“开山”。

　　可以肯定，明代的这位名德满的禅僧重新修建寺宇是有限的，远非隋唐时敕建之规模，仅仅是修起了一小部分。除数间佛殿、僧舍外，值得称道的是新建了天王殿前两侧的钟楼和鼓楼。还住进了一些僧人，可以进行一般的民间法会。

　　需要指出，唐昭宗东迁之后，长安失去了国都地位，“荆棘满城，狐兔纵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之发展，不仅政治中心，而且文化中心也随之东迁，清代学者称之为“王气东移”。失去了首都的经济、政治条件，长安佛教文化也顿然衰歇，大兴善寺就是这种状况变化的一个缩影。

　　据寺内现存的碑刻记载，清代较大规模的维修有三次。

　　顺治五年(1648)，僧人麸斋“构东西方丈，增扩正殿，旧址竖大殿五楹”，及廊庑禅堂等。又重新修筑了围墙，长四百余丈，高一丈九尺。

　　康熙年间(1662—1772)小修过一次，大修过一次。先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憨休和尚从河南来此住持，重修大殿、山门。约十年后，川陕总督笔帖式平安纳率文武宰官、缁素人等又施资大修。据碑碣记载：“广募鸠工、庀材，先修前殿五楹、钟鼓二楼，复修大殿七楹、十王祖堂各五楹，新创弥勒殿七楹、方丈侍寮一十七楹。”“凡阅十余岁而工始落成”。从记载看，这基本反映出清代大兴善寺的建筑概况和布局，亦即传统的禅宗寺院建筑结构。

　　清代除以上几次较大规模的修建外，还有几次小的修葺。如《续修陕西通志》载：“乾隆五十年(1785)，巡抚毕沅重修转轮藏经殿。道光后，至妙、慧明并修(藏经殿)”。

　　寺内曾藏有明代万历年所刊藏经及清代雍正朝所刊新藏经两部，经过清同治年间(1862—1874)连年战乱，全寺殿阁僧房和重要典籍大部分被毁。民国十三年(1924)，康有为游寺，曾题诗一首。诗句不仅抒发了康氏之感慨之情，也是当时大兴善寺之生动写照。诗曰：

　　晋隋旧刹畅宗风，

　　翻译经文殿阁雄。

　　惆怅千房今尽毁，

　　斜阳读偈证真空。

　　(载1984年《理论研究》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