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初期日僧来台转赴福建的活动

殖民初期日僧来台转赴福建的活动
　　——以临济宗与真宗东本愿寺的“厦门事件”为例
　　一、临济宗的来台与大龙峒保安宫
　　根据《镇南山缘起》的记载，日本临济宗最早来台的是细野南岳，时间是1897年初，他原是日本安东县镇江山临济禅寺的住持。来台后自感独力难支在台布教事业，乃于同年的初夏又回到日本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第一次来台仅停留半年。细野南岳第二次来台是在1897年的冬天，原本成功联络到大德寺派管长见性宗般(松云)禅师，预计同年的12月来台，但后因与所住持寺院的法务重叠，欲暂缓一、二年，故未能来台。等待未果的细野南岳只好在回日本找寻有缘的大德，这次接触到的是足利天应禅师，他于是在1898年的早春采台。他们先是赁居在北投的虞兆庵内，并有意开山建寺。
　　值得注意的是，细野南岳虽说是赁居北投，但他却至少在大龙峒保安宫住了一个月以上，时间是1898年的1月1日起。他所留下来的日记是写着“台北府大龙洞保安禅寺留锡”。窃思，此时的保安宫极可能在思考(或已)由原本加盟曹洞宗转为临济宗。大龙峒保安宫是在1896年3月13日加入日本曹洞宗派下，同时加盟曹洞宗的14座寺庙分别是，艋舯龙山寺、艋舯祖师庙、淡水福佑宫、(士林)芝山岩、(士林)剑潭古寺、海山口慈佑宫、板桥接云寺、慈惠宫、海山口王爷宫、地藏庵、武圣庙、国王庙、后庄五谷先帝庙。
　　初来乍到的日本佛教宗派到处吸收本土寺庙加盟，虽然看似颇有成绩，但其实这并没有实质的约束力，彼此也没有权利义务关系。这可以从加盟自由进出的情况得知，例如上述在1896年3月加盟曹洞宗的板桥慈惠宫，在明治三十一年5月4日就转申请加盟真宗本愿寺派本愿寺(西本愿寺派)。可能是由于日本佛教各宗在争取本土寺庙加盟太无章法，在1898年的5月10日，地方长官向总督发出请示文件：
　　有关本岛旧有之寺庙成为内地各寺之分寺一案，各县厅有陆续陈报上来之情形。本岛寺庙虽大多祭祀贤士、功臣等，惟若任意使之成为寺院，则可谓处置不当。纵然使其称为某某分寺，充其量亦仅在于揭橥其成为某分寺之标志而已。其实旧有之寺庙大多不具寺院之体裁，本案毕竟系从事布教之辈，因某方面之竞争所产生之弊端。对于此等不妥之情形，在于另行制定某种法规之前，有关此等寺庙成为分寺乙案，则当予禁止，可否?谨此拟具内训案，敬请核示。
　　约一周后(5月18日)，总督府的回答是：
　　有关本岛旧有寺庙成为内地各寺之分寺案，各县厅往往有陈报不穷之情形。经本府审议，嗣后关于此等成为分寺案，暂时一概不予许可，希照办。
　　不过，保安宫转加盟临济宗，可从两个方向思考，首先是地缘关系，保安宫离后来临济宗在台最高布教中心临济寺甚近；其次，临济寺的建立与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任期是1898年2月26日至1906年4月11日)有密切的关系，故《台湾佛教名迹宝鉴》就说：“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当时是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将军开基”。临济寺是在1900年7月建成，名曰“圆山精舍”，又称“镇南精舍”，这就是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的前身。不仅如此，儿玉源太郎还皈依临济宗首任在台布教总监得庵(梅山)玄秀。因此，藉由儿玉的皈依临济宗派下，不只是保安宫，其他的寺庙一举转加盟是可能的。
　　保安宫由曹洞宗转临济宗后来是已确定的事实，像临济宗第八任在台布教总监高林玄宝(1875—1961)，在1932年5月来台就任后，保安宫早就是属临济宗的布教所之一。
　　临济宗在台的开教，细野南岳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除了前述他曾卓锡在保安宫内，后来他会在1899年转到福州鼓山涌泉寺，临济宗与儿玉总督在的华南政策之一，后经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定案的结果。
　　二、细野南岳与“厦门事件”(“东本愿寺事件”)
　　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击败满清取得台湾之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当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3月，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及要满清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并要清廷承认广东、广西、云南不得割让他国。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便向清廷提出“福建不割让”的要求。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渐明下，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向政府建议：“当今情势既如此，我国亦该为预防他国之威胁领土及将来之保留地于东亚大陆起见，应要求中国将接近我领土之地区，大者可有迫近台湾之福建、浙江各省之半部；小者可有三沙湾。”光绪二十四年4月15日，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向矢野发出训令，要他向清廷提出以下的口述书：
　　日本帝国政府对于清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最近所遭遇之困难，始终表示深切之同情；威海卫驻军(日军)的撤出，正如帝国(日本)政府前所宣言，其意不外乎减少清廷之累赘。但，若因此而忽略日本之地位及利益，究非帝国政府所能接受，故为对付目前之局势，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不得已对清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要求正式保证：福建省之任何地方不能割让或租予他国。
　　阁下在提出本口述书时，必须说明：帝国政府虽希望清政府正式答复，然为清国计，不特别指定答复之日期。并曰：帝国政府提出上述要求之另外理由，不仅为保障中国版图之完整，并且可保全日本国之新领土(台湾)。
　　训令日本驻北京大使向清廷提出福建“不能割让或租予他国”的要求，正是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初上台一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推定日本政府的政策，将是台湾总督必须执行的政策，根据学者梁华璜的研究，在1900年8月“厦门事件”的暗中策动者正是儿玉、后藤(新平)。
　　其实早在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就任并巡视华南沿岸时写就的《意见书》就说到：“台湾的设施经营不能单单止于台湾境域，应该有更大的对外进取策略”，“过去单独维持日本海的安全，而国威虽未失坠，但将来要更进逼到中国海，与南清(华南)沿岸紧接，交通南洋列岛，以台澎之地利，据以大采国势延伸之策”，因此“紧密与厦门开始交通，保持福建一带地方之潜势”。“强硬派”的儿玉总督，后来的所作所为就是延伸国家既定政策。
　　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体制，在台湾殖民初期是一个非常组合，儿玉、后藤其实是努力贯彻帝国主义势力于福建的人物，如果再与临济宗(或其他宗派)对政治热衷的僧侣相结合，或许可以利用宗教对将福建划人势力范围有所帮助。
　　(一)细野南岳在鼓山涌泉寺
　　因为儿玉、后藤是占领福建的强硬派，故以儿玉为首的“南进”策略中，吸收人员在福建“212作”就成为必要之举。儿玉自1898年2月底继任日本殖民台湾的第四任总督起，就暗中为出兵福建而布局，而其中被吸收的是与他“理念”相合的临济宗僧侣，甚至是净土真宗的僧侣。这或许可以解释，儿玉总督为什么会对临济宗妙心寺派情有独钟，不仅帮助它在台开山建寺，后来还皈依在该宗首任布教总监得庵玄秀的座下。
　　临济宗僧侣细野南岳在1899年6月15日与足利天应、松本无住从淡水出发前往厦门，就在出之前，他们三人曾去面谒儿玉总督，并获300圆旅费，可见儿玉与临济宗有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建立或许是构筑在“理念”上，例如细野与松本一行谈到福建视察所抱持的目的是：
　　决不能单纯考量建立像平常一样的寺院来弘布教法，在日清战役(按：甲午战争)后成为我新版图的台湾，与华南一衣带水，台湾海峡处在吾军事要冲上，故要守卫单靠军备是不行的，至少里面必须有宗教力量，这是第一目的；其次，中国南方是吾佛教中禅宗的发源地，正如我国所迎来的是其未流，然末流滚滚不尽，发源地的佛教却像是枯竭了，这不应是禅僧沉默以对的现象；，而台湾不用说，甚至在中国南方，特派我禅门大德，大树法幢，擂打法鼓，以彼我相应，大力交流，将我大乘佛教来个反输入，这是第二目的。
　　正是这种“理念”，让儿玉总督似乎有了着力点。这次厦门之行，细野南岳决定留在南普陀寺“视察民情”，并没有跟足利天应、松本无住再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名山古刹参访。细野南岳最初是拟留在厦门的南普陀寺，后来为什么会转往福州鼓山?其中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松本无住在结束华南的巡视之后向儿玉总督的建议的结果(详后)；二是当时厦门已有东本愿寺僧在那里活动。
　　当1900年4月1日至25日，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赴厦门、福州、漳州等地巡视“推行帝国(日本)南进政策的铺路工作”时，细野南岳在数月前已被奉派进驻鼓山涌泉寺，并接受台湾总督府的资助。同年4月30日福州领事丰岛舍松向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说：
　　由总督府支付给留锡在当地鼓山涌泉寺的本国禅宗僧细野南岳津贴一千圆。该涌泉寺是当地唯一的大寺院，后藤长官在数月前已令僧南岳进驻该寺。该寺欲置于本国僧侣控制下之策略，非一朝一夕可成功。
　　由总督府每年支付临济宗僧侣细野南岳一千圆，是当初松本无住巡视华南回台后儿玉总督的承诺，虽说是有将日本佛教“反输入”之想法，但僧侣支领政府津贴无疑是必须为政府工作，其工作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将鼓山涌泉寺“置于日本佛教控制之下”，但如果没有儿玉总督的冒进行为，功亏一篑，或许鼓山涌泉寺最终将成囊中物。后藤新平巡视福建的4个月后，藉由东本愿寺大火制造出派兵的“厦门事件”，欲一举将福建置于日本占领之下。“厦门事件”后的同年12月下旬，细野南岳回日本途中到厦门等船，还发生疑似在旅馆内叫女陪宿的丑闻。
　　(二)东本愿寺大火与“厦门事件”
　　1900年8月21日，将“北守南进”当作是“国是”的日本山县有朋首相，趁着欧美列强处理义和团事件(日本称为“北清事变”)时，提出“北清事变善后策”表示：
　　对我邦中国的关系在贸易而非侵略，在保全而非分割，昔福建的不割让要求，毕竟只是在保持与各国之均衡，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故这次所讲的善后政策当亦宜期贯彻此目的，福建之外更要加入浙江为我势力区域，果其然，则将来与台湾成为犄角之势力，在平时作为中国内地贸易工业的根据地，一旦有事，可扼东亚之咽喉，得以制敌之侵攻。……为保全我南方门户之经营，发达工商业，非占领福建、浙江之要地不可。
　　内阁决议对满清唯一不割让之地的福建厦门出兵，而其中儿玉、后藤就是占领福建的强硬论者。在儿玉过世后，友人在追忆有关他出兵厦门前后的情况表示：
　　他见到明治三十三年(1900)发生的团匪事件余波，在厦门成为排日凶乱的余波胚胎。盖在北清(华北)，既可见到像猖獗的义和团横行，情势激烈之处，不数日其灾祸所及，南清(华南)不保，而与我台湾关系最深的对岸福建，是依明治三十年的协议，清国政府对列强宣布不割让意义深重的地区，露骨地说，这里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进入了儿玉总督的时代后，特别刻意开发其土，或是开设学堂教养子弟，或是设立本愿寺布教所，督促教化住民等政策之执行。
　　然一朝北清事变起，厦门也渐呈骚乱之兆，排日的气势愈加升高，最后发生一群无赖把本愿寺烧毁的暴行。于是一见机会来到，就出兵厦门，忽然送来了实现的机运，快速地派遣台湾第一旅团，那时候还把进入基隆的商船、邮船连同军用船悉数征用，几千士兵踊跃踏上征途，三军之士气已有未蹈其地先吞其土的气慨。我后藤长官此时已经渡航到目的地，发挥策划纵横的快腕。
　　我台湾的情势一如预期，然此大事件决行的一瞬间，庙堂的议论忽一变，今朝在基隆码头欢送出兵壮举的人，接到中央政府急电南清暂停出兵撤回的命令。跟在藤园将军(按：儿玉源太郎)身边二十年之久的人，看到将军不止流泪两次……。接到电报的将军，暂不动身，沉默思考、感慨无限现在在将军的心中，为了作为新领土总督的威信，有断然辞职的大决定。
　　而在对岸厦门心急如焚却睥睨风云徂徕的后藤长官，接到此意外的通报，就匆匆忙忙搭乘军舰回台。
　　至此，时山县内阁就不用说，明治天皇御身也非常烦恼，此种场合无论如何却没有打算更动儿玉的地位，以不曾有之破格，亲自接见后藤长官，并下令不准辞职。后藤伯受明治大帝另眼相看盖始于此，尔来(角色)益发重要，姑不论其在朝，作为国家的重臣，在他死去的今天“获得前任官员始无前例的优渥，颁下命令书，赐下币帛祭粢料真榊”。
　　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件事：首先，儿玉可能是东本愿寺焚毁的可能幕后策划人，他是有计画利用僧侣在福建活动，并借机派兵登陆厦门；其次，因为儿玉的行动鲁莽而坏了日本政府布局的大事，所以才会被批评说“台湾总督冒进的福建占领计画，顿成泡影”。事后儿玉并没有受到惩处，可见占领福建始终是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之一。
　　儿玉之所以选择东本愿寺僧侣作为事端的制造者，或许有某些考量，首先，东本愿寺僧侣是第一个进人中国大陆传教的日本佛教宗派，时间是在1873年，布教师为小栗栖香顶，他们对中国佛教界的关心比起其他宗派更深，其认为，中国佛教之不振是因为中国佛教界的腐败堕落，真宗(东本愿寺)在中国布教可以让中国佛教界“苏醒”；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佛教是源于中国，真宗开山祖师亲鸾是以中国佛教的昙鸾、道绰、善导三大师为思想之师，故在中国大陆传教也是“报恩”；不过，明治初年日本国内的“废佛毁释”运动，佛教受到严重冲击，真宗来到中国大陆也有挽救教势的作用。
　　虽然1874年8月，东本愿寺布教所在上海设立，但因种种原因，又在1881年撤除，直到1885年11月才又在上海设立“支那国布教挂”。虽然恢复上海别院的名称，但是布教对象仅限于日本侨民，随着甲午战争(1894)日本获胜，才又恢复对中国大陆早已陷入停顿状态的布教活动。1899年2月在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设立“清国开教本部”，一方面在华中、华南建立传教据点，其中因为福建与台湾的地缘关系，早在1898年7月就在厦门建寺。因为儿玉是在1898年2月就任第四任台湾总督，前述提到儿玉曾“设立本愿寺布教所”，说不定就是指“厦门建寺”一事。或许是东本愿寺有上述的“条件”，所以才会成为日本帝国势力觊觎福建拉拢的对象。
　　厦门的东本愿寺被纵火是出于儿玉总督、后藤民政长官之指示，是欲借着制造事端，并以保护侨民的口实出兵，例如8月14日海军大臣派发电报给在厦门的和泉舰长斋藤孝治大佐的电训第211号就说：
　　又厦门地方有不稳的状况或乘其他的机会，与同驻在地帝国(日本)领事协议，以保护居留帝国臣民的口实，致力让若干兵员登陆，注意勿踌躇以失机会。
　　承继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以台湾为立足地，从厦门之港将我势力注入南清”，儿玉、新平体制的布局是，在厦门开设台湾银行分行、设立东亚学院、在厦门、泉州设东本愿寺、在厦门设西本愿寺，在漳州设分院，华南的布教总监为高誓松和尚”。而高誓松就是1900年8月24日疑似放火烧毁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嫁祸给“中国暴民”的人，而停留在当地的日舰和泉号陆战队立即在厦门登陆。事实上，东本愿寺僧高松誓最早是大谷派来台之布教师，1896年秋，东本愿寺决定在台北、彰化、台南开设分院，高松誓就是被派到彰化分院的布教师。他的传教以普及皇恩为第一，获得儿玉源太郎的赏识，儿玉于1898年继任总督之后，高松誓时为其施政献策，而传利用火烧厦门东本愿寺出兵的正是高松誓。高松誓是福冈人，法号释云清院知海，为真宗大谷派本愿寺住持国友慧默的第五子，因人桑门高松氏继承其家，故改名高松。
　　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被焚另有几个疑点指向高松誓和尚：一来高松誓是该布教所的僧侣(代理主任)；二来高松誓为“华南布教总监”；第三，东本愿寺布教所大火前约一周即8月18日，高松誓以东本愿寺布教所代理主任的身份收受来自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600圆的费用。而另根据梁华璜及日本学者多人的研究指出三点：
　　(1)8月24日凌晨一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的前一天，陆军大臣桂太郎即令儿玉，若接获和泉号舰长求援，要从台湾调兵前往。当本愿寺起火时和泉、高千穗两舰即进入战备，台湾方面的陆军亦陆续起航。可见是有计画的安排。
　　(2)本愿寺起火后，日本领事及警察皆未到现场查证，只是忙于引导日军登陆。
　　(3)灾后，福州的中国官民之间盛传厦门本愿寺被焚前二三天，日僧早已将该寺一切器具搬移他处。
　　而事后日本自己的说法是：
　　厦门山仔顶本邦真宗大谷派教堂，于本月二十三日系清口七月二十九日夜无端被匪人纵火并抢劫，左右邻居地方文武官驰往救援无及等情已志本报。据教师云，更是夜三更后忽有人在民前叫闹，即施放洋枪堂中之人惊惧…．—火灭四壁徒然，成因照会提出，请为查拿匪类，议复教堂，旋有闯匪造谣谓，系教堂中燃灯失慎所致，又云台匪渡厦所口大火因口不肯认赔等语，此皆无端揣度之言。口次夜本部巷有富家陈某复被匪抢，所失赃物价值三千余金。二十五日口而谣言四起，商民佥禀领事上野君，由高千穗、和泉两兵舰调兵登岸，驻扎东亚书院，直至镇口街港仔所有本邦商店分兵日夜口巡以资保卫。山
　　也就是说当时东本愿寺失火广事，地方上至少有两种说法：一是寺中用火不慎；一是与台湾籍民有关。但是，日方却全盘否认，毕竟若这两点属实，则完全与清廷无关，日本当然没有借口出兵，故一口咬定是“闯匪”故意纵火，经过“商民”向上野领事求告，日方才派兵登岸，以保护日本商店。日方自己表示出兵决非偶然，其中所持的第一个理由是：“厦门排外热其由来甚深，众人皆知，加之厦门失去管辖台湾而不能糊口的官吏(更不用说是满清时代)，以及(厦门为)游兵、绅士、秀才与流匪之集合地，这些人始终说要收复台湾以为糊口，并散布种种谣言以扰乱民心者众多”；第二个理由是：“日本人比其他外国人有更特殊的关系，目前在厦门的日本臣民大约有七百余人，比起外国居民二百余人几乎达三倍以上”；第三个理由是“(由于流匪等)处在像此不稳的情况下，清朝官吏说要以什么方法负起治安之责、常议官谕示如何，事实上都不过是一纸空谈”。山日本方面要说的是，厦门治安不好，流民甚多，排外风气很盛，而日方侨民众多，日本出兵是为保护自己的权益。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是掩人耳目，在战略与殖民的考量下，日本方面的思维是，福建位于台湾正对面，若能占领福建，则可以和台湾互补，扼守南进的战略要地，有利日本帝国势力的延伸，因此，利用北京的义和团事件破坏外国宗教教堂会所可能蔓延的机会，泡制出类似的宗教事件，而雀屏中选就是厦门的东本愿寺布教所。例如在“厦门事件”发生的前8天，即8月16日，日本厦门领事上野就通知厦门东本愿寺，可能会成为当地居民排斥的对象，更在两天后的8月18日，通知有江西省、福建省汀州府与位于厦门西北120公里的龙严州有某基督教教堂被焚毁，并预测教会破坏热今后会日益扩大。到了8月22日，电报更说位于厦门西方30公里的漳州府已经受到波及了。总督府于是要厦门东本愿寺要有成为“排外骚动”目标的准备，这都是为了制造派兵占领厦门的有利借口。在东本愿寺失火前后，日方的说法是：
　　排日热潮炽盛，不只是厦门市街已无法自由交通，到处鼓吹排日热由来已久。在发布高千穗入港后，情况已有些稳定。及北清事变的流言不断在坊间流传，危机更加迫切，厦门侨民惶惶不安，移居鼓浪屿者亦不少。果然二十四日黎明之交大火突起，一把火将东本愿寺焚毁，匪徒乘机徘徊领事命居厦门市之日本人(内地人)一起迁移鼓浪屿。此时见清朝文武百官的态度，表面看似在从事安抚，内部却在增加兵勇、炮台，且有东亚书院让清军进驻之议。东亚书院素来属帝国领事直辖，故此际正待领事采取何种措施，忽焉我陆战队登陆，当时侨民欢呼不已，保持了帝国的威信，在保护所有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而只高千穗、和泉两舰的士兵尚有不足，此时吾侪最是感慨清朝文武官员的两面手法，向彼等诉愿根本上要负治安之责。山
　　日方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清廷，不断强调排日热危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派兵登陆全是为了要保护之。
　　厦门东本愿寺是在8月24日凌晨零时30分失火，1时15分火就扑灭了，但是东本愿寺一失火，上野厦门领事就立即通知停?白在厦门港的高千穗舰长，要他派兵登陆保护侨民。这如果没有“充分”准备，迅速出兵恐怕是办不到的。
　　“厦门事件”之所以没有成功占领福建，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英国的反对，当时的日本政要伊藤博文对出兵厦门就警告表示：“今日的场合出兵南清，要避免突然与英国(冲突)酿祸，若尔，就会负扰乱东洋和平之责，必定陷入受世界各国干涉之困境。”结果，看穿日本心事的英国，以不惜军事冲突要日本撤军。同年9月7号英日两国一起撤军。其实由于列强的压力，特别是英国在8月30日英舰人厦门，60位陆战队携炮一门登岸屯驻警戒。在这样的压力下，到了9月2日，日本已经打算停止出兵了，但是他们一贯的说词还是说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厦门的7百侨民。但报载却不提来自英方为首的压力，避重就轻地说：
　　日本兵现有登岸情事，当即确加密查始知系为保护三井洋行，囗非与地方百姓为难，但恐居民未悉情形囗致囗囗滋事，囗囗请日本领事立即撤兵回船以安民心，而免滋事外，囗行示谕此示，即阁厦军民人等知悉。
　　东本愿寺僧侣被利用纵火以制造有利日本出兵的“厦门事件”，而连同临济宗的僧侣也被派驻到福州的鼓山涌泉寺，意欲控制该寺，不可忘记的是，他们都收受来自台湾总督府的金钱，个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三)松本无住与足利天应的构想
　　1899年6月中，接受儿玉总督赠送旅费到华南视察的细野南岳、足利天应、松本无住三人，在细野南岳决定留在厦门南普陀寺后，足利天应、松本无住二人转往浙江、江苏、广东等地，之后在同年的9月回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儿玉总督报告说：
　　为了要实行日清两国同宗佛教徒的联合，首先要让适合的大德留锡福州，以教化彼国的和尚们，在两国教徒频繁的往来下，慢慢地获取土豪绅董之归信，配合一般民众的愿景，更进而成就宗教上的同盟，果尔，则一方面可破除我内地(日本)丛林之无所事事，回复祖门兴隆之运；另一方面，两国的人民以宗教信念增进相互亲交，以开拓我国是的进展，关于实行此目的，特别请阁下考量。听完了松本无住的“建议”后，儿玉总督表示：
　　你再东归遍访内地丛林，在古寺山院物色，只管寻找其人，若得其人，首选两三名英衲作为随侍，兹组织教团，首先留锡福州从事(工作)，若幸而可以实行之时，此教团乘船之费用及留锡彼地的菜油金，及养病巡锡等临时之费用，在不超过年金一千二百圆的范围内，可以随时支付。此事在实行上不管好坏，必须要满三年，若要继续，经过三年之后，根据成果来决定存废。……此后之事要与亲如吾子的后藤长官商量。
　　从上述儿玉总督的回答，我们终于知道细野南岳被从厦门派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并获得一千圆的资助，正是当时儿玉对松本无住的承诺，而真正运作此事的就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时间是在1900年初，目的并不纯粹是松本无住所言的“两国的人民以宗教信念增进相互亲交”，或许最终是欲“将鼓山涌泉寺置于日本佛教控制之下”的“开拓我国是的进展”。
　　松本无住获得儿玉总督的承诺之后，他回到日本寻找“工作”僧侣，首先他找到了位于熊本见性寺的松云禅师，但由于松云法务繁忙，加上没有意愿，松本无住只好另觅他人，而原本在厦门南普陀寺的细野南岳也专程为此事回日本襄助，他们拜访金地院的实全和尚，告以华南佛教现况云：“连同新领的台湾，应可兴隆我宗，时机渐成熟，当此时南清布教之实行，惟非仅是国家需要，亦是我佛陀之使命……”当要求实全和尚来领导组织时，还是被婉拒了。
　　松本无住与细野南岳四处寻觅临济宗派下合适僧侣并不顺利，大约到了1899年的11月下旬，在峨山禅师的提议下，临济宗十本山的管长终于在洛东(京都)建仁寺为“支那布教开始”召开会议，与会者是建仁寺的默雷、南禅寺的毒湛、大德寺的广州、相国寺的东岳、黄檗寺的又梅、天龙寺的峨山、圆觉寺的代表天应、圆觉寺的宗般禅师等。松本无住在会上概略报告了他们一行视察华南的见闻：
　　彼地的法脉已断绝，荣西、圣一、大应等我国开山祖师的传法道场的情况，以临安五山为首，禾童、长庆、鼓山、径山等名刹，堂塔古址虽俨然存在，但法脉已断，已无高僧大德，名山的僧徒空有三百、五百大众，陷入戒律迷失，不能出野狐禅。或燃顶，或燃指，或危坐于岩窟中，或站立在篮中，身苦心痛，虽探道源者所在不乏其人，然慧眼已盲，其人无指导，日夜满邪想，一盲引群盲，见如此惨境，实有不忍者。不忍冷眼忽视惨境已极的传法祖师道场，处此现状，我宗报恩之大义岂能沉默。且盱衡今日世界之大势，日清结合是东洋和平的根本，彼我官民为此苦身心已非一日幸我台湾总督特见于此，苟有其人从事，其有不辞为后援之意。山
　　松本无住的诉求有两个，一个是诉诸佛教宗派情感，一是诉诸国家利益，而且重点应是放在国家利益至上。也同松本无住一道前去华南巡视的足利天应接着提出实行办法：
　　目前让我一大宗匠率领数名英衲驻锡彼地，先行教化彼地之僧侣，构成一道场，振兴百丈以来之宗规，发扬本宗教义的同时，让我云衲陆续渡航彼地参学，随时陪伴彼地的云衲回国，让其挂单在我各道场，与我佛徒杂居，共同修行，在慢慢行脚于国内各道场，此至少能让我宗门下彼我僧侣撤去日清两国的国界，发挥天外出家的本色。
　　彼地我祖师传法的名刹，现在颓废者，不仅要在两国尽力募缘助其再兴，有特别因缘的废寺，如我弘法大师入唐最初的道场、福州芋山白塔寺等的在兴，特派传法的老师住持，作为发挥本宗义理的道场。
　　虽然，上述提议大会无异议通过，但其实这都是临济宗相当一厢情愿的看法，这有两种原因：一是自宗欲配合前往福建的高僧大德甚难寻找，最后有劳圆福寺的松云(宗般)老和尚领军，但在他赴任前的数个月，派遣足利天应与细野南岳为先发，事先交涉，这正是1899年11月下旬的事。而最后是经过后藤民政长官的安排，似乎仅细野南岳进驻鼓山涌泉寺。其次是日本佛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教权始终未获清廷许可，特别是在明治后期屡屡发生纠纷，中日两国对外国传教权的主张各自解读不同，主要的歧异有三点：(1)中国(清廷)与欧美各国所定的条约中，载有承认基督教传教权，日本依条约的精神推衍作出广义的解释，认为不应仅限于基督教，而包括承认所有善良宗教也具有一样的传教权，但中国只根据文字所载，作出狭义的解释，只承认基督教的传教。(2)根据甲午战后在1897年7月所重订的《日清通商条约》第二十五条有关最惠国待遇一事，日本认为在中国内地具有传教权，但中国认为日本的传教权仅适用于通商口岸附近。(3)《日清通商条约》第四条有关在开放通商口岸得开设寺院的规定，日本方面认为可以对中国人传教，但是中国认为，日本宗教活动的对象仅限于居留的日本人。甚至进入大正时期，传教权的问题还是无解，如1915年1月18日，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在《希望事项》中还明载“需承认日本人在中国的传教权”。
　　所以我们见到日僧大部分会集中在中国大陆沿海的通商口岸活动，即是基于清廷(含民国时期)不认可日本宗教在中国内陆的传教权之故，而厦门、福州正是通商口岸，包括临济宗僧侣在内的日本佛教各宗都将眼光集中在此也是有原因的。
　　三、台湾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的建立
　　临济宗妙心寺派自得庵玄秀来台，1899年创建圆山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并任首任布教监督伊始，自战败离台(1945)止，共历十任布教监督。一般来台任布教总监者，都是临济寺的当然住持。关于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的创建历史，《台湾佛教名迹宝鉴》载曰：
　　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当时是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将军开基，该寺境内土地是林本源发菩提心所捐赠……开山得庵玄秀禅师在明治三十二(1899)年来台，接受儿玉总督的皈依，更藉由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伯爵的虔诚信仰，而获得诸多的信施。明治四十五年，大寮、大殿、钟楼门、仓库等竣工，寺貌大成。其后长谷慈圆继任，设立镇南中学林，开设专门道场，在台湾成为禅宗缁素教育的根本道场，尤其是作为临济宗台湾布教监督所、联络寺庙总本部，是百余个寺院、布教所、旧惯寺庙斋堂的联络中心。
　　从上述的资料算是非常简略，得庵玄秀为什么会在1899年底来台?事实上是延续着前述松本无住等人在华南(主要是福建)扩大教势，并为帝国从事工作的思维。
　　当决定由细野南岳及足利天应二人作为先发到福州后，松本无住便将此一决定告知后藤新平表示“基于日清两国宗门联络之方向”：
　　在台湾设立根本道场之事尚未得其人，盖要完成日清两国宗教上的联合，若要着手南清，我台湾作为两国往来的中间地带，务必设一道场。且在统治台湾，疏通官意民情上，让南清的僧侣在我法门下修行者，尽可能多留锡台湾，让同民族在(台湾)住民之间，扩大我宗旨，正是大好的理由。此事藤园将军亦希望我若能如此做，有扩大南清布教的意味，组织台湾传道布教同盟者，以大力协助南清布教，台湾布教苟得其人，姑且不论官方的援助，若有不少民间同情的有志者，此时务必与其人同时着手，这是最佳时机。
　　松本无住的构想是双管齐下，即台湾与福建的布教同时进行，而台湾在地缘上是帝国势力及临济宗教势扩大的跳板，于是在寻找临济宗来台开山建寺中，松本无住透过坂上宗诠禅师找到了得庵玄秀，并获其允诺。松本无住与得庵玄秀一行人1899年12月13日从日本神户港出发，19日抵基隆，21日抵达剑潭，先是寄住在剑潭寺，白天就到台北市托钵劝募，翌年4月因天气忽冷忽热，寺众10人有6人生病，得庵玄秀度过相当艰辛的一段岁月。5月初，儿玉源太郎招请得庵玄秀一见，感其行止，而有建一精舍安僧之念。后选中圆山公园预定地西面山麓的一块荒地，而该土地为板桥林本源所有，在儿玉总督的指示下，时住台北县的总督府庶务课长金子源治商于板桥林家，获允捐地建寺。从1900年6月中开始建设，至同年7月21日举行落成庆祝，所完成的仅是33坪多的小精舍，名曰“圆山精舍”又称“镇南精舍”，这就是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的前身。
　　“圆山精舍”建设之间，临济宗在华南的布教行动亦展开，先发的足利天应与细野南岳1900年3月2日经台北、淡水出发到厦门并进入福州，答应先发到福建后数月即行动的松云宗般禅师。同年7月29日抵基隆，随即到“圆山精舍”举行晋山典礼，并预计8月5日出发到福州。松本无住多年奔走的华南布教、台湾开教行动此已就绪。
　　可惜两件事情完全破坏了临济宗在台海两岸的布教计划，第一件是极力促成临济十宗召开“支那布教开始”会议的峨山禅师在1900年10月迁化，接着前往福建的松云宗般禅师到了福州之后久病不愈，在12月13日回台，翌年(1901年)的正月就回日本，福州传教工作由足利天应代理，但1902年冬，足利天应又回日本承接衣钵而辞任，华南布教中断了。山
　　第二件事是，因为日俄在中国东北利益的冲突，儿玉总督在1901年底1902年初左右，先行到了东北准备参战。1904年2月“日俄战争”正式爆发。若不是儿玉总督在中国东北3年，于1905年12月30日才回台，②那么凭他与临济这些年的交情，临济宗在台布教中心——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的建立应该会更快，可是临济宗的弘法不顺还不仅于此。
　　回台后的儿玉总督在1906年元旦到台湾神社参拜(台湾神社即今圆山大饭店址)，因离得庵所住的圆山精舍甚近，故前去拜会，谈到了精舍改建为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之事宜，估计所需款项约5、6万，儿玉问得庵劝募可得多少款项，得庵以其劝募1、2年，可得约2万元答之，儿玉答应只要得庵募到2万元，其余的就由他承担。可惜儿玉在同年2月初回到东京后，7月24日病逝于自宅。为了完成自己，也是儿玉总督的愿望，得庵终于在儿玉过世后第7年(1912年)完成了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的重建工程。③若不是儿玉总督在1906年7月去世，临济护国禅寺的落成应该也不会拖到7年后。如果从临济宗妙心寺派自明治32年底布教总监得庵禅师来台，到1912年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落成为止，共花费了12年的时间，这对临济宗台的开教是很不利的。甚至可以说到1914年6月得庵任满离台为止，这是一段还是属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的草创期，因为他仅仅完成了临济寺的硬件建设，尚未正式展开教务。
　　四、结 语
　　临济宗妙心寺派欲以台湾为跳板，进军福建弘法，其中具关键性作用的人就是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也就是说，临济宗在明治末期，在台湾乃至福建开教初期，都与儿玉，甚至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重大关系，而他们二者都是占领福建为南进腹地的“强硬派”。他们资助临济宗僧侣或是真宗僧侣为帝国工作，有其特定的考量，像让真宗厦门东本愿寺僧侣高松誓纵火焚毁布教所，制造日军出兵占领的“厦门事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无论是真宗或临济宗的考量真是为中日两国宗教同盟而努力，或是为帝国主义铺路，特别是初期临济宗的闽台布教策略，其背后有台湾总督府这一官方单位大力的介入是不争的事实。愈到台湾殖民后期，临济宗(其他各宗亦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张月是愈加明显的。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组织，临济宗妙心寺派的宗务总长古川大航就发表训示说：
　　兹以本(三)月二十七日，遂颁发退出联盟诏书，所指示的贯彻国际正义与国民所向往者，实不胜惶恐之同时，帝国的责任，据此，国民觉悟倍加重要之时，宜趁此机会，奉体圣旨，不惑于轻佻之舆论，努力专心于产业之振兴，竭力培植国本，期以扶翼万古不易之国本。
　　尤其是本派僧侣及信徒，须体察佛祖之慈训，鉴别开宗立派之大义，稽思久远神功之洪业弘安之一喝，近思明治之大捷，及深信至诚感应冥护灵验，善处勇往迈进不屈不挠艰难之秋，勉旃万无遗憾。
　　“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重要开端，日本佛教宗派被动员到战争舞台上助力，其间经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直到日本战败，初期临济宗在台的布教与儿玉、后藤的关系是一个可提供的观察点。
　　(本文原载《护僧》杂志第47期，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