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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始宗教与王权

       

发布时间:2009年05月24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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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原始宗教与王权

  摘要:在中国上古时代,王权是从原始宗教的权利中产生,发展的。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后,王权与原始宗教权利相融合,形成了以政教合一为特点的国家政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宗教权利开始衰落,逐渐成为王权的附庸。这为此后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原始宗教权利;王权; 政教合一

  一、王权的产生

  有关王权的产生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两种:(一)王权产生于父权家长制。(二)王权产生于原始的巫。

  笔者较同意后一观点,但我认为王权产生于原始宗教应更为合适。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得先从中国原始宗教的产生谈起。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的生老病死,有一种神秘和畏惧心理,逐渐形成了灵魂不灭和鬼神观念。这种观念何时形成,现在学术界还无定论。从考古资料上看,至少在山顶洞人时期已具有灵魂观念和原始宗教观念,人们认为人死后可在另一个世界过同样的生活。

  仰韶文化时期巫术已经普遍存在了。“对于仰韶文化和所有原始文化的人们来说,死亡是自然界中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所以它是原是宗教诞生地。”①

  随着原始宗教观念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天、上帝的崇拜,对山、日、水、火等的自然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专门从事沟通人、神的职业巫师。这些巫师因为自己手中拥有沟通人神的“神力”,所以在氏族内部有较高的声望。巫师利用其声望和特殊身份往往会成为氏族部落首领。正如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当部落的福利被认为是有赖于这些巫术仪式的履行时,巫师就上升到一种更有影响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力”②“……在未开化的野蛮社会中,许多酋长和国王所拥有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他们兼任巫师所获得的声誉。”《法言?重黎》记载“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俗巫多效禹步”说明“禹步”为巫术,而禹也就为巫师,大禹正是因为拥有阻挡洪水的神力,即所谓的“禹步”而代舜取得“帝位”位。这些巫师在取得领导权后,利用对天、地的崇拜和对自然崇拜制定了原始宗教仪式。这些宗教仪式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的、氏族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循的规矩和习俗。巫师利用这些规矩和习俗来加强氏族内部管理;利用祖先崇拜加强氏族内部血缘关系,使整个氏族更加团结,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一致对外。国家建立后,这些氏族部落酋长取得王位。王权从此产生了。

  二、王权与原始宗教的统一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平等的拥有祭祀的权力。《国语?楚语》记载“古者民神杂糅”即百姓可以随意和上天联系、沟通。张光直先生说过“古代,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

  然而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氏族成员平等的拥有宗教权力的现象发生变化。酋长们认识到原始宗教在巩固领导权,维护氏族社会秩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开始垄断原始宗教权力。在管理中,他们发现宗教有“思想操纵”的作用,因此开始逐渐重视并加强这种“诱取赞同”的权力。《国语?楚语》记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通天。”“绝地通天”实际上就是对神权的垄断。考古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发掘出了两处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和瑶山祭坛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祭坛上都有专门埋葬巫师的墓葬。反山上有11座巫师墓,瑶山上有12座。两处祭坛上的巫师墓每一座都随葬大量精美玉器,少则几件,多则上百件。除装饰品外,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钺等,其中玉琮,玉璧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美。琮是通天地的的祭器。张光直先生在《考古专题六讲》中说“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像,表示巫师通过柱在动物的协调下沟通天地。”巫师拥有玉琮,表明他已成为氏族部落中的显贵,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通天的权力。《集韵?月韵》记载“钺,《说文》:‘斧也或从金’。”《尚书?牧誓》说“王左杖黄钺。”这些都表明“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物。二者共葬一墓说明当时巫师集军事,政治,神权于一身。王权与原是宗教高度结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后经尧、舜、禹,到夏、商、西周,三代已成为正教合一的国家。

  通过对古史、传说和大量甲骨文的研究,我们对商代王权与宗教的关系可以明确。殷人完全生活在宗教社会中。神权高高在上。不仅支配自然界,而且主宰人类幸福。当然也主宰王权。《史记?殷本纪》记载中壬死后,“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为王。太甲不贤,伊尹就“放之于桐宫”。《尚书?君奭》记载成汤建立殷商王朝时说“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皇”即“ ”,据古史学者研究,是“以鸟羽为饰的皇天冠冕,喻指神界或人间的最高统治者。”③“格”有迫近或召致之意,这是说伊尹是能接近或召致神界,天地的“巫”。④如果伊尹不利用宗教神权,作为一名臣子怎能将国王“放逐”呢?由此可见在商代神权是高于王权的。事实上,商王也是巫师。在甲骨文中常有商王卜问风雨、祭祀、征伐和田猎的记载。商王是利用王国和巫师双重身份来统制和管理国家的。这一时期商王朝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商王朝只不过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部落联盟的方国。这种联盟是以商人为核心的。因此为了加强商人的核心地位,维持和巩固这种联盟,商王不断地举行祭祀活动,祭祀的内容对内(即商人本族)是祭祀祖先。商人认为商王的祖先帮助在世的商王巩固其在人间的统制,商王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加强了自己的王权。商王对外是祭祀“帝”,无论是战争、治国,还是日常生活事物,王都要进行占卜以问“帝”命。这种问命的方式也是为了加强王权维护统治。

  三、王权地位的上升和原始宗教的下降

  夏、商时期原始宗教权力是无限的,因而也导致了王权的无限性。国王可以肆无忌惮的发布命令,为所欲为。到了夏、商末期这种权力无限性的弊病显露无遗。《史记·夏本纪》载“桀不务德而伤百姓”。《史记·殷本纪》载武乙帝“无道,为偶人,为之天神。与之傅,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谬辱之。”不仅如此,他还“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商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矩桥之粟”。夏桀、商纣滥用王权,不加以限制,武乙帝更是用神权如同“儿戏”,结果导致国家灭亡。正如刘泽华先生指出“王权借神而强化,更借神而极端残暴。王权越神化,离开现实就越远从而更加肆无忌惮。神化的结果常常失去了调节政策的余地……”⑤夏、商末期的王权正是失去了“调节政策的余地”而最终灭亡了。“成汤灭夏”后,商朝的国君自诩为是“替天行道”,故称“有夏多罪天灭殛之……夏氏有罪,予上帝不敢正”(《尚书·汤誓》)。武王伐纣时亦是如此。

  西周统治者吸取了夏、商的经验和教训,注意到神权与王权的无限性的弊病。因此,周公进行一次改革。首先,提出“敬天”思想。“皇天宏厌阙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西周统治者仍利用统一至上的“天”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使自己取代商名正言顺,另一方面“周”仍是氏族部落联盟国家,需要维护自己的的联盟,使之更加巩固。其次,提出“保民”思想。西周统治者在吸取夏、商灭亡经验教训时,发现了人民的伟大的力量。尤其是在牧野之战中,殷兵倒戈,才使周能够顺利灭商。武王、周公都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因此特别注意人民的力量。周公提出“民意”即是“天意”。周人有“德”,才取代商。而“德”即顺应民意。言外之意,周的统治者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得有“德”,有“德”就要顺应民意,不能借用神权管理国家。同时提出“唯命不于常”,因此原始宗教权力受到限制,王权被突出出来。最后,通过制定出宗法制和分封制,加强王权。宗法制规定了周族内部统治阶级利益的划分,避免了内部的矛盾。分封制则加强了周王朝的统治。钱穆先生在《国语新论》⑥中说“西周本是一个农耕部族,他们征服了殷朝,遂把他们的近亲近族,一批批分送到东方,择定交通及要冲,圈地筑城,长期屯驻。……原有殷代遗下的几许旧的城郭与农耕区,被包括在这一庞大交通网与许多军事基点之内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定的制度而成为统治下的候国了。”由此可见看出利用其手中的王权,对其他部落实行严格控制,进而加强统治。这与夏、商时期部落联盟间忽合忽离的不稳定情况相比已有较大进步。无论宗法制还是分封制都突出对王的“尊”与“敬”。这一点也正体现了王权的加强。周取代殷虽说是一次王朝更替,但这种更替意义重大。王权的神秘性在代替中下降了。新起的最高统治者,虽然仍竭力为自己披上神秘外衣,但他们必须面对现实。严酷的现实使他们不能不重新思考,从而推动了认识的发展,周公的思想正是这种变动的产物。

  周公的这次改革影响十分深远。通过改革,原始宗教权力地位开始下降,王权地位开始上升。这时王权从宗教权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以后中国形成长期封建君主专制整体打下基础。

  四、王权强化和原始宗教的衰落

  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周的统治已衰落。分封各地的诸侯开始争夺领导权。春秋时期出现了五霸,战国出现了七雄。各国诸侯为了取得王权,进行了改革,增强自己的势力,进行不断的战争。这一时期对王权的渴望以达到顶峰。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礼仪器物层面的违丽事件频繁发生。齐桓公“欲封泰山”,窥视天子之礼;鲁国的大夫季孙氏用天子仪仗“八佾舞于庭”可谓礼崩乐坏。其次,人们的信仰发生动摇。《诗经》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在动乱,苦难的社会中发生的疑天、怨天甚至骂天的诗文。社会上出现了子产,晏婴,管仲,孙武等一批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思想家。最后,王权逐渐加强,巫术地位下降,思想和学术下移。孔子曾感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论语·微子》记载,鲁哀公时,社会混乱,礼崩乐坏,于是“大师挚适齐,晋饭干适楚,三饭潦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叙适于河”,这都反映了当时文化和知识下移的现实。这一切都导致了在文化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原始宗教衰落。原始宗教的衰落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通过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构想出未来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他们的各自主张不同,但有一共同点,就是要加强王权。他们的主张也符合了诸侯争霸的要求,被付与实践。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秦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先秦时期中国原始宗教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衰落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王权产成了。王全产生后与原始宗教高度结合,二者经历了被统治,整合,统治的交替过程。即最初,神权高于王权,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神权不断下降,最终王权高于神权,神权成为王权的附庸。这就是中国原始宗教与王权的关系。也正是这一关系,形成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金泽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王国维。古诸侯王说:观堂集林卷一。

  杜金鹏。说皇。文物,1994(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连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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