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与少林寺学术研讨会:马明达教授主题发言

　　元代佛教与少林寺学术研讨会:马明达教授主题发言

　　10月12日，由少林寺、中国元史研究会、暨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元代佛教与少林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嵩山隆重开幕。暨南大学教授马明达先生在会议上做主题发言，发言内容如下：

　　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永信法师、周老师，还有元史学会的两位会长、元史界的同仁们、朋友们！做这次元代佛教与少林寺的专题研究是酝酿了一个过程的，实际上在最后做学术定位的过程中间是经过一些调整的，而现在大概可以说最后调整的结果是比较准确的，刚才高华老师也做了一个肯定。

　　应该说今天的少林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寺院的问题了，它在很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一个亮点、一个标志。而这个亮点和标志恰好是因为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我们中国人“文”的一个方面的积累与“武”的一个方面的积累，很好地融通在一起了。少林寺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几乎普天之下没有人不知道有少林寺，这样的一个文化构成深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就是它自身有很大引人入胜的能力，而这样一个文化架构的形成是值得研究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还有很巨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请各位元史专家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元代的少林寺、佛教与世俗水社会之间的关系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是研究少林寺这样综合文化体系的一个部分，正如刚才方丈讲到的和成老师讲到的实际上我们过去做的是不够的，对宗教的研究，对具体说的少林寺的研究，我们只是注意到了少林寺的赫赫“武名”，都知道少林僧兵名震天下，都忽略了“武”的现象，实际上它有很深厚的文化根底的，“武”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可能游离于中国文化的大根底单独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宗教的以及方方面面的多种因素，比如地域的、某一个社会地区社会因素的构成了少林“武”文化非常深厚的基础，于是乎它才能有今天的发展的辉煌时期。而在这样一个基础的构建过程中，元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一点说是宋元时期，再具体说是金亡元兴的这一段时期，少林寺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几年前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学术节目里面曾经讲到过这一点，少林寺之所以能够兴起这样一种用世传统，它不是深居深山之中，远离城市仅仅进行自我的修持，达到某种佛教的境界。那么少林寺不是，少林寺在积极用世中一方面求得自己的佛教修行、禅宗修行的正果，同时又在努力做着普渡众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力的手段来做，比如它有僧兵，它参与一些战争，铲平社会上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而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它的“佛文化”的印象去干预到社会，甚至和最高政治当局发生沟通，发生联系，产生一些积极的协调作用、化合作用。 所以它的文化蕴含量是很大的，这也是我们觉得认识少林寺是确实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确有“云深不知处”的感觉，这个文化底蕴确实是很大的。

　　我想具体到元代而言，少林寺差不多有80多块包括碑刻、造像、塔铭等等这些文字储藏量，这确实是我们过去注意不够的。现在抹去它历史的尘埃，去认真编读它时，它的古史和正史的功能是非常之大的，比如我们认识一些历史人物，认识万松行秀、东林志隆等很多历史人物，很多都是万松行秀一心培养然后精心做了安置，就是由于少林寺所处的这样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两个意义上的，一个是它与当时的政治中心很近，第二是居天下之中的地缘条件，四通八达。我们读金元人的书，大概没有来过少林寺的人很少，很多著名的学人，以元好问而言几乎一生中就多次就曾经长时间住在这里；以耶律楚材而言，他自己身在和林，或者身在和中，但是他的妻子以及家人在战乱中避难时也在少林寺。所以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它所占据的位置，加上一批高僧大德们的大慈大悲的精神来处理各种社会事务。

　　除此之外，我还想讲一下，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文武分离的状态，孔子的学论是文武并重的，孔子与六艺教束，礼就是一个大概念，学说当中所提到的礼中间就有体育内容，包含有大量军体性的活动，比如射礼（音），不是一般射的问题，是一个射的行为问题。除了礼是一个纲以外，以下射、御、数、术，射和御都和武有关，但是后来的文化出现了某种偏颇，特别是到礼学兴起以后，主静之说占于上风，倡导“一动不如一静”，然后再发展到重文轻武，再继续发展到鄙视武，对武根本是瞧不起的，某个年轻人骑马射箭被视为不孝，还不要说斗鸡、走狗了，把所有的体育活动都藐视到说这是一个不肖之徒。于是乎我们自己的民族产生体育在我们的文化总体结构中占的位置很低，很多东西已经失传了。高华先生也写过文章，比如马球的问题，在唐朝时期非常兴盛的，在五代时期还有，入宋以后逐步衰落下来，在明朝变成驴球，后来干脆连驴都不骑了，干脆不打了。

　　所以我们的文化当中明显出现的重文轻武的现象，而“武”这个东西成了国家军队的垄断行为，民间不许习武有各种禁令，禁令之繁多，那是足够写一本专著来研究它的。但是少林寺在以“禅文化”为依托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融合“文武”两种因素，一方面发展自己作为曹洞宗，一个作为禅宗祖廷的崇高位置的禅学涵养，另一方面练武。不但练武，练武用世，练武部分不只是为了健身，如果只是为了健身，那就是自我修养的概念。而且一旦当国家出现需要时，少林寺僧并勇敢应命，有时候不是听候国家的昭命，奉诏出征，当然有些出征行为根据当时国家的需要，我们对他的某一些行为很难作出此事彼非的鉴定的。有一些则是僧人们主动的，比如东南地区长期遭受倭寇之祸，少林寺人主动南下，我们现在能查得到名字的就有几十位之多，他们以血肉之躯而进行反抗。我们不能以电影作为一个摹本，电影上出于一种文学的手段，把少林寺描写在天上飞来飞去，那是电影，真正的战争是以血肉对血肉，那是很残酷的事情。所以很多僧人主动到东南，以自己的肉躯，没有盔甲装备，以一杆铁棒和倭寇锋利的长刀进行武艺的较量，那是灵魂的较量，那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不是一般武艺的较量，很多人为国捐躯，他本来可以在少林寺这片安静的天地逸养天年。所以做这些事情完全处于一种责任感，一种对正义的追求，对捍卫正义的冲动。我觉得这样一个文化结构自身是很积极的，恰好是与少林寺同步教育，是我们这个世俗文化所缺失的一些东西。所以于大佑（音）、王道公都来过少林寺，我们在少林寺看到王道公的墨迹，我们也在盘山少林寺看到他的墨迹，当时一些著名的爱国将领们都来到过这里，在晚明时期很多武将都来少林寺学习，而少林寺的武艺也传播出去，比如安徽的徽州就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地，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少林寺的文化为什么能够这样？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第三，少林寺有一个传统就是坚持文化交流。少林寺文化的形成是交流的结果，它不是深山固闭、自成一家，少林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后劲就是因长期坚持这种长期的文化交流，首先是中外文化交流，易静（音）大师归国以后在少林寺开戒坛，玄奘大师归国以后也主动给朝廷上奏要求在少林寺议经，少林寺古代有日本和尚这里长期读经的文物记载，少林寺的开创者第一代是印度僧人跋陀，至于达摩大家都很清楚，他面壁九年，最后少林寺之所以成为祖廷就是因为这个，少林寺与印度四大陆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少林寺是走在前面的。

　　还有区域的文化交流，它和不同地区，比如它是中原地区，它和山东、河北、南方的一些文化，包括禅文化和武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面积非常大，有些僧人今天在少林寺，后来去了峨眉山，有些人今天在峨嵋山，后来又去了南方，这种交流活动特别是少林寺游方僧人们的活动，使得它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有新鲜的东西吸收进来，也把自己的东西传播出去。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开这个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永信大和尚坚持了少林文化，必须在交流上有所发展，包括地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方丈非常重视与学界的交流。

　　我也只是一点心得而已，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单位之一的暨南大学是我所工作的地方，暨南大学恰逢百年校庆。我昨天也接连见到两位校长的电话，让我以暨南大学的名义预祝这次会议顺利、成功！作为元史，暨南大学把它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暨南大学的历史学科曾经是强项，如果以1950年把暨大的文科撤销合并给复旦大学来计算的话，合并到复旦大学的老师里，第一位就是暨大历史系毕业的谭其湘（音）先生，还有许多专家学者都是从暨南大学到了其他著名的学府。90年代邱树森先生到了暨大以后我们一起做元史，也算是三八级的干部吧，还有一些新的力量逐步搭配起来的一个队伍，在元史上这几年也还是有点后劲。

　　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促进这次会议的召开，希望成为一个经常性的会议，希望我们经常能有机会举办这样的学术交流，这种交流有利于我们少林寺文化总体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学术的繁荣发展，也有利于我们建构和谐社会，为建构和谐社会和促进和谐社会丰富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思维更清楚。

　　我也没有太多的准备，我的论文写得很长，请各位老师批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