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寻宝

　　敦煌寻宝

　　□ 许宏图　《中国民族》 2004年第03期

　　大约在一千年前,因西夏国入侵敦煌,莫高窟和尚将不便带走的经书、绣画、法器匆匆封存,洞外用泥巴涂砌起来,并画上壁画。然而,局势安定后,那批和尚再没回来,神秘的藏经洞从此便无人知晓。

　　1900年5月26日,道士王圆(竹录)在监督工人清理莫高窟前的积沙,一名姓杨的抄经人跑来告诉他一件奇怪的事。原来,他按王道士的安排,在南区洞窟北端“三层楼”下层的一个洞窟的甬道上安放了一张桌子背向墙壁抄经。每当休息时,他习惯用芨芨草点袋旱烟,而且常将点完烟的草棍顺手插在背后墙壁的裂缝中。那天,当他又一次插草棍时觉得缝很深,用手敲敲,咚咚的声音使他觉得墙后好像是空的,他想,也许藏有什么秘密。

　　当晚,王道士与抄经人悄悄来到洞窟,用镐头刨开发出空响的那段墙壁,发现一扇关闭的小门。清去封门的全部泥块,打开门钻过一小段过道,眼前的景象把他俩都惊呆了:在一个贮藏室中,堆满了无数白布包。每个白布包中裹着十几卷古老文书。有的布包下还有绢幡佛画,以及古代木刻印刷品、铜木法器等等。

　　尘封千年的藏经洞被发现了。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随便取了几卷文书送给当时爱好古物的敦煌知县汪宗瀚,又宴请了几位官绅前来参观。官绅们虽然也都说不出子午卯酉,但一致认为此乃古物,应予保存。1902年,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省学台。汪宗瀚遂将王道士送给他的北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像、写经等一些敦煌藏经洞文物送与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它们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所以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为了敷衍一下,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要“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甘肃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后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也建立了一门永久性的学问——敦煌学。在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但是,现在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必须跑遍全球。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来到中国西北,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幌子,疯狂地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也在劫难逃,致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和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仅占全部发现的五分之二。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这给中华民族文化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那么这些遗书的现状如何呢?

　　1956年,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访问苏联,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在东方研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 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的约1万2千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怎样从敦煌窃走经卷如今已没有人知道,但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两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家中收购,得到不少精品。其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详尽的记录。这份记录现秘藏于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它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窃取了大量经书,他是从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知道莫高窟的。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洛克济的学术报告依然充满了对敦煌莫高窟的推崇之情。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在座的斯坦因心驰神往。当时,斯坦因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但不懂汉文,因而他雇了一名翻译。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这所小屋里所展现的情景,真使我大开眼界。在道士小灯的幽暗光线下,依稀可以看见大量的但却又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的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有10英尺左右。至于它所占的空间,据后来测量的结果,则近500立方英尺。”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 “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将所有24只装满手稿的箱子和5只装有精心包扎的绘画、绣制品和类似的古代艺术品的箱子全部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他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约合720两。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上又买下5大箱570卷写经。他先后在藏经洞掠获9000多卷写经和500多幅佛画,把他的考古生涯推向了顶峰。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知道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并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3周后,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其中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 《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它们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达敦煌。其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于是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此才如梦初醒。

　　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即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开始搜买敦煌遗书。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将精华部分藏匿下来,再将较长的经卷拆为几段充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可以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了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经卷大都被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杖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数量是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经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又变成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

　　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近半个世纪之后,1944年8月30日,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那天,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价值不高的塑像。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而无法移走,因此他只好拆毁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因此,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它们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