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经验

塔尔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经验
　　——塔尔寺典型研究之一
　　普日哇 圈启章 完玛冷智
　　青海是个多宗教的省份，藏传佛教影响很广，全省总人口540万，仅僧尼有近2.1万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全省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塔尔寺作为举世闻名的格鲁派六大丛林之一，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推广。
　　一、塔尔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50年历程
　　寺院概况：塔尔寺是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是中世纪宗教改革领袖宗喀巴的诞生地，有藏、蒙、土、汉等民族的信徒，在藏蒙地区有广泛影响。1379年，宗喀巴母亲在塔尔寺现址建一莲聚塔；1560年禅师仁钦宗哲坚赞于塔侧修建一静房，1577年又建弥勒殿，始具寺院规模。1583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莅临塔尔寺，后历代宗教领袖驻锡宏法，寺院逐年扩建，经400余年，建成殿堂52座、堂殿及僧舍9300余间、占地600亩，培养造就了无数大德高僧。其建筑和艺术三绝(绘画、堆绣、酥油花)闻名遐迩，并藏有大量珍贵文物和古籍文献。寺内设显宗、医药、密宗、时轮四大学院，另有神舞院、印经院、画院等，具备一套完整的学经教育和格西学衔制度。鼎盛时有转世活佛83位、僧侣3600多人，不少活佛转世系统被历代中央册封为呼图克图、诺门汗等。目前有宗教职业人员697人，其中本寺活佛15人，各扎仓、医院503名僧人，艺僧25人，60岁以上老人58人，五明学校学生96人。在各扎仓僧人中有学经的外地活佛10名以及一部分没有加入僧籍的外来学经僧(贝恰巴)。
　　多年来，塔尔寺发扬爱国爱教传统，改革宗教陋习，推行民主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开展自养事业，引导适应社会，成为青海藏传佛教寺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典范。其相适应的历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引导，二是自身调整。
　　解放初，塔尔寺同其它寺院一样，保持着传统的管理体制、学修模式以及对社区民众的强制性影响。寺院以综合性规章(甲邮)《塔尔寺德佑钦莫·取舍明鉴公证生悦》为规范，实行法台负责制，由总法台、扎仓堪布、六部落代表(老爷)和活佛形成层次化、等级化、宗派化的权利均衡体系，由少数上层利益团体主导和操纵各项事务，他们参加法会、分配供养等也享有一定的特权。1958年的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以“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庙的叛乱、彻底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制度、保护宗教文物古迹”为总体方针，废除局部政教合一制度，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了基础。塔尔寺也废除了以活佛拉章(噶尔哇)为主体的宗教特权，寺务管理的集权体制被打破，体现封建部落社会性质的六部族决策圈开始瓦解。
　　1961年3月塔尔寺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和艺术免遭“文革”浩劫。1978年，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落实，恢复举办的正月祈愿大法会及酥油花展，在全球引起轰动。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塔尔寺很快组建起一支代表广大僧俗意志和利益、由全体驻寺活佛和僧侣推选的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民主管理，开始探索相适应的路子。十世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试点后，塔尔寺及时借鉴经验，进一步开放、推广寺院独特文化艺术资源，兴办寺庙旅游、古建筑工程、佛教文化流通、慈善公益为主的一系列生产服务实体，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推动相适应，获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如2002年接待信教群众13万人次、游客17万人次，门票收入510万元，其他事业性收入90万元，香火供养收入也较可观。受经济、社会效益的双重驱动，僧侣自身适应社会的愿望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拘束于对教条的惟命是从，而是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进步要求。于是，宗教世俗化进度加快，寺院追求一种近似于综合院校或企业集团的运作模式，僧人的行为、生活、观念趋向现代化，佛事收入则有按劳分配、奖罚结合、照顾弱势、总体均衡相结合的特点，一个开放性、现代型宗教文化场所的雏型逐步形成。目前塔尔寺各项活动正常，相适应势头良好，既保留着宗教场所固有的特性，又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宗教场所，而是一个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综合多种社会要素的群众性团体。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藏传佛教寺院的未来趋向或发展模式。
　　二、塔尔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
　　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中，塔尔寺将政府引导和自身调整紧密相结合，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其主要做法和经验概括总结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般历程。
　　1．准确定位，自觉接受政府管理
　　恢复宗教活动后，塔尔寺上层首先将寺院定位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是也必须是宗教活动场所、佛教修持场所、佛教人才培养场所、佛教文化艺术传播场所、信教群众朝拜祈祷场所，同时又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旅游场所和社会基层组织。首先明确宗教赖以生存的社会前提，统筹兼顾，从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此，历届民主管理集体加强同党政部门的联系，重视同各级领导建立广泛的友好关系， 自觉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服从主管部门的依法管理，全面落实执行宗教政策和涉及寺院事务的各项公共政策。如活佛转世工作，从试点初期的赛赤、拉科、嘉雅，到后来的安嘉斯、堪宝，完全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做寻访、认定、坐床等工作；贯彻教职人员管理规定，统一核发阿卡证，严格入寺与除名；及时履行宗教、文化等事项审批手续，做好管委换届、殿堂维修等工作；遵守城建房产法律法规，登记房屋，确定产权；安装监控、消防等设施设备，成立僧人义务灭火队，达到消防安全十项标准合格单位”标准。1998年率先开展寺院爱国主义教育管理工作，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政策法规教育，加强民主管理和制度建设，有效地促进了从政治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僧众坚持“四个维护”的自觉性普遍提高。
　　在公共管理和日常交往中，塔尔寺与各级党委、政府建立了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也争取享受到文物保护、环境整治等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各级党政领导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塔尔寺的工作，从1992年起投资约6000万元，并拓宽融资渠道，大规模维修寺院。2001年被列为AAAA级旅游景点，2003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在社会募捐、环境绿化、基础建设改造等方面，各有关部门长期关心、支持塔尔寺，使其不断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2．立足实际，全力推行民主管理
　　根据所处社会背景和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塔尔寺僧众敏感地察觉到旧体制的缺陷不足，便借鉴扎什伦布寺试点经验，立足实际，提出了强化内部管理的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紧紧围绕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内部管理，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沿着这个思路大胆实践和探索，逐步建立健全了以寺僧为主体、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管理体制。现寺管会由16人组成，设办公室及教务、治安、总务、公务、财务6个职能机构。在基层，改变以往按僧源籍贯划分的康村组织，按寺僧居住小区划分12个小组。各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运转有序，实行民主协商、集体决策，推行财务公开、评比考核、奖罚结合、审计监督等制度，寺僧们还当家作主，广泛参与换届选举、制定规章、落实监督等，充分体现了民主化、公开化、制度化。民主组织及其运行，完全不同于法系相承的宗派组织，也不同于政府组建的僧司，一定程度上剔除了传统宗教组织的封建性、宗法性和地方性，打破了原本按法台次序、僧职高低组成的内部严密系统，扭转了法台、寺主或当地老僧等少数利益集团代表独揽政教大权的局面；它是一个僧众自我推选组建的内部组织，有利于在政教分离原则下推动佛教正常发展，有利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有利于坚持自治自传自养方针。
　　为保证新设管理机构的正常运作，减少阻力，提高效率，塔尔寺有目的地把大僧官、扎仓僧官、经堂尼哇等增补为管委会委员，以新制度融合旧仪规，以僧众意愿兼顾传统习俗，由选举产生的委员和轮流委任的僧官共同构建民主管理的强大阵容。同时注重把民主管理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尤其在寺教期间，工作组协助寺管会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包括管理制度、工作制度、管理办法细则、僧人管理办法、寺区管理办法、寺规僧约、财务制度、僧人户口管理办法、所属尕日哇设置商店旅馆的规定等，以此替代原来的“甲邮”。但“甲邮”并没有完全废除，每年还例行向僧众宣读一次，以规范教务和仪轨。综上所述，塔尔寺内部管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管理民主化、机构协调化、工作程序化、寺务公开化、利益群体化。
　　3．加强交流，积极开放宗教文化
　　塔尔寺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艺术资源，酥油花、壁画、堆绣“三绝”享誉．四海内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大胆开放文化艺术，通过展览、法会、互访观光等多渠道，同蒙、韩、日和港台等地团体及各界人士广泛联系，…开展学术研究、典籍保护等多种交流。如以往酥油花只在正月十五夜间展出。受江泽民同志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指示，寺管会先后在北京、开封、深圳、厦门等地举办酥油花展，并建设专馆保存酥油花以方便朝拜、参观；羌姆是一种藏族独特的宗教舞蹈，常在固定的宗教节日或法会期间演出，驱邪魔保平安。1994年，塔尔寺在深圳表演羌姆法舞。这些事件，标志着宗教艺术品牌的展现和树立，更重要是它冲破宗教艺术的神秘性和暂时性，超越特定场地和时间，成为开放的大众的社会的艺术。该寺还通过民间团体、基金会、商务流通等途径，将宗教文化与社会水乳相融，寺院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塔尔寺突破以当地六部藏族为主体的僧侣结构、服务范围和活动模式，表现出当代寺庙特有的开放性。旧社会该寺僧源以六部族社区(即湟中、西宁四区及平安、贵德部分地区)和内蒙古为主，现在延伸到省内外各地各民族，现有僧人中六部族籍的只有120多人，内蒙籍也只有约15人，只占寺僧的一小部分，六部社区以外的僧人已经成为其主要力量。同样，其宗教的和文化的服务对象也远远超出六部族范围，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省内外、各民族、社会各界，服务层次也相应提高。在社区内部，人们的信仰行为和供养募捐不象过去一样受社区群体的支配和寺院上层的摊派，维修或法会等经费和劳力也不完全依靠信仰社区民众，而是以争取项目资金、增加旅游自养及宗教收入等为主，封建社会残留的寺院和社区之间稳定、持久的“供施关系”基本瓦解，信仰已经成为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而在不少藏区，寺庙和社区之间的依存关系依然比较顽固。这种关系的延存和破灭，表明一个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社区成员的部族意识以及对传统区域和当前行政区划的认识。这是寺院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宗教面向社会、扩大开放的前提。
　　4．开拓进取，自觉融入现代社会
　　宗教作为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其产生决定性作用。在塔尔寺，僧侣的佛教信仰和学修追求虽然依旧坚定，但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传统的终生修炼精神、清净戒律乃至出世的无我意志变得比较逊色，盲目服从和保守僵化的教条主义逐渐失去生存土壤，入世的物质享受使僧众的生存观念、信仰心理和实践行为更加理性化、世俗化、大众化。参照现代社会对人类文明的选择方式，一部分年轻僧人自办《阳光》等内刊，发表习作，试图对宗教教义作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新解释。这些青年僧侣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热衷于学习和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对高新技术成果抱有浓厚的兴趣，广泛使用现代通讯信息工具。在年轻僧侣带动下，僧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改善，寺庙活动的世俗化、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塔尔寺多数活佛和个别僧人拥有私人轿车，各组织机构、活佛院及主要堂殿分别配备了电话、电脑、微缩、监控等设备，活佛100％拥有手机，另抽查表明50岁以下宗教人员中拥有住宅电话、手机、小灵通的约占35％，近20％拥有电脑、电视或收录机，寺庙的空间散发着浓郁的世俗化生活气息。同时该寺开通自己的佛教网站，同国内外保持经常性联系，网络文明创造的虚拟社会把寺院同时代进步紧密联结为一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寺院“隐居静地”、远离尘世的状况。
　　从另一个层面看，社会世俗文明影响到了僧侣群体的生存实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塔尔寺自觉寻求与社会时代发展相符合的群体运作和发展模式，在全面实施民主管理、民主理财的同时，立足实际，扬长避短，不断拓展以寺养寺的形式和规模，先后成立11家寺属企事业单位，重点发展零售贸易、旅游工艺品加工、餐饮住宿、交通等产业及经营服务活动，努力扩大藏医院、古建筑队、印经院等实体的业务，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仅寺院自养收入，1990年为37万元，1995年增加到204万元，2002年达到600余万元，逐步实现了完全自养，群众负担减轻，僧人生活快速改善，寺院各项活动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自养业的发展，也对区域经济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搞活了当地的旅游、交通通讯、餐饮娱乐、零售贸易、工艺品开发等诸多行业。显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塔尔寺发挥出一个著名宗教活动场所、文化中心和旅游中心应有的作用，促进了当地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增加了当地的．财政收入，藏传佛教界开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
　　5．弘扬传统，广泛参与公益事业
　　塔尔寺广大活佛、僧侣长期身体力行，以捐资助学、敬老赈灾、济困送药等形式，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实践佛教宣扬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济世”、“利乐有情、普度众生”等思想。近年来，通过寺院集体和个人的社会关系，牵线搭桥，引进建设资金和救灾助学款物近千万元，寺管会、寺红十字会及一些个人先后为助学、救灾捐款240余万元，在玉树等地发生特大雪灾时多次组织僧医开展医疗救助，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扬。寺院的红十字会、藏医院、敬老院， 已经成为僧众参与慈善事业的主场所。留学回寺的藏医院院长贡却坚赞设立塔尔寺藏医基金，筹集国内外民间资金，服务社区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工作。严禁杀生、保护生灵、保持人与自然和睦协调，是佛家行善积德的一个方面，塔尔寺每年出资20多万元，在寺院周围植树造林，美化环境，保护生态，1995年被评为“全国部门造林绿化300佳单位”。藏传佛教教育中包涵医药学、建筑学、绘画雕塑艺术等专业教育，塔尔寺拥有这方面的人才资源和知识优势。面对社会新形势，寺院从原来的曼巴扎仓(医明院)分设出寺藏医院，对外开放营业，开展医疗、藏药炮制、保健卫生、藏医药学培训等业务，为僧俗大众提供价廉质优的藏药，为生活困难的信教群众免费医治、免费配药，使藏医药文化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寺院培养的大量绘画雕塑艺人、藏族建筑技术人员，除了完成寺庙艺术创作、展览和古建筑维修、殿堂新建等任务外，还经常承接对外业务，取得了节约开支、增加收入的双重效益。 。
　　6．扬长避短，稳步改革宗教习俗
　　据调查，塔尔寺僧侣中18岁以下30人，19－25岁239人，26－49岁330人，50－59岁的40人，60岁以上58人，改革开放后入寺的僧人是僧团的主体。青年僧侣多是“宗教狂热”时代出家入寺的，幼年没有接受宗教礼仪的熏陶，没有旧的部族观念，90％以上受过小学以上教育，自我中心意识较强，视野开阔，思想开明，甚至常常引用佛经语言为超越戒规的个别宗教行为辩解。藏传佛教寺院的主要功能是开展宗教活动、保障僧尼学修实践、满足群众信仰需求。塔尔寺以年轻僧侣多为基础，以保持寺院根本功能为前提，扬传统仪轨之长，避陈旧习俗之短，慎重、积极、稳步地革除那些陈规陋习，优化宗教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宗教生活中努力体现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平等观和便民措施，进一步提高僧侣学修水平，满足各族群众的信仰需求。在佛事收入方面，体现按劳分配、奖罚结合、照顾弱势、总体均衡相结合的特点，自发、稳妥地改革一些宗教习俗和仪轨。如按取消等级制度，体现机会均等原则，实行报酬同等分配；堂殿香火统一掌握、定额补助，实行收支两条线，取消庙官所有制；庙官实行选贤任期制，择优选用、轮流担任，取消终身制；取消法事供养归经堂僧人所有，寺院统一安排、掌握收入，维护佛事礼仪的严肃性；另严禁僧人擅自外出化缘、主持法事，定期公开财务帐目，等等。虽是一些局部的变化和革新，但也触及到了少数僧侣的切身利益，起初受到一小撮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破坏。历代寺管会认准目标，坚定信心，不断建立完善管理监督、评比考核、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措施，在管理、分配上借鉴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增强广大僧侣的向心力、凝聚力，排除干扰，形成了按劳分配与集体利益均衡相结合的现代寺院特色模式。随着自养业的发展，僧侣分布在寺内各个岗位，参尼扎仓386人，居巴扎仓30人，曼巴扎仓60人，顶科扎仓60人，管委会10人，藏医院12人，红十字医院8人，古建筑队10人，印经院15人，五明学校96人，敬老院10人，且其中220人在各自养实体兼职，寺僧不再是一个隐居山中、专门学修念诵的单纯社会群体。每逢正月祈愿、三重节、二重节、降凡节、燃灯节、年终祈福等法会或节日，该寺一改往日神秘，向香客和游人开放各殿堂，不仅朝拜，也可参观游览；也将诵经、供千灯供等固定模式，改变为香客随时登记、随时安排僧人，以方便信徒和来客，宗教活动的形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随机性。
　　7．以人为本，努力改善群体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藏传佛教寺院不再具备藏区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和功能，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教育选择。在此，大多数年轻僧侣是接受一定的学校教育后入寺的，90％以上入寺前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汉语文基础。塔尔寺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将经院式教育和学院式教育相结合，努力提高僧众教育的层次。目前，其群体教育以佛学教育为主，基础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社会教育、外国语教育兼有，完全突破了以藏文基础和佛学教育为主体的单一性。首先积极开展学经活动，恢复学衔晋升制度。宗教开放之初，即依照传统惯例设置扎仓和学年班级，常年按学修次第安排学经僧(贝恰巴)学经、讲经、辩经，还委派8名寺僧赴藏深造，为提高僧侣的整体佛学造诣创造了条件。针对藏传佛教的特殊需求，寺院开设“五明哺育院”，现有学员96人。学习三年，具备一定的藏文化基础课后考核取得“僧籍”，夯实寺僧的学经基础。除扎仓学经教育，寺僧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寺内外的外语班、电脑班、宗教艺术班、藏医药班、古建筑班等，丰富辅助教育。同时，在西宁金塔寺每年招收僧侣10名左右，专门培训电脑应用。到2003年底，先后有20名在有关高校或科研机构，接受社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穿袈裟进学堂正趋于一种时髦，那些掌握汉语或外语、并有一定佛学基础的僧侣尤其如此。而从美国留学回寺的贡却坚赞，以“双学位喇嘛”身份成为年轻僧侣的佼佼者。
　　另，传统僧人的学修概括为闻、思、修，师徒单传为主，重背诵、辩论。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塔尔寺根据寺僧知识结构和需求，科学分班，并针对五明学校、各扎仓及学习培训班，进一步完善班级授课制度，配备专业教师，有时从其他寺院或社会各界聘用本寺紧缺的专业人才，寺院的教育形式、层次、效果都普遍提高，体现了经院式教育和学院式教育的初步结合。学习形式除了传统的讲经、辩论、背诵，部分僧人还自发创办了一些学习、研究性的内刊和书籍，包括一些经文的对外翻译，如部分僧人筹资创办的《阳光》，贡却坚赞主编的《塔尔寺藏医学论文集》、汉文版“塔尔寺佛学丛书”、索南尖措编写的念诵集等，其新式教育开始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作者单位为青海省宗教事务局)
　　（摘自《宗教与世界》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