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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发布时间:2009年05月22日
来源:不详   作者:田悦阳 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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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国家宗教事务局齐晓飞副局长谈中印政府联合修缮那烂陀玄奘纪念堂
  田悦阳 杨君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与曼莫汉?辛格总理商定,将2006年确定为“中印友好年”,两国将同时举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宗教局为配合“中印友好年”的开展,将在2006年年底前完成一项大手笔的文化工程――修缮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近日,本刊记者就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修缮工程的缘起、工程进展情况以及玄奘精神的现代价值等问题专访了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
  一
  齐晓飞副局长说,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修缮工程的缘起,离不开一段历史和一个人。
  这段历史,是中印两国2000多年的友好交流史。中国和印度,两个山水相依的文明古国,两个情谊深远的友好邻邦。中印两国的交流肇始于秦代,频繁于两汉,在隋唐时期趋于高潮,宋元时期继续深入。2000多年来,这两个文明古国不断影响感染着彼此,在相互交流中撞击出新的火花。而文化,可以说是两国交往的柱石与精髓。印度的佛教、哲学、音乐、舞蹈、天文、文学、建筑和制糖;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以及《二十四史》和历代高僧西行游记对印度古史的重新架构。这些,都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浓墨重彩之笔。
  这个人,便是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的唐朝高僧玄奘。齐晓飞副局长谈到,玄奘法师以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开放与包容。在交通不便的中古时代,玄奘不畏艰难险阻,历尽千辛万苦,前往印度求法也好,求真也好,这都凸显出一种文化上的开放;而他取回佛经、带回异域文化,并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交流、融合与互动,这正是一种文化上的包容。玄奘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国力强盛,举世无双。可以说,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在玄奘身上,折射出的正是他所处时代的伟大与辉煌。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寻求和平发展,这种开放与包容的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玄奘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他的伟大是基于两国的,是双向的。他回国后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其中包括《心经》流传最广泛的版本;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辉煌的巨著《大唐西域记》,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考古学者正是凭借其中记载来对中亚、南亚大量古迹进行挖掘复原;他还将印度的制糖术引入中国。玄奘也是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奉敕将《道德经》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入印度;还把中国造纸、纺织、中药的影响带到了印度。
  在谈及玄奘精神的现代价值时,齐晓飞副局长认为,玄奘既是大唐前往印度求取真经的“留学生”,同时又是一位精通经、律、论三藏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僧。完成在印度的参学后,他在印度各地讲学论经,将佛教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圆融结合,形成了一整套结合两种文明的佛学理论。他在印度被公认为佛学集大成者,被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因此,我们说,玄奘站在了中印两大文明的交汇点上,受益于两大文明,同时为两大文明的交流和圆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励志奋进的进取精神,不慕荣利、心归大唐的爱国主义精神等,早已融进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文化特质,其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宗教,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二
  中印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和玄奘法师为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中印两国人民铭记千年,并共同发愿要在印度那烂陀修建、完善玄奘纪念堂。
  1956年,在中印两国友好交流过程中,佛教界首先提出了修建玄奘纪念堂的愿望,随即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1957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时,专门就玄奘纪念堂的修建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友好磋商,并决定为该项目拨专款。同时,周总理还责成中国的建筑设计单位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设计玄奘纪念堂。玄奘纪念堂的修建也得到了印度尼赫鲁总理的支持,他亲自主持了选址工作,确定将纪念堂建在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那烂陀。那烂陀,5―12世纪时是印度佛教最重要的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是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也是玄奘在印度进行6年学习的地方。玄奘纪念堂动工修建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完全竣工。从2000年开始,中印两国政府两度将玄奘纪念堂的完善修复纳入了两国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2005年底,国家宗教局为配合即将到来的“中印友好年”,正式启动了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的修缮工程。齐晓飞副局长谈到,2005年12月19日至25日,他带领国家宗教局一司副司长王哲一、办公室副主任王健及中国佛教界组成的中国宗教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并就完善玄奘纪念堂项目问题与印度文化部以及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发展委员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磋商。双方达成共识,玄奘纪念堂的修缮工程力争在2006年年底前完成。
  印度方面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以那烂陀大学校长潘特博士为首的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发展委员会。玄奘纪念堂的主体建筑工程已基本建成, 纪念堂的主体建筑占地面积大约4.5公顷,2003年底,印度政府拨出了3000余万卢比专款,对玄奘纪念堂大殿内部进行了初步装修,对庭院进行了绿化。应那烂陀玄奘纪念堂发展委员会的请求,印度政府将周边27公顷的湖泊无偿划拨给了纪念堂,这样,整个纪念堂的占地面积已达30多公顷。另外,印度政府还将纪念堂周围47.5公项的土地划拨给了那烂陀大学,拟建成以玄奘纪念堂为核心的“新那烂陀大学文化村”。由此可见,印度方面十分重视该项目对推动两国友好交流的重要性,并为该项目的顺利开展做了许多实质性工作。
  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修缮工程确定以后,得到了国内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外交部亚洲司、我驻印度使馆非常重视这项工程,并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具体的指导。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高度重视,专门听取了汇报,并要求各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完成好这项文化工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等亲自参与了纪念堂规划方案的审定工作。中国佛教协会还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工程小组的工作中;陕西、四川、河南、江苏等相关省市的宗教工作部门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配合。
  齐晓飞副局长介绍说,目前,国内各项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围绕着增加反映玄奘的文化内容,凸显中国佛教文化的元素开展。例如,我们将在纪念堂内创作壁画、设立展柜、填充展品,以充分表现玄奘生平事迹,展示与唐朝文化、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佛教文化有关的内容;将塑立表现玄奘译经的铜像;建立钟亭,铸造刻有中文、印度文《心经》的中国式大钟;树立刻有《大唐三藏圣教序》的石碑和玄奘纪念碑、中式大铜门楼等等。玄奘纪念堂的修缮,将成为中印两国佛教界交流互动新的平台。目前,一些与玄奘、与印度佛教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佛教寺院,如西安的大慈恩寺、兴教寺、玉华寺、香山寺,成都的大慈寺、文殊院,洛阳的白马寺,无锡祥符禅寺等也参与到这个交流活动中来。还有无锡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康渊古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热心企业也参与进来,忆念先哲,共襄盛举。我们知道,印度那烂陀玄奘纪念堂修缮工程是一项跨国工程,需要进行多方的协调与沟通。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10月底前能完成各项工程计划,我们将在11―12月期间会同印度有关方面一起在那烂陀举行一次隆重的落成典礼。届时,中央电视台为庆祝“中印友好年”专门策划的 “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也将参与进来,为玄奘纪念堂的落成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简短的采访结束后,记者感触颇多: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1300多年后的我们追随着玄奘法师的足迹,在他驻足求学的那烂陀缅怀沉思,还将重新走过他曾途经的漫漫大漠流沙。历史不断向前演进,人类求索真知、无惧无畏的精神将永不老去。我们有理由相信,玄奘纪念堂的修复和完善,是玄奘精神在千年后的不绝回响,将成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又一次继往开来的新起点。
  (摘自《中国宗教》2006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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