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传佛教何以扎根中国大地

初传佛教何以扎根中国大地 智毅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不断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碰撞、融合，几经周折，终于在中国大地得以生根、发芽、结果。

　　按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汉明帝在位期间，那么所谓初传佛教，就应限定在东汉三国魏晋，但由于佛教在中国各地传入的时间不一致，发展不平衡，故而个别现象可能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作为外来的佛教，为了在中华大地扎根，必须依附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并与之融合，另一方面它必须调整改革与中国社会不适应的部分，这就形成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化佛教，或者说是佛教中国化。传统文化对外来佛教的拒斥与包容，佛教主动调整、依附是佛教在中国大地扎根的原因，也就因为这样，佛教思想才得以跻身于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

　　一、佛教依附于儒家

　　佛教在宇宙现、社会观、人生观等方面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道德规范、修养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很快遭到坚持华夏中心主义的儒家学者的批判和抵制。从汉末三国时期牟子所著的《理惑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儒者对佛教的责难。

　　牟子本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儒家学者，又博览诸子百家之书，后来信奉佛教，受到一些儒者的非难，于是他站在佛儒一致的立场，对责难采用问答的形式一一予以应答，作了《理惑论》。文中广引老子、孔子的论点为佛教辩护，积极宣扬佛儒精神的一致，为佛教与儒家和平共处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理惑论》中，问者站在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不孝莫过于无后”的立场，指责佛教“剃头去须”“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违背了孝道。牟子则指出：“苟有大德，不拘于小。”认为沙门捐弃家财，抛开妻子，不听五音，不视五色，可以说是恭让之至，“何违圣语，不合孝乎”?并举出周朝的豢伯为了不与弟争王位而断发纹身逃入越国，孔子称其“可谓至德”的例子加以说明。问者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辩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术，牟子则以大禹出自西羌而圣哲，管叔、蔡叔生于河洛之地却反叛周朝的例子，来说明身处华夏还是夷狄并不能决定事物的好坏。同时又指出，汉地未必在天下之中，因此尊奉佛陀而学佛法，并不是要“舍尧舜周孔之道”，而是“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并不互相冲突。关于佛，牟子认为， “佛”与中国三皇五帝的称号一样，也是死后给以褒贬的称号。有些儒者怀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完全是“少所见，多所怪”，牟子利用中国自古以来认为圣贤生而有异相(如尧眉八系，舜目重瞳子)的神话与对佛的神话相比附，以说明佛陀与中国圣贤一样，是不同凡俗的。牟子还把佛经比做五谷，儒经比做五味，认为二者的宗旨基本上是一致的。

　　牟子认识到了佛儒有助于王化方面的一致性，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他努力调和佛、儒，用儒家的思想解释佛教的教义教规，论证佛教对封建统治者的有用性，加深了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这就为佛教在中国受容，为佛、儒和平共处开辟了道路。应该说牟子为中印文化的交流立下了第一功。

　　由于儒家学说(尤其是祖先崇拜、提倡忠孝等思想)非常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专制主义政治的天然精神支柱，所以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主动迎合儒家学说，用儒家学说解释佛教学说，以取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除了牟子外，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也明确论述了佛与儒的一致性。他说：“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把“仁道”视为佛追求的最高境界，并表示自己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实现仁道而努力。僧人康僧铠则把臣欺君、子欺父、不孝不亲、轻慢师长、无义无礼、不仁不孝等违背儒家伦理的行为、思想列入佛教“五戒”应戒出的内容。

　　许多僧人在翻译佛经时，都注意到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迎合而调整了有关的内容。例如删除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一致的内容，加进一些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等。汉魏时流行较广的格义佛教，就是往往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用儒家的“五常”来比附佛教的“五戒”，用儒家的“仁致”来比附佛教的慈悲，等等。 “格义”既为佛教的中国化敞开了大门，也为佛教在中国扎根、发展开拓了道路。

　　二、佛教依附于黄老方术

　　佛教传入中国社会之际，正值中土黄老道家与方仙道合流、黄老方术盛行的两汉之际。因而，佛教依附当时的黄老方术逐渐在中土扎下根来。一方面，佛教初传，人们对佛教缺乏了解，往在把佛教当作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将浮屠(佛陀)与黄老并提、并祀；另一方面，佛教也有意迎合并依附黄老方术，求得自身生存。这一特点在有关传说、信奉和佛典译介等多方面均有反映。

　　掘《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之子刘英，说他“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刘英怕当时汉明帝猜忌自己，派郎中令向明帝奏献黄缣、白纨30匹。皇帝下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不但对楚王刘英表示信任，还归还了他的贡奉，以用来供奉沙门和居士。由此可见，当时人民多把释迦牟尼佛和黄老道多神化的黄帝、老子相提并论，视为同类神，并列作为祠祀崇拜的对象。佛老相混的结果，是把佛看成神仙，如牟子《理惑论》所描写： “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这与《庄子》中“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和“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真人何其相似。都为神仙之流。

　　佛教依附黄老方术传播发展在早期的佛经译介中也有所体现。东汉末年的安世高是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他译出的佛经中就广泛使用了中国道家的元气、无为等概念，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佛教的原义。例如，佛教认为人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但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中却有“身但气所作，气灭为空”的说法，不但用“气”代替了风，而且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这显然来自于庄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种方法，虽然不尽合佛教教义，但却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

　　为了迎合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往往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吸引信徒，扩大影响。据说译经大师安世高既洞晓医术、妙善针脉，又对中土流行的占相之术、推步之法无不精通。其他如唐僧会，对天文图纬多有涉及……甚至以后来华的僧人也多借术弘法，争取信徒。

　　初传佛教对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借用，反映了文化交流史上某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一种外域文化传播至异国他乡，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寻找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甚至接受本土文化的某些内容或形式，而或多或少地带上该国家、该民族的色彩。佛教初传时，人们将其视为黄老神仙方术之一种，一方面表明对佛教还缺乏基本了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们是把佛教视为传统文化的一支而加以容受的。这实际上与华夏文化正统论和文化优越感有关，在肯定华夏文化为正统的基础上包容外来文化，允许夷夏并存。

　　三、佛教与道教的融合

　　东汉三国时期，佛教初传，道教方兴，还未能发展出成熟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形态，因而当时的佛道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教的仙学理论、经典、组织的完善，使他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民间宗教的“鬼道”色彩，在上层土族中传播，在民间也赢得了广大的信众，日益壮大。于是佛教与道教的斗争与融合也逐渐激烈起来，甚至不惜利用政权的力量打击对方，酿成多次流血事件，宗教之争发展为政治斗争。

　　然而两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却始终是主流，这除了缘于双方自身的宗教需要之外，还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融合总趋势促进的结果。这种文化融合表现为肯定佛道双方都有助于社会教化的佛道一致论。它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发展和统治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与佛道二教自身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促进了佛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

　　据考证，东晋以前道教尚无造像，随着佛教造像的大量兴起，对道教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于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开始模仿佛教作法，建造自己的神像。佛教的传入，佛经也逐渐经翻译而行世，对道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道教开始整理和造作道经，形成了三皇、灵宝、上清三系经文，至南朝刘宋时，由陆修静加以整理汇归，总括为“三洞”。道教在制订仪轨和戒律方面对佛教的形式和内容也多有模仿，如陆修静在完备道教斋仪的过程中，一方面总结了天师道原有的斋仪并补充进儒家封建礼法，另一方面吸取了佛教“三业清净”的思想，认为斋仪是为了检点身、口、意“三业”使之不沉沦于恶境的重要方法，要求心去贪、忿、痴，身除杀、盗、淫，口断妄、杂、诸非言，他所谓的三业，正是佛教三业的翻版。在思想上，道教还吸取了佛教生死轮回之说，宣扬修持者前世之善恶，影响今世修行之成效，今世之善恶，又影响来世，要人修道从善，解过除罪，同时还用“六道轮回”来警告世人，如果诳诈作恶，就会被太上老君打入地狱，转生畜牲。在南朝，上清派、灵宝派的经典戒律也大量吸收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地狱天堂等思想。

　　这一时期道教对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延年益寿和净土思想／延年益寿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认为有司命考校人之功过，决定人的寿命。这种思想被佛教吸收，北朝佛教认为人行五戒，修功德，即可延年益寿；反之，则减寿，死入地狱，而主宰此事的是帝释。在净土思想方面，道教的仙学对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魏高僧昙鸾最初把净土信仰当成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来传授，他把诸佛名号比为道教方术中的禁咒音辞，他还利用道教的调气法为人治病，作了《调气论》。这些都是道教神仙学说对昙鸾净土信仰和实践的影响。南朝陈代僧人，天台宗三祖意思所著的《誓愿文》中发愿先成神仙再成佛，他达到“长寿命”的方法是“得好芝草及神丹” “借外丹力修内丹”，明显引入了道教的思想和方术。佛教吸收道教的长生思想虽然往往是权便之设施和吸引民众之需要，也反映了佛教对道教所代表的一套适合民族心理的宗教理论和修养方法也不能漠然置之。

　　此外，在佛教传入初期，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老子化胡说，这一般被认为是道教徒为贬低佛教而捏造的。但是当时的黄老—、道教势力强大，而佛教尚不成气候，道教徒有必要这样做吗?所以日本学者镰田茂雄认为老子化胡说“是佛教方面提出的，是为使中国社会接受佛教做出的权宜之计”，我亦赞成此种说法。在佛教初传时期依附道教，完全可以借老子以自重，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老子化胡说就成为了初传佛教依附于道教并与之融合的有力证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