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荐福寺与“周、唐革命”

长安大荐福寺与“周、唐革命”
　　王亚荣
　　大荐福寺始建于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位于长安城内开化坊的南半部。初名“大献福寺”，后武则天改名。中宗景龙中(707—709)，在南对面安仁坊的西北隅，为该寺修了一座佛塔，即小雁塔。大荐福寺是唐长安一座很著名的佛教寺院，也是“长安三大译场”之一。但仔细检索有关典籍，发现这座名寺的建造和兴盛的主要原因与“周、唐革命”有关，即与武则天的改唐为周和唐中宗的复周为唐有直接的关系。
　　一、武周的建立与大荐福寺建造
　　大荐福寺诞生于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中。
　　关于大荐福寺的建造原因，史籍一般都记为：“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即唐高宗去世后，睿宗李旦为其父祈求冥福所建。为先皇造佛寺追福，各朝各代都不乏其例。远的不说，近的就有隋炀帝为其父在长安和平坊、永阳坊两坊之西建大禅定寺，唐初改名总持寺。唐太宗为给太后追福，在真安坊建弘福寺、在武功建慈德寺；为给高祖追福，在终南山建龙田寺，并将城内通义坊高祖旧宅通义宫改建为兴圣寺。唐高宗李治为给亡母追福，还在春宫时就在晋昌坊建了大慈恩寺。问题是，大荐福寺虽然名义上是唐睿宗李旦文明元年即位之初敕令建造，但考察这时的历史，李旦当时被迫居于别殿，处于丝毫无权的境地。太后武则天独揽大权，临朝称制，帝位形同虚设。事实上，建造大荐福寺的主意以及敕令的颁发都是武则天所为。其目的，却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李家王朝。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对朝廷权力的争夺。这些争夺，主要集中在武则天母子之间。则天有四子：长子弘，因触怒则天，母子失和，四年后，李弘郁郁而终。则天第二子李贤为太子，但在权力之争中又与母亲失和，则天废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高宗去世，李显即位，又被废为庐陵王，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在废李显、立李旦的同时，则天一不做二不休，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赴巴州(今四川巴中)，将流放在那里的第二子李贤逼死。另一方面，又以睿宗的名义，下令为去世百日的高宗建造大献福寺追福，选中的寺址就是开化坊南半部的一片宅园。为什么会选中这里?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里正是刚被废的李显的王府。显然，武则天不希望这个既是她的儿子，又是她的政治对头再回长安。
　　这些都是高宗死后三个多月内发生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则天为自己登帝位扫平了内宫的障碍。尤其是大献福寺的建造，是颇有心机的一步棋。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舆论上可收崇扬孝道的赞誉，客观上却是将政治对头连根铲除的手法。
　　除了打击李唐王室的势力外，建造大荐福寺还有另一层动机，就是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
　　首先，武则天与佛教势力都有改变地位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的利益关系。经过北周武帝的禁佛后，代周自立的隋文帝反其道而行之，大兴佛教；人唐，李唐王朝采取了抑制政策。武德八年(肋)，高祖李渊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太宗李世民继承了这个政策，令“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高宗李治也是这样，强调老君道教，“朕自本系”。因此，日益强大的佛教势力一直不满，争取平等的活动没有停止过。
　　其次，尽管朝廷抑制，实际上佛教势力的影响还在扩大，有时连太宗和高宗也不得不让步。例如，为穆太后造弘福寺后，太宗亲自主持寺院开光典礼，自点佛睛，对众僧道：“朕比以老子居左，师等不有怨乎?……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即为胜耶?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修葺，具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又如，高宗时，为了提高皇权地位，龙朔三年(662)下了《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老子道教是李唐王室的“本系”，所以“道士、女冠”的致拜不存在大问题，敕令主要是针对佛教的。敕令尽管词义委婉，“或恐爽其恒情”，但颁发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佛教僧俗弟子四处呼吁，群起谏诤，诣阙请愿。朝廷一时难以决断，便下令在中台都堂大集文武群臣九品以上者千余人，专门讨论。出乎意外的是，拥护出家人致拜君亲政策的官员有354位，而反对的竟有539人之多。这样，高宗只好下了《停沙门拜君诏)，承认皇权失败。从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长安佛教势力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这些事情的经过，也都是武则天所亲历。
　　武则天能与佛教势力取得共识的最后一点是，多年以来，彼此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则天幼年父亲去世，母亲杨氏领着则天姐妹三个生活，备受艰难。杨氏信佛，不能不对则天有所影响。太宗去世后，依例，则天与所有未生育过的女官人寺为尼。这段生活也给她的思想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客观上，在儒释道三教中，儒教不可能拥戴则天“篡逆”，道教又是李唐的“本系”，也只有佛教势力有争取的可能性。则天发迹以后常说：“朕幼崇释教，夙慕皈依”，“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这些话，一半是拉拢，一半也是实情。
　　高宗显庆元年(656)五月，玄奘患病，遣御医诊治。玄奘在病中特意嘱御医转奏两件事。一件就是有关佛教地位的事；另一件就是希望停止用俗法勘问出家人。因为，佛教内部有自己的戒律之法。玄奘是太宗、高宗父子最为敬重的人，但高宗答应了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断然拒绝，坚持老先、次孔、末释的政策。就在这同时，则天怀孕，去问玄奘。玄奘云当生男，母子平安。十一月，则天果然产一子，又特别请玄奘为小皇子剃发受戒，并起了个法名，叫“佛光王”，丝毫不理会什么老子道教的“本系”。高宗与则天对佛教态度的不同，于此可见一斑。
　　出于共同的利益，佛教势力对武则天夺权给予了大力支持。所以，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敕令全国：“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同时，改大献福寺为“大荐福寺”，亲自以飞白书书写寺额。
　　二、唐中宗复唐与大荐福寺的重修
　　唐中宗李显，就是那位刚生下不久便请玄奘剃发受戒的“佛光王”。
　　文明元年(684)三月，在李显的王府建大荐福寺，李显被幽禁他处。五月，李显被押赴流放地。圣历元年(698)三月，被武则天释放回洛阳。李显整整被囚禁了14年。这14年，备历艰危，度日如年，每闻敕使至，常以为是“赐死”而惶恐欲自杀。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许是因为玄奘剃发受戒并为之祝福的因缘，李显顺时而趋，以念经拜佛寄托精神。他常念的是玄奘所翻译的《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这部经的内容是调整现世的利益，以秘密陀罗尼的途径与西方净土世界沟通。
　　李显虽才能平庸，“心无远图”，但一回到政治中心，李氏集团便又重新聚集在一起。武周神龙元年(7跖)正月，李显第二次登上帝位，诏命全国，复周为唐，一切制度依高宗时代。武周王朝结束。
　　虽然改朝换代，但佛教的影响反而更大。为纪念复唐成功，李显命天下各州各置佛寺一所，俱以“中兴”为名，为国祈福。为感谢佛祖的佑护，特别请义净三藏在内宫重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为表示虔诚，李显亲自人译场，担任义净的助手，“亲预法筵，手自笔受”。义净洛阳大福先寺毕功，李显仿太宗、高宗、则天故事，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在诛灭二张中，华严僧人法藏，“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特下敕褒美。当然，李显也没有忘记他长安的“潜龙旧宅”大荐福寺，复位之初便敕令工部尚书张锡和名僧道岸重新大修。
　　张锡，曾秘密参与起复李唐宗室，为中宗李显所重，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另一位负责大修荐福寺的道岸，是律宗高僧，承南山律衣钵，为道宣的再传弟子，常居会稽(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传法，时号“大和尚”，见蔚于一方。李显闻其名，遣使征召人京，尊为菩萨戒师，亲率六宫供养。重新大修荐福寺，张锡与道岸同典斯任，广开方便，“博施慈悲，人或子来，役无留务，费约功倍”，工程迅速完成，帝甚嘉之。
　　大荐福寺修葺一新后，中宗李显率百官多次巡幸。旧地重游，恍如隔世，李显慨然赋诗，百僚奉和。
　　寺院的三纲大德，由在诛灭二张中功劳卓著的法藏和督修寺宇的道岸等担任。同时，寺内别置翻经院，将在洛阳以义净三藏为主的国立译场迁入寺内。从此，大荐福寺成为长安众刹中影响最大的佛寺之一，中外高僧云集，称为义学重镇。特别是它的译场，中宗以后仍存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所译出的经本不但数量多，而且经律论三藏都有，质量也比较高。
　　三、大荐福寺译场述略
　　谈到大荐福寺，不能不述及它的译场。尽管寺院的建造和兴盛与周唐的政治变迁有关，但它的历史地位并非是因皇家寺院而著名，而是以它出色的译经事业、以“长安三大译场”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纪念和颂扬的不是武则天和中宗李显，而是那些孜孜砣砣、焚膏油以继晷的翻译家和僧俗两界的学者。
　　下面将大荐福寺的翻译活动作一概括性介绍。
　　1、义净译场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历史上义净与玄奘齐名，都是德才兼备的大师级文化伟人。义净的经历和玄奘很相似，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去印度求法，学业大成。归国后在长安与洛阳译经传法，深受国人敬重，都被当朝封以“三藏”之号。这两人都有许多高质量的著作和译作传世，评价极高。不同的是两人专业，玄奘传法相唯识，义净传有部律。玄奘去印度走西方陆路；义净则南下经海途。此外，玄奘比义净年长35岁，活跃在唐太宗、高宗时代；义净稍后，活跃在则天、中宗和睿宗时代。两颗巨星此伏彼起，交相辉映。
　　义净译场是大荐福寺历史上最重要的译场。其组织之严密和规格之高，在隋唐译经史上也不多见。
　　义净译场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分工如下：
　　译主：义净。
　　证梵义：吐火罗僧人达磨末磨、中印度僧人拔
　　弩。
　　证梵文：罽宾僧达磨难陀。
　　证梵本：东印度居士伊舍罗。
　　读梵文：唐僧慧积，中印度居士李释伽、度颇多。
　　证义：唐僧文纲、慧沼、利贞、思恒、爱同，新罗僧
　　胜庄。
　　笔受：唐僧玄伞、智积。
　　证译：东印度居士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太子阿
　　顺。
　　次文润色：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
　　立、中书侍郎赵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
　　中书舍人李义、苏颋等，共20余人。
　　监译：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右仆射苏国公许
　　环。
　　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李邕。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隋唐两代的译经史上，这个译场有7个国家、地区的僧人与学者组成，国际性是最强的。它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译场的译主是中国人，而不是通常的由外国高僧担任。这也是义净能与玄奘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自大荐福寺义净译场并奏行流通的经典，共有31部、106卷。义净在佛学上的本业是律学，所以他的译场代表作品也以律学经典为主，即7部根本说—切有部的律学典籍，共69卷。
　　2、法藏的翻译事迹
　　中国佛教史上同叫“法藏”的名僧最少有五位，其中大荐福寺就有两位。这里说的法藏，指的是担任过大荐福寺寺主的华严法藏。
　　法藏(643—712)，又称康藏、贤首国师、国一法师。本康居人，祖父长期侨居长安，因以康为姓。父名谥，赠左卫中郎将。法藏青年时在太白山和终南山研究佛学，但尚未出家。咸亨元年(670)，荣国夫人去世，则天舍长安旧宅建太原寺，在道成、薄尘等名德联名推荐下，法藏得以剃度。此后，以华严之学为本业，恢弘师说，有很多著作问世，被后代尊为佛教华严宗的祖师之一。
　　法藏多次被敕封为“翻经大德”，人译场工作。在法藏的时代，先后有五位大译师活跃于两京，即中印度的地婆诃罗、实叉难陀，南印度菩提流志，吐火罗弥陀山和中国的义净。法藏在这五位译师的译场里都担任过重要的工作。按规定，各译场译出的经典以译主的名义奏行，流通的经本上一般也只署译主的名号。所以，法藏尽管作了很多工作，公认有很高的翻译水准，“本资西流，雅善梵言；生寓东华，精详汉字”，但他没开过译场，没担任过译主，因而大多汉译经本上没有他的名字。法藏在汉译(华严经)上有突出的贡献。汉译(华严经)有三种：晋译60卷本、唐译80卷本和40卷本。前两种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本和唐实叉难陀译本，都是由法藏用梵本和译本对校补足后，才成为流通本流传至今。
　　3、华严三藏实叉难陀
　　实叉难陀(652—710)，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唐代著名译师。曾两次来中原译经传法，最后于大荐福寺去世。朝廷敕令在长安开远门外的古燃灯台进行火葬，葬事官供。敕使哥舒道元奉送实叉难陀骨灰回于阗。长安人在燃灯台处建七级宝塔一座，以缅怀实叉难陀功绩，名“华严三藏塔”。
　　唐中宗景龙四年(708)，朝廷二次派使臣远赴西域，召请实叉难陀。实叉难陀与使臣至长安时，中宗率百官亲迎于开远门外，京城各寺备诸幢幡迎接，请实叉难陀与使臣乘青象人城，直趋大荐福寺安置。可惜的是，实叉难陀不久患了急病，十一月十二日遽然离世，译场还未来得及开展多少工作o
　　4、金刚智的密法译传
　　金刚智(669—741)，按照圆照的《金刚智塔铭》记载，本是中天竺国刹利王伊那株摩的第三子。开元七年(719)，南天竺国王遣使臣米准那将军人唐通好，与金刚智经海路到了广州。次年，金刚智被迎至洛阳，受到玄宗热情款待。从此，金刚智来往于两京地区，译传密法。
　　金刚智入唐后，在京城与另一位三年前来的善无畏相见。这两位都是印度的密教高僧，是首先在中土译传印度正纯密法的译师，与他们的弟子不空一起，被尊为“开元三大士”。金刚智传金刚界密法，边翻译，边建曼荼罗道场灌顶授法。另外还有一位人室弟子，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一行也是译场的助手，还写了许多著作阐扬密法。这些大师都在大荐福寺设过译场，也设过曼荼罗灌顶道场，译出(观自在如意轮秘密瑜珈法要》、《金刚顶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等。
　　大荐福寺作为一所唐代的皇室佛寺，如果没有文化遗产，那它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宗教活动场所，难以留名千古。它的建造距今已有13印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被人们怀念，就在于它的佛经翻译，它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它特殊的建造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大荐福寺的佛经翻译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