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明珠话敦煌

　　丝路明珠话敦煌

　　□ 李军　《寻根》 2005年第04期

　　丝绸之路,因中国古代的丝绸而得名,自汉至宋,它一直是中西方商业贸易的主干道。敦煌则是这万里丝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她身上所散发的幽幽古香、所蕴涵的深厚历史底蕴,直到今天还吸引着全世界探索的目光。

　　西汉武帝时,张骞成功出使西域,在历史上首次打通了联系中原和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沿着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成为当时罗马帝国宫廷和上层贵族趋之若鹜的奢侈品;同时,西方各国的商品也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汉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首都长安,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到达敦煌,出敦煌西行后,丝路分为南道和北道,向西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伊朗、叙利亚境内,再由这里的商人把从中国运来的商品输送到欧洲市场。在漫长的古道上,敦煌是一个必经之地。西去的商人要在敦煌补充给养,为穿越茫茫黄沙做最后的准备;东来的商人也要在历经千难万险后,在此歇歇脚,掸掸满身的风尘。正是因为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很快成为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中转站。

　　进入唐代以后,由于唐朝国力强盛,对外国有极大的吸引力,丝绸之路上东来的胡商络绎不绝,丝路沿线的商业贸易活动更加活跃。敦煌成为中西文化荟萃、多民族共处的国际性大都市。

　　唐代敦煌商业贸易市场极其繁荣。盛唐时期,敦煌地区居民大约有3万人,其中有大量胡商,这些人中以粟特人居多。粟特人也被称为昭武九姓人,本来生活在今天的中亚一带,百姓以经商为业,史书称他们:“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所不至。”粟特人有一个风俗,在孩子出生以后,父母要在孩子口上涂蜜、手上涂胶,就是期望孩子长大以后做生意时,能做到口似蜜,而钱赚到手后则会粘在手上,不再溜走。唐朝时,大量粟特人来到中国,将东西方的商品相互转运以牟利,他们沿着商业路线一路进发,身影遍布大半个中国。当时,敦煌境内就有很多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他们是盛唐时期敦煌贸易市场的主体,很多粟特人为了从事贸易活动的便利,干脆定居在敦煌。为了便于管理这些粟特人,唐政府专门在敦煌县设立了从化乡,成为敦煌十三乡之一。粟特人在敦煌很活跃,不但从事各种商业贸易活动,有的还担任了管理市场的官员,他们大多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康秀华是生活在敦煌的一个粟特富商,主要从事经营胡粉生意。他为了抄写一部经书,一次就向寺院施舍了粟150石、银器35两,另外还有相当于300石麦子的胡粉,总价值相当于10匹马,或者30头牛,足见其家境的殷实。在晚唐五代,敦煌市场上开办的酒店很多,以姓氏命名和以人名命名的酒店中半数以上是粟特人开办的,足见粟特人在唐五代商业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敦煌商业贸易中还常见有吐蕃、于阗、波斯、印度的商人,敦煌街南、街北市场贸易繁荣,有众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

　　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敦煌地区的外来商品极为丰富,市场上所常见的就有几十种之多。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大都靠从外地进口,进行中转贸易,这主要依靠粟特人来完成。这些外来商品,既有产自朝鲜的高丽棉,又有来自波斯和拜占庭的胡锦和蕃锦;既有从印度进口的香料,又有从今蒙古高原一带流入敦煌的兵器。商品的产地真可谓天南地北,相距何止万里。在众多的外来商品中,胡粉、棉布、玉器、珠宝等商品极具西域特色。据姜伯勤先生研究,胡粉是一种价格昂贵的高级化妆品,同时也是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开窟造像绘制壁画使用的一种比较常见的颜料。至于胡粉的产地,敦煌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胡粉产于西域地区。胡粉既使用于画窟画幡,又用于女性的化妆,同时还可入药,以解果菜毒,故其用量很大。棉布是敦煌籍账文献记载中最常见的纺织品。唐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棉布中的官布是作为一种常收地税而附着于土地上的,但是敦煌当地出产的棉布无论从质地还是从产量上说,都不能满足需要,故需要从西州地区进口为数不少的棉花或棉织品。西州的棉布以其质地精良而备受敦煌民众的青睐,从敦煌籍账文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州出产的棉布在敦煌市场上不但数量多,而且多作为礼品在重要场合使用。敦煌地区不产玉,出现于敦煌贸易市场上的玉及玉器大部分是于阗等地进口的。传入敦煌贸易市场的珠宝比较常见的有琉璃、玛瑙、珊瑚等,琉璃原产地是波斯,是波斯倾销于唐代中国市场的主要商品;珊瑚主要出产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和南亚地区,是敦煌地区的典型进口商品,反映敦煌对外贸易的范围之广。

　　唐代,敦煌在成为西北地区贸易中心的同时,本地的经济,尤其是畜牧业和手工业,都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敦煌地区降水稀少,祁连山融化的雪水成为敦煌绿洲的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林木生长条件较差,故多草类植被,所以敦煌天然适合放牧。唐及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上至地方政府,下至寺院、普通百姓都喂养牲畜,但是能代表敦煌地区畜牧业水平的还是官方养殖。当地政府设立主管畜牧业的专门机构,负责对所养牲畜的管理,反映了政府对畜牧业的重视和控制的严格。根据敦煌文书记载,政府经营的畜牧业所养的牲畜有羊、马、驼等。敦煌地区发达的畜牧业对当地的民间信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出现了各种畜神。晚唐时期的敦煌地方政府将赛驼马神等活动纳入政府行为的范围,反映了政府对畜牧业的重视。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手工业种类繁多,生产的商品丰富多彩。当时敦煌地区流通的商品,很大一部分靠本地生产。手工业者的种类有石匠、画匠、塑匠、铁匠、金银匠、桑匠、纸匠等30种之多,反映了手工业分工的细致。

　　盛唐时期,由于丝路贸易的繁荣,河西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但是,安史之乱使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叛乱发生后,唐政府调河西精锐部队参加平叛,使河西地区防御出现极度空虚的局面,吐蕃趁机蚕食河西之地,先后占领了凉州、甘州、肃州等地,并最终占领了敦煌(沙州)。此后,吐蕃统治敦煌长达60余年,这期间,敦煌地区的商业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丝路的贸易。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率众起事,赶走了吐蕃统治者,并且很快就向唐政府报告了胜利的消息。唐宣宗闻讯大喜,当即设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归义军作为晚唐设立在敦煌的一个藩镇政权,此后统治敦煌将近200年时间。

　　在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丝路贸易再度兴盛起来,敦煌地区与外界的商业贸易,除了旧有的由商人进行转运贸易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贡使贸易。归义军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常常要向中央政权派遣使团进贡,这就为贡使贸易提供了可能。归义军向中央进贡的物品一般以敦煌本地及外来的特产为主,主要包括马匹、玉器、砂、羚羊角、丝织品等,物品的数量有时非常巨大。10世纪前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一次就向后唐政府进贡马400匹、玉1团,次年又进贡马75匹、玉36团。中央政府通常也要向他们回赐物品,回赐的物品以丝织品居多,这正是敦煌地区与西方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回赐物的价值往往要高出进贡物的很多倍。敦煌地方政权通过这种方式,获利丰厚,所以乐此不疲。另外,中央政府会按使团人数的多少,额外给予奖赏,所以敦煌地方政府向中原所派遣的使团,人数规模通常也比较庞大。通过这种贡使贸易,中央政府得到繁荣的政治局面,而敦煌地方政府则取得丰厚的利益回报,双方各取所需。在使团作为一个整体同中央政权进行贸易的同时,使团成员也会作为个体,单独同中原的百姓进行贸易。这样,通过遣团这种政治行为掩盖下的商业贸易形式,敦煌地区所出现的许多外来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

　　北宋初,河西等地陆续被西夏占领,丝绸之路被隔断,敦煌作为丝路重镇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隔绝,同时由于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一条新的丝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了。陆路的贸易再也恢复不到汉唐的盛况,此后敦煌再也不复国际大都市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