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與新中國哲學

──三十四年六月在縉雲山作──
　　　　宋、元、明、清儒家哲學，淵源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二程而流變不絕。近人分為三派：一、唯心派，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為代表；二、心物二元派，程伊川、朱晦庵為代表；三、唯物派──亦曰反道學派，顏習齋、戴東原為代表，大概可為定論。三派中以陸王派攝取禪、道而近禪，程朱派亦攝禪、道而較近道，二派均排斥功利；顏戴派則遠絕禪、道而近功利。顏戴派雖反陸王、反程朱，而仍由明末清初陽明後學黃梨洲，晦庵後學顧亭林、王船山導其先路。此三派今各有發揚，而欲建設新中國哲學者，側重科學者主唯物派，側重哲學者一份主心物二元派，一份唯心派，角逐而未有所定，以二元派較為得勢。
　　吾意無論宇宙之真理，或中華之文化，得全原無二致，取偏乃有三歧。統三為一，依一見三，乃可成新中國亦即新世界之新哲學，而可以王陽明為樞而發之。
　　陽明固為中國哲學唯心派而發達最完成者。然就其著重就事磨鍊躬行實踐處，例云：「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其所言，殆無異顏習齋所強調以呵斥危坐空想咕嗶文字之宋明儒學者。加以陽明所躬行者，少則出遊居庸三關，觀山河形勝，逐胡兒騎射。壯則教苗獠範土築木為室，為政首詢里役貧富奸良，獄牘盈廷不即斷，慎選里正三老，使委曲勸喻，民皆悔，至有涕泣而歸者；撫剿南贛。汀、漳賊寇，行十家牌法，選驍勇自行編練，又行鄉約之法，冠平民治；宸濠亂後，奏免租稅以安民；老征思田八寨斷籐峽，感盧蘇、王受等來歸，簿責而散其眾，不戮一卒而活蒼生數萬，力疾破斷籐峽，八寨皆平。凡此無不從躬治物用，順養人情而致，不但非默座空談，執理廢情，而且較顏元、戴棟被之空言者，更能深切著明而見之行事。唯其講學教人，在先去主觀自私之蔽，而明客觀天然之理為本耳。故推廣陽明無有不行而可以為學之說，而更驗其一生之無時不體物理，緣人情之行事，足以發揮而充極唯物派之實學也。
　　陽明之別晦庵者，嘗云：「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其弟子徐愛丟：「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磨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如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照，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陽明又曰：「天理本體自有分限」。要之、其所以與晦庵異者，在工夫上：一在以心照物上用功，一在磨心明照上用功。陽明重在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又以天理本體自有分限，并非謂事物皆心所變，或隨心有無也。其致良知即是去主觀上自私意欲之蔽，存客觀上事物天然之理，故工夫上雖為唯心論，而實際上則為心物二元論，與晦庵同也。則陽明學說中，固含有心物二元論，故曰「離了事物為學，即是落空」。
　　由此可知以陽明學為總樞，而可分發為唯心、心物二元、唯物、三派之學也。惟陽明生平有二遺憾：一、歷遭劉瑾、許泰、江彬、張忠、楊廷和、桂萼群小之障，曾不得一中資之君相輔宰，使能如王安石、張居正得君當國一二十年，則伊尹、周公之盛治不難重見明季，而國運亦或為之一變。但雖不得君，其於立德、立功、立言亦差可同於孔子而為弟子等均所不逮，立言雖逮孔子，而立功則過之也。二、出征方捷，追殂道途，使其退歸鄉里，能齊孔子之壽數，則必能裁其門弟子之狂狷者馴致中行，則立言亦可上躋孔子。不惟不致有末流之弊，且可能引三派學說均衡發展，使中華民族文化垂統繼世而發揚光大也。天泉橋上告王汝中，錢德洪曰：「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一般人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之入道。若執一邊，便各有未盡。并切囑汝中，以後講學不可失了『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之四句宗旨，」。汝中是狂者流，德洪是狷者流，陽明之裁犯狷而致中行之意甚明。惜其後即出征思田，再無考正這二流學行機會，致狷者僅狷狷自守，無以正狂者；而狂者愈狂，卒猖披而流及明亡，為世叢詬。此陽明之不幸，亦中國學術文化史之不幸也！
　　今誠能以陽明為樞，而將宋、元、明、清之三派哲學均衡發展，復解除宋以來拘局儒名，於佛道陰盜陽拒之醜態，容認佛道均為因素。程朱得於道，而陸王尤得於佛，更擴顏戴派而領受歐西近代之科學、工業、民政、法治等學說文化，則大成新中國之新哲學，且可進而構造全世界人類所須要之哲學與文化矣。 三四、六、二七，在縉雲山。（見海刊二十七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