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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佛教遗风与当代中天竺的发展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1日
来源:不详   作者:曹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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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佛教,始于西晋,盛于吴越。历史上杭州曾两度成为帝王都会,一次是大家熟知的南宋,还有一次就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吴越国时期不仅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相对繁荣,在文化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东南佛都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珍贵财富,为当代杭州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地处杭州西湖之滨的中天竺也正是靠着吴越遗风作指南,积极探寻着自己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重兴之路。本人有幸在这座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寺院生活了两载,耳濡目染了该寺的发展变化,品味了清新扑面的吴越遗风。值此参加“吴越佛教与当代社会”专题研讨会之际,本人愿不揣浅陋,仅就个人所掌握的资料,对“吴越佛教遗风与当代中天竺的发展”略作管窥,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示正。
  一、吴越佛教遗风启示我们:寺院的生存和发展,硬件设施是基础。
  中国佛教在晚唐曾遭受毁灭性打击。从那时起,佛教南下,在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境内重新兴盛起来,杭州成为当时中国佛教新的中心。吴越国王崇信佛教,在治杭的八十六年间,广建寺院佛塔,造崖镌佛,寺院数量“倍于九国”。可以说,杭州佛教兴盛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寺庙数量的不断壮大。寺庙数量的 增加,为广大信徒提供了修持和聚会的场所,带动了吴越佛教的长足发展。
  在杭州众多的佛教寺院中,中天竺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背抵天竺山稽留峰,前对流虹涧,山攒水偎,颇有龙征虎相的气势。史料记载有“稽留旭日”、“合涧沉钟”等“中竺十二景”。因为“行尽支那四百川,此中偏称道人游”的缘故,中印度高僧宝掌禅师于魏晋时期在此建立道场,肇中天竺伽蓝之端。后经千百年的发展演变,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荣辱沧桑,寺院几番兴废。中天竺的规模庞大时期当数宋朝,当时寺庙拥含天王殿、正殿、后殿、地藏殿、神御殿、白衣观音堂、桂子堂、天香阁、诸天阁、华严阁、御书阁等,楼阁叠映,鳞次栉比。南宋时期皇宫中的摩利支天佛像亦移供至此。是时寺宇宏丽、香火鼎盛,信士文人,靡集于此。及至民国,寺宇渐衰,文革中更是破坏殆尽,仅遗有天王殿、后殿及其他零星房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市佛协慧眼识才,从上海请得光泉法师来寺主持修复重建工作,几年来,励精图治、殚精竭虑,筹资建造了圆通宝殿、四十八臂观音圣像、放生池等形象工程,中天竺因此而寺貌一新,规模初具。目前正在规划筹建大雄宝殿、藏经楼、僧寮等主体建筑。中天竺的当家人在设计规划每一项工程时,都将吴越佛教文化的神韵考虑其中,力求每项工程都能体现出吴越特色——秀、奇、俊、雄而又质朴典雅,全、纯、清、灵而又深含韵律。预计数年后,昔日天竺盛况将再现杭城,西湖一隅又要再添美景,而天竺人追求吴越特色、紧跟时代步伐的精神一定会推动天竺古刹再次走向重兴之路。
  二、吴越佛教遗风启示我们:寺院的生存和发展,领众薰修是基本义务
  唐末五代,文化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互补,形成了吴越佛教特色。自宋以降,禅净双修、教宗共荣成为吴越地区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思想的首倡者即是以身兼禅家法眼宗三祖及净土宗六祖的延寿大师为代表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一批弘法高僧。由于延寿大师等一代高僧的倡导和推广,净土宗由此而在宋代普及于佛门,又深入于民间,至明清时期甚至达到了 “昼夜六时声不断,满门风送白莲香”的程度,佛门几乎成了净土一宗的天下。而禅宗也因禅净双修思想的弘扬而打开了一条新路,随净土宗的普及而广泛弘传。与禅净双修思想相呼应的当数教宗一致论,在宗门大兴的同时,教门在吴越大地也不失繁兴气象。义寂、德韶、知礼等都是这方面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就中天竺而言,唐代贤首宗嗣法法诜大师于此开席立论,阐扬华严。华严四祖澄观到此师从法诜学习华严,译出《四十华严》,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及随疏演义钞共一百五十卷、《华严经纲要》、《五蕴观》等三十余部四百余卷,尊讳华严疏主,赐号清凉国师。中天竺因法诜、澄观的这段法缘而在华严宗史上留下了自豪的一页。除此之外,宗泐、廷俊等人力弘禅宗的行为又为中天竺成为禅宗丛林奠定了基调。
  鉴于中天竺曾经有过的亦教亦宗的历史,在中天竺的恢复过程中,寺院当家人从未忘记“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古训,大力弘扬吴越佛教注重禅净双修、教宗一致的传统,大兴讲经法会,定期开讲佛教经典;举办念佛法会,吸引四方信众;开展禅修实践,大阐禅门宗风。多年来,已由市佛协俞会长、中天竺光泉法师先后开讲大乘经典多部。每周一次的讲经法会,四众蜂拥,讲堂满席,四众弟子从中得到了佛法甘露的滋润,中天竺也因此而声名远播。在所有的修持法门中,念佛是最为简便易行的捷径,历来受到历代祖师的推崇和佛教信众的欢迎,中天竺在文革恢复后,即有聚众念佛、共修共进的传统,近年来,这一传统得到了发扬。中天竺早期的念佛聚会以居士自主修持为主,基本上没有法师参与,近年来,随着光泉法师等人的进驻,中天竺的念佛小组得到了重新整合,人员趋于精练和团结,活动秩序和活动质量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法师们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居士们虔心皈依、认真念佛,在法师们的精心指导和居士们的努力实践下,修持的效果很好、长进很快,每周的常规念佛和不定期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念佛,在杭州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爱好者慕名参加。目前限于场地局促,难以悉如其愿。禅修实践历来是禅宗道场的基础课,中天竺作为禅宗“五山十刹”中的十刹之首,禅修自然必不可少。近年来,随着寺院僧众的增加以及佛学院的开办,坐禅修持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寺院僧众除参与佛事活动及接待工作的人员外,一律进入禅堂坐香。佛学院的学僧白天上课,晚上自修课后,每天都有一至两小时的禅修训练。而且在坐禅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义务陈述自己的禅修体会,这样既提高了禅修的实际效果,又锻炼了法师们的说讲能力,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三、吴越佛教遗风启示我们:寺院的生存和发展,人材培养是关键
  吴越地区,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吴越佛教,高僧代出,居士如云。历代高僧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曾活动于吴越大地。文革浩劫后,佛教界人才凋零,青黄不接。杭州地区虽然经济条件优越,但是佛教教育的恢复相对起步较晚,青年僧材显得尤为奇缺。市佛协为此深为忧虑,想方设法吸引人材来杭工作,在先后引进几位人才之后,他们意识到,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靠零星引进只能是杯水车薪,难以为继。于是在市佛协的积极支持和指导下,中天竺在物质条件薄弱、基础设施不全的情况下,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创办出杭州地区唯一一所佛教专业院校——杭州佛学院,该院现有预科、正科、研究班三个班级,共计学员六十余名,首届正科班20余名学员已于去年毕业并走上了寺庙管理及教学研究岗位。佛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学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放在首位,注重学习与修持并重、形象和内在共进,要求教师在教学上言传身教、以身示范;学员在学习中学修并重、不断上进。创办四年来,取得了教与学的双丰收,在杭州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国家宗教局、省市有关部门领导都曾亲临视察,给予关怀。这次由杭州佛学院承办的“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研讨会,无论从选题还是规模上都引人注目、值得称道。更为可贵的是,由一个只有四年校龄的佛学院主办一个大型研讨会,在国内佛教界恐怕尚无先例。相信研讨会的举办,一定能起到培养人才、锻炼人才、集思广益、促进发展的效果,在中天竺的寺庙发展史上也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吴越佛教遗风启示我们:寺院的生存和发展,自身建设是保证
  吴越佛教人才济济,其中不乏德行高超的高僧大德和护法居士,且不说智者大师、澄观大师、延寿大师等创宗立说者,也不论近代活跃于吴越大地的太虚、弘一、月霞等一代高僧,单论中天竺历史上的历代祖师幼堂、宗泐、法诜、廷俊等人,无一不是道德文章、学问品行一流的大德高僧。对一个寺庙来说,缺乏自身过硬、堪为人师的僧伽队伍,要想领导信众修持进步、备受信众爱戴和敬仰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天竺自从恢复以来,就把寺院的道风建设放在首位,严格按照中国佛教协会提出的“僧像僧,庙像庙,僧管庙”的要求进行管理,坚持以“僧装、素食、独身”的六字方针要求常住的每一位僧人,寺院的日常宗教生活严格按照祖师遗留的家风执行,早晚功课如法如仪、过堂用斋清净严肃、诵戒坐香形成制度、出坡请益渐成规律、集夏安居僧众和合,严谨有序的僧人风范与清净庄严的佛教寺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僧人自身建设的加强为寺院的发展注入了青春和活力,为传统佛教与当代社会的融合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经验。
  五、吴越佛教遗风启示我们:寺院的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是灵魂
  佛教自从开创以来,从来都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的。无论是印度佛教所经历的四个时期(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还是中国佛教所走过的从传入到发展到成熟到衰退的道路,无不律动着时代的脉搏,无不透露着这样的信息:佛法的生命在于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只有坚持与时代紧密结合,佛教才有生命力。佛教在印度如此、在中国如此,在吴越地区同样也不例外。吴越佛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印下了不同的历史痕迹,与时代的结合都异常紧密。中天竺自隋代以来,历朝历代都能受到国家的重视,由朝廷委派住持的高僧几乎每朝都有。毋庸置疑,这与中天竺自古以来所奉行的与时俱进方针是吻合的。当代中天竺在恢复宗教活动以来,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关注时代的需要,关注社会问题,关注道德建设和社会慈善。每遇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寺庙总要举行相关的祈祷法会,希冀以佛教徒的虔诚信念,祈求佛光加被,扭转世道人心。在社会慈善方面,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疾病流行,中天竺都能从有限的寺庙发展基金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相关组织和部门。在尊老敬老事业中,中天竺主动为杭州市佛教协会安养堂提供住宿和活动的场所(安养堂就设在中天竺内),遇有老人病重或去世,中天竺僧众总能及时地给予祈福和超度。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中天竺自觉走在同行的前列,积极支持和参与“杭州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会”的工作,努力探索佛教在当代社会所应发挥的作用,在佛学院中开办相关的时事政策教育,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从而不断提高寺庙僧众的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为寺庙的发展而统一思想、注入后劲。
  六、吴越佛教遗风启示我们:寺院的生存和发展,管理是潜在生命
  吴越大地寺宇林立、僧侣如云,管理这些寺宇、轨范这些僧侣,缺少管理简直不可思议。在吴越遗风中寺院管理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传统的禅宗丛林适用的制度一般都是《百丈清规》,但是毋庸讳言,每个寺院在适用《百丈清规》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寺庙的特点作过变通,程度不同地掺杂有时代和社会的印迹。当今的中天竺也不能例外。传统的寺庙管理所采用的,往往是以四十八单执事为管理网络,采取方丈负责制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行民主管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因此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传统的管理方式作出变革已势在必行。中国佛教协会也多次发文要求有条件的寺院成立一委一处,即寺务委员会、寺务处。鉴于中天竺规模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实施过程中一时恐怕难以健全所有机构。但是他们已经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在市民宗局和市佛协的正确领导下,中天竺现已成立了监院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寺院成立了客堂、库房、禅堂、安全消防等部门,制定了完备而详尽的管理制度。各部门的日常事务以自主管理为主,重大问题经由集体会议讨论研究决定,监院在寺庙管理中的主要精力放在决策和指导协调上。佛学院是隶属于市佛协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但是因为其身处寺院之中,中天竺责无旁贷地承担着所有师生的后勤服务工作,中天竺的监院亲自担任学院的教务工作,因此学院的教学和生活与中天竺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佛学院的管理中,光泉法师坚持“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办学方针,要求学院的教学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矩办、学僧的修持严格按照丛林制度办,师生一如,同修共进,从而使得教学与修持两不误,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学修并重、教书育人的目的。寺院管理中,对于各部门的负责人坚持择优选才、广纳人才,不论资历唯才是用的方针,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人才策进机制,从而真正把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才推到领导一线,达到培养人才、锻炼人才、选拔人才的目的。在同等条件下,道德品行好、修持能力强的人择优选用,借以把握寺院道风的发展方向。中天竺在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吴越佛教与当代社会”提供了可资研究的素材。
  往事如烟,时光难再。吴越遗风,贵在继承,适应当代,尚待发扬。在新的世纪里,中天竺必将禀承佛教与时俱进的传统,继续在吴越佛教遗风中汲取养分,紧密结合当代实际,谱写出灿烂辉煌的华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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