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宗教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最需要的是什麽？就經濟、政治、精神三大層面而言：一是財富，二是正義，三是天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無疑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君子罕言利的時代畢竟過去了。然而，君子愛財還需取之有道，不能把國庫和大多數人的錢裝到少數人的口袋中去。這個“道”，既包括世俗社會的法律、道德，也包括超越世間的宗教。宗教講的是天理良心，它是維護社會正義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之一，也是評判社會財富獲得和流向的重要價值尺度。
中國在二十世紀曾有過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走出“無法無天”狀態，是歷史交給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使命。就社會的政經改革而言，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但對個人的立身處世而言，我們必須擡頭向天。人類在精神深處從來也沒放棄過回歸自然、回歸本真、回歸永恒的要求。宗教主要是在情感和意志上，對有限個人的存在性缺陷所作的彌補和超越，是對人類和世界命運的終極關懷。它對個人提供安身立命之處，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對社會則提供了一種宣泄和解毒機制，對財富進行分流和再分配，維護著社會的安定和精神生態平衡。
超凡脫俗的宗教，畢竟存在於濁浪滾滾的紅塵社會。因此，一個悖論性的事實是：凡夫俗子們所犯有的所有毛病，制度性的宗教也同樣具有。當超越的宗教掌握了世俗的權柄，用教條裁判學術與政治，用火刑和戰爭翦滅異端時，人類擡頭向天的雙眼恰恰被遮蔽了！宗教管了不應由它來管的事情，因此才有“讓上帝歸於上帝，讓凱撒歸於凱撒”的呼喚。經過宗教改革，經過啓蒙運動，經過爲科學與民主而付出的奮鬥，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終於在二十世紀成爲全世界的主流。
上個世紀之交，德國哲學家尼采預言“上帝死了！”他說的是西方制度化的宗教在工業化進程中土崩瓦解，面臨著文化虛無主義的困境，故而人應對真善美價值重新評估。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並沒有取消民衆對超越世界和神秘經驗的需求。恰恰相反，基於功利主義和利益取向的現代化運動，在使傳統的制度性宗教産生分化和重組的同時，它所産生的科學主義、物質主義等思潮，引發了新的宗教需求，從而促成新一輪的宗教復興運動。
縱觀當今天下，無論是宗教的世俗化運動，還是原教旨主義背景下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宗教的形式背後，往往是世俗社會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訴求。不管是宗教自身，還是世俗力量，借助宗教旗號去謀取政經利益(比如我們這裏一度非常時髦的口號：宗教搭台，經濟唱戲)，事實證明是一把非常危險的雙刃劍：當世俗的政經利益染汙了宗教的神聖光環時，它會傷害到宗教自身，從而最終傷害全人類的利益。
無論是爲政、弘教、治學，目標都是爲了社會祥和、人民康樂、世界和平、人類進步。政教學三界互爲犄角，相互制衡，如此才能構成一個穩定的正三角。任何一方的畸輕畸重，都將造成人類社會的不幸。“法不歸位”的毛病，過去的宗教曾經犯過，學術與政治也未必能免“越位”之嫌：企圖用科學取代宗教，企圖用政治干預宗教和學術。其實，理性與信仰並不對立，它們各有所司，相互補充。信仰若無理性的提純，它將是盲目的；理性若無信仰的昇華，也將是褊狹的。人們反對的是邪惡的信仰，因爲它對社會造成了危害；人們厭惡的是虛僞的信仰，因爲它玷污了信仰的神聖意義。
基於以上分析，我對二十一世紀的宗教發展，謹提出以下五點看法：
一、重樹宗教的主體性和神聖性。 面對來自世俗主義和新興宗教這二個極端的衝擊，傳統宗教必然反求諸己，從原來僅僅滿足於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爲淺層和表層的效應，回歸神聖的信仰根源。如果說宗教世俗化運動在二十世紀成爲主流，那麽可以說基要主義將成爲二十一世紀宗教的主流。傳統宗教的修行道路，特別是東方宗教的內證體驗，將會得到強調。在繼續推進宗教的社會適應和社會關懷功能同時，宗教的社會批判功能將會加強。
二、宗教思想在對話中和平競賽。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超越地域的藩籬，形成類似佛教“無盡緣起”的全球性文化。解決宗教與宗教之間、宗教與社會各種思想之間的矛盾，還會摻雜有武力爭鬥和政治干預，但更多的是訴諸思想上的對話。對話的前提，就是承認各種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宗教對話不是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而是取長補短的相互共存。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佛教否定創世主及獨斷論神學、主張主體覺悟的學說，將會被更多的知識份子所認同，從而在信仰市場中取得更大的份額。
三、宗教組織將趨於社區化、小群化。 在現代化進程中，將會形成一大批擁有恒産、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強調主體性的階層。原來在封建社會中形成的教階制度，現代社會中同政治結合過分緊密的宗教團體，都將趨於衰落。在可見的將來，中國或許也可能興起連鎖店式的超級宗教組織，但更多的將是社會福利性的、社區俱樂部式的、類似基金會的社團組織。與居住社區平行發展的，網路宗教社區也將以現在無法想像的規模發展。在資訊化時代，原來需要凝聚鉅額宗教經濟所從事的社會活動和文教事業，將成爲全人類共用的公共資源，或委託專業人士代理。宗教將越來越多地回歸精神領域，真正在情感和意志層面上成爲個人的私事。
四、新興宗教與邪教道門仍將相繼登場。 即使二十一世紀解決了“克隆人”、“換頭術”、“人造器官移植”等醫學問題，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死亡問題。如果傳統的制度性宗教不談或喪失了處理、溝通神秘經驗或彼岸世界的能力，無法滿足民衆的精神追求，新興宗教必然應運而生，填補傳統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興宗教本身在現代化社會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帶有“速食宗教”的色彩，與衆生“貪”、“懶”的習性相應。衆多邪教道門相繼登場，群魔亂舞，仍將成爲二十一世紀的一大景觀。
五、政治、宗教、學術三者關係趨於合理。 宗教與學術，本質上是理想主義的。而理想主義是我們這個急功近利的現代化社會的淨化劑。宗教在信仰、社會、文化三大層圈中向信仰核心複歸的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學術三極關係中，重樹宗教主體性的社會訴求。在重塑宗教主體性和修證精神的進程中，知識份子獨立不倚的誠實研究，將會對宗教的發展，起到一種類似民主政治的監督和制衡作用。在一個經濟小康、政治民主、資訊開放、資源分享的現代中國，宗教應該無須再爲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進行政治性的辯護，也無須再爲自身團體的生存進行生産自救式的經濟活動。如同教授、醫生、律師、政治家、企業家用自己的本門專業爲社會服務一樣，社會對宗教師的訴求也將聚焦爲：爲社會的淨化，爲衆生的精神拯救，提供專業性指導。
（刊于九華山佛學院院刊《甘露》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