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世纪佛教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生，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佛教同样如此，面临着信息、文化、科技诸种挑战。从现在起到21世纪初，加大力度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僧伽队伍，是决定着中国佛教事业是否成功、生死存亡与发展与否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从教育的角度，探讨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挑战与创新的思路。
　　一
　　佛教是一种宗教，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拥有自己的组织和信徒的社会力量。自从古代文明社会以来，迄今为止，在这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深刻的历史原因外，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信仰素质、理论素质、文明素质和较高的组织素质等特征，从而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据《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卢景口授《浮屠经》介绍了佛陀的事迹。这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58－75年在位）曾派人到印度求法，据传请回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到洛阳，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典（四十二章经）。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座寺院，即现在的白马寺。佛教到今在神州大地流布了2000余年。
　　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就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总结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此调整角色定位，不断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从而为中国人所接受，并扎下根基的；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断提出与印度佛教既同又异的教理、教义和修持法门，从而适应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并求得不断发展与传播的；就要深入探讨和分析佛教是如何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的，我们认为，从教育的角度可以借鉴三条有益的经验：
　　（一）与世俗政治协调、适应；与固有文化相磨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佛教僧团十分注重对僧伽队伍进行“协调、适应与相磨合”的教育。
　　1、佛教要生存、要发展，离不开统治集团的支持。中国佛教上层精英认识到，中国封建皇权具有决定宗教命运的严峻现实：中国自秦汉以来，直到清代灭亡，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皇权至上，一切大权归于皇帝，“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皇帝都要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驾驭、控制、支配、管理宗教，要求宗教服从自身统治的利益。因此，妥善处理佛教与封建皇权的政治关系，是佛教在中国获得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东晋时代的佛教领袖道安就说：“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高僧传》）明确提出了政治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必须采取的适应立场。道安弟子、东晋后期南方佛教领袖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更是全面的阐发了政教关系说，慧远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论证佛教有益于政治，即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将佛教与世俗政治协调起来，维护了佛教的生存权。历史表明，古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决定中国佛教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佛教保持与世俗政治的协调与适应关系，正是它赖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建立，代代相承，对于僧团的教育，对于维护中国佛教的持久发展有着重大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原来的“三衣一钵，游行乞食，树下一宿”的教制，与中国国情、民俗不相适应；中国人重视农耕，难以允许乞化生活的存在；北方严寒的气候也不适应四处游化，路边一宿。中国佛教及时自我调整，逐渐形成定居式的僧团制。道安法师还为僧团制定了僧尼轨范。后来唐代马祖道一确立丛林制度，其弟子百丈怀海制定了清规，全面建立了僧团管理制度。其中农禅并重的制度，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生产方式，对缓解佛教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维护僧团的生存，有着突出的意义。
　　2、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和，即指磨擦与融合，由磨擦到融合，是佛教成功地与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使自身成为儒、道、佛三大传统文化中与儒、道并列的一系，并获得长期、广泛的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磨合，推动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同步，佛教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中国佛教早期发展史上，有两件超常规教育的大事：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西行求法。从佛教传播的角度看，译经与求法是佛教在中国立足生根的重要条件之一。从佛教教育角度看，充分体现了佛教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佛教教育，只不过这种教育形式，更注重发挥高僧的身体力行榜样的教育示范作用罢了。
　　1、伟大“译经工程”，是中国佛教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铁证。自佛教东传之日，汉地就有了佛经翻译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起于佛教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从事佛经翻译，就没有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在众多知名译家和译经师手中：印度大小乘之经、律、论三藏几乎全被译成汉典。佛教翻译自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安世高译经始，从探索至成熟，期间共经历了800余年，到北宋仁宗景佑四年（即148年－1037年）译场停顿，共译出佛典1335部，5081卷。佛教翻译家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给后人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众多的经典翻译大师中，后世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位大师并称为四大译家。
　　玄奘大师亦是四大译家之一，在他西行回国后，主要的事业就是翻译经论，并传播新知。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到了唐代才开始真正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文的中国僧人任主译。在玄奘大师的努力下，翻译的目的性和系统性也在逐渐加强，他所主持的国立译场是汉传佛教翻译史上辉煌的一页。
　　翻译佛经，工程浩大，方法也十分谨严，所以才能那样尽善尽美。就是近代、现代中、日佛教学者，也不能改正一个字。方法是这样的：第一次由懂汉文的印度学者翻译，然后再由精通汉文，而又通梵文的中国学者，译成极好的文言。这个第二次的译稿又重新译成梵文来与原文对照，加以许多修正之后，再译成中文。直到最后的译稿文从字顺，且与原文完全吻合才合格。这就是中国佛教学者的示范教学法。
　　2、西行求法，是中国佛教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又一佐证。西行求法运动自三国至于唐代，绵延五百余年。这期间许多沙门者，不辞辛苦，西行求经，为佛教于中土的传播乃到日后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曹魏时人朱士行乃西求法第一人。之后，佛门弟子逐渐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运动的高潮，这其中以法显的成就最大。法显西行求法到归国，前后经历了15年，历30余国，与法显同行者，前后共有10余人，然或半途而返，或客死异国，或久住不归，惟法显为酬其夙愿，为使戒律流行于中国，勇猛精进，不辞辛苦，后人将法显与玄奘并称：“法显师则创辟荒途，玄奘师乃中开正路”。
　　唐代之后，佛教徒的西行求法运动再次达到一个高峰。其首倡者为玄奘大师，成就最大者亦是玄奘大师，西行求法者，是佛教界的精英，拓荒者，他们不仅为僧团树立了榜样，而且特别受到尊重。
　　3、对外开方促使交流也是教育的重要途径。我们以历史的目光去看待那个交流极不方便的时代，那么译经与求法这两件大事，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其一，这是最早的对外开放，说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取他国经验，才能促使本国的繁荣昌盛，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必然带来一种自甘落后的悲惨结局。其二，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潮流。说明佛教是不受国界、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本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体现了佛教的大圆融。
　　中国佛教成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才能宏扬光大佛教事业。
　　（三）佛教文化学术的创新，中国佛教的文化学术创新，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表现，也是佛教长期流传、不断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佛教的文化学术创新，是佛教原有的思想优势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的新成果。　中国国情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等。佛教自传入之日始，就一直表现出适应中国国情的灵活风格，随着条件的成熟，中国佛教学者更把佛教的优势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全面地创造了别具异彩的中国佛教文化。这里仅以佛教学派的创立为例，略作说明。
　　佛教宗派的创立，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律、密、净土、禅8大宗派。中国佛教学者为重视佛教学说研究，独立判别印度佛教经典的高下，选择某类经典为本宗崇奉的最高经典，并结合中国的固有文化，加以融通，进而创造出新的宗派。以中国化色彩最为鲜明的天台和禅宗为例，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以般若为观，以大智度论为助。建立实相说。禅宗根据佛教的心性思想，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更是充分地表现了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精神。中国佛教学派的创立，是中国佛教教育的又一重大成果。这种创新精神，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学术的繁荣，对佛教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
　　在这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时刻，中国佛教将要面临的21世纪社会。与以往历史比较，当代社会不仅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诸方面，都已发生变化，而且对于对外开放的扩大，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显示出与往历史不同的新情况，新特征和新问题。
　　1、新情况。当前，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呈现的斗争的复杂性，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兴起中引发的竞争的激烈性，国内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攻坚中产生的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认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多变性，必然会反映到佛教界内部来。
　　2、新特征。（1）由于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样，就出现了国别观念的淡化，而国家间竞争加剧的新形势，也带来了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化。（2）由于科学技术的空间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会越来越巨大。与此同时，自然也在增大报复人类的力度，生态平衡、环境污染、气温升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食品短缺等难题，正在日益困扰着人类，人类实际上面临着生机危机。（3）由于物质生活与相对匮乏的精神界的反差现象，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文化精神危机，价值危机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宏大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未来社会有可能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为佛教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新机遇。在未来社会里，中国佛教应当为缓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三大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满足人们的新需要。
　　3、新问题。早在1991年1月7日，上海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会长就大声疾呼：“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虽然十多年来，已经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僧才走上了弘法、管理、教育的岗位，但是放眼国际佛教发展的态势，我们还缺少和世界接轨的人才。（1）在培养和使用人才上，缺乏良好的环境。据调查，主要表现在：人才外流十分严重。人才压抑没有从制度上得以解决。有相当数量毕业的佛学院的学僧，在佛教界得不到应有的培养和合理使用。佛教教育资金严重不足，在建大寺、造大佛不惜花巨金，但是在办教育、培养人才方面舍不得花钱，舍不得投资。（2）僧团文化素质低下，僧源不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寺院往往重信仰而轻文化。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文化科技时代的到来，文化成了衡量僧团整体素质高低的标志。（3）道风不纯。由于大量怀着各种动机的人，无节制的流入僧团，包括文盲和半文盲，使僧团表面上给人造成了人丁兴旺的假象，实际上带来道风不纯，危机四伏。
　　以上情况说明，佛教人才是佛教未来命运的主宰者。完善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是急中之急。重中之重。可以说，一位佛学造诣深厚、人格高尚、修持严谨、热心弘法利生的佛门龙象，其作用与影响要远远大于盖10　座大庙。
　　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是中国佛教的宝贵经验，如何把这一经验创造性运用到中国佛教的教育未来实践中去，并结合中国佛教的新特点、新情况和新形势，探索出新规律，适应人群的新需要；创造出新经验，以规范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这是关系到中国佛教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借此千年之交的研讨会之际，在探讨中国佛教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特色的前提下，借鉴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规划佛教未来之路，提出相应的创新举措，这对中国佛教未来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1、以“人间佛教”为核心，要形成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佛教教育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要汲取古往今来中国佛教徒积极介入并奉献社会与人生的优秀思想。唐代慧能大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宋代大慧宗杲禅师的“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近代太虚大师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弘一法师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以及报“四恩”中的“报国土恩”，尤其是赵朴老极力倡导的“人间佛教”的思想。
　　（2）、充分体现党和政府“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和“四个维护”，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原则。
　　（3）、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辨证关系。做到在不变中有变化，变化中有不变，继承不能离开现实，创新不能割断历史，唐代佛教八大宗派的形成和定型，加快了佛教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并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具有明显性格特征的宗师。因此，八大宗派及其宗风，既是我们今天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是我们今天创新与开拓的源泉。在新时期，佛教要更好地自下而上与发展，必须在历史形式成的八大宗派的基础上，保持、提倡本宗宗风特点的同时，继承佛教“农禅并重、佛学研究、文化交流”的三大优良传统，高举太虚大师和赵朴老继续高举的“人间佛教”思想旗帜，提倡菩萨行和科学佛教，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佛教界的已任。这些思想既能上契诸佛之理，又能下化众生之机，也为继承传统，适应当代找到了契入点。总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使中国佛教事业在新世纪中与祖国一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群。
　　2、佛教教学大纲中，中国传统文化要占有适当的比重。
　　1993年10月21日，李瑞环同志在接见中佛协第六届理事会领导成员时指出：“我看过赵朴老写的一些书，佛教传到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影响比较广泛、深远的。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优秀文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佛教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是分不开的。”历史也是如此。佛教自东汉传到中国以来，中印文化交流有着光辉绚丽的成就，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结合，到唐宋步入高峰。终于融化为中华文化之一。赵朴老强调，寺院要有文化气氛，文化可以形象的表现佛教的文明。他认为，在当今社会佛教的文化建设很重要，并以明代四大高僧：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为例，说他们的文化修为在当时都是首掘一指的。四大僧出，宗风为之一振，他们的宗教哲理，与个人修持上的成就，蜚然卓著。朴老希望并主张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在寺院僧团很好地保存下来。
　　最近，任继愈教授联系文化断层的教训时也谈到：“上个世纪之交，文人都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成长起来的，国学根底很深，包括茅以升那样的理工科学生在内，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这几十年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没有产生世界性的著作？我觉得除了封闭，积贫积弱，“文革”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传统文化的底子太薄。因此佛教教学要按佛教“五明”之学，以内明（佛学）为主，开设因明（逻辑学），声明（声韵学和语文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历算之学），医方明（医药学）。因而佛教徒不仅要学内明，也要兼学其他宏扬佛教知识和学问，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要加强国学根底的培育，此外，还要学习地理学，中国的寺院，皆建在风景宜人的名山之中，这起源于释迦。释迦一生离不开树，生于无忧树下，修道在雪山原野，成道在菩提树下，初转法轮于鹿野苑，开宣华严法在陀林中，涅槃于娑罗双树间，意义遐远。
　　3、在佛教教学中，从制度上要实现三个加强。（1）要继承佛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重视教师队伍的稳定，培养和提高，合理的使用好人才。没有一支高素质、高品质的教师队伍，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僧。（2）要加强佛教教育的学术交往，有条件时，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教育方法，还应该向高等院校学习。例如，去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一批僧才赴韩国寺院，作短期参学，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3）要加强学僧的学修结合。全新的僧伽教育，要求学僧不仅要提高政治、宗教学识，增强文化、理论、哲学趋向，还要加强道风建设，提高信仰层次，佛陀早就提出，要使用梵行者，在团体中安心求学修证，他日弘法利生即威仪具足。要依戒为师，依四念处住，以大般若真空实相之中道为本源，得无上道，成正等正觉，见性成佛为目标。
　　太虚大师也说过，和尚不过是修养高尚的人格，来化导社会罢了。要做到净化心身、净化环境、净化社会的终极目的，僧才不加强学修结合是不行的。因此，在佛教教育中，一定要注意“两手硬”，学僧不仅学业要精，而且定要强调修行。只有“安心求学修证”，才能日后“弘法利生，即威仪俱足”。此外，要形成十方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的网络，实现现代教育的管理。
　　我们坚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佛教将顺应历史潮流，培养出更多“爱国爱教”、文化修为很好的僧才，从而更好地引导广大佛教徒，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文献
　　1、中国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
　　3、宗教学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
　　4、佛教经济研究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
　　5、佛教与中国文化（大乘文化出版社）
　　6、妙华谈佛教怎样迈入21世纪（中国宗教99.4）
　　7、方立天论中国佛教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宗教98.4）
　　8、任继愈谈改革文史教学（人民日报2000.2.5，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