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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澄: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1日
来源:不详   作者:吕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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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佛協的成立,漢藏佛敎界的關係日見密切,兩地佛學的溝通也益覺其有迫切的需要。在佛協的成立會議上,代表們討論到如何發揚佛敎的優良傳統,就已提出了漢藏佛典翻譯的問題。但這問題過於專門了,一時難得有具體的結論。會後,我看到一些有關西藏佛敎文獻的稿子,重新引起了注意,因而擬了這個「漢藏佛學溝通的第一步」題目來再發表些意見,以供當代漢藏佛學家的參考。
  的確,到現在這新時代來,要從「中國的佛學」裏,發揚它積極的,進步的,而又有助於文化建設的成分,這必須參合漢藏雙方的學說,認識它的全貌,才談得上正確;又必須有雙方學者的合作,才做得到徹底。我們說漢藏佛學溝通的有其需要,它的意義就在於此。溝通的第一步,應該是彼此的互相了解。但以往多少年來,漢藏學者在這方面所做的凖備工作就很不夠。有些漢地學人從西藏求學回來的,也曾做過些介紹說明西藏佛學的報告,或者還編譯了專書,但只有少數能深入。再說西藏的佛學文獻方面,東西洋的學者一向在關心研究,本來有不少好材料可以採取,而到現在,我們還沒見着一部用漢文寫成的西藏大藏經的完全目錄(清代也有過西藏藏經目錄的譯本,但譯語怪僻,不可卒讀,當然是不合用的)。因此,我們要了解藏學而可用的漢文材料委實太貧乏了。至於在藏地的情形,那就更差。我不很清楚多年去西藏求學的人怎樣地介紹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佛學,但就我個人見聞所及,似乎藏地學者所藉以了解漢地佛學的,還離不開工布查的中土佛法源流mgon-po skyas-kyi rgya-nag chos hbyung和土觀的西藏佛法源流thu-hu bkwan gyi bod-kyi chos-hbyung附篇等舊作,而那些作品都是充滿着錯誤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校印了土觀那篇文章,就曾做過一段導言,指出它的重重錯誤,這裏且不多談。至於有關漢地佛學文獻「大藏經」方面,西藏也祇有工布查的著述裏做過至元法寶勘同目錄的翻譯。但至元錄本身問題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說是流於形式的。只要一看見西藏經錄裏或著述裏有那部書的相似名目,便認為西藏也有譯本,其實卻不儘然;好多眞有西藏翻譯的,它反而遺漏了。據我們粗粗地統計,它裏面所收一千五百二十餘種書,誤勘的卻有一百五十多種即是全數的十分之一以上。到了工布查的翻譯,更替它添上好些錯誤:有處無端地遺漏了(如心明經、種種雜咒經、百千印陀羅尼經等),有處又隨意勘同而勘錯了(如以華嚴經修慈分為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的同本,莊嚴菩提心經為方廣普賢菩薩所說經的同本等)。它還有最大的缺點,就是很多書名都譯得不正確(如大乘同性經譯成theg-pa chen-p—ohi tshad-ma無上依經譯成sgra chen-Po等),甚至西藏著述裏有過譯名的,也忽略了不知採用,反搞成不倫不類(如觀所緣緣論dmigs brtag-pa錯譯為觀緣起論rten-hbrel bsgom-pa理門論rigs-pahi sgo錯譯為量門論tshad-mahi- sgo等)。所以單憑這樣一部目錄,實在難以令人明白漢譯大藏經裏究竟有些什麼書,更談不到比較運用了。但它所發生的影響卻是相當的大。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喜饒嘉措法師剛從拉薩回到南京來,我就拉薩新版甘珠爾的編纂上有些問題和他討論,他談到漢地大藏經的一切,就是完全依據工布查的書,並還對它加以推重的。可是,老實說,要從那些著述來了解漢地佛學的眞正內容,如何能夠?現在,我們應該好好地再來做一番凖備工夫:
  一、用藏文重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漢土佛學源流,一直敍述到現在的情況;這須注意糾正工布查,土觀等撰述裏的錯誤。
  二、徹底訂正工布查所譯的至元法寶目錄,要使每一部書都有正確的譯名和實在的勘同。
  以上是關於漢土佛學的,再說西藏佛學方面:
  三、用漢文重編一部西藏佛學歷史(嚴格的說,應該和佛敎歷史有好些區別),闡明各種學說的源流和現況,最好更參照嘉木樣的西藏佛敎史表bstan-rtsis編一個學術年表,作為附錄。
  四、儘量採取東西洋學界已有的資料,編譯一部西藏大藏經的勘同目錄。在這裏要注意到的,是西藏所有的經錄或學史關於各譯家年代的先後,照例沒有詳細明確的記載。如勝巴堪布所著的如意寶樹史dpag-bsam bjon-bzan總結了各種經錄記載,列舉印度法師來藏為譯主的九十二人,西藏的度語(即翻譯)一百七十一人,也祇粗分為前傳期和後傳期的兩大段落而已(見該書印度校印本408-410頁)。現在另編新錄,就得用公元或藏曆分世紀地計算,將各家年代大體標明出來,令人一覽而知其先後關係。
  有了這些準備,才可以來談漢藏雙方佛學界的互相瞭解。這還要有步驟地選擇學說上各種根本典籍,分別譯了出來,以為依據,就自然會涉及漢藏佛典翻譯問題了。說起這樣的翻譯來,過去雙方是早巳做過一些工作的。藏地的翻譯漢經,可以遠推到佛學前傳時期。現存那一時期的經錄卽登噶爾瑪錄ldan-dkar-ma dkar-chag裏,就舉出從漢文重譯的大乘經二十四部、大乘論八部。這都還是些比較重要的書(如經部的大般湼槃經、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等,論部的窺基法華玄贊、圓測解深密疏等),並且大部分保存到現在,可算是有相當規模的。至於漢譯藏籍,除了元代以來有幾種零星譯本收入大藏經而外,我們從現存的增加漢蒙譯語的翻譯名義大集bye-brag-tn rtogs che底稿以及大乘要道密集所載的殘篇斷簡,還可以想像到明清兩代曾有過一系列的西藏密典翻譯,而後來都散失不全了。但這樣翻譯極其廣泛,目前用不着。我們要是為了明瞭漢藏兩方的佛學而來談翻譯,就應該聯系到實際情況,譯出雙方學說所宗的各籍,使人一下能得其樞紐。現在姑且舉顯敎的學說而言。這在西藏正宗宗喀巴學系裏,一向是以五科的組織在做着有系統的學習的,我們就該先將各科本典一一翻譯出來。這裏面除去俱舍科的俱舍論頌和已有玄奘的譯本暫可應用而外,其餘還有:
  一、因明科,法稱的集量評釋論Chos kyi grags-pahi tshad-ma rnam-hgrel和天主慧的注疏lha-dbang blohi tsbad-ma rnam-hgrel-gyi hgrel-pa(這是包括論本第一品的法稱自注在內的)。
  二、般若科,彌勒的現觀莊嚴論byams-pa mgon-pohi mngon- par rtogs-pahi rgyan和師子賢的注疏Senge bzang-pohi mngon-par rtogs-pahi rgyan-gyi hgrel-pa don-gral。
  三、中觀科,月稱的入中論zla-ba grags-pahi dbu-ma-la hjug-pa和他自己的注解。
  四、戒律科,德光的律經yon-tan-gyi hod-kyi hdul-bahi mdo和他的自注。
  這些都是要翻譯的,但體裁上必須擺脫從前那樣古典式的束縛,而力求其淺顯通俗,並還要現代化,運用多所參考隨文附註的辦法來幫助理解。因此,第二、三科的本典現觀論等儘管已有法尊法師的譯本,仍舊可以再翻一道。
  其次,漢土佛學的現狀旣零落,又散漫,談不上什麼修學的一定規模,這祇可以對照着藏學的分科,舉出些本典來:
  一、因明科,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漢地的因明學本屬以理門為大論,而極端加以重視的。西藏學者為着徹底研究集量論,也曾向漢籍裏多方搜求它,不知怎樣的搞錯了,竟將天主的入正理論翻了過去充數,從此便在西藏訛傳了七八百年。現在譯出眞的理門,連帶地改正這一大錯,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二、般若科,世親的能斷金剛經論釋和護法等的成唯識論(漢地晚世的般若研究集中在金剛經,而舊傳的彌勒般若學也祇有能斷金剛經論頌一書。西藏奈塘新版的甘珠爾裏面曾收羅到它的譯本編入補遺,但無釋論,依然不得其解。今譯恰恰彌補了這一欠缺。至於彌勒學的發展,以唯識理論為其歸宿,漢藏兩方都有這種見解。所以,西藏的般若科研究會旁及安慧的唯識三十論疏,其在漢土與此相當的就只有護法等的成唯識論了。並且從此一書裏就能了解漢土所謂「相宗」的重要主張,可謂便利無比)。
  三、中觀科,青目的中論(釋)(這是中觀學初期的傑作,而為漢土的三論宗所推崇的。它大部分所依據的無畏論,舊傳也認為龍樹自己的著作。宗喀巴系學者雖不贊同此說,但從青目的書裏很可看得出無畏論是種古註帶著「母論」的性質的,這足以供西藏學者的重要 參考。漢土所謂「性宗」的理論根據,不用說也都能從這部書得著了瞭解)。
  四、戒律科,四分律(漢土的律學和西藏的系統不同,這在它所依據的廣律上表現得最具體又最清楚,所以應該先譯)。
  五、俱舍科,衆賢的順正理論(答復正理師的嚴格批評,原來也是俱舍學的主題之一,但漢土學者特別地重視它,所以對於順正理論有獨到的研究。西藏譯籍裏只有順正理的節本顯宗論,並還翻譯得不精確,像已經衆賢訂正了的俱舍頌文,都不知道照改,可謂在原則上已犯了錯誤。至於順正理論裏詳敘學說異同之處,顯宗論一概從刪,就更無從去辨別是非了。因此,西藏俱舍學研究到這些地方,不免時常有錯。像在根品裏辨羅漢留壽行是否異熟一段,就是將經主之判誤認為妙音的主張;到得解所依為意能依為識處,又將有部說錯作經部。假使能參照到順正理的原文,決不至於如此。現今藏譯正理,對於研究俱舍一定大有幫助,可不待言。至於大毘婆沙論也算是俱舍學的重要參考書,法尊法師已有譯稿,今不再說)。
  翻譯這些書,應該參照各大家——像普光、窺基、吉藏、道宣、元瑜等——的註疏,徹底了解了文義之後,再來從事,庶幾可以做到譯文明白曉暢的地步。西藏從前重翻宋譯楞伽經,就曾先研究了圓暉的注解,經錄裏特為標明(見奈塘新版甘珠爾目錄),這是值得效法的。
  有了以上十幾種書的藏漢譯本,兩地佛學者用來做顯敎學說部門初步的互相了解的基本資料,我想也儘夠了。由這一個開端,隨後再看實際情形,計畫更進一步的溝通,應該是不會太難的。不過,在這些翻譯的同時,對印度的佛學源流的一方面,我們也要努力使兩地的佛學者能有一致或者極相近的認識。在西藏,關於這一學說源流的好些傳說實在是太混亂了,甚至使卓越的史家要來做整理工夫,也不免有治絲愈棼之感(見多羅那陀的印度佛法源流taranatthahi rgya-gar chos hbyung導言)。但到現在,該可以說「有辦法」了。我們可參用漢藏兩方所有較古、較信的資料,以批判的方法來搞淸一些糾紛,而做出一部近於眞相的印度佛學史,以求漢藏學者之共信。這中間會牽涉到雙方對於師承傳授、人世後先等等不同的意見,也無妨暫捐成見作個平心靜氣的商量。剋實說,漢土好些有關佛學的零星傳說、史傳出自羅什、眞諦、玄奘、義淨等大家的,以他們時代的在先,見聞的眞切,乃至授受之有淵源,都應該特加重視而分別予以信任。加之漢文的大藏經內容豐富,蘊藏着各個時代、各個派別的代表作品,用來做說明學說流變的眞憑實據,其價值也是無可比擬的(關於這一層,我將另外撰文,發表所見)。所以,只要眞的是求個是非辨別,那末,在有這些優越的條件下,即使意見分歧,絕不致沒有途徑令其終歸於統一。這只看我們的努力吧!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眞能使漢藏學者對於佛學源流得到共同的認識,由此作進一步的溝通,自必會更名符其實地發揮它的效力的。
  我對於漢藏佛學初步溝通的意見,大略如上,自覺是不夠完全正確的,因此,誠懇地期待著漢藏佛學家的指敎!
  (一九五三、七、十四,初稿)
  (現代佛學一九五三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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