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百法明门论口述记》后记

重印《百法明门论口述记》后记　
　　近十年来，除了在佛学院的正常教学之外，我还到外边进行过多次讲演。因为我的专业是唯识与因明，所以我在外边也仅只讲自己的专业，对专业之外的经论绝少涉及。在佛学院里边讲课，因为是经常性的、连续性的，每一部经论拉的时间都很长，讲得也就很详细，但在外边的讲演就不同了。可是，大概是时间长的缘故，学僧们就疲了因而熟视无睹，倒是在外边的短期讲演，无论是效果还是气氛，都比佛学院要好，令我高兴的是在外边的讲演都留下了录音甚或录相带，可惜的是，我只会说一口标准的河南普通话，所以使得带子只能私底下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传而已。
　　现在这个《百法明门论》要再次印行，有几句话要简单说一下。
　　《百法明门论》是我第一次在外边讲演所讲，距今已经八年了，当时就被热心的听众给整理成了文字，曾在九华山佛学院的《甘露》杂志上连载过，我现在记不清是连载了多少期，反正时间不是甚短。现在想来，中间因为在说心法时提到了《八识规矩颂》，当时只是说对于《八识规矩颂》的作者有异，而没有详说，这会儿稍微补充一下：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找见过在明代以前与《八识规矩颂》有关的资料。比如说常用的藏经中，《大正藏》中所收与《八识规矩颂》有关的著作仅一部，就是明朝普泰法师的《八识规矩颂补注》；在《卍续藏经》中收入与《八识规矩颂》有关的著作十部，分别是：明普泰法师作于正德辛未年（1511年）的《八识规矩颂补注》、明昱法师作于万历己酉年（1609年）的《八识规矩补注证义》、正诲法师作于万历己丑年（时为1589年，此年代为序言中的年代，若按跋中的年代则是1593年）的《八识规矩略说》、真可法师（1543-1603）的《八识规矩颂解》、德清法师作于天启壬戌年（1622年）的《八识规矩颂通说》、广益法师的《八识规矩纂释》(此文后有两个说明，一个是方远写于天启二年，即1622年，另一个是程开裕写于崇祯四年，即1631年)、智旭法师(1599-1655)的《八识规矩直解》、清行舟法师的《八识规矩浅说》和《八识规矩颂注》(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清性起法师论释门人善漳法师等辑录的《八识规矩论议》。这十部著作中，年代最早的是1511年的《八识规矩颂补注》，玄奘法师是生于六百年，寂于六百六十四年，也就是说，与《八识规矩颂》相关的著作是八百多年以后出现的。这八百多年的空档拿什么来填充？怎么填充？没有办法。在这十部著作中，晚出的皆说是玄奘法师所作，但观最早的普泰法师在序言中所说，并不能绝对地理解为玄奘法师所作，中间的“其八识颂实出于斯”，“其”可以理解为玄奘法师，后边儿说，“……为注之人不书其名，往往皆抄录之本，故不无三豕之讹，今但义缺字讹者，补而正之……”如此，很有可能是我们的理解出了失误，佛教中人云亦云者太多、作假太多，所以，虽然后几部著作干脆有的就署名是玄奘法师所作，我仍然怀疑。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八识规矩颂》在法义上的缺憾，比如说其中把现量、比量、非量并为三量，玄奘法师译出了汉传因明的两部根本论典，绝不会出现这么一个明显的疏漏。还有识与境的关系的说法、心识生起现行时把四缘中的等无间缘丢掉等都不是甚严谨，当然，别人在讲解时给打了圆场是另一回事儿。至于有人说把难陀论师等称为愚者这个理由我倒不以为然。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八识规矩颂》不可能是玄奘法师作的旁证。在《瑜伽论记》卷五中有这样一段话：“数错乱：谓醫眩者于一月处见多月像者。此中景释：眼根识同取多月，以是错乱，故非现量，是故五根、五识，有量、非量，不得皆是现量所摄。今解：眼识及同缘意识，俱取一月，而不明了，故后寻求意识错乱取多月，眼识等虽不明了而实缘一，是故五识，但是现量……”这段话中的“景”是指惠景。这段话中告诉我们，当时的惠景法师认为五识并不一定只是现量，但《瑜伽论记》的作者释遁伦法师说惠景法师的解释是不对的，五识只是现量。
　　惠景法师乃唐代人，在那时候就提出五识不是只现量的说法，我们知道，《八识规矩颂》中关于前五识的第一句颂文就是“性境现量通三性”，若这《八识规矩颂》真是玄奘法师写的，怎么可能出现惠景法师提出另外的解释法而引起遁伦法师反驳呢？
　　我要说的就这几句话，韩老师说还得加几句对整理录音者诸君等表示感谢，我说算了，我没有感谢的习惯，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我不改，我只希望读者读了本书之后能有收获。
　　灵山比丘刚晓
　　二千零三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