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纪盛

首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纪盛
　　鲁玲玲
　　敦煌学在我国学术上为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涉及的层面很广，占敦煌学绝大部份之佛教艺术、塑像、壁画、纸、绢本、绘件、织品、绣件，在我国中古时期群经、诸史、文学、科技及域外古语言、宗教等方面，提供极丰富的资料，从中且可看出民族问在血缘和地域上之关系，对中亚社会、经济、宗教、种族、语言、历史、地理方面之贡献更大。故敦煌学已成廿世纪享有声誉之显学，备受国际汉学界之重视。一九六四年三月中华学术院并创办敦煌学研究所于华冈，为吾国专门敦煌学研究之学术机构，并在文建会及各学术团体的推动下，绘件、摹本、壁画、彩塑印本和复制品的敦煌艺术品，已普及民间。此次敦煌学会议之召开，可谓我国学术界之盛事。
　　首届敦煌国际研讨会于八月一日（一九八六年）假台北市中山南路二十号国立中央图书馆新厦会议厅举行，会期三天，由教育部长李焕主持开幕典礼，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主办，国立中央图书馆反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协会协办。中央图书馆新厦楼高七层，枣红色墙壁，四周绿草如茵，面对著中正纪念馆，环境宁静和谐。会议厅呈半圆形，下铺地毡，壁为原木色，左右前方分悬八国国旗，生“昂扬的盘菊，围绕着弓形的主席台，正中原形木块墙上，悬着“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八字，肃穆庄严，典雅雍容，场内音响效果、灯光控制等，均经策划周密。符合国际水准，自助餐，菜色丰富，随意选择。会场外长廊有配合研讨会而安排布置的临时性展览场，右边放着长排立柜，陈列书卷，由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学会提供廿年来的研究业绩，包括敦煌学各部门之论著。敦煌学会是由文化大学故创办人张其昀博士的支持下创办的，对敦煌学研究有很大贡献，会场展出了该会出版的“敦煌学遗书的发现论中国古典文学和俗讲件品对后世的影响”、“敦煌本李翔涉道诗考释”、“敦煌变文集新书”等二千余部。厅外右边四台平柜，则展出敦煌写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姚秦鸠摩罗什译，用初唐时极为著名之“硬黄纸”所书写，硬黄纸染以黄檗，并置于热熨斗上以黄腊涂匀。“十地论卷十”大亲菩萨造，后魏菩提流支译。字体结构紧密，笔势流动，属六朝楷书体，书写年代推为南北朝时期。“目达救母变文（尾题作盂兰盘经）一卷”不著撰文者·抄写年代推为安史乱后。“大般涅槃经卷九”北凉昙无谶译，隋朝大业四年，比丘慧休出资雇人所写，据卷尾题记，知在为众生祈福等等十六卷，皆为原件。附有专文介绍，令人叹为观止，由中央图书馆收藏提供。实物与论文相互比勘，甚有意义。
　　提出论文学者计日本籍二人，美国一人、留港华裔三人，留法二人，加、澳华裔各一人，韩国籍三人，国内学者二十人，与会学者均国际汉学家、大学敦煌学教授、研究所长，列席者为各大学研究所研究生。佛教界华梵研究所所长晓云法师，一生从事佛教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在国外应邀出席的国际佛学会议已十二次，在国内迄今已举办五届国际佛学教育研讨会，且以高深的艺术造诣，在十三届清凉艺展中，开禅画、经变图之风，极力发扬保存我国固有之传统文化艺术。
　　晓云法师在会中，发表“敦煌壁画佛经变相与现代经变图”论文，并放映敦煌经变及印度阿姜塔之幻灯片。苏莹辉教授为我国敦煌学权威，多次代表国家出席国际敦煌会议。抗战时期，曾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直属教育部）从事研究，于敦煌学方面之著述颇丰。
　　此外有香港饶宗愿教授的论文：“孙盛晋春秋及其‘传之外国’考、日籍池田温“吐鲁番、敦煌契卷概观”、金荣华“斯坦因（一八六二—一九四三）——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法国华裔吴其昱“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黄永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法国华裔戴仁“Moterial. Analysis ofthe Tunhuang Manuscripts”、潘重规教授：“敦煌王梵志诗新探”，罗宗涛先生的“讲经变文中‘古吟上下’探源”，印燮友先生的“唐代敦煌曲的时代使命”、程石泉先生的“由敦煌词看词之起源”、韩国车柱环先生的“敦煌词中的男女”、林政仪先生的“敦煌曲在词学研究上之价值”、法国华裔陈柞龙先生的“看——敦煌古抄‘报恩寺开温室浴僧记’、高明士先生的“唐代敦煌的教育”、郑阿财先生的“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郭长城先生的：“敦煌写本朋友书仪试论”、日本金冈照先生的“敦煌变文演出上之二、三之问题” 、美国：ViSyH. Mair“Oral and Written Aspects of Early Tenth-CenturyChinese Stutra Lectrre”，香港曾锦漳先生的：“从小说艺术看敦煌史传变文的成就”，周凤王先生的“太公家教重探”、王国良先生的“敦煌本‘搜神记’研究”、朱凤玉先生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林炯阳先生的“敦煌韵书残卷在声韵学研究上的价值”、林聪明先生的“敦煌文书解读要点试论”、王三庆先生的“敦煌写卷中武后新字之调查研究”、苏莹辉先生的：“皿沙史事述要”、林天蔚先生的“论‘索勋纪德碑’及其史事之探讨”。王吉林先生的“唐与吐鲁番关系中的禄东赞家族”、澳洲华裔柳存仁教授的“‘三洞奉道科诫仪范’之推测”、加州华裔冉云华教授的“敦煌卷子‘大乘禅门要录’的研究”共三十一篇，这些论文剖析精深，阐述周密。会议大会发言并无限制，但外国学者皆用流利的国语发言·故无翻译上的问题，在论文讨论中，王三庆教授“敦煌写卷中武后新字之调查研究”，韩国学者对“新字”提出异议，王教授解说武后新字，乃新体字之简称（大云经疏中十七个新体字代替旧体字）和国际上所称之新字（新创字）有别，在资冶通监上有所说明，一位学者其论文句中“……敦煌的通俗文学，系由僧道庶民所作，而一般文书的抄写者，亦多为知识不高的士子”，晓云法师建议注明“当时当地”的僧道胝民较周延。这位学者便向晓云法师解释，僧侣多大智慧者，非一般学者所及，但因自己行文一时疏忽，甚觉歉意，诚恳表示对佛教大善智识的尊重。唯一令人意外者，为某学者取旧作宣读发表，香港大学饶宗愿教授，提出异议，治学严谨的饶教授，于研讨时对诸多论文，颇有纠正或补充。
　　经由西域丝路及海上直接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融会，而形成中华文化灿烂时代，这其中表现最明显，而成就最大的，莫过于佛教开窟造像。沙门乐尊于前秦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所创建的敦煌干佛洞，不仅为我国所有佛窟中最丰富，最具代表性者，如今已名闻环宇，举世属目。此艺术宝库的绵延成两万五千多方尺面积之壁画，及历经千年的二干多座佛菩萨造像等等，内中包括前秦、北凉、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及清的作品。其丰富的内容和题材均取自佛教经典。信仰的力量是创造敦煌艺术之主因，敦煌艺术充份表扬了宗教情绪与信念，僧侣们为免遭兵乱浩规而封存于敦煌石室的写经、画旖，孕育了崇高圣美的千古遗迹!
　　此次国际会议有以下几点说论：
　　（一）澄清许多疑点，独到的见解论文，极具学术价值。
　　（二）论文内容，除了探讨佛教、史学、道教以外，且有敦煌学目录与教育方面之论文。
　　（三）与会学者，并提供许多国外参考文献与工具书、相互印证、供学者研究。
　　与此同时，郊外双溪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并同时展出敦煌、艺术瑰宝，石窟秘藏之隋唐绢画、画迹，国画大师张大干临摹的莫高、榆林二窟壁画，六干余福及隋代陀罗造绢画“观音立像”、“释迦佛交脚像”二帧，白云窟旧窟“晚唐连华供养菩萨”旖画一件，三福真迹。敦煌文化历经劫磨，但经历代调融适应，已再成一光辉灿烂的文化体系。圣哲先贤在此方面卓越的成就，将垂万世而弥新。
　　摘自《内明》第1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