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佛教（1）

世界各国的佛教
　　南怀瑾 著
　　第一节 亚洲的佛教
　　世界各国佛教的传播，除了西方欧美是间接受中国的影响，南亚的缅甸与泰国，远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已经有初期小乘佛教的传入，其余东方各国，如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都由中国的关系而传入佛教，从历史的观念来说，韩国最早由中国传入佛教，其次是日本，兹就其先后传播的次序，作一简述。
　　一、 韩 国
　　现在的韩国，旧称朝鲜，它包括旧史所称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当时佛教传入三国的年代并小一致，而以高句丽为最早，在中国晋代之时，前秦符坚遣沙门顺道，送上佛像经文一批，时高句丽王小兽林，便接受信奉，并创建了肖门寺，居奉顺道法师，这是高丽最初传入佛教，和创建佛寺的开始。过了十二年，印度沙门摩罗难陀，从东晋传佛教到到百济，百济的枕流王备加尊礼，创建佛寺，并剃度出家僧众，正式信奉佛教。再后五十年，才由高丽沙门墨胡子，传佛教入新罗，但未经流行。百余年后，到了法兴王时代，才开始大弘佛教，创立佛寺，佛教乃得盛行于新罗。
　　此后百年间，正当中国武则灭时代，新罗国文武王灭高丽、百济两国，统一朝鲜。那时高僧元晓等，弘传佛经华严宗旨，称为华严教，名僧大德辈出，佛法大兴。到唐玄宗时代，王建兴又灭新罗，复称高丽。那时中国内部，因经历五代的变化，佛教也受政治影响而衰退，但高丽却承前朝余绪，佛学大盛，中国佛教的著作，如天台章疏、华严经论，都靠高丽传归国内，使中土佛法，赖以再兴。
　　宋初，有高丽沙门三十余人，来从永明寺智觉（延寿）禅师习受《宗镜录》，回归以后，各化一方，这便是朝鲜传入禅宗的开始。后来高丽王又派遣使臣，向宋朝求取官本的藏经，和他本国原有的前后两藏经，与契丹藏本，合校刊刻版本，便是后世所称有名的《高丽大藏经》，被公认为研究佛教经典的善本藏经。韩鲜佛教，也以这个时期为最盛。
　　明初，李成桂又灭王氏的新罗，称国号为朝鲜，这时道家的思想和儒家的理学学说都大行于朝鲜，佛教反而退落，不如当初。总之，朝鲜的佛教，都由中国传入，并无特别的自创宗派可言，只有专讲华严佛学的贤首宗，与禅宗五家宗派之一的法眼宗而已。此外，仅有主张持戒、诵经等以种善因的渐派（也称之谓“教宗”），与主张一心念佛，往生净土的顿派（也称之谓“心宗”）的两大派别。到了清朝末叶，朝鲜既被割让，日本的佛教，便随军事政治的力量而侵入，朝鲜本土的真正佛教精神，从此便衰颓不振。二十世纪以来，韩国的佛教，仍为日本占领以后的变质佛教，现在韩国独立，尽多高明之士，其原来的佛教当待重新规复，并力予振兴了。
　　二、日 本
　　日本佛教的正式传入，约当中国南朝梁末时期，在钦明天皇即位的第十三年。当时百济国王遣使至日本，并奉赠佛像经论等，从此日本王朝，才渐有崇佛的倾向。数十年后，圣德太子兴起，佛教才得以发展。太子是日本当时的政教主，建寺弘法，极力宣扬佛教；他并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成为日本历代帝室的法典。自著《胜鬟》、《维摩》、《法华》三部佛经的疏述，也是日本后世佛教的范本，所以素为日本人所尊崇以为千载明王。
　　再过百余年间，到了飞鸟、奈良两朝，政教渐趋一致，陆续创建维摩、仁王、金光明等佛会，中国佛教的三论、法相、华严、戒律、成实、俱舍各宗，也相继在日本兴起，这便是日本佛教有名的古京六宗。那时高僧辈出，佛教大行，慧灌僧正由高丽传入三论宗，后来又分为元兴、大安两派。成实一宗，附庸于三论。玄昉僧正由唐传入法相宗，后又分为南、北两寺，互争优劣。俱舍一宗，附庸于法相。道璿律师传华严宗，鉴真和尚传戒律宗，都渊源传承自中国的佛教。
　　从此再过百余年间，到了平安朝代，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相继而兴。最澄大师开始弘扬佛教于比睿山，备受王室的信仰，后来又入唐求法，得受天台、真言、禅、戒律等四宗的传承而归，因此便大张比睿山的规模，包罗台、密、戒、禅四宗而立说，尽量发挥天台宗的教义，声望隆极一时。那时空海大师也与最澄先后入唐求学，从惠果阿阇黎受学真言宗，回国后，创方东寺，极力弘扬密宗的“金刚”、“胎藏”两界法仪，声势弥盛，因此而开高野山永久的基业。这时日本的佛教，可谓是天台、真言两宗的天下了。
　　最澄大师所传天台宗的内容，包括兼摄佛学的“显教”和“密宗”两部，所以又称为“台密”。后来他的弟子圆仁、圆珍，又相继入唐求学，台密宗派更加畅扬，与空海大师所创的东寺密教，所谓“东密”的法门对峙。后来因徒众的不和，又分为山门、寺门两派，从此支流繁多，各自传授。总之，当时的密教势力，极为普遍，不论日本何种宗派的佛法，都带有这种神秘的色彩，信众大都注重祈祷，比较灵验，佛教便一变而为神异的、奇迹的秘密神教，形成大众社会各阶层间的一大势力，所以流弊百出，有违佛教原旨本色。当时又因日本政治社会变乱不安，影响一般人心，易于趋向厌世，空也上人便在这段时期，努山提倡净土宗的念佛法门；良忍上人也从而提倡融通念佛的教义，创立融通念佛派。日本史上，这时正有源、平两氏的内战，他们大事杀戮，弄得民不聊生，所以法然、亲鸾和尚所倡依仗他力念佛的教门，也就乘时而兴了。
　　到了镰仓时代，正当中国的南宋时期，日本佛教的新兴教派，举如：净土宗、真宗、时宗、禅宗、日莲宗等，都应运而起，而且名僧迭出，振兴佛教，大畅宗风。净土法门，由法然上人开始，独创一宗，他本受学于比睿山，后来因仰慕中国善导大师的法系，大倡净土念佛一门。他的门弟子，英才众多，所以后来传下的流派也不少。亲鸾上人，便是他的得意高足，他秉承法然大师的意旨，特别主张出家人可以娶妻食肉，认为唯仗发挥信仰的愿力，但可绝对得到佛力的加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的教义通俗易行，所以能够深揽人心，独成一格，因此便名为净土真宗。它的势力广被，直到现在还盛行不衰。此外，如一遍上人的游行念佛，创立时宗，也是法然大师门的流派。
　　禅宗的法门，本来早已流传日本，但至荣西、道元两家，才开始建立专宗。他们两人都曾入宋求法，分传临济、曹洞两派的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相号召，极适合于当时人们的需要，便普遍流传。因禅宗以了生脱死为话头，后来便影响到日本人不畏死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对于他们生活艺术的栽花种竹，诗情画意，都大有裨益，处处以禅意相号召了。
　　此外，有名的日莲宗，原由日本本土的天台宗蜕变而兴，为日莲上人所开创，乃是主张以唱念《妙法莲华经》的经题，便可见性成佛的法门。上人生性豪迈，为人刚正，以英雄的气质，行佛慈的教化，且具精力充沛，毕生以“自度度他”为职事，所以教法大行，确为日本僧史中的特殊人物。弟子人才辈出，益使法门大张。此时新兴宗派，相继兴起，古宗、平宗两地原有的名宗，也受到激发而振兴起来，便形成日本佛教最为兴盛的时代。
　　再后至吉野、室町时代，正当中国明朝时期，日本佛教，以禅宗的临济宗最为盛行，京师、关东之间，有五山十刹，二十四流之繁衍。曹洞宗则在东北边隅仅自苟延而已。日莲宗因有日莲上人的倡导，起初传教于京都，后来又盛行于东西各地，流派更多。其他如净土宗，有白旗、名越两派的兴盛。真宗有莲如上人的中兴运动。但从此便逢“战国”之乱，佛教各宗命运，也随政治的没落，以致濒于衰败。
　　过此以往，到了德川时代，正当中国明清时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他想凭藉宗教的力量，以收揽劫余的人心，所以极力提倡佛教，因此佛教势力，声威重振，便有各家“学舍”和“谈林”等的创设，但此一时期，佛教学术思想的转变，可比之如中国两晋的玄谈，汉唐的疏释。举例说来，如华严，有风潭上人的新说；如临济，有白隐禅师的宗风；天台宗，大兴其安乐律；真言宗，行施其正法律。另外，如真宗有东西本愿寺的分立；日莲宗，有教系的争议。同时中国隐元禅师东渡，开立黄蘖一宗；而曹洞宗，也于此时再度必起。因此佛教学术思想大盛，并且都以俱舍、唯识为其共通的修学基础，这便是日本人所称“佛教的注解时代”。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励精图治，首先接受西洋的新观念，国家政治思想，以及学术教育等一切施为，大有由东而西，改途换辙之势。因此佛教方面，虽然仍旧保有其俨然国教的地位，但天皇皇权神授的思想，和旧有神通设教的精神，也同时崛起。于是日
　　本佛教便又别开生面，而转向于两个道路，那就是：
　　(一)佛教神道不分的民间社会，宗派普遍繁兴，以与军阀们的军国主义，密切联系。
　　(二)知识分子，学习西洋治学方法，重新研究佛学思想，由宗教们信仰转变为哲学的探讨。同时又以怀疑的态度，考据佛经学说。
　　但无论如何，在学术思想上，佛法反因此而昌明，且大行于日本，数十年后，直到二十世纪之间，其影响于中国佛学界，也最为有力。在佛教徒的僧众方面，也受时代潮流的刺激，兴立各级佛学学校，印订藏经，努力从事社会弘法事业，也益形发达。
　　及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国主义的思想没落，军阀干政的权力也悉被摒除，在战后悔过自新的日本，国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大量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移民，因此佛教文化也连带输出，而进了新大陆的美国。现在美国已有佛教寺院的创建，和出家僧众的雏形，说实在话，这些都是得力于战后日本人的灌输。此外，专门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弘扬禅学的日本学者，如铃木大拙，使日本禅学的风气，在二、三十年间，便传遍全世界，日本政府，现在封他为“国宝”。这样一来，从此西方国家，只知禅在日本，不知禅宗的传承，实系渊源于中国。国人虽然稍受感染，群起谈禅，大都学无师承，师心自用，不能真正了解禅宗。我们对此，实有无限惭愧，不胜怅惘的感叹!
　　总之，要研究世界性的佛教，日本佛教虽然传自中国，但千余年来，它已的确成为一个代表世界性的“佛国重镇”，确是有其重要地位的。我们回溯往史，日本佛教的学术思想，虽起先从中国传入，但其教义，却自始至终，已渐渐地隐约变质，到了“明治维新”以后，直至现代，日本佛学，已变成为另一系列的哲学思想，或与其国家政治相关联，并非原来面目。这在研究日本佛学史者，但须稍为留心，便不待言而可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佛教解释“大日如来”，便有隐含军国主义的色彩。一九三五年前，日本驻杭州的领事馆门前，大书特刻其“大日如来”的标语，这是著者所亲见的事实，这也就是当时日本佛学思想的作用。可是至今举世言佛学者，都举日本佛学为准绳，甚至包括中国大部分佛教信众的观念也如此，我只能引用一句佛语，说它“不可思议”。至于日本的禅学（是否可说是禅宗），更难下一判语了。现代的日本佛教，在其国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神佛小分的教派，和佛教、道教混合的宗支，乃至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如雨后春笋，大约有三、四百家之多，一变再变，这岂仅是“橘逾淮而成枳”的不同而已！目前如日莲宗创价学会的兴起，标榜佛教而图参政，甚至未来的发展，是否别有意图，均难遽下断语。展望二十世纪末造的日本佛教，唯有合掌遥祝其前途远大，正法与国运，并世昌隆！
　　三、缅 甸
　　缅甸的佛教，早在公元三世纪时期，因阿育王四出派遗传教士，已经从印度直接传入。但其最初教义，尽属佛教的小乘教法，且已深植根基。后来大乘的思想，也渐次传入，大小乘的思想竞争，非常猛烈。终使大乘的佛教思想，一蹶不起。至今支配缅甸全土的教法，完全属于小乘佛教思想，而且为一纯粹的佛教国家。
　　缅甸的佛教寺院林立，僧众们在他们的寺院中，专门从事教育事业。一般民间子弟，都入寺院接受佛化教育，能够读书写字的，约占五分之三以上。大凡八岁以上的儿童，开始送入寺院接受普通教育，学习巴利文的佛学教科书，比较优秀的，即转入高级僧院，接受高等教育，而为出家僧众。缅甸在近世佛学史上，且为印度佛教的策源地，欧洲人初受佛教思想影响，实以缅甸为其传播中心，欧洲人出家为佛教比丘的，也大都在细甸剃度受戒。他们办有多种英文的佛学杂志，具有卓见可观的论文也不少。只是在二十世纪的末造，若全凭小乘佛教思想，主持政治，甚至要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抗衡，不但值得忧虑，恐怕也足“匪夷所思”，而应特加检讨。
　　四、泰 国
　　泰国旧称“暹罗”，它的佛教，早先由印度的康保假传入。就是当时以弘扬佛教著名的勃陀考沙，统一缅甸与假巴的佛教，经常住于康保假，因此便传播佛教于泰国，大受皇室与民间的尊仰，遂使佛教一变为泰国的国教。后来便明定以释迦牟尼圆寂的那一年，为其佛历纪元的元年。但是它的教义，也以小乘佛教思想为准。泰国人民，自少年时代，便要一度入寺院为僧，接受佛化的教育。所有的人们，都以佛教教义为修身的规范，举凡学校教育、军队、警察等训练，在开始和毕业的时候，都要礼诵佛教的经文。男人们，依法定的年龄，必须经过三个月或一年出家为僧的生活。而且在这一段时期内，绝对禁欲，专门学习佛教行仪，研究佛学思想，为以后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即如国王就职，也须举行和发布佛教宗教仪式的宣言。所以举国上下，一律都是佛教徒。僧众们，都穿黄色的袈裟，全国为一全黄色僧服的纯粹佛教国家。僧众多是直接参加政治的分子，其资深的大和尚，并有僧王的封号。佛像寺院，遍布全国。首都曼谷的寺院建筑，便占全境十分之四，有名的越帕寺，成为曼谷市内最壮丽的建筑。他如越吗限寺，等于十方往来挂褡的大丛林，容纳僧众最多。乌富里古寺，是最古老的佛寺，佛像的塑造，有坐卧等姿势，而且大至寻丈，小至寸许，也颇富有艺术的价值。这是一个古老的佛教国家，也保存有许多原始印度佛教的习俗，它和缅甸，都是东南亚佛国重镇传播佛教的总站，或策源地，时代的巨轮，正进身静谧的佛国，他们仍然静静地停留在蓝天茂林的佛学静境里，二十世纪世界局势的转变，究竟成佛成魔？就全赖贤明王室的领导，和高僧们智慧的支持与选择了。
　　五、越 南
　　越南的佛教，原由中国传入，后来又受缅甸、泰国等小乘佛教的影响，大乘思想，不能深植根基，也同东南亚其他各地一样，对于大乘佛教观念，始终模糊不清，寺院僧众的规模，也不是中国丛林制度。自十九世纪末叶，越南被法国所侵占，从此宗教信仰，并不单纯。在越南尚未独立以前，古老佛教的信仰，依仗王室的庇护，在新旧世纪的罅隙里，还可自生自灭，目前很难遽加论断，应该付诸今后历史的定评。
　　六、东南亚其他各地
　　东南亚其他各地，先期的佛教，原以斯里兰卡、爪哇与苏门答腊为最盛。当公元四百五十年间，高僧功德铠至爪哇传播佛教，国王与王母以下，都加信奉，佛学大乘思想，颇为流行。七世纪末叶，中国名僧义净由海道赴印度留学时，也曾到过南洋各地，宣扬佛法。苏门答腊的佛教，在唐朝时期，由爪哇传入，现在已经衰落。其他如老挝、印尼、马来西亚各地，以至菲律宾等国家，凡华侨所到的区域，或多或少，总存有佛教方面具体而微的规模，或受缅甸、泰国小乘佛学的影响，或受中国大乘佛教净土宗的熏染，“南无阿弥陀佛”的呼声，和佛教寺院的建筑，所在皆有。
　　第二节 欧美的佛教
　　一、英 国
　　英国在公元一七九六年统治全印度时，便开始对印度文化及佛教经典加以注意和研究。英国人关于佛学的研究者，曾经出过很多人才，其中最杰出的有两位：一是马格斯·缪勒(Max Muller)，一是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马氏为梵文专家，在一八七九年，发行《东方圣书大集》(Sacrad Books of the East)四十九卷，从此备受学术界的推崇，在他的专集中，有若干的佛教经典，为小乘律、《长阿含经》、《佛所行赞经》、《观无量寿经》、《大无量寿经》、《法华经》，和所发现的梵文英译等书，开始引起了英国人对于佛教研究的兴趣。一八八一年，里氏在英国创立巴利圣典协会(PaliText Society)，译出了流行于斯里兰卡的南方圣黄，经律论三藏、济释史传等书。又得到泰国国王的资助，刊行了巴利文三藏圣典，更影响到欧洲人士对佛学研究的兴趣。以上所述为两氏对佛学西传的两件大事，但都有英、法、德等国学者的参加，在十八、九世纪间，这对欧洲学术界济入了新的血液，马氏和里氏曾分别在牛津和伦敦两大学开讲佛学，影响很大，伦敦佛教协会便公推里氏为会长，里氏的夫人亦译有《法聚论》等佛书多种。
　　英国大蒋提会，原是斯里兰卡人达磨波罗，在一九二七年创立，参加的英国佛教徒，和印度、斯里兰卡佛教徒，人数相当可观。而且附设有研究会、讲演会等，每月发行有《英国佛教徒》(The British Buddhist)的月刊杂志，销路颇广。此外，还有阿太卡莱博士所创设的伦敦学生佛教协会，亨波莱创立的佛教居士林等，都是弘扬佛教学术的机构。
　　二、德 国
　　随英国而起，德国人对印度佛教学术的研究，是学术界的新兴运动，赫尔曼·奥登堡在一八八一年出版了《佛陀的生涯、教义及其教团》，此乃根据巴利文原始资料，推述释迦牟尼历史的不朽之作，销行颇广。
　　与英国马格斯·缪勒同时著称于世的，便是德国的印度学术专家乌爱巴，为研究小乘《杂阿含经》的泰斗。他的弟子罗伊曼，在柏林讲学，以擅梵语与西藏语见长，声誉甚隆。日本佛教的学者常盘大定、渡边海旭、获原云来等，都是他从学多年的弟子。
　　此外，有马格斯·瓦勒泽尔，精通梵、藏、美各种语文，为德国佛学界的权威学者，他曾作有《自我的问题》一书，一九零四年出版《最古佛教的哲学基础》，一九二七年出版《古代佛教的分派》等书，马氏又创立佛教协会，促进欧洲学者对佛教的研究，并且联合世界各国，尤其与东方学者共同探讨。他的实际活动，有从事翻译佛教经典，发表论文和会报，设立佛教略书馆，颁发大学佛教讲义，及在大学学府以外组设佛教的讲座等等。
　　保罗·达尔克创市在柏林郊外的佛教精舍，是德国佛教运动的中心，现在已成为柏林郊外的名胜之一，藏有各种原文和东西方文字的佛教书籍杂志，佛教艺术品等，其收藏之富，和搜集之广、全欧洲罕有其匹。而且又出版有佛教著述多种，如《世界意识的佛教》，和《伦理体系的佛教》等。同时以精舍，作为实验佛法修持的禅定道场，并非纯谈学理，而且颇重行证，诚为欧洲佛教注重修行的先导。
　　此外，有名的佛教学者，尚有奥斯特、解格、哥利思、尔可科、早尔夫等人。
　　三、法 国
　　法国人对于佛教与东方文化的研究，实自大哲学家鲍诺夫所倡导，而开西方文化的新纪元。鲍氏于一八零一年生于巴黎，擅长东方文字语言，如巴利文、梵文、波斯文、古楔形文字、富罗那文字等，无不精通。他代表性的著作，有《印度佛教史序论》一书，根据在尼泊尔所发现的一百七十余部佛经梵本，作释迦佛传及佛教教理的研究。内容包括大乘经典的精华，如《般若》、《楞伽》、《华严》、《金光明》、《法华》诸大乘经典。他又翻译了《法华经》的全部，开欧文翻译梵语佛教经典的先声。鲍氏的门弟子中，最负盛名的佛教学者，有密有罗、塞纳尔特等人。塞纳尔特校订了大部的《佛本行集经》的异本原经，又依大乘原经，著有《佛传论》等书。巴黎大学教授夫西尼，著有几种关于大乘佛教艺术的著作。另外又有夫爱耶，将巴利文经藏中的《杂尼柯耶》校订出版。
　　此外，研究东方学术，尤其对佛教学术及印度文化最具权威的，有莱维博士。著作中有关佛教方面的有如：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无著所造的《大乘庄严经论》的梵文本，和法文译本。称友所造《阿毗达磨俱舍释》笫一品，世亲所造《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及安慧所造《唯识三十颂释论》等梵本，和法文译本，都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他又编纂了法语佛教辞典，井且还计划编辑东方佛教国的佛教音乐大成等。另外，有日本佛教学者，与法国佛教学者共同策划的，一所规模宏大的日法佛教会，正在欣欣向荣，朝前迈进。
　　四、美 国
　　美国人的研究佛教，对欧洲人研究佛教，实在有很大贡献。其初卓有成绩的，首推亨利·沃伦(Henry Warren)，他在一八九六年著有《翻案的佛教》(Bud-dhism ln Translation)一书。其后爱特曼滋(A．S.Edmunds)在一九零二年著有《佛教书史》(A．BuddhistBibliography)，并且翻译了《法句经》(Hymns of theTaith)，哈佛大学教授南曼(Lamman)主编的《东洋丛书》(Harard Oriental Series)其中收有《阿含经》，以及其他的佛教典籍多种。另外，还有晏载尔斯著的《佛陀的福音》(Gospel 0f Buddha)等等。
　　一八九六年，印度、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运动者达磨波罗到美国创立美国大菩提会，在纽约市建立大菩提会所，每年五月四日，集合世界各国旅美人士，举行盛大的释学纪念大典。美国东部，有日本侨民一、二十万人，以日本各系的佛教，如真言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也都在各地从事教化和社会的活动，并且逐渐引起美国人对于佛教的信仰。近年以来，美国人已有出家为佛教徒的僧尼了。夏威夷州所居住的日本侨民为数也很多，日本佛教布教所及寺院的建立，已经有一、二十所，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弘扬最有成果，所有皈依的美国人已日渐增加，并且设有佛国研究会。近年以来，佛教团体与寺院的设立，更加发达。美国人到日本留学，研究佛教学术思想的，也愈来愈盛，尤其对于禅学的研究，更有兴趣。
　　此外，如巴西等国，因日本侨民的移殖，佛教也日渐发达。日本人对于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端，应负无限歉然的内疚，但战后开始的推广东方文化西渡的工作，给予西方人在物质文明的苦闷生活中，增加额外的精神食粮，有意无意间，似乎有几近补过的作风，殊为可嘉。自我反省之下，国人对此，实多缺憾。
　　五、俄 国
　　一八八七年，俄国佛教学者密那爱夫出版了他的名著《佛教论》。一八八九年，又刊行《菩提行经》的原典。其时，可与英国里斯·戴维斯的巴利圣典协会媲美的，便是以奥尔典夫哥为主的俄国学士院，及其附属的大乘佛教出版会。一八九五年将未刊行的梵语佛经多种校订出版，称为《佛教文库》。刊印主要的佛经有：一八九七年至一九零二年西边特尔校订的《大乘集菩萨学论》；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九年夫伊劳出版的《护国尊者所问经》；一九零二年斯巴爱尔出版的《撰集百缘经》，他是精通佛学的因明学者；一九零三年巴莱布散的龙树《中论本颂》，并且附有同样的释论《中论释义》；一九零八年至一九一六年凯尔恩和南条文雄共同研究的《妙法莲华经》等。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爆发以后，佛学的研究，就另当别论了。
　　结 论
　　佛教在亚洲各国，它仍然存在有传统的威望，时代的潮流在变，佛教也正在变中，将来佛教变成如何的宗教，现在还难以预料。不过，从宗教的立场来说，亚洲大部分国家，还是佛教的天下。尤其东南各地的佛教，虽然对佛教学术本身，仍只限在小乘思想的范围，甚至还是神佛不分的混同现象，但以佛教号召的旗帜，还是很鲜明，我之能来，敌亦可往，默察东南亚佛教的大势，令人有不胜隐忧之慨！近代以来，欧洲人的信仰或研究佛教，都以东南亚的佛学思想作蓝本，美国在现代，由欧洲传入，又渗合日本后世的佛教思想，身为佛教第二宗邦的中国佛学，依然被人所忽铷，或在有意地被轻蔑之中，想是中国佛教徒的高明之士，一般与有同感并应深加警惕的！
　　欧美佛教传播的情形，既已略如前述，在这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人听说英美人士也在研究佛教，就眉飞色舞，认为中国的佛教已传播到了西方，引以为荣。或者认为欧美人研究佛教，有科学的精神，比中国自己的佛教更好，准备欣然就道，前去留学研究。这些盲目的心理，实在非常可笑，老实说一句，欧美人士研究佛教，可能使佛学思想更有精细的考订，但并非就是正法重兴的机运。而且现在正值开始播种，几时能够开花结果，总要等到二十一世纪以后再来看它的成绩。今且举出五个原因，就可了解世界佛教的趋势。
　　(1)佛经的翻译：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自汉末到隋、唐，约四、五百年间，才在唐代有了真正的果实。而且须知中国文化，早在秦汉以前，本身自有相当高明的成就，根基浅薄的暴发户，要想通过翻译而变成普通观念，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况且翻译佛经，不比翻译普通书籍，首先要兼具两种不同文字的高度文学修养，其次还要已经亲自证到佛法修持的境界。单就兼通两种文学的高度修养而言，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还要有真修实证的证验工夫。中国过去翻译佛经的名宿，如印度人鸠摩罗什等，中国人玄奘法师等，以天才的语文学家，而兼有修证佛法的高深素养。然而他们还须仰仗国家的全力支持，设置数千人聚居的译场，专心从事翻译。一句一字地斟酌，往往反复辩论数月之久，才能定稿。而且隔一个时期，若还有人认为译义未妥，便重新再来翻译，所以一部佛经，往往有好几种译本的不同，经数百年后，某一译本，才被公认为可靠的信典。欧美人士，以各种不同的语言，经过几年或十余年的研究，用本土习惯性的思想，说是客观，实在是作主观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即遽加译述，究竟可靠到何种程度，实在很难说。即使由中国人去翻成外文，仍然需要具备上述的条件才能做到。所以现在欧美所翻译的流行佛经与佛学思想，我们势须小心求证，此其一。
　　(2)佛学经典的根据：欧洲人士所传承的小乘佛学思想，他们所发现的梵文本，多是印度后期佛教的梵本，与千余年前释迦牟尼或阿育王先后时期的梵文，已有很大出入，必须要与汉文各种译本相参校或考订，那才比较可信，而现在欧美译经并未经过这项工作，甚至还有不重视汉文佛经的趋势。况且西洋文化，自希腊前史而形成今天的欧美文化，它本身也有数千年独立的文化传统，不能不加领会，此其二。
　　(3)佛法的修证：佛教学术，不仅只属思想，它的学说，固然有类同于西方哲学思想的形态，但它的修证方法，是反求诸己，而不是像对自然界加以研究的物理方法。佛教初入中国，如佛图澄等，都以亲自修证有素的神通作证，才使我们相信接受。现在不自求证于己，单从文字思想去弘扬推广，自然流为一种东方思想体系，于佛教度世精神，减色不少。且对西方人实事求是，拿证据来的要求，将以何为对，此其三。
　　(4)禅宗的传播：禅宗的宗旨，本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法门，其实质重在修证。唐、宋以来流行的禅宗法语、公案、机锋等等，已与中国文学及中国通俗方言，不可或分。到了日本，约当中国元明之间，已经变质。目前无论中国与日本，谈禅者多，修证者少。以中国人研究禅宗，对古代文学词章等造诣不深，或不了解唐、宋时代的韵声与各地的方言，已经有许多隔膜，和扞格难通之处。现在欧美以一变再变的禅学，在一花一叶之间，心领神会其轻松幽默的意境，便认为禅就是如此，我们自己不能反证，也随声附和，不加纠正，误处恐无有底，此其四。
　　(5)佛学定慧的传授：印度教的瑜伽术，和中国西藏密宗的修身方法，正交互流行于欧美，一般人相率传习，作为一种东方神秘的健身运动，甚至和催眠术混淆不清。真正佛法的禅定，不要说根本没有传过去，而且自己人也大多数不会，徒以求取虚誉而西渡教化他人，误人乎？误己乎？为佛教吗？为个人吗？真须深加反省和检讨，此其五。
　　因此，我说欧美各国的佛教，在二十世纪后期，正在开始传播阶段，想必不会为过吧？《易·序卦》说明夷与家人有言：“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为了佛教文化，为了中国文化，凡我国人，应当瞿然自省！
　　附录 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
　　引 言
　　社会学里的社会
　　“社会”这个名称，是指各个团体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共通的利益，因此合作以达一定的目的，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集团。普通便把它用来指某一种同业，某一同类身份人的名辞，例如上流社会，劳动社会等。也有用以代表某一区域性的，如上海社会，汉口社会等。
　　当公元一八三八年间，法国学者孔德(Comte)便创了“社会学”这个名辞，他用以研究以社会为体的一种科学，从前我们也有称它作“群学”的。自经英国学者斯宾塞(Spencer)沿用“社会学”这个名辞以后，它就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名辞，凡专门研究社会的组织的，就叫作“社会静学”(Social statics)，专门研究它的成长和发展的，就叫作“社会动学"(Social dynamics)。它的研究对象，大体有三种：(1)社会的本质。(2)社会进化的过程。(3)社会进化的原理。有的以生物学作旁证，有的以心理学来证明。
　　东西文化不同的社会
　　推溯一百年前，我们的历史文化里，根本便没有这个名称，也毋需有这一门学科的成立，这不能说我们过去不科学，只能说过去的历史文化，无此需要，这就是东西文化的基本不同的精神所在。基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我国向来便以农立国，地大物博，土广人稀，有的是天然的天材地宝，可以利用厚生，并不需要向外争取利源以养活自己。加以传统的文化，素来以安居乐业、乐天知命为祖训，因此人人只要重礼守法，完了国家的粮税以外，农村的社会里，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件很平常的事。宋人范成大的诗说：“缘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这样一幅美丽的天然生活图画，准愿意熙熙攘攘，过那忙得忘了自己，专为工商业社会的生活呢？除了西北和北方一带的游牧民族，还过着“穹庐夜月映悲笳”的生活，所以还需要兼带掠夺性的侵略以外，大体我们的祖先，都是安于和平康乐的人生的。
　　在西方的欧洲则不然，他们没有像我们的历史一样，早先就经过一度像秦汉的统一局面，部落酋长式的蕞尔小地，便称为一个国家。既不能以农立国，更不能靠土地生产的经济，维持人民的生活。因此从盗匪式的抢夺之中，一变为国家间的侵略，由经营商业的远出贸迁，变为有组织的工商业集团，所以他们的每个社会，在在处处，都需要有组织。西方人的社会，由此成长和发展就很自然地成为人群生活的中心需要了，而且社会的主要开始目的，是由于经济的需求而来，所谓社会学上的社会制度，社会分化，都足渐渐地发生更多的问题所形成，例如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政策，社会心理学等等。他们一有了问题，就拿那一个问题作中心，把它分析研究，便变为一门学科。西方的社会经济，进步到了现在，有欧美的科学化的工商业社会，而且已经由公司、会社、社团的组织，发展到各种各类的俱乐部，由经济剥削和侵略．发展到社会的福利经济。国家的法律，规范了组织。社会的组织，影响了国家的立法。不是从商业的市场竞争，演变成政治哲学的自由和民主笫一，就是由经济政治的重心，认为社会主义第一。我们的历史文化，到了现阶段，也便恰当其时，卷入这个矛盾对立的世界洪流之中，亟待我们自己的努力，统一融会而坚强地站立起来。
　　宗法社会的辨别
　　假定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明我们历史文化上的社会史迹，也有把我们过去的氏族宗法关系，叫它作“宗法社会”。严格地说来，这还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是基于共同利益，或共同目的、集体合作的一种组织。我们祖先的宗法社会，只是一种民族精神所系的代表和象征。它以不忘民族的本来源流，传承继续先人的祖德，要求后世子孙的发扬光大；它既不是有一种群体法定的组织，犹如西方的社会一样；更不是为了一种共同的利益，达到一个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宗法，只能说是传统文化中心的“礼”的表现，这个札，具有相似于宗教性的，人情昧的特点，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升华，而且是性情和理法并重的。重性情，所以推崇天然，轻视人为的组织。重理法，便讲礼义，裁定性情，使它合于人伦群体的活功。它与西方社会的只注重组织，是大有出入的。我认为人世间最高的组织，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真感情的结合，所谓至性至情的流露。其次，才是如宗教一样的信仰，所州崇拜的服从。冉其次，才是法律和规范。至于从利害相关的集合，用权位生杀来范围，那是等而下之，等于市场的交易而已。凡事之不近于灭然法则，违反人之性情的，没有不失败的道理，以社会学理的历史来讲，利害相关的组织，可能在社会史上，暂时占去时代的一页，但决不能争取千秋。
　　至于我们所史上的宗法社会，它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的家族。由家族和家族之间的结合，就是宗族。由宗族和氏族之间的结合，就是国家的礼稷和宗庙。社稷、宗庙和宗祠，就是介乎人和天神之间的象征代表，贵为天子，还须畏惧天命，所以便当敬重社稷宗庙和山川神祇。如是普通的平民，不敬重宗族和宗祠，从礼仪为法律的中心观点而论，已经犯了大不敬的罪行，以传统文化思想的观念而论，便是获罪于天，得罪了祖宗神祇，应该是罪无可逭，无可祈祷之处了。可是它在礼义传统的风俗习惯上，和国家的法律观点上，虽然有此成法，但是并不同于西方和现代社团似的社会组织。汉唐以后的祠庙，后来通称为各个宗族之间的祠堂，那也并非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只能说是民族精神的中心所系。它相近于宗教性质，平时并无社会活功的作用，每逢岁时，便由族长率领同族中的人们，共川致祭于自己的祖先。族长虽由一族中辈份最高的出任，但是也不是由法规的组织产生，那只是由传统文化礼的观念，人为地自然推崇。如遇族中的子孙们犯了违反传统礼义的行为，由族长召集全族的人们，开祠堂门，拜祖宗，禀请祖先以宗法来评理，评定一事或一人的是非罪恶，也必须合乎天理、国法、人情。这也只是秉承礼义的安排，但不同于法规纪律的性质，或是组织的制裁。乡里之间的里正和保正，或者社董，那是清代沿用唐宋以来地方自治保甲的名称，等于现在的乡里长。社仓，是宋代以后为地方储备饥馑赈济的福利事业，后来也有叫作“义仓”的。社学，是明代以后实施的乡村国民教育。这些都如众所周知，不能与“社会”这个名辞，混为一淡。再推溯到秦汉以上，讲到社会政治的关系，更为简单，那时的文化思想，政治和教育，本来不能太过于划分。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在精神上，几乎还保有上古质朴的观念，还是三位一体的。能够影响地方社会之间，也只有从礼义的传统上，自然的敬老尊贤，秦汉时代的“老”和“公”，只是一种尊崇敬重的称呼，更不是社会领袖的职衔。例如《左传》所称的“三老”，据服虔疏引：“三老者，工老，商老，农老。”古天子有三老五更，以父兄之礼养之。据《汉高祖纪》所载：“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长三老。”宋祁说：“乡有三老，掌教化，秦制也。”两汉都沿用这种制度，所以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上，真难找出真正如西方社会组织的一种社会。初有社会的规模的，只有先秦的墨道，才略具有特殊社会的风规。其次，就是开始于唐代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它影响元、明、清以后的历史和社会，以民族革命为宗旨的帮会组织。但是丛林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社会，又不同于西方宗教的教育中心的神学院。至于帮会的组织呢？以传统的侠义精神，和政治活动相融会，说它是为了当时革命性的反正集团，确实很正确。如果比之西方社会或流氓集团，推原它的初衷，当然也颇有出入了。
　　结 论
　　倘若专讲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史的问题，那便立场不同，观念有别，应该另作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我们在近六十年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才有社会等等问题的产生，所以理论的依据与文化思想的方向，截然各有不同。不过我只想从观今宜鉴古的遗训，述说唐宋以来的丛林制度，和它如何影响后世的帮会组织；以此作为今后我们吸收融化东西文化，跨进新的时代，提供留心社会问题者的参考而已。
　　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它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所以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为中国文化式的佛教了。如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那也并不准确，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也没有新兴个什么，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径，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也不是中国自已所创造的，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确实痛快地改变一番，既可适合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的社会规范。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虽然在中国社会里，作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却仍然默默不为人知。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它对佛法，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同时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
　　释迦牟尼出家以前的印度，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和离俗出世专修的人们，这些人都叫作“沙门”，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我们普通称他作“隐士”，史书上又称为“隐逸”的。不过我们的隐士们，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至于印度的沙门，都是出家避世的人。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后，凡是正式出家，皈依佛法的弟子们都须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离情绝俗，绝无家室之累，男的就名为比丘，女的名为比丘尼。“比丘”这个名称，是包含有乞士、怖魔、杀贼等意义，所谓“上乞法于佛、下乞食于人”，便名乞士，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使魔众怖畏的威德之意。所以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大都是修习苦行，立志精勤的，其中专门注重苦修的，特别又称为“头陀行者”。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同时也须修习头陀的苦行。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他又定下个人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各种制度：
　　衣：不过三衣。多的就要布施了。甚之，拣拾人们抛弃了的旧布和破布，一条一条地凑成衣服来穿，这便叫做“粪扫衣”。传到中国以后，便改穿中国式的大袍，也有乞化百家衣布，补破衲杂而成的，就名为“破衲衣”，或“补衲衣”。
　　食：日中一食。至多是早上、中午两餐。过了午时，便不再吃了。因为他把饮食，只看作为维持生命，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
　　住：随遇而安。屋檐、庙廊、树下、旷野、荒冢，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一领，或草织蒲团一个，两足跏趺（俗称为盘足），便心安理得地度此旦暮了。
　　行：赤足或芒鞋，光头安详而走。昔在印度，至多上面打了一把伞，晴遮太阳雨遮水。传到中国，雨伞换了箬笠，所以文学家们，便有“芒鞋斗笠一头陀”的颂辞了。除此一身以外，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一个钵盂，作吃饭之用，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
　　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尽量放弃物欲之累，过着仅延残命的人类的原始生活，就是为了专志求道，表示尽此形命，揖谢世间了。虽然，他们还存有利世济物之心，但在行为上，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所谓头陀“不三宿空桑之下”，就为了避免对事物的留恋，这在佛学名辞上，也可以叫做“舍”。又可以叫做“内布施”。他形似杨朱的为己，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之心。但是，也有些比丘们，同居在一起修持道业的，那便名为“僧伽”，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其中足为大众师范，统率僧伽的就称为“大和尚”，或简称“和尚”。以后传到中国，就把比丘们统名为僧，以讹传讹，又笼统叫做和尚，其实一个“僧”与“和尚”，便概括了这些意义。 当汉明帝时，最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居，就叫作寺和院了。其实在汉代，“寺”本是朝廷（中央政府）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汉书·元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例如鸿胪寺、太常寺等。汉、魏、两晋、南北朝之间，西域传道的高僧，源源东来，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陀行的，但大都是严守戒律的比丘。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便得乞食于人，虽然也有靠皈依徒众们的供养，但是日久月长，到底还是一个问题。
　　（1）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带，气候温暖，野生果木很多，乞食不到，还可随地采而充饥，但在中国，便没有如此容易了。
　　（2）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的，即使如隐士之流，还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
　　（3）中国素来以农立国，政府与社会，都很重视农耕，仅靠乞食牛活，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
　　（4）古代传统文化的观念，以为人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比丘们既已剃除须发，已经犯了大不敬和不孝，一般的人，已经存有歧视之心，何况还要乞食于人，那就更不容易了。
　　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大半都靠帝王大臣们的信仰供养，才得维持其生活。同时其中有一部分，还需靠自已募化，或其他的方式维持，所以便包含有许多事故，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僧众，因地制宜，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有的已经建筑寺庙，集体同居。只有少数专志修持，一心求道，单独栖息山林岩阿之间，过他的阿兰若（清净道场）生活，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才能适应环境。
　　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
　　到梁武帝的时代，达摩大师渡海东来，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便是中国初有禅宗的开始。那时信受禅宗的僧人，并不太多，据《景德传灯录》所载，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也不过三、四人。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传承心印，为东土第二代祖师的，只有神光一人而已。以后历世的学人，虽然渐渐增加，但接受祖位，都是一脉单传。传到六代祖师慧能，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四方学者辐辏，禅宗一派，可谓如日之方东，光芒万丈，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从六祖得法的弟子很多，能够发扬光大的，有湖南南岳怀让禅师、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青原一支，不数传就渐呈衰落。南岳一支，便单祧道脉，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大弘禅宗宗旨。因他俗家姓马，故称马祖。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可为禅宗大匠的，也不过数人，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怀海禅师，称为翘楚。改变佛教东来的制度，首先创立丛林制度的，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的，尤其得力于百丈，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其实，百丈师徒，正当唐代中叶（约当公元八、九世纪之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当在汉、魏两晋时期，其中已经过四五百年蜕变，它被中国文化融和，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制度渐渐地改变，也是势所必致，理有固然的。在百丈以前，梁僧法云，住光孝寺，虽已奉诏创制清规，但没有像百丈一样，敢明目张胆，大刀阔斧地毅然改制，定作规范。在百丈以后，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所以说者便裁定是百丈禅师，创建丛林制度了。
　　在百丈以前，禅宗的学风，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最盛的区域，当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省，能够北入中原的还不太多。至于黄河南北，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禅宗以外的其余宗派，以及专精佛教学理，讲习经论的法师，被称为义学沙门的，为数还是很盛。大凡笃信研究经论学理的人们，不是过于圆通，便是过于迂执，尽管他自己本身，也翻滚不出时代的潮流，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所以当百丈创建丛林之初，就被人骂作“破戒比丘”，这也是势所必致的了。马祖百丈等辈，都是气度雄伟，智慧豁达之士，具有命世的才华，但当立地成佛的心印，他毅然改制，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
　　百丈以后，晚唐五代之间，禅宗本身，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立，范围僧众的制度，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可是在教授方法，和行为仪礼之间，却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就各有少许出入，这种不能算是异同，只能算是出入的仪礼和教授法，又名为家风。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各有家风的不同，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严格地说，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已经经过千余年的变易，当然不完全是百丈禅师时代的旧观了。而且江南江北，长江上游和下游，各寺都有各寺不同的家风和规矩。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无沦它如何变更形式，穷元探本，可以得一结论：
　　丛林禅寺的宗风，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禅宗的丛林制度，是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
　　佛教戒律，是由释迦牟尼所制定的，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活，修证身心性命，建立具有中 文化《礼记》中的礼仪，以及法律、与社会法规等的精神和作用。
　　丛林制度
　　中国佛教里所谓的“丛林”，本来是禅宗僧众集团的特称，等于佛经所说的修行大众们，叫做清净大海众一样的意思，丛林不能通称某一个寺院，某一个寺院里的规模，可能是禅宗的丛林。明清以后，有些地方的寺院，虽然不一定是禅宗，便也随例称呼，叫作“丛林”，并无严格的分别了。
　　丛林的规范
　　(一)住持和尚：
　　他职掌全寺的修持（教育）、寺务（行政）、戒律和清规（法律）、弘法（布道）、经济财务等事权，等于政府的元首，社会的领袖。他在寺内住的地方，叫做“方丈”，也就是佛经上说，维摩居室，仅有方丈之意，所以普通便叫一寺的住持和尚作“方丈”。有时也叫作住持，就是佛经上“住持正法”之意。《禅苑清规》称尊宿住持谓：“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名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曰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
　　1．住持和尚的产生： 住持是僧众们推选出来的，必须具有几个条件：第一，是禅宗的得法弟子，要确有修持见地，足为大众师范，而且形体端正，无有残缺。第二，要德孚众望，经诸山长老和其他丛林的住持们赞助。第三，得朝廷官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同意。
　　他具备这些众望所归的条件，经过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才得升座作住持和尚。如果以上还有老师和尚的存在，在升座的仪式中，还有付法、嗣法、入院、视篆等手续，才算完成接座的一幕，相等于现代的交替教育宗旨，和职位上的移交。
　　2．退院的和尚： 前任的住持和尚退位，便称为退院老和尚，他闲居养静，再不问事，或者闭关专修，大体都是功高望重，修持与德操，达到圆满的程度。他与新任接位接法的住持和尚之间，视如父子，必须极尽恭敬供养侍奉的能事，一直到了老死，务须尽到孝养，否则，会被诸山长老及僧众们所指责的，甚之，还算是犯了清规，受到责罚。但是唐宋时代的退院高僧，多半是飘然远引，从来不肯作形似恋栈的事。
　　3．和尚与政府的关系： 以前在中国的政治上，关于僧道制度，虽然历代都有过不大不小的争议，但因中国文化的博大优容，最后决议，都以师礼待遇僧道等人。虽然朝见帝王时，也不跪拜，只须合掌问讯，等于只有一揖了事。东汉时，僧尼隶属于鸿胪寺管理。唐以后，改变自姚秦、齐、梁以来的大僧正和大僧统，设祠部曹，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的度牒和道箓等事。祠部与僧录司，等于现代政府的宗教司。唐代是隶属于礼部的，《唐会要》称：“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全国僧尼的户籍，也隶祠部专管，并置有僧籍的专案。迨唐宪宗元和二年，在帝部长安的左右街还置有僧录的职衔，相当于姚秦的僧正，后魏的沙门统，南齐京邑僧官的僧主。那是选拔聘请有道德学术修养的高僧，入都作僧官，主管灭下僧尼道士等的事务。元代有一时期，还专设有行宣政院，以管理僧俗喇嘛及边情等事务。明洪武时，置僧录司，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州属置僧正司。清代因其职称。度牒，是政府给僧尼的证件，等于现代的文凭和身份证明书。唐代又称为“祠部牒”，它自尚书省祠部发出。道士们的度牒，又名为“箓”。
　　丛林住持的和尚，虽然由僧众推行产生，但是也须得朝廷或地方官的同意聘任。如果住持和尚有失德之处，政府也可以罢免他的职位，甚至还可以追回度牒，勒令还俗，便变成庶民，像平常人一样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这种制度，一直到清代以后，才渐渐变质，不太严格。因为清代在精神上，乃异族统治，变相松弛，是另有它的政治作用。中国历代政权，虽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有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可是向来都听任自由信仰宗教的，过去政府对于僧道的措施，并不是严格的管理，只是严整的监督。
　　4.住持和尚执行的任务： 住持在职位上，是全寺首脑的住持，由他选拔僧众，分但各种执事的职务，但是却叫作“请职”，并非分派。请职，等于说以礼聘请，并不是命令行为。各种执事的职位，虽然由住持所请，但一经请定了，便各自执行他的职掌，秉公办理，即使对住持，也不能徇私，因为他们有一最高的信仰，尽心尽力，一切都为常住，才是功德。常住，就是指丛林寺院的全体，也就是佛经所说“佛法常住”之意。所以凡关于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以决定之，不能一意孤行，至少，也有两序执事长老，或少数重要执事参加决定才行。因此，住持在职位上，并不像专制时代政府的主官一样，他却像中国旧式教育的全体弟子们的严师一样。因为他所负的重要责任，便是指导全寺僧众们的实地修行，和品行的督导，关于这一方向，他却有无上的权威，也有无限的责任感，所以古代的丛林，有些住持，根本就不问事务，他认为执事的职掌，已经各有所司，毋需他来多管，他只需自己努力修行，随时说法，行其身教就是，要能不使学者走入歧途，这才是他应负的责任。
　　5．住持和尚请两序班前执事： 住持就位，就要选请全寺的执事。所谓执事，百丈旧规，称为“知事”。班首，旧规称为“头首”。他要选拔僧众中才能胜任，而且足孚众望的出任各种职司。虽然不经过选举，但是必是大众所谅解同意的。他要发表各位执事职司的手续时，先要征求本人的同意，再把各执事职司的名字职位，写在一个牌上（等于现代的公告牌），挂了出来，大家就得遵守之。须在每年正月十五、或七月十五挂牌。在请职以前，先于三五天前方丈预备了茶果，就命侍者去请某某师等同来吃茶，经过住持向他们当面请托，得到了同意，才一一由书记写好名字职位，挂牌示众。然后在就职那一天，午斋的时候，先送到斋堂，依次就座用膳。饭后再绕佛经行，送到大殿上，依次排列位置，再礼佛就位。晚课以后，各新请的执事，便到方丈礼座就职。住持便当面加以训勉，告诫尽心职务，遵守清规。退而再至各老职事房中，一一拜候，便叫作“巡寮”（这个名辞，在戒律上又作别论），这样便是简单的请职程序。请职的时候，也有请二人同任一职，每为副助，或数人同任一职的，偶也有之。但各职执事职司，虽由住持请出，却不像上下级官吏的组织，它足平行的。可以说，只有圆的关系，既不是上下，也不是纵横的隶属。他们有弟子对老师的尊敬，却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班行观念。
　　6．古清规的住持职司和接受程序：
　　(1)住持的日常事务(旧称“住持日用”) 关于教育和说法者：上堂。晚参。小参。告香。普说。入室(以上统属日常说法部分)。念诵。巡寮。肃众。训童行。为行者普说(以上统属日常管理部分)。受法衣。迎侍尊宿。施主请升座(说法)斋僧。受嗣法人煎点。嗣法师遗书至(以上统属于平常管辖的教育和事务部分)。
　　(2)请新住持的次序 发专使，当代住持受请。受请升座。专使特为新命煎点。山门管待新命并尊使新命辞众上堂茶汤。西堂头首受请。受请人升座。专使特为受请人煎点山门管待人并专使。受请人升座茶汤。
　　(3)入院视篆 山门请新命斋。开堂祝寿。山门特为新命茶汤。当晚小参。为建寺檀越升座。管待专使。留请两序。报谢出入。交割砧基什物。受两序勋旧煎点。
　　(4)退院
　　(5)迁化 入龛。请主丧。请丧司执事。孝服。佛事。移龛。挂真举哀茶汤。对灵小参奠茶汤念诵致祭。祭次。出丧挂真奠茶汤。荼毗(火化)。全身入塔。唱衣。灵骨入塔。下遗书。管待主丧及丧司执事人(其中火化与全身入塔及灵骨入塔，并非丧事的次序，但只视丧事情形，任选一项)。
　　(6)议举新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