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与入世新论

出世与入世新论
　　悟一法师
　　什么是出世?什么是入世?出世和入世的关系是怎样的?
　　本文将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理论命题.这一全新的角度是指什么?
　　就是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出世和入世的关系问题.唯物辩证法又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什么是出世？搜索百度百科:出世，得到如下解释：一、古代一种对世俗之事不关注的思想（如先秦诸子中就有入世和出世之分歧）。尤指佛教所指脱离世间束缚（同解脱）。佛学出世：(一)谓诸佛出现于世间成正觉并教化众生。(二)禅宗用语︰指修禅者在得法且潜隐修行之后，为信徒迎请出来住持寺院，接引后学，谓之出世。（三)指舍世俗事，趋入佛门以修净行︰即所谓出家或出尘。此为世俗所常用之‘出世’意义。
　　太虚大师早就谈到:我国的佛徒---包括出家在家的四众---都是偏向于自修自了，大乘的经论，虽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扬，但所提倡的弘扬的，亦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门。这种说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的存在。如出家众的参禅念佛者，固然为的是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众亦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倾向。他们都以为学了佛就不要做人那么烦，甚么事都心存消极不愿意干，更有很多人以为学佛做“了此残生”的尾闾。他们都说把国家社会、家庭一切的俗务都放下，才可以进入佛教修行。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已经深印在每个人民的心坎中，这种错觉是复兴佛教的障碍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义，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小乘行。
　　虽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但太虚大师所谈到的这一现象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正如妙华法师在《游禅》一书中谈到的：经过长期和长江南北的居士接触，从农村到城市莫不如此。一、信佛并食素。二、离婚并出家。故食素、离婚、出家成了他们的通道。为何？信佛就必须这样吗？据我对佛法的了解，并非如此。这一现象的背后，值得我们思考的要比这段文字多得多。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以上所谈都是从佛家修行的现实层面来论述出世与入世的，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于出世与入世关系的片面理解，错误的观念导致了错误的行动，这种片面性表现在长期以来人们将出世与入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非此即彼，出世与入世水火不相容，不仅如此，正如前面所讲人们还认为出世就是消极避世。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讲到：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著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著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所谓同一性···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原来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们心目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
　　这就是说：出世和入世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没有出世就没有入世，反之，没有入世也就无所谓出世。人们既不用厚此薄彼，也不用厚彼薄此。正如《金刚经》所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毛泽东又谈到：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著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著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出世和入世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岳飞总结战争的指挥艺术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入世和出世的根本区别也在于一心，按照身心的不同，出世和入世可分为四种形态:
　　一、身出世，心入世。
　　二、身心俱出世。
　　三、心出世，身入世。
　　四、身心俱入世。
　　举例说明，身出世心入世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终南捷径：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载，唐卢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翼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
　　心出世身入世者如历史上著名的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少有异才，博览群籍，十岁时读葛洪《神仙传》即有出尘之志，及长，“神仪明秀，朗眉疏目”，“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后出仕为官，三十六岁时辞官归隐江苏句容茅山，不与世接，梁武帝即位，恩遇甚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武帝定国号为梁亦是咨询陶弘景所得，其隐居茅山达四十五年之久，享年八十一。
　　以上的事例也说明了历来人们对出世与入世理解的局限性，人们往往将出世理解为远离世间，不过问世事，不食人间烟火，实则这只是一种出世的形式而不是实质，真正区别入世与出世的标准只有一个：心的状态。有出世之心，虽身在红尘亦是出世，若无出世之心，虽隐居山林亦是入世，“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即是此义。正如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朱光潜说的好: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谓出世的精神应该就是大乘菩萨的精神，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如南怀瑾所讲：“大义当为之事，虽镬汤炭火在前，应无分别而行。”
　　世人都知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是中国近代流血变法第一人，却不知他之所以能以身殉国、取义成仁，是由于他精研佛法、切实实践的结果，他的“死得其所”正是大乘菩萨的真义，“欲除烦恼须无我”，象他这样为了众生的福祉，舍身取义、忠义千秋之人，已达忘我无我之境界，还有什么烦恼和痛苦呢？也许有人以为谭嗣同是儒家入世的代表人物，此说有理，但不尽然，确切的来讲，他用短暂的一生既实践了儒家的修齐治平，又实践了佛家的利乐有情、普渡众生、，表面上他是入世，实质上他却是出世，古往今来，为国家民族之大义赴汤蹈火、勇于献身之人，莫不将个人之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以天下苍生为念，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才是真正的出世精神！才是真正的出世行！
　　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出世高人将不再是隐居山野、不问世事，而是身处闹世、和尘同光、虽有内在之行持却秘而不宣，不但独善其身，亦能兼济天下之人。
　　这正如印顺导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中指出：“以出世心来做入世事，同时就从入世法中，摄化众生向出世，做到出世与入世的无碍。菩萨行的深入人间各阶层，表显了菩萨的伟大，出世又入世，崇高又平常.”出世与入世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若人只存入世之心，无出尘之想，则难免沾染世俗之习气，此即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形成之根源，若能于入世之时多一点出尘之心，如孔子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能在接人待物、应酬往来之时多一份超然物外之洒脱，则不被物役而能役于物，有如此之心境自能身心安泰，百福自臻。
　　史上不乏将入世与出世之真义彻底参透之人，元初刘秉忠与明代辅佐明成祖取得帝位之道衍即是出家人中的杰出代表，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法名子聪，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少有异才，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始学于道家，与全真道者居，后清化天宁寺虚照禅师派弟子招其入寺，为他剃度，取法名子聪，是年秋，遭遇蝗灾，秉忠随师虚照逃荒至云中，住南堂寺，后恰逢海云印简禅师应忽必烈之请北上和林，路经云中，及见刘秉忠，对其博学多才，十分赏识，命为随身侍者，与其同行，忽必烈经与刘秉忠晤谈，知其为经世济国之奇才，遂留其在藩邸，参与机要。元宪宗二年，忽必烈奉诏南征云南大理，秉忠随从在侧，“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八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取《周易》“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大元。十一年，扈从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即筑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无疾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帝闻惊悼，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及邵雍《皇极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此虽君臣相知、风云际会而能成就这段千古佳话、千古传奇，然刘秉忠能参透出世入世之真谛，以其独到之历史眼光，超越常人之远见卓识，真正实践世与出世法不二的大乘佛教理念，亦是创造这一辉煌历史的先决条件。
　　维摩诘经云：那罗延菩萨曰：“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