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置塔与隋代岭南佛教活动研究

仁寿置塔与隋代岭南佛教活动研究
　　聂顺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以往的岭南佛教史研究对于南宗禅兴起之前的隋代往往关注不够。本文对隋代岭南佛教活动的研究表明，仁寿置塔是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的关键性因素，对隋代岭南佛教发展影响深远，不惟造成了隋代岭南高僧活动数量的增加和地域范围的扩大，而且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在民间掀起了一场佛教信仰热潮，而这又反映了隋代岭南佛教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即深受官方佛教政策的直接影响。并进而认为，仁寿置塔之所以能对隋代岭南的佛教发展影响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即在于隋代岭南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而这一结果又是当时岭南开发程度较低、全国政治中心北移、隋代佛教政策和王仲宣判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关键词：隋代 岭南 高僧 仁寿置塔 佛教活动
　　岭南佛教史研究至今无疑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就笔者观察，既有的岭南佛教史研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值得注意：其一，就研究关注的时段而言，重点在于六朝和六祖慧能之后的唐代，对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隋代则明显关注不够；其二，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侧重于某些重要高僧思想和活动的个案研究，而相对宏观的综合性区域佛教史的分析稍显不足。由此，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研究隋代岭南的佛教活动仍然是有意义的。
　　佛教活动的规模和频次是衡量一个地区佛教信仰深厚与否的重要指标。本文将其分为上层的高僧活动和下层的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佛教活动两个层次。首先通过对各种资料中隋代活动于岭南的高僧数量、籍贯、活动地点、活动内容、常驻暂住等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综合分析仁寿置塔对隋代岭南高僧活动的巨大影响，其次以寺院分布尤其是仁寿置塔的相关记载为线索，考察隋代岭南普通僧尼和信众在佛教活动中的参与情况，进而总结隋代岭南佛教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
　　一、仁寿置塔与岭南的高僧活动
　　僧人作为佛教活动的主体，在自身持戒和修行的同时，还肩负着向俗世弘法传教的重要使命。高僧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无疑更为显著，影响自然也更大。以下就通过对活动于隋代岭南的高僧及其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考察仁寿置塔对隋代岭南高僧活动的巨大影响。
　　统计资料主要包括《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历代三宝纪》、《广弘明集》、《辩正论》、《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释迦方志》、(弘赞法华传》、《佛祖统纪}等。这些资料的入传标准相对统一，其所载僧人皆可称为“高僧”。考虑到可信度问题，此处的资料断限取至宋代，宋以后佛教史传文献不敢阑入。
　　本文所统计的隋代岭南高僧除僧传传主外，对于附传中提及的僧人亦予统计。这主要是考虑到上述资料的入传标准相对较高，若只统计传主则会造成不少缺漏。
　　表中的高僧籍贯均为其生长地。这是针对当时高尚郡望和人口迁徙频繁的社会现实做出的调整，目的在于揭示影响僧人出家入道的具体生活环境，即各地佛教信仰的程度之别。活动地点和活动内容分别取其在隋代岭南的主要活动地点和主要活动。常驻与暂住的标准在其是否仅在岭南短期停留，若是，则为暂住，如护送舍利；其余如记载停驻时间较长，则均以常驻计之。
　　按照以上标准，笔者将隋代活动于岭南的高僧列表如下：
　　隋代岭南高僧活动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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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僧法号│籍贯 │活动地点 │活动内容 │常驻暂住│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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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敫 │不详 │循州龙川郡 │弘法修行 │常驻 │ 《续高僧传》卷1《法泰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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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玑法师 │不详 │循州龙川郡 │学法修行 │常驻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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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法师 │不详 │循州龙川郡 │学法修行 │常驻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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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瞰法师 │不详 │循州龙川郡 │学法修行 │常驻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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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光 │江州 │循州龙川郡 │护送舍利 │暂住 │ 《续高僧传》卷26《智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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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朗 │恒州 │南海郡 │护送舍利 │暂住 │ 《续高僧传》卷10《僧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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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朗 │南阳 │南海郡 │游方观化 │暂住 │ 《续高僧传》卷25《僧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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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颜 │定州 │桂州始安郡 │护送舍利 │暂住 │ 《续高僧传》卷26《道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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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超 │ 观州│ 廉州合浦郡│ 护送舍利│ 暂住 │ 《续高僧传》卷26《圆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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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越 │岭南 │循州罗浮山 │聚众业禅 │常驻 │ 《续高僧传》卷17《慧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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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喜 │南海 │南海郡 │游方观化 │暂住 │ 《宋高僧传》卷18《法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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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峙 │南海 │南海郡 │诵法华经 │常驻 │ 《弘赞法华传》卷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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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隋代活动于岭南的高僧共计12人，与南朝时期(420—589)的28人和唐代前期(618—755)的38人相比，总数无疑显少。但岭南纳入隋代统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9年，若以比例计，则隋代岭南的高僧活动频次远远大于南朝时期和唐代前期。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述12位高僧中，就有4人是专为护送并安置舍利而来到岭南的，占当时岭南高僧总数的1／3。
　　其次，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隋代活动于岭南的12位高僧中，除籍贯不详者外，真正生长于岭南本土的高僧只有慧越、法喜和慧峙3人，只占籍贯可考者的不足一半(3／8)，其余5人均为外地之人。这是一个甚可注意的现象，说明隋代岭南佛教信仰的整体水平仍不够高，因此需要输入外地高僧以弥补弘法力量的不足。
　　而这些外地高僧的籍贯分布，定州(今河北定县)、恒州(今河北真定)、观州(今山东德州)均在北方，只有江州(今江西九江)和南阳(今河南南阳)属南方，这也与隋代高僧籍贯分布中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基本相符。
　　再次，从隋代岭南高僧活动的地域分布看，共分布在4郡，分别为龙川6人、南海4人、始安和合浦各1人。而南朝时期的23位高僧中有21人集中在南海一郡之地。唐代前期岭南的高僧活动分布于6州，即广州18人、韶州7人、交州5人、循州4人、桂州3人和新州1人。以《中国历史地理图集》隋代政区言之，则南海郡(含唐广州和韶州)25人、交趾郡5人、龙川郡(约当唐循州)4人、始安郡(唐桂州属之)3人和信安郡(唐新州属之)1人。
　　．与南朝时期高僧活动高度集中于南海一郡的分布格局相比，隋代岭南不仅高僧活动地域范围(郡数)扩大，而且龙川郡的高僧人数(6)也超过了南海郡(4)。再联系到龙川郡的高僧大多常驻修行或弘法(4／6)，而到南海郡的高僧则多为护送舍利和游方观化等短期活动(3／4)。因此，可以认为隋代岭南的高僧活动中心已经从南海郡转移到了龙川郡。但这一格局仅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至唐代前期又回到了南朝时期以今广州为中心的高僧活动分布格局。这样的分布只限于上层的高僧活动层面，与下文从寺院分布看到的下层佛教活动的分布格局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在隋代岭南曾有高僧活动的4郡中，就有2郡的高僧活动仅为安置舍利，而另外2郡中亦各有1人的活动仅为护送并安置舍利。隋文帝颁舍利于天下并不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国家行为，其中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隋代岭南高僧活动地域范围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政策直接影响的结果。这也是隋代岭南佛教活动的特点之一。
　　高僧活动的内容和影响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从上表中可以看到，隋代岭南的高僧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为弘法修行(含业禅和诵经)6人、护送舍利4人和游方观化2人。其中弘法修行的6人大多闭门自修，故影响终究有限。游方观化的2人基本皆因灵异事迹而见诸记载，其对岭南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护送舍利的4人在各方面都堪称高僧，尤其是佛学修为，因为他们都是朝廷在全国范围内精心挑选的名僧大德，这4人在岭南的活动虽仅限于安置舍利塔，且事毕便已返回原驻地，但其对岭南佛教的发展和传播却影响深远(详见下文)。
　　二、仁寿置塔与岭南普通僧众和在家善信的佛教活动
　　寺院作为僧人进行弘法布道活动的主要场所，从其地理分布自然可以窥见某一地区佛教活动的大势。
　　统计资料的范围除上文列举的主要佛教史传文献之外，还包括外典，如《隋书》、两《唐书》、《全隋文》、《全隋文补遗》、《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等。
　　同时，笔者还翻检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L《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新中国出土墓志铭(分省汇编)》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考古资料等。
　　本文对于沿革可考的寺院只列其在隋代较为常用的寺名，统计时只计一个，其余寺院均以名称的异同作为区别和统计标准。
　　据笔者爬梳各种资料所得，列表如下：
　　隋代岭南寺院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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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名 │所属郡│今地 │见载原因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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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州灵鹫山寺│南海郡│广州 │仁寿置舍利塔│ 《续高僧传》卷10《僧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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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显明寺 │南海郡│广州 │获俱舍疏本 │《续高僧传》卷13《道岳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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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兴果心寺 │南海郡│韶关始兴│高僧梦见 │ 《弘赞法华传》卷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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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宝庄严寺│南海郡│广州 │舍利塔碑文 │ (全唐文》卷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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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州道场寺 │龙川郡│惠州 │弘法／舍利 │ 《续高僧传}卷1《法泰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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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州平等寺 │龙川郡│惠州 │高僧弘法 │《续高僧传》卷1《法泰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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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州缘化寺 │始安郡│桂林 │仁寿置舍利塔│《广弘明集》卷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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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州化城寺 │合浦郡│北海市北│仁寿置舍利塔│ (续高僧传》卷26《圆超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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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州禅众寺 │交趾郡│越南河内│仁寿置舍利塔│《广弘明集》卷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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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隋代岭南寺名和位置可考者只有9所，分布在5郡，分别为南海郡4所，龙川郡2所，始安、合浦和交趾三郡各1所。
　　与上文隋代岭南高僧活动中心位于龙川郡而非南海郡的观点相比，南海郡成为岭南寺院分布中心的结论似乎与之矛盾。其实不然。番禺作为隋代岭南的寺院分布中心，各种佛教活动必然最多，但其中多数皆因缺少高僧参与而未能见诸记载，因此可以说番禺是普通僧众和信徒的佛教活动中心，而龙川则仅是少数高僧大德的清修之地，两者有层次高下之别。
　　南朝时期岭南寺名和位置可考的寺院共计23所，以隋代政区言之，则分布在3郡，分别为南海郡21所，龙川郡和交趾郡各1所。
　　很明显，隋代寺院分布的地域范围由南朝时期的3郡扩大到了5郡。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上述高僧活动的分布范围相类，隋代岭南的9所寺院中，就有5所是因为隋文帝在仁寿年间(601—604)广建舍利塔而见诸记载的。而从地域范围来讲其影响则更加明显，上述5郡中有3郡唯一的寺院皆因仁寿置塔而见载，足见隋代佛教政策对岭南寺院分布的影响之大。
　　但上文隋代岭南寺院分布范围的扩大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仔细对照隋代岭南高僧活动的地域范围，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即高僧活动的地域范围仅少于寺院分布范围1郡。但这仅仅是因为护送舍利至交州的高僧未能留下记载而已。若有，则高僧活动与寺院分布的地域范围将完全一致。这样的结果也并不意外，因为两者的资料来源都是以高僧为中心的佛教史传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大多以人系寺，这就造成两种可能，即要么僧、寺同时出现，要么两者同时缺载。所以上表所列的9所寺院只是当时与高僧发生关系的大寺和名寺，而不可能是隋代岭南佛寺的全部。但这9所寺院无疑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也是隋代岭南各地的佛教活动中心。
　　尽管上表中的9所寺院皆因与高僧有关而见诸记载，但其中并非只有高僧活动。因为高僧活动无论何等重要，也只是佛教活动中相对上层的一个方面，不能也不可能代表佛教活动的全部。与高僧相比，普通僧众无疑数量更大、活动更多。诚然，高僧活动也会影响到普通僧众的活动，甚至两者相互交织，如高僧弘法与普通僧众听讲。但高僧的活动终究有限，与社会接触最广的无疑还是广大的普通僧众。同时，俗家善信的参与也是佛教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文献中关于隋代岭南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记载近乎缺失，我们只能充分发掘有限的资料并利用旁证进行合理的推论。
　　隋代岭南的佛教活动中，影响最大的的无疑是隋文帝仁寿年间先后在番、桂、交、循、廉五州建立舍利塔。
　　在岭南五州舍利入塔的记载中，番、桂、循三州只有祥瑞之征的记载，如“桂州于缘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余里，有鸟数千，夹舆行飞，入缄乃散。舍利将入塔，五色云来覆之。”交州的记载则更为简单，只有“交州于禅众寺起塔”一句。明确提到民众参与的只有廉州一处，也十分简略，只云“仁寿末岁(即仁寿四年，604)，下敕造塔于廉州化城寺。初达州西四十余里。道俗导引，竞列长幡。”，其后便又是祥瑞之兆。远至城西四十余里处迎接舍利，足见其热情。僧尼和普通信众皆有参与，并为舍利开道，同时还组织了仪仗。这说明廉州当地民众佛教信仰的虔诚。
　　但从当时廉州的佛教信仰基础在岭南并不能算深厚。
　　首先，从置塔的时间顺序来看，最早的是仁寿元年(601)的番、桂、交三州。其中，番州是岭南的区域政治经济中心，桂州(桂林)是岭南开发最早之地‘，交州是岭南重要的对外港口，可以说这三州是当时岭南最发达的地方。其次是仁寿二年(602)的循州，该州也是东江中下游开发较早的地区。最后才是仁寿四年的廉州，其地位之不甚重要也就不言而喻。因此，这五州先后置塔的顺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在岭南政治经济地位的排序。
　　其次，从上文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到，番州和循州的高僧活动和寺院数量均在廉州之上，其佛教信仰基础自然更为深厚，这两州因舍利而起的佛教信仰热潮无疑当在廉州之上。桂州和交州因为资料不足，不易判断。但从两州的政治经济地位看，道俗参与的盛况也不应在廉州之下。因此，廉州以外其他四州的普通僧众和在家善信奉迎舍利的盛况也就自可想见。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 隋代岭南的高僧总数和高僧活动的地域范围均受仁寿置塔影响甚大，这在本质上仍是隋代岭南高僧总数过少的结果；
　　2、 隋代在岭南活动的高僧以外地人为主，本地高僧则甚少，说明当时岭南本土佛教信仰的整体水平并不很高，需要输入外地高僧补充弘法力量；
　　3、 隋代岭南的高僧活动中常驻且弘法修行的高僧已占高僧总数的一半，但其多数只是闭门自修，因此影响有限；
　　4、 隋代岭南寺院分布范围的扩大深受仁寿置塔的影响，这又是因为隋代岭南的寺院总数本身偏少；
　　5、 仁寿置塔是隋代岭南影响最大的佛教活动，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在岭南掀起了一股佛教信仰热潮。
　　以上隋代岭南佛教活动特点的特点都隋代岭南的佛教发展深受仁寿置塔即国家佛教政策的影响，而这在根本上又是由于隋代岭南佛教整体发展水平偏低、佛教信仰基础仍然不够深厚，但这一情况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进行简单讨论如下：
　　1、 岭南整体开发水平较低
　　隋军进入岭南尚且需要藉助高凉冯氏的势力，可见隋代岭南地方势力的强大。隋代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少数民族豪酋渠帅的实力所控制，朝廷只能委任其为刺史、县令，实行羁縻统治。
　　正如廖幼华教授所总结，“隋在岭南东部真正能有效统治的地方，只有豪族势力比较薄弱的广州、北江流域及东江中下游地区：而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虽然也能设置正式州县，仍多属氏族大姓盘踞之地。”广州和北江流域即隋番州南海郡，东江中下游即隋循州龙川郡，能够有效统治即表明其地开发程度较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有效统治的地区只占岭南东部面积的不足一半。岭南西部也同样如此。
　　从舍利塔均分布在隋代可以有效统治的地区来看，开发程度较深的地区佛教信仰无疑更为深厚，而当时岭南民族地区的广泛分布自然是隋代岭南佛教信仰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2、 全国政治中心北移的结果
　　隋于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后迅速平定岭南。由于隋代定都关中的大兴缄，后又营建东都洛阳，东、西两都均在北方。对于定都北方的隋帝国来说，六朝首都建康与南亚之间航海线路的重要性也就相对下降，而广州在此前所拥有的该航线上重要中转港口的地位也随之衰落。对比一下南朝时期来华梵僧多经由海路并在广州停驻弘法的事实，则隋代从海路到达广州的梵僧不见于记载的原因也就十分清楚。与之相应，隋代负责翻译佛经的主要外国高僧大多经由西域、河西走廊的陆路进入中国。所以广州在对外海路航线上地位的衰落是隋代岭南没有出现南朝时期佛典翻译盛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2、隋代佛教政策的影响
　　隋文帝和炀帝曾分别以两京为中心，广召全国高僧大德前往弘法，遂使东、西两都成为当时的全国佛教中心‘。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南北朝以来南北方不同的佛教义学风尚得以统一，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其他地区的佛教发展大受影响。当然这一影响是隐性的，并不明显。 ’ ．
　　曾与智敫一起受业于真谛大师的道尼后来驻锡九江，但很快就受文帝之召而北上京师。虽然也曾在大兴城 “开悟弘多”，但却无形中造成了“自是南中无复讲主”’的结果。道尼只是其中的一例，南方其他地区的名僧应召北上者更多’。此后智敫虽长留岭南并弘法授徒，但“南中无复讲主”的现实无疑会使距离京师更远的岭南在与内地的佛学交流上大受影响。
　　3、王仲宣叛乱的破坏
　　《续高僧传》卷一(法泰传附智敫传》中留下了王仲宣叛乱对于岭南佛教发展造成破坏的具体例证：“开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烧州境，及敫寺房，文疏并尽。”‘但是叛乱所造成的破坏并非仅限于循州平等寺一地。
　　据《隋书》卷八十《谯国夫人传》等记载，则王仲宣发动叛乱时，其直接控制的兵锋到达了大庾岭和东衡州(今韶关市)，则当时广州至大庾岭之间已沦为为兵燹之区至为明显，这一地区的佛教所受叛乱的影响也应不小，只是没有留下文献记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