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居士和中国的人间佛教

赵朴初居士和中国的人间佛教
　　作者：正澄法师

　　人间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明确提出，是对佛教人间性回归的强调，是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关注世间、服务社会、纠治传统佛教中“非人间”种种偏弊的郑重宣言。人间佛教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探讨、实践和弘扬，已经逐渐为海峡两岸众多的佛教徒所普遍认同，并受到社会广泛的赞许，正展现出其蓬勃朝气。在台湾，印顺、星云、圣严、证严等诸多大德以自己的方式大力宣扬和践行着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大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赵朴初一直是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人间佛教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得以大力提倡和推行。本文试将揭示人间佛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探讨考察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思想内容和具体实践，谬漏之处，祈诸贤德方家批评指正。
　　一、人间佛教––近现代中国佛教纠偏除弊的复兴之路
　　（一）佛教本具的人间性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由出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伟大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陀出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修道在人间、成佛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最后的涅槃也是在人间。佛陀还告诉我们：“（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佛陀在诸多经典中曾多次提醒我们，六道众生之中，人生最堪以修行办道成就道果。佛陀说：“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诸善果故……如是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可见，佛教本来就应该是人间的、人本的，佛教的出世间修证是不离人间的。也就是说，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间社会，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才能真正实现其超越人间了脱生死、再回到生死度脱生死的宏伟使命。
　　（二）近代中国佛教的危机与拯救
　　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二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成长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宗教，形成了三大语系并存、大乘八大宗派林立尉为壮观的中国佛教，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中国佛教长期流传于超稳定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佛教被定位于专务出世，最终导致了脱离现实、漠视世间、畸重出世间错误倾向的漫延以至成为主流。清朝末年，中国佛教呈现出奄奄一息的垂亡征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危急时刻的中国，一批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慧眼独具，在中国佛教传统中重新翻捡出应有的精神力量作为其政治改良斗争的武器和依托。几乎与此同时，佛教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以各自的行动探索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方案。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这场佛教革新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一生致力于改革和振兴佛教。他于1933年发表了名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依据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考察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发展进程的得失，根据当时佛教的现状和时代发展潮流，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响亮口号。1944年，太虚大师汇总多年来他有关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言论，编成《人生佛教》一书。综合太虚大师先后发表的许多演讲和文章，他系统地阐发了进行人间佛教建设的方式、次第、终极目标，初步建构起了博大、包容性强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
　　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理想，在当时没有得以实现，但他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的开创性业已为世所公认，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太虚大师之后的中国佛教正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台港纷纷兴起的佛教团体与佛教文教事业，都是以紧跟时代、关注人生、造福社会为基本特征，而展现出勃勃生机的；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赵朴初为会长的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人间佛教得到明确倡导和积极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正在显示出其越来越大的优越性。
　　二、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与倡导
　　（一）赵朴初的佛教因缘
　　赵朴初（1907－2000）生于安徽省太湖县一个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青年时代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他从小受母亲和家庭的影响，开始信仰佛教。1927年夏，因病入住上海觉园其表舅关絅之家，关絅之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佛教居士。此后，赵朴初以后的人生便与佛教事业分不开来。1928年后，赵朴初担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积极从事大量的佛教弘法利生和社会慈善事业。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大师被选举为会长，太虚、关絅之等九人任常务委员，赵朴初先后出任秘书、主任秘书。1935年赵朴初正式皈依于圆瑛大师座下。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组织中国佛教徒发表致日本佛教徒书，要求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而且发起丙子息灾法会，祈福慰民。
　　1939年秋，圆瑛法师因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被日本宪兵逮捕，赵朴初等人多方努力，积极将其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历任多个重要职务。1953年，他参与筹建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后，赵朴初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其间还兼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赵朴初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家，是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宗教界的杰出领袖，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代表。
　　（二）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倡导
　　赵朴初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投身佛教事业以来，有了许多接触佛教界著名人士的机会，特别是他在以圆瑛大师（1878－1953）为主席的中国佛教会任职以后，与全国佛教界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许多高僧大德，虽然没有明确标榜“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但从言论和行为实践来看，实质也是主张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赵朴初结识了太虚大师，并交往很深。赵朴初很景仰太虚，太虚也对赵朴初很器重，这可从赵朴初为太虚大师作的挽诗中见到一斑。挽诗写道：“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遗嘱分明今始悟，先机隐约话头参。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火宅群儿应不舍，再来伫见雨优昙。”诗末对“先机隐约话头参“一句补注道：
　　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余至玉佛寺相见，欣然若无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护法，不期遂成永别。闻人言：师数日前告人，将往无锡、常州。初未知暗示无常也。194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于结束了旧中国内外交患、动荡混乱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征程。赵朴初等一批佛教界仁贤志士继承了太虚大师的未竟事业，顺应时势，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提出革除传统佛教弊疾，进行佛教改革的口号，他与巨赞、陈铭枢、喜饶嘉措、周叔迦等大德一道，积极推动大陆佛教契机契理的现代转型。1953年全国性佛教团体和教务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赵朴初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此直至“文革”时被迫停止活动，这期间，实际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赵朴初及其同人，大力宣扬佛教的真精神，号召广大佛教徒深入世间，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将中国大陆佛教导向为大众服务、为社会谋福、适应时代的人间化发展方向。
　　1980年12月，赵朴初向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工作报告，号召“大家遵循佛陀的教导，继承历代大德的宏愿，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建立人间净土。”1981年至1983年，赵朴初将自己多年前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在中国佛教协会《法音》会刊上连续十一期刊载，此书的最后一节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巧妙地继承了太虚大师契应时机的人间佛教思想，从此中国大陆新时期人间佛教倡导和弘扬的大幕正式拉开。1983年12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重要报告，以文件的形式，强调将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倡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并与之配套提出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进行国际友好交流的三个优良传统，推进了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和实践。1987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宗旨的重要内容之一。赵朴初逝世后不久，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新当选的会长一诚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一次理事会上作了《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号召全国佛教界继承和发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
　　三、赵朴初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
　　（一）赵朴初人间佛教的基础
　　1、圆融真俗、协调世俗政治––爱教与爱国、拥护党和政府、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相统一
　　赵朴初回顾佛教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古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决定着中国佛教生死存亡的大事、对佛教保持与世俗政治的协调关系，是它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这一重大历史经验的深切理解，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指出，时节因缘、国土因缘，是佛法弘扬与延续的必须条件。他说：
　　无论对个人或团体来说，要培养佛种、绍隆佛种，就要重视因缘，重视时节因缘，重视国土因缘，重视众生因缘，三种因缘具足，佛的种子才能得到滋润发芽，以至开花结果。既是重视时节因缘，就要认识时代，适应时代。既是重视国土因缘，就要报国土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爱护祖国。……
　　也就是说，新时期中国大陆佛教的弘扬和发展，应该要重视所处的时节——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重视所处的国土––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
　　结合新中国建立以来佛教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了爱教、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关系。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说：
　　以下三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应该永远记取的：一、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爱国，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不爱佛教，那说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佛教徒。对于我们来说，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从佛教徒的角度，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他将中国大陆佛教徒的爱教行为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也是人间佛教契理并契应所处时代所处地域之机必然的客观要求，这是赵朴初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大前提。赵朴初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构成了赵朴初在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上迥异与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的一个根本特点。
　　2、缘起无常的世界观、菩萨行的人生观
　　一切学说的建立，都本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继承了大乘佛教的精髓––缘起无常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并构成了其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涉及到缘起无常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他早在1958年一个名为《佛教徒应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中这样说道：
　　佛教是相信缘起道理的。法不孤起，仗缘而生。宇宙中每一个现象是一切宇宙现象作为它的缘而起的，同时它也是一切宇宙现象生起的缘。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同时又说看待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独生子一样。这就是说明了与众生同体的关系，所以菩萨应当发同体大悲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这便是由缘起的宇宙观，而建立的菩萨行的人生观。
　　同时，他还说：“佛协的任务是引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是引导大家行菩萨道。”
　　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回答什么是菩萨行时，他说：
　　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赵朴初缘起无常世界观和菩萨行人生观的人间佛教理论基础，反映了他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高度。
　　（二）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
　　1、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教义取向––由五戒十善向四摄六度
　　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回答什么是五乘佛法，什么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问题时，对人间佛教的内容作了表述，指出“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他还不断强调人间佛教是将五戒十善做为学佛起点，先做好人，进而再向菩萨行提升的。
　　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赵朴初将五戒十善与四摄六度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一并提出：“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四摄即菩萨摄受众生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四种方法。六度是菩萨欲成佛道所实践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种德目。四摄六度，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纲要，菩萨以此契应众生的机宜，善巧摄受引导，以度脱众生的生死等种种苦厄。
　　2、赵朴初人间佛教的传统根基––三大优良传统
　　赵朴初清醒地认识到人间佛教思想的倡导与落实，不能离开中国传统佛教的深厚根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肯定中国佛教二千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又正视中国传统佛教所存在的缺点和局限，提出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积极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强调佛教徒应该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但将优良传统精准地归纳为三个方面，并与人间佛教思想一并提倡，这是在他《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才首次见到的。他说：“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并对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个优良传统的现代内涵以及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继承，给予了精辟的解释和回答。
　　他对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的强调，也说明了他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是对他“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这一真理论断的生动诠释，也构成了他与印顺法师的尊重中国佛教、但完全以印度佛教为本位来构建人间佛教的显著差异。
　　3、赵朴初人间佛教的目标––建设人间净土
　　赵朴初把净化世间与引导社会向上提升、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以此来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他说：
　　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应是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强调：“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赵朴初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是非常明了的。
　　四、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寺院的恢复
　　赵朴初曾说“对于一个宗教来说，最重要的外缘当然是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佛教必须要契理对机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佛教生存的政策环境是人间佛教要面对的最大的机。文革后，针对文革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恶果，赵朴初充分利用各种参政议政的有利条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多次就有关宗教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性问题发表的见解和意见，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事务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国家的宗教工作贡献了重要力量。他指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说明了他维护宗教界的利益是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推进的，做到了维护宗教界利益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
　　“文革”后期，赵朴初就致函周总理、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人，要求开放急需的佛教活动场所。他多次亲赴全国各地实地考察和多次向中央及地方党政领导反映情况，直接推动了全国一大批寺院的恢复。他这么做，不是为了佛教界的一已之私，而是从国家利益的全局来着眼的。赵朴初千方百计推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佛教寺院归还佛教界，为新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使人间佛教思想的落实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二）论证和强调“佛教是文化”
　　针对部分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观念，1979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所，反复对“佛教是文化”进行论述和强调。他还专门撰写文章，列举多种历史事实，充分论证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的积极影响和重大作用、说明佛教文化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是文化”的有力论断与强调，为消除一部分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错误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文革之后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发扬、为人间佛教思想倡导和实践，找到了正当和合法的理论依据。“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是赵朴初在文革后的一段特殊时期对中国佛教和人间佛教重大的理论贡献。
　　（三）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
　　1、高度重视佛教人才培养
　　人才是一切事业之本。对中国佛教界人才缺乏的状况，赵朴初有深刻认识，并特别强调：“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在中央的支持下，经过赵朴初与同人们的努力运筹，1956年一所以现代方式培养僧才的佛教学府——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至文革开始而停办，共培养四百余名爱国爱教、具有相当佛学水平的汉藏僧伽人材。“文革”后，正是这批人才中的幸存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中国佛教事业恢复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文革”后，在赵朴初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恢复办学。他从1980年12月起直至去世，一直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高度重视学院的各项建设，还特别聘请日本、韩国等国际国内著名大德为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从恢复以来，中国佛学院已有十五届本科学僧和十届研究生共五百余人毕业。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各地一大批地方佛教院校相继开办或恢复，现今全国初具规模的初、中级佛教院校达三十多所。他积极推动藏传佛教地区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开办佛学院。改革开放后，他促成多位僧人、居士先后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学深造，有多位获博士学位并回国工作。
　　赵朴初于1986年和1992年两次主持召开了佛教院校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办学经验，研究推动佛教教育事业发展和佛教人才培养的办法和措施。先后提出了全国佛教院校“建立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的规划、“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的方针、“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办学宗旨。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大声疾呼：“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在他的高度重视下，佛教人才培养的工作得以大力推进。现在，全国各大寺院和各级佛教协会主持工作的许多法师，大多是在他关怀下毕业于以中国佛学院为主的众多佛教院校。
　　2、发展佛教文化事业
　　赵朴初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同人协同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月刊，积极组织流通与翻译佛教经典、整理佛教史料和开展佛教学术研究。文革后，在他的推动下，创办了一系列的佛教文化机构、刊物，举行一系列的佛教学术研讨会、座谈会、讲演会等等，佛教文化学术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通过他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进入了繁荣时期，佛教期刊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佛教文化学术相关的各种活动、展览、会议接连不断，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纷纷创办佛学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建立电子数据库、开设佛教网站，佛教学术研究和弘法工作取得飞速的发展。
　　3、推动五项建设，全面促进佛教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的佛教事业由恢复走向了快速发展，赵朴初审时度势，在第六届全国佛代会上，系统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工作成就和基本经验，提出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佛教四众素质的方针和一系列具体要求、步骤。他把佛教自身建设归纳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五个方面，指出：“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是当今中国佛教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健康发展的里程碑。此后，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佛教协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办法和规定，保证了佛教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知恩报恩，回馈社会
　　作为居士，赵朴初始终不渝地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在抗日救亡中，他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直到晚年体弱多病时，仍亲自为遭受地震和洪水灾害的地区筹集救灾资金。他用个人获得的庭野和平奖金等个人资金，向国内外灾区和相关文化慈善项目捐出了大笔善款。
　　在以赵朴初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佛教协会，长期以来也本着佛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号召全国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如为修复长城、保护大熊猫，为希望工程、植树造林、保护环境、扶残济困等踊跃捐款捐物；为张北地震、西藏那曲雪灾、青海雪灾、云南丽江地震等捐助善款，举办书画赈灾义卖筹款赈济江南水灾，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迁建寺院。并鼓励寺院开办义诊、养老、扶贫、助学等慈善设施或机构。每次大的灾难来临时，他领导下的中国佛教协会总是紧急行动，并发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佛教徒及海外佛教界人士捐钱捐物，一起投入救灾工作。他逝世后，这一传统在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每年都有大量的钱物捐向救济或社会公益福利事业。
　　（五）友好往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在开展佛教友好交往方面，1952年赵朴初亲自打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的大型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积极扩大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层面。此后，与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佛教界的往来十分频繁。在他的带领下，恢复与发展了同东南亚国家佛教界中断多年的友好往来。同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不丹、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亚洲许多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都有着密切的友好交往。赵朴初和他领导下的中国佛教协会还积极参加国际宗教组织的工作，出席国际性的宗教首脑会议和佛教学术会议。如“世佛联”、“世宗和”和“亚宗和”等等。赵朴初还积极开辟和发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友好往来络绎不绝。
　　赵朴初与中国佛教协会及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同有关地区和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佛教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对发展地区和国家之间人民的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赵朴初倡导的人间佛教，不但内涵丰富和独具特色，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实干家，把人间佛教思想放到中国大陆佛教的指导地位，并积极实践与弘扬，成果丰硕，与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欣欣向荣的人间佛教事业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人间佛教事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作者简介：正澄，1973年6月生，四川省成都市人，2006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现为中国佛学院教师，发表有《昙鸾改宗净土法门之原因探究》、《昙鸾〈往生论注〉研究》、《道绰〈安乐集〉研究》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