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

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
　　王荣国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的“宋境”一词有“时间＋空间”的含义，意即“刘宋的境内”，并非孙述圻所说是泛指五到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的辖地。菩提达摩的于刘宋明帝至顺帝年间取海路来华，抵达“宋境南越”，“菩提达摩是否谒永宁寺”是确定《续僧传》与《伽蓝记》所载的“菩提达摩”是否为同一人的重要逻辑环节，胡适没有作这一环节的“求证”。考古资料揭示，道宣对永宁寺的记载有失实；文献考证表明，道宣撰《续高僧传》时，依据《洛阳伽蓝记》一书，但删去菩提达摩谒永宁寺一事，证明了二书所载的“菩提达摩”同为一人。菩提达摩大致于神龟元年(518)至永安三年(530)之间谒永宁寺。
　　关键词：菩提达摩 来华事迹 永宁寺
　　学界通常认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与道宣的《续高僧传》(简称《续僧传》)是记载菩提达摩生平可靠的史籍。对比二书的记载，主要不同为：(1)国籍。《伽蓝记》作“波斯国”，《续僧传》作“南天竺”；(2)何时从何地入境。《伽蓝记》只字不提，《续僧传》称：“初达宋境南越”；(3)是否到过永宁寺。《伽蓝记》说，菩提达摩到过永宁寺，《续僧传》只字不提。本文试就菩提达摩何时从何地入境，是否到过永宁寺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菩提达摩何时从何地入境
　　有关菩提达摩来华年代与入境地点，胡适先生根据《续高僧传》本传中的“初达宋境南越”一语判断，提出菩提达摩“刘宋来广州”说，孙述圻先生对此提出责难。笔者针对胡、孙二者的观点讨论如下。
　　1、菩提达摩来华的年代
　　孙述圻先生在《菩提达摩与梁武帝》一文中援引胡适的《书(菩提达摩考)后》说： “我假定菩提达摩剑中国时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四七九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接着指出，“‘宋境南越’完全不是刚来表示时间的。”“道官所说的‘宋境’，也同样是一种泛指。……‘宋’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第一个王朝，而且几个王朝相继更迭频仍，因此作者道宣在初唐时期举‘宋’以统称五至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宋境”一词有“时间 空间”的含义。道宣在《续僧传》中除了使用“宋境”一词外，还使用“魏境”、“梁境”、“齐境”，其中使用“宋境”1处，“梁境”2处，“魏境”3处，“齐境”3处。现引述如下：
　　《昙鸾传》载：北魏的昙鸾(476～542年)往江南拜访陶弘景，“既达梁朝，时大通中(527—528年)也。……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远意。……因即辞还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引文中的“魏境”是指与梁朝对峙的北魏境内。
　　《法超传》载：“(梁)武帝又以律部繁广临事难究，听览余隙遍寻戒检，附世结文，撰为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仪》。以少许之词网罗众部，通下梁境并依详用。”引文中的“梁境”即指梁朝境内。
　　《僧达传》载：北齐地论学派的僧达“曾游梁境，志公遇而告曰：‘达禅师是大福德人也。’……”引文中的“梁境”同样是指梁朝境内。
　　《那连提黎耶舍传》载：“那连提黎耶舍(490～589年)……值突厥乱，西路不通，反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余里。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556年)，届于京邺，……。”引文中的“齐境”是指北齐境内。
　　其它几则意思与上述相同，此不赘述。显然都是“时间 空间”的含义，指“梁朝的境内”、“北魏的境内”、“北齐的境内”，同样“宋境南越”中的“宋境”明确指“刘宋的境内”，并非如孙述圻所说道官以“永”来“统称五至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
　　我赞同胡适关丁“菩提达摩刘宋时来华”以及将其米华的时间限定在刘宋末的看法，但不同意胡适将菩提达磨来华的具体年代定在“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我认为将菩提达摩来华年代确定在刘宋明帝至顺帝这一时段比较合适。
　　2、菩提达摩来华登陆地点位于何处
　　孙述圻先生说：“道宣所说的‘南越’是沿用旧名的泛指。……举‘宋境南越’以泛指中国南方地区。”诚然，历史上有后代袭用前代旧地名的习惯。“南越”原为族称，汉高祖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一词又有国名的含义。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南越”一词就成了地理空间的概念。广义上指广苂及其接壤的桂、湘、赣、闽部分之地；狭义上指“广东”乃至南越国都城所在地的“广州”。据记载：晋武帝时设置“平越中郎将，……治广州，主护南越。”这里的“南越”属广义。在《续僧传》中，除了“宋境南越”外，使用“南越”一词尚有3处。《僧乔传》载：“(慧)济番禺人，末还岭表，德被南越。”《慧越传》载：“释慧越，岭南人，住罗浮山中，聚众业禅，有闻南越。……化行五岭，声流二楚。”这里的“南越”均属狭义，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之地。而《拘那罗陀传》所使用的“南越”一词则是“闽越”之误。刘宋时仅广州港是对外港口，菩提达摩取海路抵达“南越”只能从广州登岸。此外，史籍中没有找到“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的证据。孙述圻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的说法属主观臆想!唐代“南越”一词指“广州南海”。；在此道宣所谓“宋境南越”中的“南越”是指“广州南海”。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广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武德四年(621)，讨平萧铣，置广州总管府，管广、东衡、洭、南绥、冈五州……。其广州领南海、增城、清远、政宾、宝安五县。六年，又置高、循二总管，隶广州。七年，改总管为大都督。九年，废南康都督，以端、封、宋、涯、泷、建、齐、成、扶、议、勤十一州隶广府。其年，又省勤州。贞观改中都督府，省威、齐、宋、涯四州，仍以废涯州之浈阳、洽涯二县来属。改东衡为韶州，仍以南康州及崖州都督，并隶广州。二年，省循州都督，以循、潮二州隶广府。八年，改建州为药州、南绥州为浈州、南挟州为窦州。十二年，改南康州。十三年，省浈州，以四会、化蒙、怀集、洊安四县来属。省冈州，以义宁、新会二县并属广州。其年，又以义宁、新会二县立冈州。今督广、韶、端、康、封、冈、新、药、泷、窦、义、雷、循、潮十四州。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天宝元年(742)，改为南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广州。……隋分番禺置南海县。显然，唐高祖武德四年置“广州总管府”，不久改“广州大都督府”，贞观中改“广州中都督府”，广州一直为其隶属之州。南海县自隋朝从番禺县分置后直至唐高宗末年都隶属广州。《续僧传》所载截止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因此所谓“广州南海”是指广州下辖的南海县。据此，道宣所谓“宋境南越”，指的是广州中都督府所辖下广州南海县(由番禺县分置)之地。南朝的“州”为地方一级政区实体，以广州统摄郡县。刘宋时“广州”下辖有南海郡，南海郡下辖有侨禺县。菩提达摩来华的登陆之地其政区应属“广州南海郡番禺县”(位于今广州市)。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的“宋境”一词有“时间＋空间”的含义，意即“刘宋的境内”，并非孙述圻所说是泛指五到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的辖地。菩提达摩的于刘宋明帝至顺帝年间取海路来华，抵达“宋境南越”，“菩提达摩是否谒永宁寺”是确定《续僧传》与《伽蓝记》所载的“菩提达摩”是否为同一人的重要逻辑环节，胡适没有作这一环节的“求证”。考古资料揭示，道宣对永宁寺的记载有失实；文献考证表明，道宣撰《续高僧传》时，依据《洛阳伽蓝记》一书，但删去菩提达摩谒永宁寺一事，证明了二书所载的“菩提达摩”同为一人。菩提达摩大致于神龟元年(518)至永安三年(530)之间谒永宁寺。
　　关键词：菩提达摩 来华事迹 永宁寺
　　学界通常认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与道宣的《续高僧传》(简称《续僧传》)是记载菩提达摩生平可靠的史籍。对比二书的记载，主要不同为：(1)国籍。《伽蓝记》作“波斯国”，《续僧传》作“南天竺”；(2)何时从何地入境。《伽蓝记》只字不提，《续僧传》称：“初达宋境南越”；(3)是否到过永宁寺。《伽蓝记》说，菩提达摩到过永宁寺，《续僧传》只字不提。本文试就菩提达摩何时从何地入境，是否到过永宁寺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菩提达摩何时从何地入境
　　有关菩提达摩来华年代与入境地点，胡适先生根据《续高僧传》本传中的“初达宋境南越”一语判断，提出菩提达摩“刘宋来广州”说，孙述圻先生对此提出责难。笔者针对胡、孙二者的观点讨论如下。
　　1、菩提达摩来华的年代
　　孙述圻先生在《菩提达摩与梁武帝》一文中援引胡适的《书(菩提达摩考)后》说： “我假定菩提达摩剑中国时在刘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达摩来时至迟不得在四七九以后，我的根据只是道宣僧传中‘初达宋境南越’一语”，接着指出，“‘宋境南越’完全不是刚来表示时间的。”“道官所说的‘宋境’，也同样是一种泛指。……‘宋’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第一个王朝，而且几个王朝相继更迭频仍，因此作者道宣在初唐时期举‘宋’以统称五至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宋境”一词有“时间 空间”的含义。道宣在《续僧传》中除了使用“宋境”一词外，还使用“魏境”、“梁境”、“齐境”，其中使用“宋境”1处，“梁境”2处，“魏境”3处，“齐境”3处。现引述如下：
　　《昙鸾传》载：北魏的昙鸾(476～542年)往江南拜访陶弘景，“既达梁朝，时大通中(527—528年)也。……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远意。……因即辞还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引文中的“魏境”是指与梁朝对峙的北魏境内。
　　《法超传》载：“(梁)武帝又以律部繁广临事难究，听览余隙遍寻戒检，附世结文，撰为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仪》。以少许之词网罗众部，通下梁境并依详用。”引文中的“梁境”即指梁朝境内。
　　《僧达传》载：北齐地论学派的僧达“曾游梁境，志公遇而告曰：‘达禅师是大福德人也。’……”引文中的“梁境”同样是指梁朝境内。
　　《那连提黎耶舍传》载：“那连提黎耶舍(490～589年)……值突厥乱，西路不通，反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余里。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556年)，届于京邺，……。”引文中的“齐境”是指北齐境内。
　　其它几则意思与上述相同，此不赘述。显然都是“时间 空间”的含义，指“梁朝的境内”、“北魏的境内”、“北齐的境内”，同样“宋境南越”中的“宋境”明确指“刘宋的境内”，并非如孙述圻所说道官以“永”来“统称五至六世纪的中国南方政权”。
　　我赞同胡适关丁“菩提达摩刘宋时来华”以及将其米华的时间限定在刘宋末的看法，但不同意胡适将菩提达磨来华的具体年代定在“470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我认为将菩提达摩来华年代确定在刘宋明帝至顺帝这一时段比较合适。
　　2、菩提达摩来华登陆地点位于何处
　　孙述圻先生说：“道宣所说的‘南越’是沿用旧名的泛指。……举‘宋境南越’以泛指中国南方地区。”诚然，历史上有后代袭用前代旧地名的习惯。“南越”原为族称，汉高祖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一词又有国名的含义。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南越”一词就成了地理空间的概念。广义上指广苂及其接壤的桂、湘、赣、闽部分之地；狭义上指“广东”乃至南越国都城所在地的“广州”。据记载：晋武帝时设置“平越中郎将，……治广州，主护南越。”这里的“南越”属广义。在《续僧传》中，除了“宋境南越”外，使用“南越”一词尚有3处。《僧乔传》载：“(慧)济番禺人，末还岭表，德被南越。”《慧越传》载：“释慧越，岭南人，住罗浮山中，聚众业禅，有闻南越。……化行五岭，声流二楚。”这里的“南越”均属狭义，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之地。而《拘那罗陀传》所使用的“南越”一词则是“闽越”之误。刘宋时仅广州港是对外港口，菩提达摩取海路抵达“南越”只能从广州登岸。此外，史籍中没有找到“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的证据。孙述圻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的说法属主观臆想!唐代“南越”一词指“广州南海”。；在此道宣所谓“宋境南越”中的“南越”是指“广州南海”。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广州中都督府，隋南海郡。武德四年(621)，讨平萧铣，置广州总管府，管广、东衡、洭、南绥、冈五州……。其广州领南海、增城、清远、政宾、宝安五县。六年，又置高、循二总管，隶广州。七年，改总管为大都督。九年，废南康都督，以端、封、宋、涯、泷、建、齐、成、扶、议、勤十一州隶广府。其年，又省勤州。贞观改中都督府，省威、齐、宋、涯四州，仍以废涯州之浈阳、洽涯二县来属。改东衡为韶州，仍以南康州及崖州都督，并隶广州。二年，省循州都督，以循、潮二州隶广府。八年，改建州为药州、南绥州为浈州、南挟州为窦州。十二年，改南康州。十三年，省浈州，以四会、化蒙、怀集、洊安四县来属。省冈州，以义宁、新会二县并属广州。其年，又以义宁、新会二县立冈州。今督广、韶、端、康、封、冈、新、药、泷、窦、义、雷、循、潮十四州。永徽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天宝元年(742)，改为南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广州。……隋分番禺置南海县。显然，唐高祖武德四年置“广州总管府”，不久改“广州大都督府”，贞观中改“广州中都督府”，广州一直为其隶属之州。南海县自隋朝从番禺县分置后直至唐高宗末年都隶属广州。《续僧传》所载截止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因此所谓“广州南海”是指广州下辖的南海县。据此，道宣所谓“宋境南越”，指的是广州中都督府所辖下广州南海县(由番禺县分置)之地。南朝的“州”为地方一级政区实体，以广州统摄郡县。刘宋时“广州”下辖有南海郡，南海郡下辖有侨禺县。菩提达摩来华的登陆之地其政区应属“广州南海郡番禺县”(位于今广州市)。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二、道宣删去菩提达摩拜谒永宁寺的记载
　　《续僧传》本传记载菩提达摩抵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但对他到洛阳谒永宁寺一事只字不提。《僧可传》则说：
　　“释僧可，……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磨游化嵩洛……。达磨灭化洛滨……”。“嵩洛”是“嵩山”与“洛水”；“洛滨”是“洛水”之滨。当时北魏都城位丁洛水下游北岸。引文表明，菩提达摩(磨)可能到过洛阳，但道宣不明言菩提达摩到过都城洛阳与永宁寺。
　　道宣在《菩提流支传》之末附见“杨街之”中写道：“期城郡守杨街之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故其序略云：……至如晋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图嵩洛，京寺出余千数，皆帝王士庶笃信经营，名僧异瑞纷纶间起。今采摘祥异者，具以注之……”。说明道宣对杨街之及其《伽蓝记》相当熟悉。而《菩提流支传》有如下文字：
　　菩提流支，……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下勒引劳，供拟殷华，处之永宁大寺……。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阍阖门南御道之东。中有九层浮图，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余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出地千尺。去台百里已遥见之。初营基日掘至黄泉，获金像三十二躯。太后以为嘉瑞，奉信法之征也。是以饰制瓌奇，穷世华美。刹表置金宝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盘一十一重，铁锁角张，盘及锁上皆有金铎，如一石瓮。九级诸角皆悬大铎，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间，六窓三户，皆朱漆扉扇，垂诸金铃，层有五千四百枚，复施金铎铺首。佛事精妙，殚土木之工。绣柱金铺，惊骇心目。高风永夜，铃铎和鸣，铿锵之音闻十余里。北有正殿，形拟太极。中诸像设，金玉绣作，工巧绮丽，冠绝当世。僧房周接，千有余间，台观星罗，参差间出，雕饰朱紫，绩以丹青，栝栢桢松，异草丛集。院墙周毛巾[匝]，皆施椽瓦。正南三门楼开三道三重，去地二百余尺，状若天门，赫奕华丽。夹门列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玉，庄严焕烂。东西两门例皆如此。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渌水，京师行旅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乃诏中书舍人常景制寺碑。……寺既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图。视宫中如掌内，下临云雨，上天清朗。以见宫内事，故禁人不听登之。自西夏东华游历诸国者皆日：‘如此塔庙，阎浮所无。’孝昌二年，大风拨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堕，入地丈余。复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为天所震。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来救。于斯时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级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烬投火而死。其焰相续，经余三月，入地刹柱乃至周年犹有烟气。”引文的内容多大与传主菩提流支无关，却为解开《续僧传》所载的“菩提达摩”与永宁寺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兹引《伽蓝记》“永宁寺”条有关记载：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千[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缫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缫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牕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缫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疎(拂)簷；藂竹香草，布护阶墀。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口青缫，口赫丽华。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奔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街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椎[稚]将羽林一千捄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成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对比可知，道宣的记载是以《伽蓝记》“永宁寺”条的记载为底本损益成的，删去《伽蓝记》中永宁寺周围建筑物，尔朱荣“总士马”、北海王元颢“聚兵”、尔朱兆“囚帝”于永宁寺以及常景的两句碑文、杨衒之登塔的记载等外，其主要不同之处是：(1)有关永宁寺的位置。《伽蓝记》作“在宫前间阖门南一里御道西”，《续僧传》作“在宫前间阖门南御道之东”。考古勘查，永宁寺遗址在北魏宫城南门基址曲南约一公里处，《伽蓝记》的记载与此基本吻合，说明《续僧传》的记载有误；(2)关于蹈火殉难者。《伽蓝记》中作“有二比丘赴火而死”，《续僧传》则改为“有二道人不忍焚烬投火而死”；(3)有关永宁寺塔的高度。《伽蓝记》作“举高九十丈”。按北魏前期每尺折合今27．9公分计算，“九十丈”则为250余米。就技术水平而言，当时不可能建造那么高的建筑。据《水经注》记载：“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白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就是说，塔的高度从地表至承露盘高49丈，折合为136．71米，比较合理。杨街之登过塔，其记载显然属于文学夸张。《续僧传》则作“举高九十余丈”，太离谱；(4)赞叹永宁寺与塔之壮丽者。《伽蓝记》作“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续僧传》则作“自西夏东华游历诸国者”，不提具体人名。
　　以上分析可知，《续僧传》中有关永寺的记载失实。而且《伽蓝记》作“菩提达摩……自云：‘年一百五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续僧传》则作“白两夏东华游历诸国者皆口：‘如此塔庙，阎浮所无。”’对比二者不难发现，后者是从前者删改而成的，而前者中“菩提达摩”与“自云：‘年一百五十……”’之类文字被抹掉。在《菩提达摩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传》中只字不提他拜谒永宁寺，却有“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字句。据此可知，道宣撰《续僧传》时依据《伽蓝记》一书，但删去菩提达摩拜谒永宁寺一事。说明两书所载的“菩提达摩”为同一人。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中承认两书“有一点相同，就是说达摩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最不同的一点是《伽蓝记》说他是波斯国胡人，而此传(按：《续僧传》)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然而，他没有通过论证，竟然将两部时间相距110余年的史籍所载的菩提达摩视为同一个人，并推断《续僧传》所载的“菩提达摩”也“在洛阳瞻礼永宁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菩提达摩拜谒永宁寺的年代
　　胡适先生在《书(菩提达摩考)后》中说：菩提达摩“当520年左右还在洛阳瞻礼永宁寺”，亦即“正光年间(520)左右”。这是以僧副师从“达摩禅师”、南游和卒年的记载推算的。孙述圻先生提出僧副师从的“达摩禅师”并非菩提达摩的观点。杜继文、魏道儒两先生持相似的看法。笔者赞同其说。胡适在《菩提达摩考》中认为，“达摩在洛阳当在此寺的全盛时，当西历516至526年”。即寺建成的熙平元年(516)至孝昌二年(526)刹上宝瓶为大风吹落之前。笔者认为，熙平元年是永宁寺创建的时间而非建成时间。据《魏书》记载，“(神龟)二年(519)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在灵太后登塔前，崔光所上的谏止表文说：
　　“永宁(指‘塔’)累级，阁道回隘，以柔懦之宝体，乘至峻之重峭，万一差跌，千悔何追?《礼》，将祭宗庙，必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然后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虽容像未建，已为神明之宅。方加雕缋，饰丽丹青，人心所祗，锐观滋甚，登者既众，异怀若面。纵一人之身恒尽诚洁，岂左右臣妄各竭虔仰?”可见，神龟二年秋，永宁寺塔尚未完全竣工，“方加雕缋，饰丽丹青”，“容像未建”(欲供于塔内的佛像未塑好)，但在八月前已有人登塔。由此可知，塔基本建好应在神龟二年上半年。《伽蓝记》称太后登临时，塔“装饰毕功”的记载有误!胡适将“熙平元年”视为寺塔建好的年代是缺乏根据的。笔者认为，胡适将塔刹上的“宝瓶”被人风吹落视为永宁寺衰落的标志也是欠妥当的!因为据《伽蓝记》记载：“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新瓶。”塔没有受到人的破坏。
　　在胡适看来，建义元年(528)尔朱荣驻兵，次年(529)北海王元颢又驻兵，使永宁寺更加衰落。这种看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伽蓝记》确有“尔朱荣总士马丁此寺”、元颢“在此寺聚兵”的记载。笔者认为，“总士马于此寺”与“在此寺聚兵”只是表达上为避免雷同，意即尔朱荣、元颢设“指挥部”于寺内。《伽蓝记》又有“尔朱兆；囚庄帝于永宁寺门楼上”的记载。说明在寺外有重兵设防，否则不敢将庄帝囚在寺门楼上。这也说明大批兵马是在永宁寺外的城中按军事上的布署驻扎。尔朱兆入洛阳“纵兵大掠”的对象是士庶。《伽蓝记》“瑶光寺”条记载：“时有秀容胡骑数十，入寺淫秽”，因为此寺女尼多为名门之女。其后洛刚流行“洛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讥讪之语也说明了这一点。《伽蓝记》与其他史籍中没有其他尼寺受到此种骚扰的记载，也无永宁寺和其他寺院遭破坏的记载。
　　庄帝被虏到三级寺，缢死之前还礼佛。尔朱荣为庄帝所杀，其妻与侄尔朱世隆至北邙山冯王寺为尔朱荣追荐冥福。其后，尔朱世隆又将洛阳城内宦官刘腾之宅舍为“建中寺”为尔朱荣“追福”。笔者认为，从尔朱荣入洛阳城至高欢尽灭尔朱氏为止，虽然时有战事，亦有大杀朝士之举，但对佛教基本没有冲击。在《伽蓝记》中可见到在局势较缓和之时，洛阳仍有佛教活动。如舍宅为寺、到寺院游观等。永熙元年，平阳王元修即帝位后，在平等寺创建五级宝塔。完工之日，率百官作“万僧会”。这说明尔朱荣之乱与元颢篡位引发的战争没有对洛阳佛教造成人的破坏，“僧才”没有流散。对于永宁寺来说，尔朱荣、元颢分别占用2个月，尔朱兆囚庄帝也仅占用2个月。永宁寺仅部分房子与地被占用，僧人在寺内的日常活动似不会受人的影响。据《伽蓝记》记载：庄帝为尔朱兆生擒，缢死于晋阳三级寺。洛阳宫内百日无主，京师由尔朱世隆镇守，“商旅四通，盗贼不作。”这说明在局势平稳的情况下外来流动人口(包括僧人)还是可以进入洛阳城的。因此在永宁寺内设立“指挥部”与囚庄帝王寺门楼上都不足以说明永宁寺的衰落。据《菩提流支传》记载可知，菩提流支于永宁寺建成后入住寺内，至永熙三年(534年)塔遭雷火毁后才离开。足见此前其译经班子仍在永宁寺内。使永宁寺衰落的真正原因是塔遭雷击起火而焚毁。考古发掘证实永宁寺毁于火。
　　前引《伽蓝记》称：“明帝与太后共登之(指‘塔’)。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街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歌咏赞叹，实是神功。白云：‘……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依上下文判断，菩提达摩谒永宁寺的时间有两种可能性：既可能与胡太后登塔筹不多同时，也可能与杨衒之登塔差不多同时。杨衒之一生两次到洛阳：第一次是“永安中年”(即永安二年，529年)；第二次是东魏定武五年(547)，此时永宁寺塔已毁。杨衒之登塔应在前一次。据《伽蓝记》“景林寺”条载：“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题云：曲茨之碑。……永安中年，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苗曲字误。……街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据《魏书》载：“(永安)二年秋七月，……庚午，(庄帝)车驾入居华林园，升大夏门，大赦天下。”显然，庄帝在华林园骑马射箭并召百官读碑是在永安二年七月庚午日之后的事。杨衒之与胡孝世登永宁寺塔应在其后。菩提达摩谒永宁寺时间的下限也当在此前后。
　　笔者认为，菩提达摩到永宁寺的时间应定在神龟元年(518)至永安二年(530)之间。这期间，尔朱荣、元颢等的兵乱只是短暂的，局势平稳时，佛徒仍可照常活动；“宝瓶”只是塔刹顶端的构件，这期间即使朱重新安上，塔的外观仍然巍峨壮丽，仍能“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仍能引来菩提达摩“此寺精丽，阎浮所无”的赞叹!
　　总之，菩提达摩人大致于南朝刘宋明帝至顺帝年间取海路来华，其抵达地点即《续僧传》所载的“宋境南越”，确切说，是指刘宋时广州南海郡番禺县(在唐代属广州南海县，位于今广州市)。菩提达摩登岸后，先在南朝境内活动，后往北魏，而且确实到都城洛阳并拜谒永宁寺，其时间大致在神龟元年(518)至永安二年(53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