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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相关研究情况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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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寺相关研究情况


  一、重要文献
  1.1420年,沙哈鲁使团到中国考察后,波斯帖木儿王朝画师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后来在他的《 哈鲁遣使中国记 》中,对张掖大佛寺作了较详细的记述“甘州城中有一大寺,广长者有五百公尺。中有一卧佛,身长五十步,足长九步,足上周围有二十五公尺。像后头上,置有其他偶像,各高一公尺上下不等。杂有喇嘛像,高与人身同。诸像制作甚佳,与生人无异。壁上亦置有其他偶像。此大卧像一手置头下,一手抚腿。像上傅金,人名之曰释迦牟尼佛。居民结群赴此寺中礼拜此像。”(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2.清顺治十四年(1657)杨春茂撰《 重刊甘镇志?祠祀 》“宝觉寺”条中对张掖大佛寺有简要介绍,并全录明宣宗皇帝《 敕赐宝觉寺碑记 》。
  3.清乾隆四十三年(1779)钟赓起撰《 甘州府志 》之“坛庙”中,对“宏仁寺”有简要介绍,“古迹”条中,对“十字寺”有简要介绍,该志书中多涉及张掖大佛寺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另外“艺文”中录万历二十二年(1594)《 重修弘仁寺碑记 》记述重修事宜。
  4.张掖大佛寺出土的明正统六年《 兴建金塔殿碑记 》、乾隆十二年(1747)《 重修卧佛殿碑记 》、成化十三年(1477)至雍正九年(1731)8块重修卧佛塑像牌铭,对大佛寺历史均有较具体的记述。(见吴正科《 大佛寺史探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5.民国三十八年(1949)白册候、余炳元纂《 新修张掖县志 》之《 地理志 》和《 教育志 》中,对张掖大佛寺当时状况作了详细描述,并对宋少帝赵显、元顺帝与大佛寺的关系进行了考证。
  6.1980年《 社会科学战线 》刊登民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的文章——《 河西考古杂记 》 。《 杂记 》中简要介绍了弘仁寺(张掖大佛寺)现状,其中提到的佟延年题字,《 河西镇守东山张公重修弘仁寺碑记 》 、土塔楹联题字“塔创于西夏”等资料十分珍贵。
  7.甘肃省张掖农垦公司周定国著《 丝路古城金张掖 》(1992年6月,甘肃省内部图书)中有《 张掖古刹大佛寺 》一文,对张掖大佛寺作了详细介绍,尤其对民国时期大佛寺建筑,个别文物的记述较为宝贵。由于资料来源不够,作者对大佛寺名称演变的阐述有误。
  8.2004年,张掖市甘州区政协编辑的《甘州文史资料》(总第9辑)刊登了师万林先生的《张掖大佛寺藏经建国后首次清理及保护情况纪实》和《张掖大佛寺卧佛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遭遇记》两篇文章。师万林先生长期在大佛寺工作并担任过馆长职务,他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著文,填补了张掖大佛寺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的重要空缺。
  9、《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二十三卷《文物》中,对大佛寺原有古建筑、新迁入古建筑及馆藏珍贵文物均有详细介绍。
  二、资料介绍
  1、《甘泉》1981年长1期(由原张掖地区文联编)中刊登了师万林文章《张掖大佛寺》,对大佛寺的历史、建筑和文物作了全面介绍。
  2、国家文物局1992年编辑的《中华名匾》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刊登了师万林《张掖名匾——大佛寺“无上正觉”匾》一文,对张掖大佛寺及大佛殿前檐一层明间悬挂的乾隆二十四年雕匾作了详细地介绍。
  3、1993年11月21日《中国文物报》的《待定国保录》专栏中刊登了施爱民文章《丝路名胜大佛寺》,对大佛寺历史、现存古建筑及附属文物、馆藏珍贵文物、相关历史名人简介。
  4、《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出版,1995年)中“迦叶如来寺”条对张掖大佛寺有概括介绍,但对名称演变的记述有误。
  5、《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附录》中刊登张仲元《张掖大佛寺的藏经》一文,对张掖大佛寺现存的佛教文献种类、时代、质地、工艺和部分经目作了简要说明,对大佛寺所藏佛经印版情况也有介绍。
  6、《张掖文史资料》第五辑(1996年10月)刊登了王秉德、叶桐村《张掖大佛寺明代佛曲》一文,主要内容摘自《文物》1987年第四期(见后)。该辑另刊登吴正科《张掖大佛寺四大遗案》一文,简述民国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佛寺不为人知的文物损坏、遗失问题。
  7、《丝绸之路》1996年第3期刊登吴正科《张掖大佛寺历史沿革缀述》一文,阐述了自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创建卧佛寺以来张掖大佛寺发展变化的历程,由于资料受限,之中多有失误。
  8、1997年5月7日《甘肃日报》的《甘肃文物精华》专栏中刊登了施爱民文章《金银粉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对大佛寺遗存的这部国宝级文物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其历史背景,各社会评价也作了简单说明。
  1998年3月25日《甘肃日报》的《甘肃文物精华》专栏中刊登了施爱民文章《元代玉雕纹纽》对大佛寺金塔殿地宫中出土的元代玉雕作了简单介绍。
  1998年11月18日《甘肃日报》的《甘肃文物精华》专栏中刊登了施爱民文章《漆绘描金人物铜镜》,对大佛寺卧佛腹内出土的明代装脏宝贝——描金人物铜镜作了简单介绍。
  1998年12月9日《甘肃日报》的《甘肃文物精华》专栏中刊登了施爱民文章《重建卧佛记事牌》,对大佛寺卧佛腹内出土的明代铜牌作了简单介绍。
  9.《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7年)、《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3年)两本书的“张掖”专题中,刊登了师万林对张掖大佛寺历史、建筑和文物介绍。
  10.甘肃省文史研究馆主办《文史与鉴赏》1998年第二期刊登王晓东《张掖大佛寺藏经概述》一文,对张掖大佛寺现存主要佛经的种类、数量、大概内容作了概括介绍。
  11.《丝绸之路》1999年第6期刊登了田瞳的文章《张掖和〈西游记〉》,以散文形式,介绍了与《西游记》有关的张掖大佛寺壁画和张掖地名,文章说:唐玄弉西天取经的故事早在河西已流传,后来经吴承恩收集整理,所以大佛寺《西游记》壁画某些情节与吴著不尽相符。
  12.《丝绸之路》2000年第2期刊登了田瞳的文章《古刹名寺睡大佛》,对张掖大佛寺的历史、建筑、文物和历史人物故事作了全面介绍。
  13.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陈作义著《河陇文化觅踪》(甘肃北辰印务公司印,内部书籍,2001年)中,有一篇《迷人的张掖卧佛寺》,其中介绍了张掖大佛寺的历史、文物和历史人物故事等情况。
  14.《丝绸之路》2003年三月号刊登了董彦文《佛教文化的荟萃地——张掖大佛寺》一文,文章对张掖大佛寺《永乐北藏》、镇寺之宝——金书《大般若经》、明代五大部金经、明代姑苏坊刻本佛经、明永乐佛曲、明清佛经雕版、唐代《妙法莲华经》以及大佛寺出土的佛教文物进行了系统介绍,文章并配有花平宁、赵广田拍摄的相关文物彩色照片10幅。
  15.张掖市甘州区文联主办的《黑河水》期刊,自2003年创刊号至第4期连续刊登了张少华、郑琨撰《张掖大佛寺》,全面地阐述了大佛寺的历史、建筑、文物和传说等。
  16.张志纯、何成才主编的《甘肃史话丛书?金张掖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04年)中,刊登吴正科《北凉国师昙无谶》、《丝路名刹大佛寺》2篇文章,介绍了张掖大佛寺历史、文物及相关历史人物,但宋恭帝“先至武威白塔寺”之说有误。
  17.张尉主编的《新见古玉真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刊登了孙宏武《莲鹭纹玉纽》、《莲鹅纹玉纽》、《蟠螭灵芝纹玉纽》3篇,并附有彩色照片。详细介绍了大佛寺金塔殿地宫出土的珍贵玉器的历史背景、造型、工艺和艺术价值。
  三、研究动态
  1.陶保廉于1897年夏西行经张掖,他在《辛卯侍行纪》中说:张掖“城内西南隅有宏仁寺,俗名卧佛,创于西夏永安元年,明永乐年赐名‘宝觉寺’,横九间,纵七间。大佛偃卧,佛首占屋一间,志称康熙十七年赐名‘宏仁’,按明通政使穆来辅有《重修宏仁寺碑》记,赐名之说,僧人妄说,修志者妄听之耳。”陶氏对大佛寺旧有名称首次提出质疑。
  2.1956年,文化部文物研究所刘观民先生至张掖大佛寺考察时,见到本寺所藏《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目录》,他将此事向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及文物研究所所长郑振铎汇报后,郑振铎嘱咐他整理发表,但刘先生因故未能再来,至1987年,刘观民通过甘肃省博物馆同志给张掖博物馆馆长师万林先生写信,要求合作整理。师万林先生对《佛曲》目录进行了详细整理,并拍照。1987年《文物》杂志第10期刊登了《张掖大佛寺明永乐佛曲》一文,包括刘观民撰《佛曲遇见记》,师万林整理的《张掖大佛寺明永乐佛曲目录》、刘观民记录师万林校核的《张掖大佛寺明永乐佛曲所见南北曲名辑录》第三部分,另附师万林拍摄的照片6张,首次对该《佛曲》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认定该《佛曲》共收元曲曲牌344种,其中北曲222首,南曲122首,特别是北曲中有汉字标音的蒙语曲名15个,并认为该《佛曲》对研究古曲流传演变历史是极其可贵的。这是对大佛寺《佛曲》的首次整理和研究。
  3.徐伯安先生著《中国塔林漫步》(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1989年)“宏仁寺金刚宝座塔”条中,对张掖大佛寺土塔(原名弥陀千佛塔)作了简要描述,并认为:这种九塔簇立的喇嘛教佛塔,在国内仅此一例。
  4.《敦粕学辑刊》1991年第二期刊登了兰州大学尹清亮、杜斗城二位先生《张掖大佛寺有关问题考述》一文,文章分大佛寺概况、大佛寺缘起、祗园演法、西方圣境、涅槃佛像、十八罗汉等六个部分。对大佛寺的历史、名称、砖雕、塑像参照相关史料、佛经仪轨和国内同类题材进行了系统阐述,该文开启了学术界对大佛寺研究的先河。
  5.《张掖史话》(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刊登有巩子孝、方步和的文章《大佛寺与忽必烈》对忽必烈出生于张掖大佛寺的传说结合史料作了一些推测,认为忽必烈出生于张掖是有可能的。该书另有李积厚文章《赵显千古留遗案》,对宋恭帝做亡国奴后到张掖大佛寺当和尚之事作了深入的阐述,是《新修张掖县志》观点的发展。
  6.1994年5月26日,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来张掖大佛寺考察。关于大佛殿修建年代问题,他说乾隆十二年的石碑记得很清楚。他对金书《大般若经》经予高度评价,随即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宿白认为大佛寺所所藏《佛曲》很可能是孤本,《北藏》目录也可能是孤本,金书《大般若经》更应该是孤本。并对完整的经柜、佛经雕版均给予较高评价。临别题词:“张掖市博物馆所藏明《北藏》原经柜,全套保存完好,又藏正统金银书《大般若经》五百五十八卷俱是稀世之珍,八百余之康熙年经板亦极罕见,殊值珍重。宿白”(详细记述见吴正科著《大佛寺史探》附录,甘肃人民出版,2004年。)
  7.《丝绸之路》2000年学术专辑上刊登了孙宏武文章《张掖卧佛是否世界之最》,对国内大佛像作了概括描述,得出结论:张掖大佛寺卧佛并非世界最大的佛像。
  8.方步和主编的《张掖史略》(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02年),自西夏史以后的“甘州宗教”中多有探讨张掖大佛寺及张掖佛教史的内容,但因资料所限错误较多。
  9.2003年4月《丝绸之路?文论》总第七期刊登了王康《藏传佛教与张掖大佛寺》一文,文章以大量资料说明,在张掖大佛寺的后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很大。藏传佛教在大佛寺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见证了西北地区民族与宗教融合的历史,正是这种融合才形成了张掖大佛寺的多元佛教文化特色。
  10.《陇右文博》2004年第2期刊登了王康《张掖大佛寺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一文,文章对大佛寺金塔殿地宫出土的波斯银币及其历史背景作了详细阐述,并认为以钱币入舍利石函做供奉宝物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同时断定张掖大佛寺早在唐代就有寺院建置。
  11.《敦煌研究》2004年第六期上刊登了甘肃省文物局博物馆处董彦文《河西名刹大佛寺》一文,文章对大佛寺塑像、壁画内容做了更深层次的论证,并对大佛寺在封建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同时,对该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12.吴正科《大佛寺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对大佛寺自晋至清的创建、昌盛及衰落历程展开了深入探讨。对大佛寺古代僧职设置、行政建置、宗派演变、历史人物及事件等方面也作了研究,并纠正了地方志书和学术界有关大佛寺名称、时代、人物等若干问题的失误,尤其结合出土文物及相关史料断定“西夏时发掘出的古涅槃佛像应属北凉遗物,与昙无谶到此弘法并形成涅槃宗有关”。
  13.敦煌研究院李正宇2004年在《大佛寺史探?序》中说:“张掖历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交往的要冲之地,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造就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佛像先于佛教早从张掖一带传到了中国,张掖大佛寺历史同样悠久,受到历代皇室的重视,成为全国鲜受此宠赐的寺院之一。张掖大佛寺的创建、昌盛及衰落,与张掖的繁荣、落寞基本同步,大佛寺历史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折射出张掖历史的投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某些轨迹,为研究中国佛教史及中国佛教文化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14.2004年南京《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刊登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吴葱、吴晓冬、阴帅可、唐栩的论文《张掖大佛寺大佛殿的空间图式和大木特征》,对大佛寺历史背景及沿革、空间图式和法式特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比较研究,认为大佛殿之建与涅槃宗有关;空间图式受喇嘛教影响很大,属于藏式传统——“都纲法式”以密宗的曼荼罗图式为原型而设计;其建筑结构有着独特鲜明的地方特色,展示了甘青地区较为成熟的传统建筑工艺体系。这是道次对大佛寺建筑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文章。本文作者于2000年7—8月份参与了大佛寺古建筑测绘工作。
  15.2004年12月17日《中国文物报》刊登了孙宏武《美哉,张掖卧佛》一文,文章详细描述了敦煌研究院吴健先生如何在大佛殿内分部拍摄、最后用电脑图像技术合成一幅无视线阻挡的大卧佛像的方法,巧妙使用现代技术手段解决了难见大佛真容的问题,这是避免阻挡拍摄卧佛全景的首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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