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上海宗教

漫话上海宗教
　　盂 庆
　　面对卷帙浩繁的宗教典籍和资料，犹如置身源远流长的宗教博览馆。我且在“上海宗教”驻足逗留，对某些人和事作一番审视。前人已有很多论述，夫复何言?!可又想宗教多品性，是说不尽的话题，不必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顾虑。遂将零星的思考记下来，敷衍成文。
　　一
　　最早传人上海的宗教，当数佛教。传说龙华寺建于三国赤乌五年，距今1757年；静安寺建于赤乌十年，距今1752年。但这两个时间都是“传说”。1700多年前的上海龙华地区还未成陆，如果设想有志于振兴江南佛教的康僧会到建业(今南京)后旋即南下，乘一叶小舟辗转来到这片水乡泽国，在沼泽芦荡边搭个小茅篷弘传佛种，也不是没有可能。静安寺的前身为沪渎重玄寺，在沪淞江边，迁至现址重建，已是宋代的事了。这沪渎和重玄寺的确切地点在何处，尚无定论。那时的吴淞江口在青浦境内，现在的青龙寺、青龙塔，是当年繁荣的遗迹和见证。距今是1200多年的唐代。大唐盛世，泽被渔村，它是上海最早的佛教寺塔之一。三国时吴淞江的上游，有人建小茅屋供奉一二尊佛像，后人从续佛慧命出发把它看作是静安寺的前身，连续计算就有1700多年，这也能自圆其说。总之，宗教感情与学术考证在这里有了一点矛盾，我们姑且保留着这些美丽的传说吧。退一步说，即便是从唐宋时算起，这两个寺庙也有上千年历史，虽比不上汉明帝派使臣到天竺(印度)求取佛法，白马驮经回洛阳建白马寺，至今已有1900多年之久，把1000多年的“龙华”、“静安”两寺称为“古寺”，还是名实相符的。
　　无独有偶。道教传人上海也无确切时间，据说也是三国时期。当时上海属于孙权管辖的“率土之滨”。钦赐仰殿(初名金师娘殿)相传是孙权为其母亲所建。我们看<三国演义)，那个道士于吉在民间就很有影响，小霸王孙策认为他妖言惑众，不听他母亲和张昭的劝告，硬把他杀掉了。他的弟弟接位后，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那时战乱频仍，生民涂炭，“百里无鸡鸣”，老百姓需要从宗教中找安慰，统治者也需要利用宗教安抚人心。孙权的政策比较得民心，所以后人把造庙建塔的功德记在他的名下，并且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也是合乎情理的。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统治者是主张儒佛道三教调和的，除提倡佛教外，同时也扶持道教。四百八十寺中可能也包括道教寺庙。其实，当时仅京城建康(今南京)即有五百多座寺庙。四百八十寺不过是诗人虚指而已。上海之有佛、道教寺庙，较为准确的算法应是从南朝梁代开始，主要在现今嘉定、宝山一带。只是时毁时建，记载不详。但透过苍茫的历史烟霭，佛道教在江南的盛行依稀可见。
　　比起佛教和道教来，天主教、基督教的大规模传人中国和上海，就没有那么轻松随意了。因为它们是借助于帝国主义侵略，依靠洋枪洋炮打进来的。有的传教士在这个过程中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如在帝国主义强迫中国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外国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权”这一条款，就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提出的。传教士马儒翰和郭士立不仅充当侵略军方面的译员和谈判代表，而且是<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起草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起草和订约谈判，卫三畏、丁韪良参与了<天津条约)的订立。崇尚武力征服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文攻”上还欠能力，他们要利用传教士为其侵略中国提供资料情报服务和翻译等工作。马克思称之为“基督教殖民制度”的种种行为，使中国基督教背上了出身不好的包袱。
　　按理说，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它想要传进中国来是很自然的。但在鸦片战争前它进不来。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明、清两代统治者比较保守。另一方面，那些为着掠夺财富而到中国来的冒险家，带着海盗式的野蛮和暴发户的不文明行为，“设立营寨，大造火铳”，“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对他们采取驱赶、禁止的办法是得民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殃及传教士。
　　利玛窦是一位影响很大的早期传教士。他认识到中国最重礼仪，因此尽量适应中国国情，在服饰上峨冠博带，有一段时间甚至削发着僧服，在中国人眼中俨然一位儒雅的“洋和尚”。他第一个将中国的(四书)译成外文，同时向中国介绍天文、地理、数学知识而受到朝廷的赏识。利玛窦之后，西方传教士们对于遵循还是反对利玛窦的传教方法，即要不要尊重中国礼仪，曾引发了一场“礼仪之争”，由于罗马教廷采取违反中国传教习俗的方针，康熙皇帝御批：“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最终实行禁教政策。
　　于是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一直采取利玛窦办法，而中国政府一直像对待利玛窦那样，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只能是一个假设。明代以降，依附于各国势力的传教士要进来活动，而中国统治者不让其进来，要防范、限制其活动。矛盾愈演愈烈。所以，当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传教士们兴高采烈，他们借此获得了传教特权。
　　由此可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让外国传教士进来是很自然的。雍正采取了比康熙更严厉的禁教措施。有一次他在北京对3名天主教神父说：“朕之禁绝汝教，盖有不得已之苦衷。”“今日来者日众，散往各省传教，教堂林立，徒党众多，一经人教，惟汝言是听，一旦有变，岂不危我国家。”这个封建皇帝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还是相当强的，他对基督教(天主教)借传教干涉内政、谋取特权保持高度警惕，对受洗人教的八旗高官也毫不客气地革职流放。但是闭关自守既非良策，也非久计。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涌进了上海，并依托上海辐射全国。
　　传教士们在上海办了许多以传教等为目的的事业，如办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出版事业象事业等。基督教传教士于1843年创办的墨海书馆及后来的美华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先进u；。印刷出版机构，东吴法学院是上海最早的专门培养律师的大学，西门妇孺医院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妇产科医院，镭射医院则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镭锭治疗仪。这些最早最好的学校、医院、出版印刷事业，当然不是外国人无偿的赐予，有的还是用中国的赔款购买。它们在为帝国主义侵华事业服务，传播殖民主义政治影响，削弱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等方面起了负面作用，但客观上对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造成新式的知识分子等方面，也起了正面作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负面影响与正面作用就是这么微妙而无奈地结合在一起。
　　从海洋里上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与从内陆传到上海的佛教、道教，还有元代传人上海的伊斯兰教，先后驻足上海，在上海各逞姿态；东正教、犹太教、锡克教和袄教(琐罗亚斯德教)，与来沪的外国侨民形影相随；中国民间宗教则有理教，以改邪归正的姿态来上海谋得一席之地，建了几十所称为“公所”的活动场所。在众多的宗教中最具实力的当推天主教、基督教。基督教是16世纪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教派别，它改革原先的繁琐礼仪，以其自由的思想和灵活的传教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信奉者。上海在解放初有基督教徒4．7万人，天主教14万人。今天这两个教各有信徒14万人。比较起来，基督教发展较快。而全国也从解放初的79万基督教徒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万。设想哪一天，代表着儒、释、道始祖的同时代的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与晚500多年出生的基督耶稣同时飘忽而至，三位慈眉善目、雍容矜持的老者，面对高鼻深目、长着络腮胡子的耶稣，一定会感到后生之可畏吧。基督教“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它宣扬的“福音”在今天能否成为社会主义旋律的和谐之音，取决于党和政府的引导以及基督教本身的表现。
　　二
　　近代以来上海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独特优势和地位，促成了天、基、佛、道、伊五教的共存。那是何等风云际会的年月：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官僚、敢于冒险的商贾大亨，以及雄心勃勃的各色人等，都来到上海。尽管不少人在此折戟沉沙，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来沪的外国人中，传教土成了领头羊，他们不仅有冒险精神，而且不乏献身精神。当清廷禁教的命令使天主教传教士不得不撤离，待避过风头，他们又探头探脑地进来了。不过，他们也确实是冒着杀头砍脑袋的危险来的，有几个传教士被当地官府抓住，奏报朝廷后，即被处死了。如果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和传教热忱，是不大可能有“潜入江南”或“重返江南”的勇气的。同时，因为江南毕竟天高皇帝远，有回旋的余地，而上海这个大都市，也正是他们值得冒险的首选之区。
　　罗伯济，一位风度翩翩的意大利伯爵，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受罗马教皇派遣到中国当南京教区主教，主教府就设在浦东金家巷。1846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赵方济被委任为助理主教，他的祝圣礼也在金家巷天主堂进行。那时上海的天主教徒，多数在浦东。金家巷是教徒聚居村，河道交叉，阡陌纵横，传教士们在那里活动，既离开都市的喧哗，又可借助都市便捷的交通和通讯，更是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重返江南的耶稣会传教士先到这里落脚，韩国的第一个神父金大建是从澳门来金家巷后被祝圣的，现在韩国的天主教徒经常到那里寻根访问。浦东曾出了不少天主教人物，现任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就是金家巷人。类似金家巷的辉煌，在上海郊区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曾出现。1627年，嘉定孙元化宅第曾汇集一批传教士和徐光启、李之藻等名人，讨论“天主”、“上帝”的译名问题；1843年2月耶稣会士李秀芳神父在松江张朴桥创办早期修道院，张朴桥成为上海最早的堂区之一。天主教传教士们采用先农村后城市的做法，显得谨慎小心。鸦片战争后，随着董家渡天主堂和洋泾浜天主堂(四川南路)的建造，上海天主教的重心才从浦东转移到浦西市区。
　　上海的社会环境变得有利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寄禅法师别号八指头陀，民国初第一任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当时北洋政府下令毁寺庙改设学堂，侵犯了佛教权益，寄禅亲赴北京向袁世凯政府请愿抗议。后经民国大佬熊希龄疏通，袁世凯停止了“庙产兴学”计划。之后，上海的几位大居士，人称“三之一亭”的施省之、关纲之、黄涵之和王一亭发起组织上海佛教维持会，在维护上海和全国佛教权益方面发挥了作用。上海道教也因得到社会名流支持，使之能在渐趋衰败之际而“风景这边独好”。南市城隍庙，20年代几次失火，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等发起捐资，用钢筋水泥重修大殿，并采用董事会方式承包经营，开了用现代商业形式管理寺庙的先例。后来杜月笙在浦东老家为他的杜氏宗祠举行大事铺张的庆祝活动，奔走于江西龙虎山和上海之间的张天师闻知后，专门赶去为其补做了几天道场。道教仰仗官绅和地方势力，加上商业化，既使它获得庇护和生机，又因其不注意信仰纯正，“教中无道”，而难有较大的发展。
　　近代上海成为经济中心，为宗教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天主教的传教机构归属一个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修会，许多修会在上海设立管理财务的机构“帐房”，这些帐房通过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等经营活动筹措传教经费，其中一部分用于资助内地的传教修会。基督教在上海有许多“差会”，差会在上海的经济管理机构称“司库”，起着同天主教帐房类似的作用。解放前，天主教依靠殖民势力巧取豪夺，在上海市区有几千幢房屋，设立经“经租帐房”向客户收取租金。它在郊区有一万多亩土地，教会将土地出租，收取租金或租米。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山东路福建路一举圈了大片土地，俗称“麦家圈”，待到那一带修建了道路，商业繁荣了，他把土地高价卖出，再到其他地方买进大批土地，通过房地产生意扩大经济实力。仅就外国传教士的商业眼光这一点说，显然是中国士大夫官员们所不能企及的。
　　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展“居士文化”，是上海佛教的一大特色。上海是工商业者集中的地方，有众多的大亨、阔佬，其中不少是佛教的“大护法”，有钱的建庙印经，有文化的著书立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都是虔诚的佛教居士，1916年在常德路买下100亩土地，将其中75亩土地造屋出租，所得租金用于另外25亩地觉园的建设。觉园曾建得殿宇宏伟、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如同传说中的佛祖讲经弘法的祗园一般清静雅致。简氏兄弟把它捐作居士团体佛教净业社社址。1937年，叶恭绰等“护法居士”又锦上添花，捐赠3万银元在觉园南部建成“法宝馆”，收藏佛经、佛像和法器名画，出版佛教报刊。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出资组织僧俗学人校勘排印(大藏经)．历时5年完成。这部(频伽葳)为我国第一部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1914年，罗迦陵又聘请月霞法师在她的爱俪园创办华严大学，虽然华严大学在上海时间不长，却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是中国最早创办的佛教院校，它的学员中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如慈舟、持松、常惺等。罗迦陵本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但她办的这两件有益于佛教文化的事业，还是可圈可点的。
　　清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日趋腐败。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儒释道也陷入僵化停滞状态。但上海作为一个开埠较晚的新兴都市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上海的佛教、道教适应社会大环境，不仅没有衰微，而且有所发展。
　　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基督教的大规模传人，使较多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从思想观念、组织形式、文化形态等方面受到西教、欧风影响而发生变化。反之，天主教、基督教要在上海和中国驻足传播，也必须借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经验，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仰或是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它们既互相排拒又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使得上海宗教带有海派文化的特点。而海派文化的形成，同外来宗教的传播分不开，同上海各宗教的互相吸纳分不开。
　　有两件事体现了这种融天时、地利、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特定条件下的文化氛围。一是1902年美国传教土李佳白在上海创办尚贤堂，邀请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界人士演讲，事先在报上登出公告。伊斯兰教著名人土哈德成、哈少夫，道教62代天师张元旭都曾应邀到尚贤堂演讲，宜讲各自教义。哈少夫还被聘为尚贤堂董事。李佳白到过孔府孔庙，深感中国人受孔孟之道影响之深，因此他“一手握圣经，一手持四书”，主张孔子加耶稣，实际是借孔子宣扬他的耶稣。李佳白等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们，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文化，同时又借助帝国主义势力，因此比利玛窦更多了自信和骄矜。但是他办的尚贤堂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件事是民国23年(1934年)7月，全国干旱，哀鸿遍野。国民政府行政院授意高僧高道“祈祷求雨”。为此，龙虎山63代天师张恩溥和佛教高僧太虚法师共同在上海清凉寺设坛，举行“全国祈雨消灾大会”。全国最有影响的佛道教领袖人物联袂举行全国性大法会，上海宗教的影响可见一斑。原定三日的法令，进行到第二天即天降甘霖，大雨如注。这本是巧合。但通过上海的各种传媒，给了人们一个“果然灵验”的信息。老百姓盼望这样的结果。上层宗教领袖满足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古老的法术在国际大都市走运，糅合在宗教活动中的迷信如此这般地传播开来，积淀下来，挥之不去。
　　三
　　解放后，上海宗教仍有“奋六世之余烈”的气象，在全国宗教界举足轻重。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基督教被邀参加会议的有5位代表，以止海的吴耀宗为首。1950年吴耀宗等基督教领袖到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几次同他们座谈讨论。共产党的长期教育引导，加上基督教领导人的明智选择，使基督教走上了正确轨道，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教会领袖，对中国基督教走三自爱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这贡献不仅表现在以他为首提出了三自革新宣言，而且通过他们的行动，带出了一支爱国爱教的队伍。
　　早在1948年春，吴耀宗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基督教的时代悲剧)的文章，指出基督教面对人民革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和反对的力量。震聋发聩，目的在唤起中国基督教徒在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代变化和历史进步。天主教的情况有所不同。金鲁贤主教在1995年写的一篇回顾天主教历史的演讲稿中，指出由于当时天主教领导人的不明智，把教会拖进与政府和人民对抗的绝境，使教会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天主教神职人员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政策，但由于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和外国教会的反华立场，上海天主教在少数人把持下成了和新生政权“勇敢地对抗”的顽固堡垒。这两位教会领袖讲了跨越两个时代而性质相同的“时代悲剧”，罪恶的渊薮在帝国主义势力。应运而生的三自爱国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结束了这两个“洋教”的悲剧，无异于为中国人自己办教施行了洗礼。
　　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是中国天主教工作的一个创举，50年代以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前某些“左”的政策指导下，也难免有举措失当的地方，使得一部分神父和教徒，对此耿耿于怀。有的神父说，我们直接跟政府打交道，不要爱国会这个桥梁!这话说得有点偏激。天主教神职界不是言必称“梵二会议”(即1962年至1965年在梵蒂冈召开的第二次全世界主教会议)吗?梵二会议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和措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在教会学理论上提出“天主子民”观点，强调教会内的平等，信徒要参与教会管理，实现教会生活民主化。中国教会发挥信徒参与的爱国会的作用，不仅符合中国教会的传统，。也符合“梵二会议”精神。何况爱国会是神长教友的组织，神职人员也有代表参加。当然爱国会要在新形势转变工作作风和方法，继承优良传统，摆脱目前困境。比如从知识分子中物色一些层次较高的、思想作风正的、愿意做这项工作的天主教徒来，改变爱国会后继乏人的状况。又比如动员条件较好的神职人员参加爱国会工作等等。上海能否在这方面走出自己的路子，创造出新的经验，是对天主教工作和有关领导层面的考验。
　　基督教在三自的道路上继续改革以求适应、求进步。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就是一场改革。在当时的形势下，进教堂的人大为减少，所收信徒奉献人不敷出。合并教堂，实行联合礼拜势所必然。因此当教会领导提出这个问题时，并未遇到大的阻力。当时天主教教堂和佛教、道教的寺庙也都压缩，有的合并，有的撤销。伊斯兰教1959年将19所清真寺调整为9所。而基督教将所属20个教派的208所教堂合并为23所，更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基督教实行教派联合，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历史进步性。中国教会的这一做法，连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他们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尊重爱国宗教团体提出的“坚持联合礼拜，适当照顾教派特点”的做法。这也给了管理部门相当的机动权，“坚持”是刚性的，“适当照顾”是弹性的，刚柔相济，堵疏结合，宗教工作都应作如是观。
　　近年来，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提出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主张，其宗旨是通过神学思想观念的变革，从深层次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丁光训主教倡导强化基督教的服务性、伦理性和道德性，用高品位的伦理道德净化社会。上海基督教团体响应号召，积极稳妥地做了称之为“扶正祛邪”的工作。扶正：重印出版了丁光训(怎样读圣经)一书，并多次组织神学思想研讨。祛邪：组织批判了用异端邪说宣扬“末世论”的<圣经密码)一书，最近又批判了李洪志宣扬“地球爆炸”、“世界末日”的歪理邪说。神学思想建设是“三自”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深化，任重而道远。世俗化与神圣化、现代派与福音派，在神学观点上此起彼伏又相反相成。它们应该统一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上。用世俗的话说，建设神学思想的过程便是不断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上海基督教能否抓住机遇，通过神学思想建设培养人才，通过人才培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形成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这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上海基督教至关重要。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历史航船将进入21世纪，人们担心上海宗教在人才上的王者之气黯然失色而给工作带来困难。21世纪的上海宗教取决于人才。现在社会舆论呼吁构筑上海的人才高地，在这块高地上应该站一批爱国爱教的宗教人才。社会尊教师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部门正在推进素质教育。宗教界的法师、牧师、经师、神父和主教等教职人员，可以说是专门从事“灵魂”工作的人，他们要厕身于人才高地，必须依靠自身的高素质。因此，以德育为核心，全面提高教职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是关键。抓住这个关键，深入持久地做工作，才能求得上海宗教与上海地位的相称，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