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的“取境”说

皎然的“取境”说
　　皎然对于意境美学发展史的特殊贡献是提出了“取境”说。在他之前，荀子和刘勰都谈到了“取象”问题，或关乎《礼》，或关乎《易》，与诗无关且不说，还欠周详。皎然继承了前人的“取象”说，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取境”问题。所以，他的意境理论便以“取境”为核心，亦以“取境”为特色。
　　１．取什么“境”？这是取境的前提，关乎到对于“境”的理解。皎然虽在诗论中对“境”未作解释，但却对“境”钟爱备至。因为，他童年时即入佛门，一生居住在吴兴东溪草堂，是“江东名僧”之一。所以，他开口“众妙之门”，闭口“空王之道”，尤喜谈论禅境。如他说：“境非心外，心非境中，两不相存，两不相废。”（《皎然集》卷八）心外之物非境，心中之情亦非境，那么这“境”就是“无”，就是“空”了，所以说“两不相存”；然而，禅宗又认为法身遍一切境，因而这“境”又无处不在，故说“两不相废”。这种矛盾的世界观表现在意境论中，就是：既承认心外之物是“境”，又承认心中之情是“境”；既承认象内之实境，又承认象外之虚境。皎然在《诗议》中有一段谈诗境的话就是这样：“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可见“境”非一端：既是心外之物，如景，如风，如色；又是心中之用，如心。既是象内之实境，如可睹之景，可闻之风，妙用之心，众象之色；又是象外之虚境，如不可取之景，不可见之风，无体之心，无定质之色。皎然还喜欢以“境”字入诗，据我见到的，就有十多首诗。如“苍林有灵境，杳映遥可羡”（《皎然集》卷一）。“偶来中峰宿，闲坐见真境”（《皎然集》卷二）。这是以苍林、山峰为境，境即景。“释印及秋夜，身闲境亦清”（《皎然集》卷一）。“持此心为境，应堪月夜看”（《皎然集》卷四）。这是以心为境，心即境。前者是物境，后者是心境。也有两者相合的，如“为依炉峰住，境胜增路情”。“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这是物境与心境的统一，即意境。因此，在皎然看来，“境”包括物境、心境和意境三种涵义。这与王昌龄的“三境”说是不同的。
　　２．如何“取境”？这属于美学方法论问题，它取决于意境美学观。皎然基于他的意境美学观，提出了两种具体的取境方法：一是“取象”与“取义”结合的方法。他认为，物即境，心即境，“两不相废”。那么，取境时也要兼顾到这“两”个方面，即到现实生活中“取象”，“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之“万象”，都是采取的对象；同时，还要“取义”。“义”也包括两个方面，或为客观之意，即“象下之意”，如禽、鱼、草、木等所含之意。如雎鸠鸟，《毛传》云：“挚而有别。”朱熹《诗集传》云：“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这就是雎鸠的“象下之意”；或为主观之意，即诗人心中之意。如刘勰所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文心雕龙·比兴》）由雎鸠鸟“挚而有别”之意想到后妃姒氏“幽闲贞静之德”（朱熹语），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具有象征意味的“两重意”（《诗式》）。凡类似此等之意，都是“取义”的对象。根据“假象见意”（《诗式》）的造境原则，取境时要将“取象”和“取义”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二是“苦思”与“灵感”结合的方法。这一点在王昌龄看来是“构境”，但在皎然看来却仍是“取境”。就是说，他认为，“境”有物境，有心境，所以，取境时就不仅要到现实生活中去取，也要到诗人自己的心理世界中去取。前者的取法是“取象”与“取义”相结合，后者的取法是“苦思”与“灵感”相结合。刘勰认为，苦思作文，是“伤神”、“伐性”和“驱龄”（《文心雕龙·养气》）之举，所以“无务苦虑”，“不必劳情”（《神思》），要“投笔”、“逍遥”（《养气》），以待灵感。王昌龄继承了刘氏的观点，也反对苦思，“境思不来，不可作也”。刘、王之后，此论大昌。然而，只有皎然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有人说“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这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是一种新的看法。对于灵感，他也有新的见解。认为，灵感并非“神助”，也不是守株待兔而能济事的，而是“积思”和“精思”的必然结果。这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之论，对后来李贽等人影响很大。因此，他认为，既要在“至难至险”的苦思状态中取境，又要在“意静神王”的灵感状态中取境，有时甚至要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３．关于“取境”的审美要求。皎然认为，诗歌意境的审美品位、风格和价值，都取决于“取境”。因而他对“取境”问题特别重视，对此提出了六点审美要求：一是高，即“情高”（《诗式》），情感境界要高，如“极天高峙，崒焉不群”。“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二是逸，即“气逸”，意境气势要逸，如“气腾势飞，合沓相属”，有“飞动之趣”。“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三是静，即“意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意境应如“修江耿耿，万里无波”，具有闲静之美；四是远，即“意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意境中“但见情性，不睹文字”，具有“文外之旨”；五是新，即创新。“境新耳目换，物远风烟异”（《皎然集》卷三）。要用新眼光，看新风景，再取新境。见人之所未见，为“至难”；取人之所未取，为“至险”。所以，在“至难至险”处取境，就是新。因此，他反对“偷语”、“偷意”和“偷势”，反对王昌龄所主张的到古人那里取境；六是自然，即“风流自然”。皎然谈取境，反对走极端，一切以自然为美：要苦思，“至苦而无迹”；要高，“高而不怒”；要逸，“逸而不迂”；要险，“至险而不僻”；要新，“新而不诡”。这是“偏正得其中”的总的审美要求。
　　皎然的“取境”说是独特、深刻和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