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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与佛教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9日
来源:不详   作者:夏云侠 闫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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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纲与佛教

  夏云侠 闫孟祥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石家庄 保定 071002)

  摘 要:李纲早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学佛,因有浓厚兴趣,常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在贬谪沙阳期间,对佛教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之后,他更广泛的接触佛教,传播、运用佛教思想,成为颇有影响的佛教人物。他信仰佛教,但倡导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治世思想,因而在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关键词:李纲;佛学;三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15-05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宋代政治家、军事家。因其一生政治、军事功绩突出,对他的研究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涉及佛教的不多。事实上,李纲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三教会通思想,在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本文即对其与佛教的关系予以梳理,敬请专家指正。

  一、早期学佛

  李纲最初接触佛学的时间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从他回忆的史料中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初涉佛学的时间和背景。据载:“徽宗建中靖国辛巳(101),公年十九岁,正月七日韩国夫人(李纲之母)忧……。公庐毗陵锡山茔次,书释氏《妙法莲花经》7卷置椁中,手植松柏数十万。”川又,在邵才为李纲所写的祭词中也有类似记载:“公未尝及冠,尝居母丧。寝苫枕块,庐处墓旁。……鸡鸣而起,始终佛事。东方则明,左图右史。退食之余,周旋山间。手植松桧,百万成行。……鸡之复鸣,佛事如故。率履有常,不改其度。供佛之初,公必宴坐。戒定慧光,照耀其所。至今里人,语或感泣。如公之孝,世岂易及?”两段材料记载的都是李纲为母守孝期间的情形,此时的李纲19岁,他“抄经”、“供佛”、“宴坐”、“始终佛事”。这些行为举止,一方面是诠释其孝心,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为母祈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纲在青年时期已开始学习佛教,其虔诚之心表露无遗。这种虔诚之心在日后李纲不断深入研习佛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纲父亲好佛,常与禅师探讨佛法,“(李纲)父夔,官龙图阁待制,初为松溪尉,与大中寺庆余禅师往还,穷心佛法。”〔2〕李纲常跟随父亲聆听佛法,耳濡目染,受益于心,且时常受到禅师的关照,多有点拨。据李纲回忆:“崇宁间,余侍先公太师守官京师。时佛印清禅师住相国之智海,道价特高,学者云集。先公暇日多造其室,余亦侍行,辱知照甚厚。”李纲父亲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其探讨佛学的,多是一些有道高僧,这些都为李纲早期学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李纲自述,他这段时间对佛学倾心追求,并长久不衰。他后来在《松架》一诗中写到:“羁旅随缘即道场,采松结架障斜阳。摧残自带青青色,森爽犹传细细香。佛氏鲜将华作界,骚人爱把药为房。吾游法藏酬初志,宜得苍官助阴凉。”“吾游法藏酬初志”,他学习藏典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也不是为附庸风雅,而是为满足多年的志向。根据李纲的历史,他的志向显然是在青少年时期已经生成。. 可以归结说,李纲最初接触佛学是间接地受家人或周围环境的影响,并逐渐对佛学产生兴趣。而在以后的历程中,他就沿着这种兴趣不断深入下去。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李纲都不会忘记参悟佛法,因为有追求的志向,这些点滴之功促使他在学佛过程中不断进步。

  二、深入学习佛法

  李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此后,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政事中,竭诚为朝廷效劳。同时,闲余之际,则会研习藏典。其《与许振叔显谟书》云:“某顿首振叔知府显谟,尊兄专人来,特辱教赐,殊荷眷意。窃审郡事多暇,为况甚休,尤慰瞻歧。比日暑溽,伏惟台候万福,某待罪贬所托庇。如昨征商之余日,得观阅藏教,留心空门,以洗三十八年之非。此外颇亦翻经史,弄笔砚,聊以自慰。”

  “宣和元年,京师大水,纲上书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尤。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李纲上书言事,获罪于朝廷,被贬沙阳。从人仕角度而言,这时期是李纲仕途上的一个低俗;从研习佛教角度而言,这期间却又是他得以集中精力专心学佛的一个时期。

  沙阳期间,李纲过得是一种近乎于禅居的生活,他在《寓轩记》中就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生活,“梁溪居士(即李纲)既谪沙阳,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于兴国佛宫……而宫之西有轩焉,前此以为过客之馆,芜废不治。因命工以葺之,……名之曰‘寓轩’。……自其大者观之,则方寸之中,包容六合,无有远迩,随念现前。大地山河,视以一眼,华藏世界,包以一心。则虽仕宦而等于游戏可也,虽罪谪而随寓安之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轩,虽寓也,亦有非寓者存焉。尝试晨起而坐于轩上,取佛菩萨语而观之;否则,取经史百家之言而参订之;否则,焚香默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否则,宾客游从,咏歌笑语,以极一时之乐。如幻人言,如呼声响,佛菩萨之言,亦寓也;如糟粕,如筌蹄,经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心性本空,非亦何有?极一时之乐,而生灭相续,乐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看得出来,在这段生活期间,李纲不仅学习佛法,还常常以“经史百家之言”加以比较参证。

  《自哂》歌更写出了他时时安心在禅境中的状况:“自哂何为者,南游亦偶然。未登离垢地,端有散花天。遇境聊为戏,安心不离禅。幽怀谁与共,深炷一炉烟。”

  自己参悟佛法之余,李纲还经常与一些禅僧或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交往、探讨。丹霞宗本禅师即是其中的一位,“师(丹霞宗本禅师)邵武农家子,初不知书,大观庚寅中游山间,遇异僧,示以出家时节因缘,切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释之书,作偈颂,道未然,事多验。”“宣和初,余以左史论事,谪官沙阳,殿撰罗公(罗畸)方里居,相从甚厚,称道师不容口,因寄书以偈颂相往来。”川在罗畸的介绍下,李纲结识了丹霞禅师,且时常有书信往来,现摘录一首李纲写给丹霞禅师的禅偈:“倾盖相逢亦有缘,那堪心契更同年!六根清净三生现,一点通时万法全。莲社子能知旧侣,香山吾亦学癯仙。丹霞妙悟思良觌,干偈澜翻看涌泉。”诗中流露出李纲觅到知音后的感慨之情,同时在李纲看来,宗本禅师对佛学的理解相当精妙,虽然只是一首偈颂,文字背后却蕴含着精深宏大的思想。

  当时,陈璀也是对佛学颇有造诣的人物,李纲亦与切磋佛法。李纲在《与了翁书》说:“沙阳去乡里不远,而溪山之胜,鱼稻之饶,为七闽最,……惟是平日笃信释氏,因循倥偬,尝恨未能遍读其书。……然华藏广博,初心乍游,浩无涯涣,譬犹泛海,不观斗杓,岂能了知所适之方而到彼岸。窃闻吾丈留心藏教有日矣,以巨眼而阅灵文,必有所深契者。”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李纲显然在向陈珑请教读佛书的次第、关要。

  经过研习,李纲的佛学大进,这在其所作诗文及与人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出。

  据记:“五月十六日夜,梦中得两句云‘淮信曹溪一滴水,流归法海作全潮。’既觉,因足成一绝:‘本来佛法无多子,正觉菩提弹指超。谁信曹溪一滴水,流归法海作全潮’。”¨从这句诗里,看得出他已经领会到佛法不在各种言说上,从实心发真智,“弹指”可达,所谓“一悟即至佛地”。一滴水,也是法性外现,从法性而言,一滴水与全潮是等同的,此诗中采用了典型的禅语,透过此诗,我们可以窥见李纲的佛学水平。

  因为他对佛法有相当悟解,所以他以自己的人生作“游戏神通”,即菩萨之行。其《梁溪真赞》云:“是为梁溪,了无差别。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观其前,肤腴色悦。从是以往,苍颜华发。本来面目,不生不灭。游戏仕途,天付之拙。顺天而行,一无敢设。独知其天,宁有他诀。万里清风,一轮明月。有来问者,默然无说。”它以仕途为“游戏”,顺天而行,利乐人间。

  宣和七年(1125)三月,李纲被授予太常少卿一职,结束了长达6年的谪旅生活。这年冬天,金军兵分两路大举攻宋,关键时刻李纲请命抗金,并取得了“东京保卫战”的胜利。然而,此后李纲在政治上仍然沉沉浮浮,漂泊难定。尽己之力,随机利世,并弘传佛法,成为这一时期李纲的基本人生方向。

  经过不断学习,李纲的佛学造诣在周围的人群中已颇具名气。平时,李纲的朋友中有在佛学方面遇到困惑或是希望得到某些指点,都会向他请教。在《与秦相公书》中,李纲向其建议:“惟内典深谈实相,自可归依,《华严》、《法华》、《楞严》、《圆觉》、《维摩》诸书,皆精微奥博,助发信心,愿乘暇一观,必有所契。今人谓佛书退藏排遣之具,是大不然。建立一切,发广大心,必先了此,乃能济物。公方涵养,终当为苍生起,敢以是为请。”这里,李纲向秦介绍一些佛学经书,向其传授了学佛的基本路径,同时他还以开悟者的身份澄清了一个世人对佛学的错误认知,即:佛学并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消遣工具,也不是隐居出世的借口,在他看来,即使是胸怀天下,有大抱负之人“必先了此(指佛学),方能济物”。李纲的《文集》还记载了邓成彦向李纲问佛教修行的问题,李纲回答:“风寒暑湿起众疾,痛楚展转劳吟呻。医工对治巧用药,分别佐使甘酸辛。须知病者谁受病,其中必有不病人。于斯荐取自调伏,沉病消散如埃尘。本来面目只一体,安用更分精与神(来诗有精之又精,神之又神之语)。欲识其中不病者,即是毗卢清净身。”这些都反映了李纲的佛学在当事人心中的地位。

  绍兴十五年(1145),李纲“仓卒感疾,即薨于楞严精舍。”141时年58岁。楞严精舍是李纲学佛的地方,他在这里离开人世,也为他一生学佛划上了完整的句号。

  三、李纲的“三教思想”

  随着佛教的传人和道教的发展,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的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直到宋代,三教的问题始终未真正解决。李纲的佛教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三教作统一求道的思想对待,强调三教相通。他说:“儒佛初无二道,学者当以心契之也。”二是论治国之道归本于儒。他说:“治之(天下国家)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释之教存而勿论,以助教化,以通逍遥。且设法以禁其徒之太滥者,宫室之太过者,斯可矣。”

  这两点在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提及三教,往往是度量彼此地位的高低。所谓“南北之朝,释道相争;唐宋之时,儒佛相角。”佛教较早提出三教互通的说法:“周武天和四年(569),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门道安作二教论二十篇,以儒道九流为外教,释氏为内教。意谓上古朴素坟典之诰未弘,淳风日浇丘索之文乃著,苞纶七典统括九流,咸为治国之谋,并是修身之具。”啖代以后,三教互补,“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逐渐流行。白居易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白乐天外以儒教修其身,内以佛教理其性,中以道教延其寿。斯人深得之故,不堕于一隅之见,亦千载一人也。”闽李纲强调三教相通,直接继承了这种思想,而又有所发展。

  李纲对三教互通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李纲有三教融汇于一体之中的倾向。前引李纲说:“儒佛初无二道,学者当以心契之也。”所谓“道”,指道体,即一切事物的本体。儒、佛都以道体为归本,因而“初无二道”。就儒家而言,“太极本无极也”,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的外现,一切事物的生灭,即本体生生,所谓“生生为易”。因而,世人应顺生生之理而行。此理非人为,故称天理,顺理而行,即顺天而行。从佛教而言,世间现象都是本来面目外现,是众生共有的因缘,就因缘使大家平安祥和的生活,是佛教的人生方向。李纲把两者汇归一体,所谓:“本来面目,不生不灭。游戏仕途,天付之拙。顺天而行,一无敢设。”佛教、儒家都立基于本体之上,那么,两者的区别就只是形式问题了。他的这种观点发展了历史上的三教互补思想,也为三教的深度沟通,进一步开辟了途路。

  二是李纲提出的“归本于儒”,明确强调了儒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他在解释这种说法时说:“七政之所加,五赋之所养,中于天下者,为中国而儒者之道,治天下之常道也。礼君臣,正上下,纲纪法度之所布,号令赏刑之所施,进君子而退小人。使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所以为太平治之至者,未有不由此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由周公而上上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为臣,故其说明。而后世有为之主,慨然有志于斯者,未有不即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李纲在这里所说的强调了传统和治理国家的道理。

  中国佛教的特点在于悟道出世,而对于社会的治理,相对少些。太虚法师就曾说:“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从佛教中阐释治国等的道理,宋代还远非其时,而中国习俗以儒为人生、治世的根据,所以包括佛教在内,几乎无不同意以儒治世。汾阳善昭《三教歌》说:“夫子有真知,五常是要规。百王不能易,千载洽昌时。老子有丹诀,人间近可师。去华能守实,此外更无知。我佛有真眼,照尽世间疑。三千大干界,一念能总知。三教鼎三足,无令缺一物。”因而,李纲倡导“治世归本于儒”,合于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态度,同样是三教互通思想的发展。

  对李纲发展三教互通思想,清人彭际清给予极高评价:“白昔言三教者,其莫善于大珠(大珠慧海,唐代中后期禅师)乎!或问三教异同?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在人不在教之同异也。达此义者,其宋之李伯纪(李纲),明之赵大洲(赵贞吉,四川内江人,号大洲,嘉靖十一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乎。南北之朝,释道相争;唐宋之时,儒佛相角。总由不知性真常中本无同异,寻枝摘叶安有了期!”彭际清的评价,强调了李纲三教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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