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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之时三慧旷法师略考[1]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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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陈之时三慧旷法师略考[1]
  徐文明
  同名是中国佛教史上常见的现象,梁陈之时,在南方出现了三位名为慧旷的法师,因而多有误其为一人者,不可不辨。
  三位慧旷之中,一为智顗(538-597)之师,一为真谛(499-569)之徒,一为陈朝大僧都,都是当时名僧,其时地亦有交叉,后世产生误会亦无足怪。三人之中,最为有名的为摄山慧旷(534-613)。据《续高僧传》卷十本传:
  释慧旷,俗姓曹氏,谯国人也,其后别派,今为襄阳人焉。祖亮宗,梁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父蔼,直阁将军。旷秀气标于弱岁,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宝光寺澄法师,祗勤仪训,肃奉帷筵;发明幽旨,颇超群辈。后辞朋帝渚,问道王圻;居律行寺,听彭城讲。玄关斯辟,大义已通。将事随方,转相弘教。乃与宗、恺、准、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唯识》等论,《金鼓》、《光明》等经。俄而真谛涅槃,法朋雕徙。乃共同学僧宗俱栖匡岫,分时敷说,法化弥隆。州宰鄱阳、长沙二王,俱敦师资之敬。后于湘、郢二州,累载弘道。虽亲觉久忘,而地恩待报,以陈至德元年言旋旧邑,即隋开皇之三年也。于遍学道场,传经引化。旷既律行严精,义门综博,道俗具瞻,纲维是奇,统掌八载,摄是乌回。后又奉勅移居兴国,寺任攸委。丝纶再降,香苏屡锡。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沔,闻风伫德,亲奉归戒;炀帝纂历当符,尊贤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辇毂。道次江阳,辞疾不见。蒙勅丹阳栖霞山寺,以事治养。又素协性松筠,辅神泉石,赏狎既并,缠痾用弭。于栖霞法堂,更敷《大论》。新闻旧学,各谈胜解。且归善禅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余迹,禅师慧晓之遗风,镜潭月树之奇,云阁山堂之妙,曾事游处,遂有终焉之志。后携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赏高蹈之域。其有怀真慕义者,复萃于斯矣。以大业九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寺房,春秋八十。顶暖淹时,手屈二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树碑纪德,常州沙门法宣为文。[2]
  摄山慧旷常被误认为智者之师慧旷律师,如宋昙照《智者大师别传注》卷1:
  诣惠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
  南山续传第十义解篇云,释惠旷,姓曹氏,谯国人也。十二出家,事江陵宝光寺澄法师,律行精明。值真帝(谛)王(三)藏,学《摄大乘》.《唯识》等论。[3]
  其实二者不可能为一人。摄山慧旷为襄阳人,十二岁即梁大同十一年(545)时拜江陵宝光寺澄法师为师。澄法师事迹不明,他既然住止宝光寺,就有可能是法聪(468-559)的门人,因为宝光寺乃湘东王萧绎为法聪所建[4]。慧旷晚年回到襄阳,其所住持的遍学寺亦应属于法聪一系。据《续高僧传》卷十六《隋襄州景空寺释慧意传》附智晓传:
  (岑阇黎)与同众沙门智晓交顾,招集禅徒,自行化裕,供给定学。自知终日,急唤拔禅师(《法苑珠林》卷十八作“汰禅师”)付嘱讫,上佛殿礼辞,遍寺众僧,咸乞欢喜。于禅居寺大斋将散,谓岑曰:“往兜率天听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来。”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识神往遍学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师(《法苑珠林》作“汰禅师”)床前,其明如昼。云:“晓欲远逝,故来相别,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门外,别讫,来入房中踞床,忽然还暗。呼弟子问,云:“闻师与人语声,取火通照,三门并闭。”方悟晓之神力,出入无间。即遣往问,果云已逝。岑后七日无何坐终。其二体骨,全成无缝。[5]
  岑阇黎是一神异禅僧,与智晓为友,并相期坐化。此传中讲到了几个相期坐化的故事,如法永与全律师,岑阇黎与智晓,昊禅师与纯禅师等。他们都是住在襄阳伞盖山一带的景空寺、禅居寺等地,此二处都是法聪创立的,遍学寺距禅居寺十里,为智晓门人汰禅师所住持,亦应属于法聪一系。慧意卒于开皇初年,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开皇年间,恰是慧旷在遍学寺和大兴国寺之时。可见慧旷与之关系密切,都属于法聪一系。
  值得注意的是,慧旷临终“顶暖淹时,手屈二指”,这与法聪“形柔顶暖,手屈二指,异香不歇”完全一致,可见前后相承,宗风不迁。
  慧旷后来离开江陵,来到建康。其离开的具体时间不详,从情理上讲,有可能与梁承圣三年(554)末渚宫蒙难有关。到建康后,他住在律行寺,又到彭城寺问道。其时彭城寺最有名的大德为宝琼(504-584),慧旷很可能从他学法。后来他大概在天嘉四年(563)初又与僧宗、慧愷、法准、韵等一起前来岭南,从真谛学法。太建元年(569)正月,真谛迁化,他又与同学僧宗、法准等来到庐山,在此说法弘道。据《陈书》卷五宣帝纪,太建元年(569)时,始兴王陈叔陵任江州刺史,四年(572)正月,长沙王陈叔坚继任,七年(575)冬十月,鄱阳王陈伯山接任,十一年(579)六月豫章王陈叔英代任。既然慧旷受到长沙王和鄱阳王的礼敬,则他在庐山至少住止到太建七年十月以后。其后,他又到湘、郢二州,弘道累年。长沙王叔坚曾于太建七年十月以后任郢州刺史、湘州刺史,这也可能是他后来到此二州弘法的原因之一。
  至德元年即隋开皇三年(583),他以答地恩的名义回到家乡襄阳。在遍学道场住持八载,后又奉勅住大兴国寺。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密传,隋文帝因幼时为同州般若尼寺神尼智仙所养,故登基后发愿报恩,“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因改般若为其一焉。”[6]秦王俊任襄州总管时,曾奉为戒师。秦王以开皇六年(586)任山南道行台尚书令,伐陈时兼任行军元帅,辖三十总管,陈平后任扬州总管。后来炀帝继位,大业元年(605)巡幸江都,下诏令慧旷到扬州见驾。到江阳时,他辞疾不见,奉勅住丹阳栖霞寺,后又住锡慧晓禅师住过的栖玄寺。他在晚年常讲《大智度论》,学者如云。以大业九年灭度。
  表面看来,摄山慧旷与智者有很多相互联系之处,二人生缘相邻,皆属荆州,都在江陵长大,又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离开这里。二人都在江州庐山居止过,也都两度在金陵弘法,同样住持过栖霞寺。二人都到过湘州、郢州。二人都与秦孝王和炀帝有因缘,都在晚年受炀帝征招。慧旷长智者四岁,出家又早,其为智者之师是很自然的。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二人虽然有如此之多的联系,但也可能终生未曾谋面。慧旷在江陵出家,当时智者年幼,且生长俗家,未必有缘与智者结识。渚宫沦陷,智者展转到硖州、湘州,从王琳北上,又拜慧思为师;慧旷则东向建康。智者于光大元年(567)南向金陵,慧旷则早已到岭南从学真谛了。二人虽然都在庐山住止,但智者到达庐山时,慧旷早已回到故乡襄阳了。二人都受杨广崇奉,不过前后有异,等慧旷晚年来到金陵,住持栖霞时,智者却早已物故了。
  智者之师慧旷律师并非摄山慧旷。据《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卷一:
  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后诣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历涉二旬,三部究竟。进修方等忏,心净行勤,胜相现前。见道场广博,妙饰庄严,而诸经像纵横纷杂,身在高座,足蹑绳床;口诵《法华》,手正经像。是后心神融净,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世萠动而常乐禅悦,怏怏江东,无足可问。[7]
  这位慧旷律师师承宗系、生缘住地都不明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居住在长沙北边,因为智者是由法绪携带从长沙北度来见他的。还有一点,他不仅精通律学,还兼通方等经论,对于义学亦有所擅。智者后来在大贤山诵《法华》三经,肯定是由于受到慧旷的指点,如此慧旷对《法华》一系的义理亦很有研究。
  大贤山位置不明,昙照称其在衡州,又谓“光州即今衡州也”[8],这表明他所说的衡州为北齐所置的北衡州。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智者尚在江南,不可能跑到江北的光州诵经。
  智者太平二年(557)二十岁时从慧旷律师受具足戒,精通律藏,但他对禅学很有兴趣,而江东弘重义门,对于禅法深识者少,慧旷律师对此也不精通。他心中郁郁。其时王琳从湘州移居郢州,智者亦从之北上。陈天嘉元年(560)。二月,王琳兵败,智者亦过江到光州,从学慧思。据《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思师造金字《大品经》竟,自开玄义,命令代讲。是以智方日月,辩类悬河,卷舒称会,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观智,用以谘审,余悉自裁。思师手持如意临席,赞曰:“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慧旷律师亦来会坐。思谓曰:“老僧尝听贤子法耳。”答云:“禅师所生,非旷之子。”又曰:“思亦无功,《法华》力耳。”[9]
  智者深受慧思器重,令其代讲《大品经玄义》,其时慧旷律师亦来会坐,两位老师相互谦让,都称智者是对方的门生。这表明慧旷律师可能一直与智者在一起,智者在光州不仅从慧思习禅,亦从慧旷听习经律。
  这位慧旷律师显然不是摄山慧旷。当慧旷律师指导智者学习律法和方等经论时,摄山慧旷正在建康求学于彭城宝琼门下。当慧旷律师带领智者来到江北光州从学于慧思时,摄山慧旷则与僧宗、慧愷、法准等远赴岭南,从学于真谛。
  慧旷律师对智者的影响以及对后来天台教法成立的贡献向来被人忽略。慧旷既精通律学,亦擅长方等经论。智者于大贤山诵三经,并行方等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于日后智者的义学取向和天台教法的形成都有影响。众所周知,天台忏仪是天台教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等忏法为其主要忏法之一。然而方等忏法的渊源,学者意见有别,潘桂明指出:
  考察智顗的方等三昧忏法,其源也出自慧思。道宣《慧思传》记慧思临终前告其弟子说:“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相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慧思所谓的“方等忏悔”,即指方等三昧之忏法,意为于修行方等三昧时,诚意忏悔六根之罪障。在遵式《方等三昧行法序》中,也有“南岳师躬行七载”之语。
  由慧思发端、智顗继承并发展的方等三昧和方等忏法,后来构成天台宗忏法系统的重要部分。[10]
  这一说法值得探讨,智者在见到慧思之前,就已经开始修习方等忏法,说其源于慧思实是勉强。虽然慧思可能确实有这方面的说法,但为其晚年所述。至于遵式之说,不可为据,因为后世天台宗人只知有慧思,对于慧旷的作用基本上根本不提。
  智者的方等忏法,应当始自慧旷律师。《别传》里说得很清楚,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智者北面事之,其诵经、修忏都是由于受到慧旷的指点,慧旷为其早期最重要的老师(法绪主要为其剃度师)。此外,忏仪与戒律密切相关,潘桂明曾指出“《四分律》曾提出忏悔的基本仪式”,后来唐义净律师亦对“忏悔”一词进行过解说。[11]作为一名律师,慧旷理当对忏法有深入的研究。至于慧思亦提到方等忏悔,同样有可能是由于受到慧旷的影响,因为慧旷与智者共同北游,在光州期间,慧旷与慧思同样会相互切磋和学习。
  应该说,智者的忏法主要来自于慧旷律师,此忏法也是其从慧旷所受律学的组成部分。同时,重视忏法是梁陈之际的南方佛教的宗风,“大量忏悔文开始涌现,表明忏法和忏仪已经走向成熟。”[12]智者创立天台忏法,一是来自慧旷的指教,二是继承吸收了南朝各家的忏法,在此基础之上综合创新,并将忏法与天台止观法门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忏法体系,“使忏法的制定进入了开创性的阶段”。[13]
  慧旷不仅成就了智者的律学,对于其义学亦有很大影响。张风雷指出:
  在师从慧旷律师学习的期间,智顗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他除了精研律藏外,对佛教的经、论二藏也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智顗在后来创立天台宗的过程中,能够对佛教的全部经典学说进行分析整理,作出教相判释,与他年轻时即对佛教三藏之学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实有重大的关系。
  ……智者在大贤山期间对“法华三部经”的潜心研究,为他后来的创宗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4]
  智顗无论是研习三藏,还是大贤山诵经习忏,都是在慧旷律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慧旷律师亦应成为天台宗的先驱之一,对于创宗亦有所贡献,于此不应忽视。
  与此二位慧旷同时,还有一位慧旷。据《别传》:
  四事供养,礼遇殷勤。立禅众于灵耀,开释论于太极。又讲《仁王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陈主亲筵听法。僧正慧[口*恒]、僧都慧旷、长干慧辩,皆奉勅激扬。难似冬氷,峨峨共结;解犹夏日,赫赫能消。天子欣然,百僚尽敬。讲竟,慧[口*恒]擎香炉贺席曰:“国十余斋,身当四讲。分文析理,谓得其门。今日出星收,见巧知陋。”由来诤竞不止,即座肃穆有余。七夜恬静,千枝华耀,皆法王之力也。[15]
  此事发生陈至德三年(585)智者重归金陵之后。智者奉勅讲《仁王般若经》,陈主亲临听法,并令大僧正慧暅、僧都慧旷、长干慧辩等大德问难,智者舌战群雄,涣然冰释,得到大僧正慧暅法师的称赞。
  这位参与论辩的僧都慧旷当然也是当世名德,遗憾的是,有关他的资料却是无从寻觅。既然他贵为大僧都,肯定是出身名门,为一方宗主。陈朝任僧官者,多属于成实一系。如彭城宝琼(504-584)乃梁大僧正光宅法云弟子,从陈天嘉元年(560)到至德二年(584)担任大僧正二十五年,慧暅(515-589)为龙光僧绰门人,又从龙光大学士慧舒大僧都研精成论,至德元年(583)任大僧都,四年转大僧正。如此慧旷任大僧都当在至德四年(586)时。
  可以肯定的是,僧都慧旷与摄山慧旷并非一人,因为智者与僧都慧旷辩论时摄山慧旷在襄阳遍觉寺,不在陈朝境内。那么有没有可能僧都慧旷就是智者曾经从学的慧旷律师呢?
  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似乎难以完全排除。既然当初慧旷一直携带智者,智者来金陵他也有可能从行。假如他同样来到金陵弘法,以他的年龄资历似乎有资格担任大僧都。不过事实上这种可能性还是极小。一则假如他若与智者同行,二人相从则长达二三十年,《别传》和其他天台史传中不应该一字不提,二则陈主不大可能让师徒二人当场公开辩论,三则即便慧旷律师来到金陵,没有足够的势力和宗派为依托,也很难成为大僧都。
  三位慧旷同为一代名德,不仅法名相同,时代一致,活动地方亦多相近,相互联系很多,是以容易混淆。今略加考辩,以免讹传,未明之处,识者正之。
  作者简介: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5。
【注 释】
  [1]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项目《中国律宗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05JJD730004。
  [2] 大正藏50册,503页中下。
  [3] 《续藏经》77册,658页中。
  [4] 参见徐文明《唐以前的玉泉高僧妆探》,中国禅学第三卷。
  [5] 大正藏50册,560页下。
  [6] 大正藏50册,667页下。
  [7] 大正藏50册,191页下。
  [8] 《续藏经》77册,659页上。
  [9] 大正藏50册,192页上。
  [10]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2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11] 《中国天台宗通史》214、215页。
  [12] 《中国天台宗史》216页。
  [13] 圣凯《中国汉传佛教礼仪》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14] 张风雷《智顗评传》15、16页,京华出版社1995年。
  [15] 大正藏50册,194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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