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后感〉一文之回应

关于〈读后感〉一文之回应
　　本刊主笔
　　日前收到昭慧法师来稿（即前篇（读后感）） ，细读之余，感慨颇多。本拟于该文刊出后下一期方刊此“回应文” ，但虑及三个月一期，恐怕对读者比对理解各种意见，有时效上的缺憾，同时该文既是对本刊立场有所针砭，表示负责，亦应以较迅速的方式给予答覆。因此决定同时刊出，也算是本刊面对广大僧团的一种态度。以下，是对该文逐项的说明，希望做到的是：有误解，可以澄清：有缺失，表达歉意（本刊） 。
　　然而亦祈望于读者大德的，勿以“看好戏”的心态视之，毕竟《僧伽》是随时愿意接受批评的， 一回应”并非为了巩固颜面， “说明”只为寻求彼此的了解，所谓“笔墨官司” ，应只是（读）文作者的个人之言，今后的僧团，和合互重才是最需要的。
　　一、有关〈从〉文之处理态度
　　首先，对于编后语中所提“为白衣等”写文章事，本刊文字确有令人误解之处，在此谨向所有“有受到影射”感觉的僧伽，表达歉意。但要说明的是：本刊的用心并非指为白衣写是“功利” ，而为本刊写就是“功德” 。文字利生，道有多途，教育白衣与沟通僧团，本来就各有需要，只要用心真切，又如何分轻重呢?重点下同罢了。本刊亦一向随喜各类文字布道工作，希望发心于文字布教的大德，不因本刊语意上之缺失而受影响。其次《僧伽》初创，风格又颇下同于一般“公众性”杂志，本来“广度”就已受局，身为编辑，早于三年前筹备出版之时，即有心理准备，“自怨自艾”等心态当不至于。至于“作者群”，有则固善，无亦随缘，刊物原为公器，编辑个人亦无须强求。再者本刊并未曾向作者邀稿，既使编后语是有感而发的，亦无理由说就是指昭慧法师而言。
　　关于印老法师的著作，笔者一向是敬重的，虽然下苟同于情绪性或炫耀性的对老人吹捧（甚至利用），但对于老人的精神与成就，笔者个人是景仰的。老法师不同情（但也下恶感）传统的中国宗派佛教，而思“正直舍方便” ，为来者“直指佛陀本怀”的用心，亦为一般佛子所共同感念。但杂志究竟是“公众之器” ，尤其《僧伽》的创立宗旨，极力避免被划归为“某一派” ，面对力行的强力“推荐” ，本刊若下有若干表态处理，难免就要被某些传统佛教势力视为“拥妙云”派（其实已经有人反应如此） 。但若不刊登，岂又不是被划入“反妙云”派?（如今作者似已有如此反应）因此置入“意见广场”并做些“法、非法，自行决定”之类的按语，正是为了本刊避免被划归立场而做的努力，此中并无居心叵测之意，为的只是表达“中立”罢了。当然，要做到双方皆满意的表白，有时并下容易，甚至往往弄得两边不讨好亦是可能，于此，本刊今后当再为注意。而且，亦如（读）作者自述，也曾因“妙云集” ，而有被呵之经验。本刊料到在刊出本文后亦可能被“呵责” （并非怕事，而是不必要） ，而欲事先“降温” ，其用心是可以被理解的。
　　至于“按语” ，当然只是“表态”作用而已，其形式自是二且告式”的，在按语中大肆地“推演”恐旧下相宜吧?
　　再者，（从）文中对个人的强力推荐，也的确是“中立”宗旨下，本刊所一向避免的（但今后或者会渐渐朝向更开放的立场调整） 。姑且不论本刊宗旨的考虑，就对该文作者及被如此推介的老法师而言，亦有所不宜。这并非缘于对老法师的批评，而是因为如此一来，反而容易再引发认同者与下认同者双方的对立（本刊有权利，也有义务避免此事的发生） ，其中受到干扰最大的，恐怕又是老法师了。这也正是按语中称“留给历史做定论”的另一重要考量，此中用心，正为保护“当事人” ，而确无“扬抑”之念，亦请读者了解。 、
　　又，对“个人的褒贬”与对“时事的评论，一毕竟是下同的。事故在人为，但时事往往是大众意识的共业产物，而非在一人、一时、一地之下完成。作者言本刊“诸文中都充斥著对当代人物作为的种种批判”，应是将“时事评论”混同于“个人褒贬”的说法。时事是一种“现象” ，它所指涉的时空与对象很宽广，它所引发的思省也很广泛，而且重在“事”的对错而非“人”的好恶。既使某些“事”确切地，与某些“人”有关，但其重点仍在“评事” ，而非二姗人”（推崇或诋毁等） 。但个人褒贬则不同，其立论往往是发自“对个人的好恶之念” ，其中并无逻辑可言（因为每人的感受与立场都可能不同） 。而其后果也往往立刻由被论者一人所承当，此中因指名道姓而可能引生的伤害，亦将很大而长久。
　　当然，针对“人”的评论，本刊亦非一味避而不谈，但处在今日僧团互相了解颇下足够的今日，考虑大局，本刊仍希望采用较温和渐进而间接的方式予以处理。
　　至于用笔名，本刊一向尊重作者个人的意愿，非本刊所能千涉。本刊之创立与作者们之写作，当然不是为了“放冶箭”以自娱而设，此点相信大家不至于误解才对。但为表示负责，凡有涉及之当事人来询，本刊亦将给予满意之答覆。
　　又对个人下“春秋之笔” ，本刊则一向不作此想。毕竟人非定性，好无全好，坏无全坏，再加上语义表达上的限制，及本刊资历、年德等未深，轻涉褒贬非本刊同仁所能、所愿。何况“以建议代替指责”为本刊宗旨之一，指名道姓地论说好恶，非本刊风格所愿。至于后人如何看待今日人物种种功过，佛法中自有三法印以为镜，后代有心人自可进行。而在反映“史实”方面，相信本刊的下少文字已达到这些效果了，提供给后人参考者，虽下敢说很多，但与今日众多佛教杂志比较起来，应算是“有心一了。
　　谈到“羯磨法” ，那是需做“别众”考虑的，但杂志毕竟无法完全做到“封闭”的效果，如今僧团中种种的是非，落白衣口舌已属难以避免，如果再加深此项可能，恐怕亦下是我等僧众所乐见。以上皆是“留给历史做定论”的用意所在。
　　再关于印老法师论著“正不正见”之事，本刊确无“评述”与“暗示”之意，之所以有二让读者自行决定” 、 “是否适宜全盘接受”与“顾及正见不失一等语，乃缘于历史事件上之考量所致：国府来台之初，由于《净土新论》等书中的论点曾引起下少教内传统派大德（包括慈航长老在内）的下以为然，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政治诬告（谓“为匪宣传”） ，以及老法师一向的治学态度，亦回异于传统，这些，多多少少地使得老法师成为一个“受争议”的人。这是时代的事实，身为后学的编辑者，面对这些至今街存，而本刊又极欲避免涉入的“法诤” ，双方皆是吾人敬重之长老大德，本刊“中立”立场之尴尬可想而知。虽然平心而论，笔者亦认为：既使老法师在著作中对净土教及其他传统中国佛教有诸多批评，但这些批评不可否认的，皆是出于一位出家人，以修行者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世俗佛教学者） ，苦心研究的心得。虽然笔者并无法就此“断定”其中句句属真，或者立即表示完全接受，但至少能体会得出那是“有所本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老法师是以一位出家修行人的立场，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对传统佛教提出个人颇为“悲壮一的针砭之词（教理、教制等） 。此中个人所感受到的，是老法师悲心的流露，而非恶意批评。固然笔者对于法师著作中尚有不能完全接受的部份，但也只是存疑以待来日印证，或以谨慎的态度加以保留参考，并未情绪性地予以否定。相信笔者这种态度，应是符合佛法要求的。笔者虽笃信传统中国佛教之思想，但读老法师之《净土新论》等著作，自有令人反省与深思之处，并非如传统佛教般反应强烈。然而面对著属于传统佛教之读者，本刊仍须考虑彼等之反应!依于笔者以上之态度与认知，本刊亦无权代表读者决定思想之高低，故乃于按语中言：“由读者独立判断一云云。于“表达中立”之方式上，或有令人误解之处，但其中立之态度则不应被扭曲。
　　至于评论老法师之著作，笔者个人亦认同“应先于教理上深研”方足以为论之说，此既非笔者今日所能，固妄断“法、非法”等亦非笔者本意当可确知。八读）文作者护师心切可以体会，而其曾有之经验，使之对本刊按语等文字，有如此之反应亦可理解。然而笔者要说明的是：个人虽不敏，但亦具有独立思考之力，虽于义解下敢言著力甚深，但于佛法亦稍有体会，人云亦云想下至于。
　　关于“情绪性批评” 一语，对某些人而言，听了的确碍眼，笔者在此表示歉意!但要指出的是：这也的确反应了当时超过三位编辑同仁，阅读该文之后的共同反应（然而并无恶意） 。那一字?那一句?这涉及各人对于驱遗语言文字的认知差距， （“放狗屁”出自一位以“学问僧”自居的尼师笔下，算是“脏话一 ，还是“情绪话”?）那是一种“整体的感觉” ，而非“单一字句”的问题。当然笔者亦不否认，在相对的情况下，·本刊其他文字亦有被其他人认为是“情绪性反应”的地方。然而，将（从）文置入意见广场的原因，已如前述，“情绪性批评”并非原因，更非
　　“罪名” 。
　　顺便一提，本刊编辑，看过《中观今论》的倒有，可是却末在佛学院中“讲”过《中论》，因此文中所提“年轻法师”之例子与本刊无涉，作者似不宜将他处所受之不满，转嫁于本刊。同时本刊所有编辑也未曾因“读妙云集”之事而呵斥过昭慧法师，相反的，笔者对于法师个人之“遭遇”亦甚表“同情” ，但此事亦与本刊之立场无关，似下宜在此提出，以为论证才对。
　　二、关于二众间之立场
　　对于有人（下知昭慧法师包下包括在内?）指责本刊是“少数比丘下思对付强势的辱教慢僧人士，却只敢挑弱势的尼众来修理之杂志” 一事，让人怀疑，做此语者，其视事之能力与角度是否足够成熟与周延?首先，本刊乃“僧团内部”杂志，众早周知，目标在于讨论僧团“内部”事务。既不对白衣发行，也劝止白衣勿阅，这种宗旨的杂志如何去对付僧团外的“强势辱教慢僧人士”?岂不强人所难?
　　再者， “挑弱势的尼众来修理” ，所有本刊之编辑同仁，下是住在比丘道场，就是自己住山自修，既未受女众的气，也没有机会吃女众的亏，试问他们为何要“发心”修理女众?而如果说竟会有一群比丘，为了“修理尼众”而大费周章地去办杂志，你想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僧团?作者真认为会有如此无聊之人?何况每一期中赞助本刊基金者，亦以尼众居多，这又如何解释?岂非尼众自找挨骂?
　　又女众在今日台湾的僧团中是“弱势”吗?人必一自辱而后辱之” ，那些“皇帝比丘”固然毫不足训?但女众若能自立自强，精进行道，依法自住，谦下为怀，以戒自庄严，下以奴性自足，则谁不敬重?谁能欺之?
　　至于“八敬法” ，那纯是尼众自行之法（当然须要比丘配合） ，比丘对于不行之者，甚至亦毫无“强制”其实行之能力与权力。因此，它也下是“下平等条约” ，并下需要尼众大费周章地去成立所谓“尼僧团”来拒绝（破和合?搞分裂?又让白衣落口舌了!） ，此处是否“引喻失义”?而且，既然“强制”都未能了，何况还能“祭出八敬法以收拾女众”?果真有如此痴想之比丘，也未免太辛苦了（何况敬法为佛所定，若说“收拾” ，那也是佛陀使之，与比丘何干?） 。八敬之法是佛陀对尼众立教的应病与药，有病者取而服之，如此罢了。被尼众转成“奴性十、 “不平等”之类的认知，就如同假藉“八敬法” ，而企图满足自我的比丘一样，是太辜负也太曲解佛陀设教之悲愿了!八敬，是佛陀化导尼众的众多药方之一 （何况它也分别在具足戒当中） ，它不是佛陀赐给比丘的“权杖” ，更不是轻视尼众的“梏桎” 。它下是至高无上，但至少，它是众生如幻药方的一种，值得尊重!本刊下讳言在提倡三学的同时，亦倡导“八敬法”，但这是基于以上的看法而倡导的，并非依于“沙文主义”式心结而说此，请所有教内僧尼大德知之。
　　关于教团通讯中，报导福严精舍改制事，请注意，那是“代讯”，而非“本刊讯”!换句话说，该文只是来函照登罢了，该文于四月份《慈云》杂志中亦有完全相同之刊登（页六十九） 。如果刊登即代表了该刊的立场，那么，以居士为主的《慈云》，应也代表了“尊僧卑尼”的立场?如此说来亦应质问白衣居士“把比丘尼众置于何地”了?果真如此，问题显然就复杂大了，恐非僧众一方所可承担!平实而论，尼从一一部中得戒，佛以比丘身成道，男女体性虽平等，而自仍有其差别之相。尼众具戒中繁琐之遮止，想同为尼众的作者亦能知之，此岂关“不平等”?有斯病乃有斯药耳，只怕病人下自检点罢了。教中亦从未闻“尼众不能住持佛法”之论，今日尼众弘化而受人敬重者下乏其人，吾亦末见有比丘起而反对者。所谓独木难支大厦，光有尼众而无僧众，三宝缺形，如此则住持恐有无力，故言“恐无以为继” ，道理甚明，今谓之“贬抑女众” ，颇有联想太过之感（是否缘于过度的“自卑”?） 。何况，古来至今，但闻僧度女人出家，教中尼度男子出家则决无此事（清海外道除外） ，亦为教所不许。泰、锡等地南传国度，无女人出家（只有白衣学法女）而佛法仍传，今若说僧种灭绝则三宝随灭，亦不过份。依此而言，该新闻稿（该文作者并不是本刊“编辑大人” ，请先弄清楚!）慨言：“于正法之住持恐无以为继” ，并非过份之词，亦与贬抑与否无涉，应可体会。
　　至于八悲愿） 一文中所提“男外女内，刚柔并济一等语，如果读者愿意细读其文，应了解那只是表达了作者对“事实”的了解与描述而已（当然，别人可以有不同看法） ，并非作者“主张”如此，或者认为非如此才合理。试问，千百年来，东方的社会是不是一向如此?而今日的七众道场，在某些工作上，虽然，也有不少是由女众负责的，可是到了大型法会等事务时，论摄受力，仍得借助比丘之形象，亦是不争的事实（纯女众道场则不一定如此） ，因此“符合人性”之说也只是对于现象的“解释”罢了，如果反过来“男内女外”的情况多了，那也同样说“人性如此”!纵观全文，并无箪卑的用意在，断章取义式地下结论，应是“学问僧”的大忌，想作者知之甚深。再者，一切法皆平等，世俗上亦常言，二切工作平等”，男子不耐于细琐之事，而女子较具小处著眼之能，亦是人类性格的常态雹且有高下之分?）因此男外女内，从另一层意义说，下过是“分工合作”与“取长补短卜的需要使然罢了，与“女奴”之说实无干系。当然，如果硬要藉此而显露沙文主义，或做强制性的定位限制，则另当别论。然而若说必得违反此一人性趋势（无有高下） ，一方面要让女子三更半夜还在外头为事业奔波（以世俗为喻） ，另一方面，却又频频因“梵行难”之潜在危机（古今皆然）而令自他担心，硬说这才叫“平等” ，岂不太苦?更何况该文亦未说“男子不必煮饭、扫地”啊。
　　再者，有人因此“扬言宁做六群比丘尼” ，如此回应所为何事?是否太过?今日不守八敬、违犯八敬之尼众并非没有，亦未尝闻有僧众因此愤而“宁做六群比丘”的（此宁非男女不平等?） ，盖戒律重在律己、修身，何苦因他人如何而自动肝火若此?何况忏尼等文字，亦仅只是（同样的）尼众，对于戒律缓、急等，有不同于作者等人的看法罢了，既然作者亦要求…昙姗开放” ，如今面对“异见” ，如何却又如此耿耿于怀而反应不止?（事实上，在首卷四期的问卷中，亦有不少尼众表示赞同该文的） ，况且作者亦于一卷四期中，有了反驳的文字刊出（足见本刊立场丫，（八敬）文作者也“静静”地听了，试问本刊如此处理有何不当?有何偏袒?为何今日作者仍一再地提起该文?并以此而论证本刊为“修理尼众”?此外，如果只因他人对戒律的缓急，看法下同于己，就可“宁为六尼” ，那么面对白衣的轻教慢僧，是否就该“宁为白衣”而与之抗争》．平心而论，这般反应是否情绪了些?昭慧法师等人或者曾有二众间下愉快的经验，或者曾听闻到不如法的“压迫”事件，因而对于今、日有关“八敬”之说，有如此不以为然之反应，笔者于此可以理解，亦深表同情。对于“不法的比丘” ，笔者亦同样痛恶，虽然人微言轻，尚无法有效协助尼众，但仍常利用机会劝告尼众能自行共住（如作者言，“免受欺压”故也） 。但既使如此，吾人是否就该因此而因噎废食，认为这都是“八敬”惹的祸，而情绪性地（或有意无意地）抹杀此法的善意?笔者于此的感想是：八敬法的不行乃至废除，于僧众丝毫未损（反而可以省去很多“配合”上的麻烦） 。而律中亦言，对于不法（指人身侵犯之类，初、二篇罪）的比丘，尼众是可以立即远离，乃至到长老比丘处要求公道的，尼众并非因此而平白“受迫害” ，此中告发（指在长老处）并无违八敬精神。
　　要进一步表达的是：—《僧伽》只是平实而中立地提倡八敬， （当然亦平等地提倡其他） ，其用心只是像提倡一般戒律一样，并没有其他用意，亦未曾“特别用心” ，更不会是以“修理人”的对立立场为出发的。请本刊作者及读者，都能了解这二丛场。
　　又，要求“请向山门外的社会大众宣告……”云云，作者似乎认为其所提倡之“平等”不为“僧团内”所认同，而必须更“民主”地投入白衣大众中，付诸“全民投票”?或者认为僧团内+正义感不足?缺乏于此事之公断力?抑或暗示其个人的“社会背景”?所谓“僧事僧办” ，律有明训，此事若真有不平，想僧团内自有公论，教中亦有法与律可为评断之依据。而今不此之图，如何欲反求世俗白衣代为判别?想作者必深知护教不易，也会认同“遮止白衣不令生讥嫌”之重要，逞一时之快，而将僧事喧腾于世嚣（真要这么做，也得要经由“僧团羯摩”通过后方可） ，徒令白衣退失信心耳，于事何济?再者，是否作者对于僧断僧事没有信心?僧为白衣之师，师既难断，白衣岂就能断?世间人大多对“出家”不以为然（既使
　　“佛教学者” ，亦有持此见者） ，若此“社会大众”论断“出家非法” ，则吾人是否就不要出家了?佛法固不离世间，然世间价值岂又能凌驾佛法?引白衣以自重，今见多矣!印老人一生于此无涉，此其高风一也，愿吾等青年僧众于学“术”外，更学“人格” ，则僧格高街自他皆利矣。
　　再者，佛陀说法，机应多端，戒乘急缓，总以应机为上，故有律禁而经开，小犯而大持等异，此又何关佛陀“自相矛盾”?《爱道经》何咎?“比丘们”何咎?法下应机，自可于十二部经中另觅契者，如何
　　“推论”他人之提倡即须“暗自愧怍”?此中“理证”、“教证”又为何?
　　至于“众生平等”的“了义教” ，据笔者想，大概很少人会“不知道十。佛言平等，而世间却仍有无限差别之相，与差别之教法，因此佛陀指的平等，应是终极“成佛之可能性的平等”而言：就教学的立场上来说，徒弟不能与师父平等；就法的修持说，少修不能与久修平等：就戒的受持说，尼有尼律，僧有僧戒两者亦下会齐头式的平等。佛为调御丈夫、世间解，佛在经中于二众间种种之设教，除了应病与药外，应还含有“佛法常住”的用意在。个人认为，二众间的伦理，应从此二址场出发，而下应再死绕著「谁压迫谁”的陈旧思考模式打转，如此才能超越两性的对立意识，而体现佛意，下知读者大德以为然否?
　　三＼关于五夏学戒
　　其实所谓；“五夏学戒”的提倡，是律中的通义，·八从）文及（读后感）中所争的应是下句：“五夏之后方许听教参禅” 。光说“五夏学戒”四字，决无论证“下得习教参禅”的可能。只因中国人好简，古德就五夏下离依止之义，而简述为“五夏学戒” ，笔者当然清楚它在律中难得文字上完全相同的“文证” ，但就意义上言，那是符合佛意的。《威仪经》中固是明言：“若知上十法者，若满五岁，得离依止师” （其他类似文句，律中不少，无暇细查） ，问题是何为“十法”?同经云：二者知广利二部戒共义、不共义……二者知罪、非罪……三者知轻、知重……四者知有残、无残……五者知一制……六者知二制……七者知偏制……八者知一切制……九者知布萨、羯磨……十者知请羯磨……”注意，这十事几乎涵盖了所有二部戒的止、作二持与开、遮、持、犯等所有的内容，五年内必须学会此、熟悉此，方能离“依止”!试问以今日戒律教学的传承已然失去了的中国僧团，一个僧人，不要说常住众，既使是佛学院僧¨又有几个人能够具有如此能力—在五夏之内?下要说十法，光第一法中知二部戒“共义、不共义”即已困难，何况其他?当然，其他律典中关于离依止之条件或有稍宽松者，但亦非戒学已久不彰显的中国僧伽所容易办到者。既使专心专意学习，亦不容易办到，何况还要杂学其他?《威仪经》固未明言：“不许听教参禅”（此语于莲池大师《沙弥律仪要略》中可见），但如果杂学了其他，不是离学成“十法”的目标又更远了?古德有见于此，故于“五夏学戒”之外；另加了“下许听教参禅”的话，虽是另加，但那是在考诸实际现实时， “婆心”的续语，今日固然不必再奉此为圭臬，但我们不是应该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吗?“按文”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想非祖师自创”的（但亦未宣称是“佛所亲制”） 。 “不许”之辞，或许不是佛所亲制，然而要真依佛制，试问今日又有几人可离依止?作者在查阅此段文字时，亦应知十法之难具，既是难具， “下许”之制是不是佛所亲制岂关宏旨?理解那是古德勉后人“努力、专心”学习戒学的婆心用语，善体斯旨，则佛制、师制之争可息矣!如果已了解十法难具的事实，而又硬要在枝节上争佛说非说，是否将沦为意气之争?
　　再就（从）文中作者所提“今天我们的律师，仍旧抱守著上座部持律者的态度”之言，是否稍嫌武断了些?试问今日僧团中，除了他人乱封者外，谁人自封为“律师”的?律师尚无人敢自封，何来“上座部持律者”?再者“上座部持律者”又何咎?沦为今日该文作者讥为“根本不能表显戒律的精神……僵化而失去公信力……” 。 （这是不是“情绪”了点?） 一个戒行仍未深的出家人，是不是像今日的年轻僧众，不适合妄加批评印老法师一样，亦不适合对古今大德妄下断言?
　　四、关于学术
　　学术，笔者尊重它的存在，也愿意适当地运用它的成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它有著一份随喜的心情。但毕竟，学术仍不同于传统的义解，学术并非万能，也无法完全做到所谓的公正或真确。学术与传统义解两者之间，无法互代，而有主从之别与互补之效。对它，笔者并不崇拜或迷信，但也下自卑，更未敌视。文字上训古、考据与比对所得的“法义” ，甚至都与实修中的法义，有著极深的差距（既使它们都被称为“法义”），这是深入解行的僧伽，自会清楚体会到的事实。更何况“学术研究十的施为者，并不一定以“解脱”或“彰现佛法”为目的，依于“学术执著” ，而引生的“技术犯规”其实是多而难免的。身为一个立意自行化他的比丘，他企求的是学佛与行佛。当需要心性调练的时候，他住山静修；当需要厘清知见的时候，他多闻、慎思与明辩；当需要弘化开演的时候，他应缘而出，当仁不让：当面对误解的时候，他反躬自省以求超越对立。学佛，自己仍在摸索，至于“学术规格” ，则笔者并未著意（何况“科学”的规格，也只是凡夫的标准，过度地膨胀其价值，并非道人本色二 。只是知道：佛法下可无正知解，然又非仅是正知解，但求良知与觉性之步步转进，而不自限于一端（学术与否，非其所重） 。所谓“君子不器” ，学佛，应是“全性起修”的事，既是全性，—则一切“规格” ，总在必要的时候，会依于觉性而自然地学习、注意与呈现。当然，他也不懂得如何运用学术，去批判什么或巩固什么。不管是学术的、非学术的，他总是以一颗修道的真心开诚以待，如果别人有误，他试著不使对方过于尴尬；如果自己有误，随时准备调整，如此而已。
　　顺便一提，八感）文中“错把垃圾当宝贝”等语，是否有失厚道?宝贝指何，笔者率皆随喜，而垃圾何指?则下得不令人心生疑虑：传统佛教的见解是垃圾?“五夏学戒”的立意为垃圾?或“不在学问上长进”者为垃圾?抑或本刊上期中之按语为垃圾?还是仍有其他垃圾?除了表示中立立场之按语等文字是笔者不该自珍者之外，试问有谁愿意被评为“垃圾”?古云：“舌是刀，笔是箭” ，一句快意咨心的下经意语，言者或者无心……而受话者之伤恐难调御，不知作者以为然否?何况愈是才华出众者，愈知心存仁厚想（但不冬烘） ，既使“得理” ，尚且会“饶人” ，果能如此，则来路宽广，愿法师多留意于此。
　　基本上，本刊一切文字，包括社论在内，都只适合当作“意见”看待。本刊一向亦未自翊是“正见的代言人” ，所谓“正见” ，那是各人所见不尽相同的。僧团的和合，并非一言堂式的样板，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求同，同者互增，异者互敬的动态和合。在逐渐走向言论开放的前提下，心存温厚地看待异见，应是最需要培养的僧团共识。
　　再者，佛法的“正见”并非“所有出家人羯磨认可”所可以完全决定的（因为真理并非“表决”得来的） ，何况“所有出家人”是指“尽界内集”的意思，范围可大可小，根本无法确保其代表性，不是吗?如果被置于“广场”中易引起误会，今后对于可能“较有争议”性之文字（只要符合大众所共知的基本正见即可，本刊仍采一贯的中立立场） ，仍以一般文章；方式刊登（可能加上按语） ，以此而逐渐地让僧团，适应…口论开放”的风气，但基本上其文责皆自负（社论除外） ，此为本刊今后之态度，愿本刊作者、读者皆知此一立场（如本期（放生） 一文即是） 。然而将文章置于“何处” ，毕竟仍属编辑之责任与权利，同时也是作者与编者之间，应有的角色分际，若以强烈的措辞表态，则本刊实有受挟之感，希望昭慧法师亦能知此。
　　五、结 论
　　一本僧伽的刊物，在言论开放的宗旨下，到底需不需要有最基本的立场?尤其在今日僧团写作人材匮乏的情况下，要透过各种意见的发表而“让各方意互相平衡” ，事实上并不易做到（往往只有那些固定能写的人，在单向地发表意见。虽然这样下一定就绝对地不好） 。而且僧团大众素质不齐，具（高度）批判性的文字（并非不如法） ，就需要有足够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方易真正从中受益，一般的读者是否就只能看到所评破的“黑暗面” ，而不能从中引生积极的认识?尤其一份杂志，无论如何总带有强烈的思想引导作用，其影响的好坏，并下一定与文章本身的知见如何有关。（当年中观思想出现时，有宗的论师见了，尚要担忧所见非人，则醍醐反成毒药，正是最明显的例子）
　　今日的言论开放，是否亦有此顾虑呢?并非“文章”本身有“问题” ，而是看的人从中所得的反应，有时却会是反面的。这也正是按语中所言：“要顾及正见的不失，和读者的影响，同时还要避免（编辑）个人主观意识的过度介入” ，真正内心的感触所在。身为一个僧团杂志编辑，他当然有著一份对僧团杂志的理想，然而理想太高，恐怕理想亦成毒药。他要考虑的，除了理想之外，主要的还有个人抉择力的增上，与僧团大环境的实现，前者，笔者自当再努力以自求突破；至于后者，则希望僧团大德不吝再予建议和批评。基于此，则笔者深为感谢昭慧法师所提供之坦率批评。
　　82.5.11 于 编辑室
　　摘自《僧伽》第2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