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拍”与佛教

“二拍”与佛教
　　李雪涛（德国波恩大学漠学系讲师）
　　主：真是难得见面，我这里刚好有朋友送的上好的龙井，今晚就在我这问寒舍里一叙为快吧!
　　客：是啊!今天不品个尽兴，聊个痛快是不会回去的。前些日子翻出来你送给我的一篇刊在香港佛教刊物《内明》上的大作（“三言”与佛教），又读了读。正巧在书摊上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尚友堂本，重新标点分段的《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遂买了回来，研读了一番，感到很有收获。
　　主：你说的是“二拍”，几年前写（“三言”与佛教）一文时，我也仔细读过凄蒙初（一五八O—二八四四）的这两部小说集，还做过一些笔记，后来因为总觉得考虑得不成熟，一直未敢贸然动笔。今天难得你来，我们可以就（“二拍”与佛教）这个题目聊聊。
　　客：“三言”与“二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古代白话作品。但跟“三言”之多依傍宋、元旧话不同，“二拍”实为中国第一部由个人创作的白话小说集。但历来说起“三言”，没有不提及“二拍”的，它们几乎成为一体了。
　　主：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也来说说“二拍”。
　　客：首先我读这两部明代小说集的总的印象是，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或间接发生著关系的佛教在当时的社会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在道德伦理方面对作为正统地位的儒教作必要的补充，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正如你在（“三言”与佛教）一文中所概括的：佛教对人们行为的制约则提到了心理的、精神的高度。这就把伦理道德的规范范围扩大了，从而它不仅规范人的行为，而且制约人的思想。
　　主：有道理。不过，我在这里首先想指出的是，佛教在当时可粗略画分为三个层面：即士林佛教，僧伽佛教以及民间佛教。士林佛教可以说是哲学的佛教，体现著士阶层对玄妙的佛理的玩味，这可以仅仅是一种信仰或生活态度。僧伽佛教是作为出家僧尼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存在著的。而民间佛教则体现了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它主要在下层平民大众中传播，这同时也是个复杂的诸教、诸神并存的大杂烩。“二拍”所涉及到的基本上是后两个层面的佛教，而这些内容在正统的佛教史中是很少或不屑谈及的。佛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予以补充，这种情景在今天的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华人社会中依然能够看得到，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法律的时代了。
　　客：佛教对当时人们思想的影响，从说书人所讲的内容及其对这些故事的分析、评判中看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业报轮回说。且看《初刻》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人话中的一首诗通俗地表现了这一思想：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已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主：打住!请梢候，待我把以前的笔记找出来。对，对，是这里，《二刻》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一开篇便说：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要知来世因，今生作者是。
　　并且作者在《初刻》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的入话中，讲了两则故事。一件是《唐逸史》中采桑女的三生果报；另一件是宋《夷坚志》上所记载的吴将仕两世果报。在正话中，则叙述了唐时河朔李参军少时打劫财物，曾害死一少年，后虽出仕做官，二十七年后仍被王士真（重又投胎的少年）所杀。这又是一篇现世报的故事。在太守问及李参军事由时，他道出了原委：“……曾闻释家有现世果报，向道是惑人的说话，今日方知此话不虚了。”这实际上是说书人劝戒的话。
　　客：让小说中的人物说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则更显得自然。业报轮回说所强调的是个人的“业力”作用，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主张人们的活动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得到果报。这在客观上对人们的行为有一定劝戒和约束的作用。但这也同样容易使人误解而倒向宿命。如《二刻》卷七（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中的薛倩对自己的不幸（父母双亡，继母又跟吕使君私奔，自己则失身妓籍），叹息道：“……只是前生业债所欠，今世偿还，说他怎的?”人在遭受痛苦、威胁或丧失亲人的时候，是很容易接受宿命论的思想的。《初刻》卷四十（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的本话中，李君受白衣人三封书，所有事体都如仙书上所言。在拆得最后一封书后，知道自己没救时，李君对他妻子说道：“仙兄数已定矣，哭他何千?吾贫，仙兄能指点富吾；吾贱，仙兄能指点贵吾：今吾死，仙兄岂不能指点活吾?盖因是数，去不得了。就是当初富吾、贵吾，也元是吾命中所有之物。前数分明，止是仙兄前知，费得一番引路。……天下事大约强求不得的。……”作者接著又写道：“……奉劝世人看取：数皆前定如此，不必多生妄想。那有才不遇时之人，也只索引命自安，不必抑郁不快了。”这些都是典型的宿命论。
　　主：《二刻》卷三十二（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卷首的诗更毫无修饰地道出了宿命观：
　　耕牛无宿草，令鼠有余粮。
　　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宿命论同佛教的业报轮回学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人们为什么又总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呢?实际上这两种思想的区别还是满大的：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都是被安排好了的，只是你我还不知道罢了。人们只有服从这种安排，任何想改变现实的积极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佛教的业报说所讲的是三世六道轮回，前世虽无法改变，但在现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其命运。佛教大德们所倡导的六波罗蜜（六度），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智慧，强调的正是个人的勇猛精进，也就是说非常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觉能动性。从这点来看，宿命论跟业力说还是有根本的差别的。有趣的是“宿命”一词来自佛教典籍之中：比如后汉·安世高所译的《佛说L迦罗越六方礼经》中的一句偈就说：“父母家室居，譬如寄客人，宿命寿以尽，舍故当受新。”又比如在由唐·释道世（总章元年—西元六六八年后卒）所著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的第十八篇（宿命篇）所引的故事也只是跟以往世的命运有关。在佛教典籍中，“宿命”所指的仅是过去世之命数，是一个中义词。今天谈到“宿命论”一词，实际上是英文Fateism一词的意译，并非真是由宿而定的，主要是由天、上帝安排好的。
　　客：说得好!这使我想起了《金瓶梅》中的一段：一次有个和尚化缘，西门庆因生了儿子，一时高兴，便在疏簿上写下了五百两。吴月娘趁机劝他多做些善事，少淫欲。且看西门庆如何回答：
　　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
　　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捣乱扯，歪厮缠做的?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
　　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襁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好了垣娥，和好了织
　　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西门庆那贪财好色、厚颜卑鄙之嘴脸跃然纸上。他这一段胡言乱语实际上是用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业力说，目的自然是为自己无耻行为的辩护。
　　主：从佛教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来看，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业报轮回说之外，在“二拍”中还能了解到佛教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看法。在《初刻》卷十四（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中便写到官府断案时的心理活动：“因晓得人身四大，乃是假合，形有时尽，神则常存……。”五蕴之中的“色”乃地、水、火、风四大和合组成人的身体。自然，人还有精神活动，这便是五蕴之中的受、想、行、识。人便是由这五蕴暂时和合而成的。但五蕴毕竟是要分离的，故而人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真实存在、恒常不变的本体（人无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人的本质是空的。不仅人的本质是空，世间一切都是空，因为一切法无非是由种种因缘和合而成，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之自体（法无我）。《初刻》卷二十二（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的一开头便说：“人生荣华富贵，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认为实相。”人的本质都是空，更何况身外之荣华富贵了。
　　客：苦乃是佛教对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感受。苦之形成足由于不合自己意趣的感受而引发的，而生命之苦则是伴随著心理上的迷执而来的。明朝晚期，由于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形成了市民阶层，他们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常常得冒极大的风险，故而福祸无常，很容易引发他们对有缺陷、不圆满的“苦”之信仰。生老病死、诸事无常，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二刻》卷十九（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借道人之言说出了人间之不圆满：
　　我这五字真言，乃是主夜神咒。 《华严经》云：“善财童子参善知识，至阎浮提摩竭提国迦毗罗
　　城，见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萨破一切生痴暗法，光明解脱。一……人世有好必
　　有歉，有荣华必有销歇。……
　　这段话终于使享受过荣华也倍受苦痛的莫继大悟到：“师父，弟子而今晓得世上没有十全的事，要那富贵无千，总来与我前日封侯拜将一般，不如跟得师父出家去罢。”了解到并体验过苦之后，下一步便是去追求常乐我净的究竟圆满的人生了。
　　主：下面我建议再顺著（“三言”与佛教）中的思路，来具体看看佛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三言”与佛教）中我曾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
　　一、把信仰佛教作为暂时的避难所：
　　二、作为祭典的仪式；
　　三、烧香拜佛，寄托自己的心愿；
　　四、寺院作为人们布施积善的场所。
　　客：这些方面在“二拍”中也都同样有所反映，且听我一 一道来：
　　一、把信仰佛教；贝则是把佛寺、尼庵）作为暂时的避难所
　　如《初刻》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崔俊臣之妻王氏因船上遭盗贼而流落至尼庵。庵主劝她道：
　　……老身在此住迹，甚觉清修味长。娘子虽然年芳貌美，争奈命蹇时乖，何不舍离爱欲，披缁削
　　发，就此出家?禅榻佛灯，晨餐暮粥，且随缘度其日月，岂不强如做人婢妾，受今世的苦恼，结来
　　世的冤家么?
　　王氏遂落发归依，法号慧圆。后来待强盗得诛，夫妇重又团圆，王氏复又还俗。
　　“二拍”的故事中，也有起初只把寺庵作为暂时避难所，后来恩怨了解，真心发愿出家的。如《初刻》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缘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谢小娥所乘之船因被强盗抢劫，小娥流落他乡，至妙果寺出家为尼，“一身无归，毕竟是归依佛门，可了终身”。待了却了心愿，她心想：；曰年妙果寺中，已愿为尼，只因冤仇未报，不敢落发。今吾事已毕，少不得归依三宝，以了终身。……”终于真正出家为尼。
　　二、僧人在人死后作水陆道场，助念超度亡灵
　　佛寺乃清净之圣地，在明代，一般人死之后有将棺木暂放寺观中的习俗。如《初刻》卷九三旦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速哥失里自缢身亡之后，他家为他买了棺木，并“将棺木暂寄清安寺中”。《初刻》卷二十（李克让竞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中，也讲到了当时的这一习俗：李克让死时对他妻子言：“身死之后，权寄棺木浮丘寺中……。”同卷裴习死后，兰孙“雇人拾出尸首，盛殓好了，停在清真观中”。
　　僧人们为死者所做的水陆道场等各种法事活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丧礼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大事，佛教对死亡的看法不同于世俗，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意味著依据各自的业力转生而已。佛门弟子们应施主的请求，为刚刚亡去的人诵经设斋，能使之免去恶鬼的纠缠，在菩萨的接引之下，早日转生，并以此超度水中及陆地一切鬼魂，普济六道众生。《初刻》卷二十七中，崔俊臣同王氏团圆后，在经过他们的恩人高公的故乡苏州时，便“问到他（指高公——引者）墓下，拜奠了，就请旧日尼院中各众，在墓前建起水陆道场三昼夜，以报大恩”。又《二刻》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因大胜寺高公的鬼魂缠著毛家子，“第二日，急急去寻请僧道做道场，一来追荐毛烈，二来超度这个高公”。
　　主：为施主做佛事，寺院和僧人在经济上固然可以得到一些实惠，但弊端著实也不少。记得印顺法师在他的演讲《切莫误解佛教》中说过：“有的寺院，天天以做佛事为唯一事业，出家的主要事业放弃不管，这难怪佛教要衰败了。……不要把礼忏，做功德，当作出家人的职业，这不但毫无好处，只有增加世俗的识谤与误会。”
　　客：此言得之!记得明末万历年问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介绍中国佛教时，也讲道：“为了不致全然无法为生，他们（指和尚们——引者）应邀到别人家里去诵经祷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变得滥了。下面让我来谈谈这第三个方面：
　　三、烧香拜佛，寄托自己的心愿
　　信佛礼佛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论有什么样的心愿，人们习惯于去寺庙，在那里许个愿。“二拍”故事中，有关拜佛烧香许愿的描写，举不胜举。值得注意的是，《初刻》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一篇的本话，所讲的足：“有个大姓仇氏，夫妻两个，年登四十，极是好善，并无子嗣，乃舍钱刻一慈悲大士像，供礼于家。朝夕香花灯果，拜求如愿。每年二月十九日，是大士生辰，夫妻两个斋戒虔诚，躬往天竺。三步一拜，拜将上去，烧香祈祷：不论男女，求生一个，以续后代，如是三年，其妻果然有了妊孕。十月期满，晚间生下一个女孩。”仇氏的女儿唤作夜珠，后被老道用妖术挟入洞中，而夜珠这时求死不得，无计可施，自怕不免遭受污辱，“只是心里暗祷观世音”。而仇氏夫妇也“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悲哭拜祝道：“灵感菩萨，女儿夜珠，元是在菩萨面前求得的。今遭此妖术摄去，若菩萨不救拔还我，当时何不不要见赐，也倒罢了!望菩萨有灵有感。””后来观音果然显灵，救护了夜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观音信仰在当时是非常普及的。
　　主：隋唐以降，观音信仰长盛不衰。并且在这之后，将观音造成女像的风气越来越盛行，人们从她那安详、慈悲、仁爱、宁静的面容中获得慰藉以及拯救的希望。据《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观音能现三十三化身，救七十二种大难，遇难众生只须“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正因为这一信仰在行持方面简单易行，才在民间流传如此之广!
　　— 客：高见!在“二拍”中无论是僧俗，往往开口先道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净土信仰的口头禅也是因为其简单易行而迅速流行起来的。你看，在中国佛教宗派中，最深奥繁琐、最印度化的唯识宗的寿命最短：以大乘龙树“空”的概念为中心学说的三论宗亦随即在中国消失了；而与宋明理学“心”、“性”之说颇多相通的华严、天台、禅，在知识份子中却非常盛行，尤以方法直截了当、义理简明的天台、禅更为流行：方法和义理都最为简单易行的净土则绵延干余年，信徒众多。回过头来我们再接著看这第三个方面：
　　寄托自己的心愿，除了在佛、菩萨前烧香顶拜之外，较为正式的场合也请僧人做佛事。《二刻》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的入话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伯皋受南少营之托，保管少营的金银。后因少营杳无音讯，伯皋便跟妻子商议道：“我而今有个主意：在他包里取出五十金来，替他广请高僧，做一坛佛事。祈求佛力，保祐他早早回来；倘若真个死了，求他得免罪苦，早早受生。……”“算计已定，果然请了几众僧人，做了七昼夜功课。伯皋是致诚人，佛前至心祈祷，愿他生得早归，死得早脱。”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个方面：
　　四、寺院作为人们布施积善的场所
　　在“二拍”中，这已不仅仅限于寺院之内了。在《初刻》卷三十五（诉穷汉暂管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的人话中，提到一位因佛殿坍损，下山来抄化修造的五台山僧人。《二刻》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讲到，王甲在打鱼时打捞上来轩辕古镜，便送至娥眉山白水禅院，舍在圣像上做了圆光的故事。在这里，既有金钱的布施，也有财物上的布施。
　　主：这又令我想起了《二刻》卷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一卷，其中有相府夫人以五十石米赈济灾中寺僧的事。这卷书便是以一部《金刚经》作为红线，贯穿始终的。故事以白乐天因母病而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散施在各处寺庙中为起因。后来由于兵戈扰乱，数百年问百卷经卷佚失殆尽，唯有吴中太湖洞庭山一座寺中流传得一卷。后因吴中大水，寺僧辨悟同住持、众僧商议定，将以此经当些米以度灾年。于是辨悟便拿此经到王相国府中当了大米五十石。后相国夫人知晓此事，发心将这五十石米施与该寺。就在辨悟从王相国府中取回《金刚经》时，因在船上炫耀而被风吹去了第一叶。常州府的柳太守是个极其贪婪的人，他听说苏州某寺藏有自居易手书的《金刚经》值千金时，便动了心，竞不惜卑劣地唆使已被捕下狱的行脚头陀僧，诬攀该寺所藏《金刚经》是赃物。柳太守终于如愿以偿，但当他翻看该经时，发现缺了第一叶，太守道：“……今是不全之书，头一板就无了，成得甚用?说什么千金百金，多被这些酸子传闻误了，空费了许多心机!”于是便放了住持和辨悟，还了经卷。住持及辨悟在回寺的路上，在一户渔家的草舍之中无意寻得了散落的《金刚经》第一叶。从而白居易的这本手抄的《金刚经》，又成了一部完整的珍品了。
　　这一卷精致完整的书，所依据的理论同样是“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因果理论，卷末住持和辨悟分析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关系，住持道：“起初我们恨柳太守，如今想起来，也是天意。你失去首叶，寺中无一人知道，珍藏到今。若非此一番跋涉，也无从遇著原纸来完全了。”辨悟道：“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夺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纸。今全卷重归，仍旧还了此一纸。实是天公之巧，此卷之灵。想此老亦是会中人。所云道人，安知不是白侍即托化来的?”
　　客：讲到早年习禅、晚年又笃信净土的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初刻》卷二十八的人话中，一开头便引用了他的两首诗：
　　诗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
　　中有仙童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
　　又云：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
　　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以乐天自己的话道出他一生精研内典，勤修上乘之业，一心超脱轮回，往生净土，而不希罕蓬莱仙岛之实。这跟你上面谈到的一则故事是相符的。
　　此外，我们在二拍中还能了解到和佛教有关或源于佛教的民俗。《初刻》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中有关于盂兰盆会的描写：“……又值七月半盂兰盆大斋时节，杭州年例，人家做功果，点放河灯。那日还是七月十二日，有一大户人家，差人来庵里请师父们念经、做功果：……十三至十五有三日停留。”
　　主：说到风俗，我想起了《二刻》卷十六所提到的火化：“……人回来说：“三日之前，寺中师徒已把他茶昆了。乙说话的，怎么叫做“茶昆”?看官，这就是僧家西方的说话，又有叫得“阁维”的，总是我们华言“火化”也。”实际上，“茶毗”一词乃是巴利文jha^pita的音译，原文乃是燃烧的意思。从这一段说书人的解释来看，当时的人对火化还是很熟悉的。
　　据北宋初释道诚集《释氏要览》卷下“葬法”条记载，在古代印度最为流行的有四种葬法：水葬、火葬、土葬以及林葬（亦即天葬）。印度自古重视火葬（梵文：agnidhagha)，佛教的这一葬法，就是从印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佛教传人我国后，起初只是那些西域、天竺的僧人死后施行火葬。顾炎武（二八g一三—一六八二） 《日知录》卷十五“火葬”条说，宋代民间已经出现了火葬的习俗，我们熟悉的《金瓶梅》中，武大和末惠莲的丧葬方式，就是在他们死后，拾到火化场进行的。因为这一源于印度的火葬，跟中国传统的葬法相冲突，所谓“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在南宋高宗时（一一二七—一一六二）政府曾禁止过民间火葬之法。顾炎武曾就此感慨道：“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
　　此外，我们从“二拍”的描写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民间节日，如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初刻》卷八、卷二十四），七月十五日自恣日举行盂兰盆会的中元节（《初刻》卷三十四）等等。
　　客：跟“三言”一样，“二拍”所塑造的僧侣形象中，正面的人物不多，大都是些混迹佛门，假借说法、劝善，一心只想著捞钱、淫欲的佛门败类。在“二拍”中，我们可以看到和尚经营房地产、放高利贷（昭庆寺慧空《初刻》卷十五）：一心只想赚钱获利（大胜寺智高《二刻》卷十六）：恶僧恶尼犯淫（庆福寺广明、大正禅寺大觉、智圆《初刻》卷二十六：功德庵王尼《初刻》卷三十四）；杀人取财（光善寺无尘苎一刻》卷二十一）；游方和尚杀人（《二刻》卷二十八）：卖春药害人（性月苎一刻》卷三十五）等等。诸如此类的描写，在“二拍”中，比比皆是。至于说书人为什么要著力在这方面进行渲染，其原因你在（“三言”与佛教）一文中分析得很是精辟：“……由于“三言”是通俗小说，说书人的听众大都是市民这个阶层，所以“三言”中的故事很能反映当时市民的心态，他们的思想感情及兴趣爱好。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气三言”中所描写的僧尼的故事，就会发现市民最感兴趣的就是僧尼犯色戒的故事。”同时我认为这也跟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晚期，听众和作者都不可能不受当时淫荡纵欲的社会风气影响。
　　主：跟在“三言”中的情形类似，“二拍”里也常常把尼庵描写成暗里行淫的场所。在“三言”中有《醒世恒言》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喻世明言》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等，在“二拍”中则有：《初刻》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苎一刻》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等。究其原因，除了我在（“三言”与佛教）一文中讲到的以及你刚才所补充的之外，前些日子我读了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van Gulik,1910-1967)所著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在述及女子出家时，高氏颇有感触，有一点说得极为中肯，我读给你听听：
　　另一方面，必须切记的是，在中国古代，与论主要是由男人一手制造的，而且依据的是双重的道德
　　原则。况且，女人放弃为家庭生儿育女的神圣职责，而生活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团体里，再也用不著
　　受制于她们的男性亲属，单凭这种想法，对儒家来说，这已经是大逆不道。而明代小说和故事的作
　　者也大多数是儒家文人，他们实际上对佛家的一切都充满偏见。佛家的僧尼是他们最好的攻击对
　　象。因此阅读这类文学作品，切忌笼而统之，要注意他们对尼僧的横加指责是掺有许多水份的。
　　客：自然，“二拍”以及其他明代小说对此的描写更是夸大其词，过分渲染。但是，毋庸讳言，当时的寺庵的确存在不少流弊，如尼僧充当媒婆：在《二刻》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中，作者讲到权翰林住在吴门城外月波庵隔壁的静室中，并常到庵中走动。庵中有个法号唤作妙通法师的老尼，有六十多岁，“专在各大家往来，礼度熟闲，世情透彻”。后来当白孺人想撮合自己的女儿跟权翰林的婚事时，很自然就想到了这位妙通师父。可见，尼僧作媒婆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事。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大户人家常常请些会手艺如会写作、刺绣等的尼僧到家中，教闺阁中的女孩识字、读书和做女红（《初刻》卷三十四）。明僧圆澄（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在《慨古录》中即对当时佛教的现状极为不满，他分析了僧尼的来源：
　　……故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
　　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妻为僧而夫载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
　　之双修……以致好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荤，既不精于学问，则礼仪廉耻皆不之
　　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致生他事。
　　主：正如高罗佩在同一本书中所指出的一样：
　　确实，当时，真心渴望过虔诚生活而信毅的女人毕竟较少。女孩往往是被父母不客商量就送进尼僧
　　庵的，甚至还在他们出生以前这一切就已经决定了。为了攘除灾祸，父母常常发愿让尚未出生的女
　　儿将来当尼僧：或者碰上女儿得了大病，为了乞求康复，他们也会这么做。
　　客：在《初刻》卷三十四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说书人跟高氏有共同的感叹：
　　看官听说：但凡出家人，必须四大皆空，自己发得念尽，死心塌地做个佛门弟子，早夜修持，凡心
　　一点不动，却才算得有功行。若今世上，小时凭著父母蛮做，动不动许在空门，那晓得起头易到底
　　难。……为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污秽了禅堂佛殿：……。
　　主：正是由于出家为僧一时为滥，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依然实行宋代的由祠部颁发度牒的制度。据《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记载，当时太祖发布诏书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此中情况我们在《二刻》卷三十六中可略知一二：“那法轮自得此镜之后，金银财宝不求自至：……以至衣钵充扨，买祠部度牒度的童奴，多至三百余人，寺刹兴旺，富不可言。”
　　客：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二拍”既以极为冷峻的写实态度精雕细刻出人们对欲望无休止的追求，又以传统的儒家观念表示出对这一现象的忧虑。作者的主旨是既要人们看到那一特定时代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又要人们从各不相同的主人公命运中思索人生的真正价值。由于这些故事的侧重面不在佛教方面，有关佛教的描写只是为故事情景作陪衬，因此跟一般佛教史不同，它更真实、更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的现状。记得罗香林先生在给庞德新所著《宋代两京市民生活》一书所作的（序）中在言及话本体裁的特征时说：“……无所用其顾忌隐讳，与偏袒取容，故最为适于比较分析，集证考信。”此言得之!
　　主：尽管我们在明代的佛教中，很难再寻得到隋唐鼎盛时期光辉灿烂的影子，但通过人们日常生活对佛教活动的需求，可以知道佛教已深深渗透到了人们的心中，化为了血肉，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客：茶品得差不多了吧，天也快亮了，真是很久没这么尽兴地聊过了。
　　主：“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