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红安
　　2002年10月9至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德国、埃及、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的10多位外国学者、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30多位中国学者共50余人出席了本此次会议。
　　文化之间的合作与冲突是21世纪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此次会议不仅是为了庆祝中德两国建交30周年，同时也是给不同文化在“9．11”事件后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会议分四个议题进行：
　　1．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普遍主义或一元主义?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问题是文化交往中的首要问题，对它的回答决定了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否平等以及文化交往的模式。与会者大都赞同文化的普遍价值是人类交往的前提和共同追求，但是任何文化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过程和形态，正是这种普遍价值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霍桂桓认为只有从社会个体生成论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把文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生成过程，才有可能超越文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偏执。清华大学的邹广文认为文化的普遍价值就是世界上各种文化交往中恪守的基本原则，也是最基本的交往框架，而要培育文化的个性就要在挖掘本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及跨文化理解。来自德国科隆大学的斯科奇(Erwin K．Scheuch)指出同化到西方的生活样式中是文明发展的盛行模式，在这同化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年轻文化，接触到“好生活”的观念，以及个性化的生活样式。这些是国际对话中的明确前提，参与者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全球化是沿着大体相似的路线发展，但是在具体的方法上也不是普遍相同的，把什么样的因素综合到自己的文化中是一个具体的过程。
　　2．对话中的文化：需求与现实
　　如果说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那么在现实中什么样的对话方式才是平等的、有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赵汀阳认为有效对话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理解与接受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难题在于“接受”，因为理解不保证接受，所以新型的对话应该是有一种“重构文化”功能的对话，即各种文化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的新资源从而开始某种新文化的生成过程。还有许多与会者提到，对话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怎样看待他者，他们大都认为应该以尊敬的态度把他者当成是主体，甚或是伦理上他者的优先性。
　　由于宗教在某些文化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因此文化对话在某些时候就表现为宗教之间的对话，同时宗教对话成功与否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文化间的交往方式。陕西师范大学的吴言生指出，作为全球化运动一部分的佛耶对话呈现出三种范式，前两种都各以某一方为中心，只有第三种是以会通佛耶思想为旨归的，也是未来宗教对话的模式。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李利安则从民间观音信仰来说明中国儒道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融，中国道教在神灵体系方面对印度佛教观音信仰的改造表现为观音的身世、所处的境界、在神团中的地位等；而儒家文化对观音信仰的改造主要表现为孝道、子嗣、长寿和仁善观念等方面。这是文化对话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伊斯兰教对自身及其他文化的理解
　　这次研讨的一个焦点便是伊斯兰教对自身和其他文化的理解。伊朗外交部文化顾问瓦希德(MojtabaAmiri—Vahid)为我们理解伊斯兰世界给出了一个“多元论”的视角。任何人要与伊斯兰世界对话，就必须承认和具有伊斯兰多元论的思想。伊斯兰教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它和那些信仰与实现它的人一样是异质性的。伊斯兰没有构成政治上、文化上或语言学上的集团，他们在种族、人种、国家甚至意识形态上都是不同的。伊斯兰教徒在社会环境中的运作部分地是由伊斯兰精神和文化传统塑造的，但他们的行为是由多样化的利益和渴望激发的，并且政治行动中的非宗教维度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刘一虹在会上指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多地受到了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采取的是以儒文传释天方之学的途径。由此，伊斯兰教要被其他的文化理解和认同，就必须主动的进行文化间的对话，在相互影响中形成某种共识。
　　4．文化范式的转变：前景与可能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任何文化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中才能够真正保持发展的活力。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转型，使自己的传统能够延续和创新，这种转型的成功与否也就决定了某种文化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甘绍平认为个体的权利应优于对族群的认同性义务，对人的普遍权利的认同应优于对族群的特殊性的认同，所以文化共同体的命运是掌握在该共同体所有普通成员的手里，取决于这些成员及其后代的自主选择。德国斯图加特市市长麦格多斯基(1risJanaMagdowski)从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出发讨论了文化转型的前景。她指出尽管西方式的消费者和西方文化可能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推论出一个一致的世界文化已经从其中发展出来的结论。因为，毫无疑问的全球化总是与地方化和地区化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凭借全球化的过程，到处都在重新强调当地的文化。通过全球文化去除地方化的过程中，地区文化正在抛弃对固定所在地的依赖，但仍旧保留了某种联系，并且正在变成全球文化的一个完整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全球化与地方化作为两个分离的对立面来对待。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统和样式，我们的文化认同是基于道德一政治的观念，它意旨着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同意他们的共同存在的基本价值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包含了接受共同道德价值的意愿，尽管可能存在着道德上和宗教上的不同。其中还有一些学者谈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变迁中应对他种文化的立场和特征，这也是我们现在文化转型所应该借鉴的地方。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李鹏程说的，这次对话是一个开端和起点，也是对政治家、军事家等人的一种启示。哲学通过理智的声音对人类社会问题做出回应，正是在这种对话当中，我们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并且可能达到某种互利的结果。
　　[本文作者张红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