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中华佛教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2009年4月20日 五台山文化网
　　2006，由山西福田寺首倡，秦晋两省十七座著名寺院联合发起的倡议《敬惜汉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得到了各界僧俗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这十七座寺院是：福田寺（山西忻州）、香积寺（西安长安）、草堂寺（西安户县）、青龙寺（西安）、兴教寺（西安长安）、净业寺（西安长安）、石佛寺（西安长安）、延福寺（西安长安）、感业寺（西安未央）、铁佛寺（陕西乾县）、圆明寺（陕西咸阳）、罔极寺（西安）、慧静寺（西安）、亮碑寺（西安长安）、清凉寺（西安长安）、红云寺（西安长安）、洪积寺（陕西杨陵）。
　　笔者谨向崇敬汉字、热爱汉字的中华同胞们致敬，并向发起《敬惜汉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活动的佛教界僧众致敬。
　　笔者作为一个印刷工程师，自己的行业业务终日和汉字打交道，深感汉字是中华文明万古不绝的燃薪之火，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是中华文明的魂魄，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解读中华文明的金钥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笔者通过印刷工程技术接触汉字，进而自觉地研究汉字和汉字文化的过程里还发现，佛教在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非常卓越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存世的年代最早的手写纸本古文献、雕版印刷古文献、活字印刷古文献，都是佛经！是佛经印刷，为我们保存了祖先印刷技术的史料和史实，保存了中华民族是印刷术的发明国度的大量确凿证据。
　　笔者谨向中华佛教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保存中华文化的卓越功绩致敬！
　　1.现在存世的年代最早的印刷品，都是汉文佛经经卷
　　1.1.目前存世的最古老的纸写本文献—《譬喻经》
　　《譬喻经》卷里明文记载，是经写于“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甘露元年”相应的公元纪年是265年，三国的吴·末帝孙皓的年号。三国时代的纸写本，比此前所认为的东晋·陆矶《平复帖》是存世最古的纸写本，还要早近百年。
　　《譬喻经》纸写本实物，现藏东京书道博物馆。本资料及图片取自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P8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
　　1.2.目前存世的考证年代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陀罗尼经》
　　1966年在韩国的庆州佛国寺释迦佛塔内发现一卷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木版印刷品。经卷上没有明确标注印制年代，但经文里有唐·武则天称帝（690～705）时敕令使用的“制字”（即武后创造的字，如用“上山、中水、下土”叠合的“埊”——“地”字，她本人的名字写成“上明，下空”的“曌”——“照”字）。释迦塔是新罗景德王十年（AD751）时建，该汉文《陀罗尼经》的放入年代应早于751年，是目前存世最古的印刷品。韩国据此佛经宣扬，是韩国印出了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而1966年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开始，中国大陆不知道韩国发现《陀罗尼经》的消息；直到1977年，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回国访问，才把这一消息带回祖国大陆。
　　武后临朝称制时间是690-705，前后16个年头，她的“制字”推行时间比其在位时间还短，这些“制字”在中国本土尚未全面推行，更不可能推到几十年以后的朝鲜半岛还继续使用。因此，中国学者认为，汉文《陀罗尼经》是在中国本土印刷后，带到朝鲜半岛去的。
　　本资料及图片取自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15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2。
　　（需要了解，论证成都出土梵文《陀罗尼经咒》为存世最早印刷品的论文出处和具体论述，给魏教授和尹教授写信求教。）实际被考证为最早印刷品的是1974年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向李英老师求助。
　　1.3.目前存世明确纪年的最古老木版印刷品—《金刚经》
　　在敦煌经卷里有一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长卷，卷首是图画，佛祖正和弟子须菩提讲道，周围是侍者和众神；卷尾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文字。咸通九年为AD868，这是目前存世明确有纪年的最早印刷品。
　　王玠印佛经现藏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本资料及图片取自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136，P23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2。
　　1.4.目前存世的最早活字印刷品—《寿佛经》
　　1965年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经鉴定为北宋泥活字印本，约1100年前后，比毕升发明晚四十几年。从图片里可以看到，其中一个“色”字在字行里横卧，可能就是活字排放时的误差造成，如果整版雕刻，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本资料及图片取自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P18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2。
　　1.5.目前存世的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书—《直指》经
　　近年来韩国大力宣扬，在韩国清州发现一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结》，书的封面有手写《直指》两个大字，故作简称。书的末尾有记“宣光七年丁巳十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按此即在推断，当时现在存世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书籍。“宣光”的纪年，是1368年朱元章正式称帝建元“洪武”之后，随即北伐，元朝皇帝北逃继续残喘了一段时间，史称“北元”，“宣光七年”是北元年号，为AD1377。
　　这本《直指》现藏巴黎博物馆。资料取自网络。
　　针对韩国宣扬是他们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只有金属活字才有可能影响世界”，甚至还有个别韩国学者毁誉中国毕升的发明创造。中国学者据理作出了相应的回应。
　　①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研究员撰文指出，在北宋～金代的钞票“交子”的印刷里，使用铸铜版印票面，其中的分字编号，是用活字插入铜版里印刷，这是中国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在公元1100年前后。金代印钞铜版文物，在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都有藏展，所展出的印版，有明显规则的方孔，就是供印不同批号的活字嵌入印刷。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两位研究员2000-01著书《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和早期传播》，在毕升发明泥活字不久，西北的西夏民族就采用了泥活字印刷佛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十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以国家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量最大。这些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经，是中华佛教广被中华各个兄弟民族，为保存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具体例证。西夏文活字佛经的印刷年代，当在西夏政权的存在期间里，即1038～1227年时段内。
　　资料图片取自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12。
　　③金岷彬依据现在存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山东历史博物馆的秦代陶量，其上用活字技术压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全文，论证普通的印章与活字虽然形式相似，使用方法相似，但是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不同。印章的使用，是表明印章的拥有者本人，或者是表示本人的人格证明和社会信用（包括职务印鉴、私人印鉴），或者是使用者本人的咏志咏事（如书画题款章、藏书章及各种“闲章”和现代篆刻艺术印章作品），总之，印章的使用目的是为了“示己”。而活字的使用，不是为了“示己”，而要求“示它”，例如秦始皇诏书的活字印，使用者不是为了表示使用者自己，而是为了表现诏书的文字内容。从“示己”的观念到“示它”的观念，是技术观念上一种质的飞跃，是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产生出的先进技术思想。活字印刷术的源头——无论是“形而上”的观念意识方面“示它”的性质，还是“形而下”的具体技术成果，还是对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文献记载——都在中国。
　　希望广大佛教界的僧众能在自己的修行里关注中国古代佛经的情况，希望能在中国寺院的古籍经卷里发现金属活字印刷本。
　　中华佛教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功勋卓著，功不可没。笔者宣扬古代中华造纸术、印刷术的光辉成就，也努力宣扬中华佛教对汉字文化的卓著功勋，并愿参予由佛教界发起的敬惜汉字，弘扬中华文化的活动里。
　　2.为什么存世的最古老印刷品都是佛经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初步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了古代的藏书制度、社会状况对图书存毁的影响、印刷品的商品性生产和非商品性生产的差别、印刷品的制作生产者的精神状态等方方面面。
　　2.1.社会状况对图书存毁的影响
　　中国从有了文字、有了国家的上古时代，国家和政府就有了收集、保管图书典籍的职能机构和专职的官员，这就是“史”或后来的“太史”，由国家各级政府收集和保管图书典籍，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优良传统。但是，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却使前朝保存的图书典籍屡屡遭受损毁。
　　改朝换代对图书典籍的影响，从历史上的第一次夏商更迭就开始了——据《太平御览》所引《吕氏春秋》载：“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在“桀将亡”而还未亡之际，才会有“奔于商”的行动；那么，一个太史令能在战乱的时候执带多少图书奔出？大概数量有限；商汤接受了终古之后，在随后对夏都的占领时，是否完好地保留了夏代的国家档案，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周灭商，商的王都成为了“殷墟”，后世发掘出的甲骨文典籍表明，商王朝的国家档案显然没有完整遗交到新的王朝，而是失落了，湮灭了。狄戎焚毁了西周的丰镐二京，周平王逃难到了东都洛邑，图书典籍显然又遭逢一次重大的损毁流失。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把不利于赢秦的六国典籍付之一炬。只有刘邦的谋臣萧何有远见，在沛军首先进入秦都咸阳时，马上采取了封存和保护秦国家档案府库的措施……
　　说到这些先汉时期改朝换代的时候，佛教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但是佛教植根中华本土之前，中华图书典籍因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屡遭毁坏的情况，也同样是佛教入汉之后中华文化典籍仍然和始终面临的社会状况，是中华文化典籍屡遭厄运的重要原因。在有关中国的图书史、图书馆史、典籍史、版本学、文字学、印刷技术史等方面的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里，都能沉重地读到中华文化典籍在历史长河里屡聚屡散的历史情况。粗略归结起来，有两大类：①兵燹灾祸，例如军阀董卓对国都的洗劫；例如黄巢手下的将领朱温对唐长安城的洗劫和焚毁；例如金人南侵对汴京和徽钦二宗的劫掠；例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英法联军焚毁了《永乐大典》和著名的圆明园。②历代统治者的极端文化政策，例如秦代的焚书坑儒，例如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例如南北朝时代的废教灭佛政策，例如明清两代的严酷的文字狱。
　　宗教典籍与官方和民间私人收藏图书典籍相比较，遭受社会动乱、兵燹灾祸的摧残，要稍微轻一些，这是宗教经卷能幸存下来，成为目前存世最古老的典籍文物的原因。其一，宗教寺观的地理分布，十分广泛，甚至进了深山老林，而且数量远远超过城市里的档案馆、图书馆、民间藏书搂；客观上较有效地躲避了兵燹灾祸，侥幸存留下来可能性大一些。其二，宗教经典超脱于政治之外，也较幸运地躲开了历代的极端文化政策；当然，也还躲不开象南北朝那种毁教灭佛的暴行。其三，糟蹋和焚毁图书典籍的乱兵里，有一定数量的佛教信众，出于宗教信仰和对佛教因果报应的恐惧，对待佛教寺院和佛教经卷，可能会“手下留情”一些。毕竟，佛教是规劝人心向善的教义。敦煌石窟里大量古代典籍的幸存，正是这三种社会因素的综合表现。
　　笔者以为，这是宗教典籍能比世俗图书典籍存世“能力”强韧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还觉得，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三大宗教之一，在道教界也会藏有经典。无论佛教界，还是道教界或者其它（民族）的宗教场所，都会有古代的典籍存藏，面对这些新发现的存藏，有大家所惯于关注的文献内容，还有大多数人曾不太注意的典籍的技术形态。关注古代典籍，除了其文化内容之外，还要关注典籍的技术形态，从中可以发掘出中华典籍更多的价值。
　　2.2.制作宗教经文与制作图书文章的心态
　　本文里介绍的几份目前存世最早的佛教经文，都是佛教的信仰者的发愿所为。对佛教的虔诚，会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信仰者都可以通过抄写或者印发佛经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愿；即使并不识字，不会写文章的信众，仍然可以采用刻印经文的形式来发愿（包括“还”愿，就是实践已经许过的心愿）；这使得佛经刻印的社会总体数量，会比图书刻印的社会总体数量大。
　　而且发愿的经文是由发愿者自愿承担了经文印制的费用，然后无代价地“普施”。这比较世俗商品图书，需要货币交换作为先决条件来说，更易在民间广被流传。这也是在中国本土抄写或印制的佛教经卷能大量走出国门，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原因。
　　2.3.保存宗教经文的心态
　　信仰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不会轻率地对待宗教经文，必定是竭力妥善保存，起码不会视为无物或咨意毁损；而对于世俗的图书，则往往不会有这样的虔诚心态。藏书家毕竟只是社会里的极少数，而宗教的信众，比官私藏书家多得多。这是宗教经文较能妥善存留的原因之一。
　　受到信众支持而集资兴建的宗教寺院道观，在修建宗教建筑时，会把一些经文放置在建筑里，如温州的白象塔、韩国庆州的佛塔，随着古塔保存了下来。宗教界保存经文的这种特殊手段，其实在世俗界也有，比如西安的碑林就保存了许多典籍的石刻。但是，石刻所保留的文字，往往比书籍文字尺寸大，石碑形态的文字不完全等同于实在的图书典籍经卷。
　　虔诚的宗教信仰，在客观上虔诚地保留了宗教经文文本，也在无意识之间保留了古代中国的典籍史、汉字演变史、印刷技术史、中华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中华佛教对于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功勋卓著，功德无量。（信息来源：陕西佛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