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陀遇到孔子：皆以平等交谈方式教育弟子

佛陀成道地：菩提伽耶大塔

孔子和佛陀是人类历史上的圣人，他们在“轴心时期”都充当着人类导师的角色。作为导师，他们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地教育着弟子，并各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将他们的伟大思想传授给弟子。我发现，他们的教育工作都是在与弟子进行“零距离”的平等交谈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师道尊严”的色彩。可以说，在他们那里，教育即交谈，交谈即教育，只是他们与弟子的交谈各有风格罢了。

一、孔子：“侍坐”交谈

《论语·先进》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其内容是这样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所谓“侍坐”，是指在“尊长旁陪坐”。《礼记·曲礼上》曰：“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孔颖达疏：“谓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已必坐于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余之席。”“侍坐”是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圈内流行的弟子亲近先生的一种方式——弟子或一人或多人，到先生处坐坐，同先生聊聊天，唠唠嗑，并趁机向先生讨教一些问题；同时，先生也会借此机会“润物细无声”地教导弟子一番。总之，“侍坐”是一种十分自然、非常生活化的“交谈”场景。

让我们再返回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案。这显然是一个轻松自如的“侍坐”环境，因为当其它人在交谈的时候，曾皙（曾皙，字点）还在“鼓瑟”呢！并且我们还可以想见，其间肯定也还有笑声。交谈声，鼓瑟声，笑声，声声和谐。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孔子似乎只是一个旁听者，他不断地征询弟子们的观点：“求，尔何如？”“赤，尔何如？”“点，尔何如？”显得是那么亲切；而弟子们则侃侃而谈，毫不介意地“各言其志”，各抒己见，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末了，孔子也没有多加评论，只是说了四个字“吾与点也”，意即我赞成曾皙的看法。这“吾语点也”四个字看似轻描淡写，随口说来，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是这场“侍坐”交谈的落脚点。孔子没有直接指出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的错误或不足之处，最多也只是“哂之”（朱熹《四书集注》：“哂，微矣也。”），但是“吾与点也”这四个字足以让他们回去反思好几天并且最终会是有所得的。难怪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要称孔子为“交流的大师”了。（郝大维、安乐哲著，蒋弋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28页。）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案给人以充分的现场感，其实，《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诸弟子之间的其它问答也无不是在“侍坐”交谈中进行的，只是《论语》的编集者在记录它们时采取了“去现场化”的处理方法，只记录“侍坐”交谈的内容而不记录“侍坐”交谈的场景。可以这么说，在宋代“书院讲学”制度兴盛之前，“侍坐”交谈一直是儒家导师讲学并教育弟子的主要方式（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甚至儒家系统之外的魏晋玄学家“坐而论道”的“清谈”也可以看作是“侍坐”交谈的一种变式。实际上，即使是在“书院讲学”制度兴盛的时代，“侍坐”交谈也还是作为“书院讲学”的辅助手段而在儒学圈内流行。这种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侍坐”交谈在唐朝宫廷中也非常流行，那就是由皇帝召集并在场聆听的儒、佛、道“三教谈论”。

二、佛陀：“启请”交谈

考诸佛经，佛陀教育弟子，对弟子说法，亦是取交谈的形式，比如《金刚经》便记录了佛陀在孤独园与弟子须菩提的一次交谈。这次交谈的起因是须菩提向佛陀提了一个问题，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惟然，世尊，愿乐欲闻。”（《金刚经·法会因由品》）

就这样，佛陀向须菩提谈开了佛法，其间须菩提还顺着佛陀的思路问了其它一些问题，佛陀也都一一回答。须菩提与佛陀之间的这种往来问答和相互交谈就构成了《金刚经》的主体内容。

表面上看来，《金刚经》中只是佛陀和须菩提两人在交谈，但实际上，在交谈的现场，同时还有“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听讲，这种情形很像现在电视中的谈话节目（比如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在这类节目中，主持人和特邀嘉宾在交谈，而现场则有一群人坐在那里听。须菩提就像提问的主持人，而佛陀就好比被要求回答问题的特邀嘉宾。不但《金刚经》中是这样的交谈格局，实际上，绝大部分佛经也都是如此，只是提问的人和听讲的人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在《法华经》中，是弥勒菩萨、文殊师利等人提问，而听讲者则多达十几万人。

我们把佛陀与弟子之间的这种类似于电视谈话节目的交谈称为“启请”交谈，因为，按照《金刚经》，佛陀“饮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处于“默”的状态（所谓“默如佛”是也）只是由于须菩提的“启请”，就是前文提到的须菩提的提问，佛陀才“从三昧安详而起”（这里借用《法华经·方便品》中的话），开口说法，与须菩提展开交谈。佛陀只有在“启请”的情况下才开口说法，犹如一口稳重的洪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这就是佛陀的“启请”交谈。在“启请”交谈中，佛陀把须菩提当作平等的交谈对象，完全没有居高临下、唯我为是的导师架势，且看《金刚经·庄严净土分》中佛陀与须菩提之间的一段对话：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然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

“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

“不也，世尊。”

“何以故？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提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

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

在这段对话中，佛陀心平气和地用佛法真理来开导和教育须菩提。从那句反复从佛陀口中说出的征询式的“于意云何”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佛陀“是在以商量的探讨问题的口气与须菩提说话，并在与须菩提平等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让须菩提懂得了佛法的真理，这完全像是一位负责任的有经验的教师在循循善诱地教导他的学生”。（陈坚《论佛的教育思想》，载《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版，第146页。）

如果说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侍坐”交谈显得比较生活化，比较随便，那么佛陀与弟子之间的“启请”交谈就显得比较仪式化，比较正规，因为既然是“启请”就得有“启请”的仪式，如在《金刚经》中，须菩提就是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的“胡跪”仪式下“启请”的。“启请”交谈后来在中国佛教实践中演变成了“请益”交谈，所谓“请益”，是指弟子有疑问而向大德善知识请教并从中获得教益，但“请益”必须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不是很随便的，至少也是“拈香请益”，如一位名叫修六逸的“禅人”，“素为生死心切，志求向上……拈香请益，（憨山）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为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禅人死关三年，其于放下身心，抖擞客尘烦恼，消磨习气，乃最初一步业已自信，但于参究生死病根，未能顿拔……”（《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见《乾隆大藏经》第155册，第373上。）大德善知识均因弟子的“请益”而对他作“开示”。

虽然“启请”交谈和“请益”交谈都是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但交谈本身却不是令人窒息的，这就好比电视中的谈话节目（前文已将“启请”交谈比作这种谈话节目），虽然是在一定的仪式下进行的，但谈话本身却是引人入胜的。这里需要注意，仪式化的“启请”和“请益”不但表示弟子对导师，包括佛陀和一般的大德善知识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表示弟子在导师面前已完全没有了“我慢”，心已“空”，进入了随时接受导师教诲的心理状态。《坛经》（宗宝本）“机缘品”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僧法达，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按：惠能），头不至地。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忘功福无比。’”

法达来向惠能“请益”，但是在向后者行礼时却“头不至地”，礼节做得不到位，惠能从中看出了法达有“我慢”之心，遂作偈语批评他。在这里，惠能不是非要摆祖师的架子让法达给他行佛门的标准礼不可，而是要借此让他舍弃掉心中的“我慢”。在惠能看来，弟子只有舍弃掉心中的“我慢”，他才能与其进行有效的交谈并使其获得佛法的教益。可见，在佛教中，无论是“启请”也好，“请益”也好，都是保证接下来的交谈能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前提，所以，虽然“启请”和“请益”都是严格的有位次之分的仪式，但是“启请”和“请益”之后的交谈却都是在亲切融和、自由平等的氛围中进行的，都是引人入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