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峪石经》的整理研究刻不容缓

　　《风峪石经》的整理研究刻不容缓
　　王鸿宾 胡春英
　　一、从虎口夺回的佛典瑰宝
　　这部石经像《赵城大藏经》一样，是几乎被日本侵略军劫走的幸存佛教经典。
　　《风峪石经》全称《晋祠藏风峪华严石经》，又略称《华严石经》，当地俗称《风洞石经》。这是一组首尾完整地满镌初唐武周时所译八十卷《华严经》的方柱形小楷石刻群，多数为1米以上的四面刻石，每卷分卷之上、卷之下二石，全部石经数应是160通。始刻于八十《华严》刚风 的武周圣历三年至长安四年(700—704)间，有顶面题记和刻石中的武周改字为是距今近一千三百年的初唐①佛教经典石刻文物。现藏于山西省太愿市晋祠博物馆。
　　石经约在刻毕后的初唐晚期已安置在晋阳古城西效三里许风峪口一所佛寺内。金元前称石经藏院，明清时称太原县风洞。遗址在今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②乱石滩晋源果树果窖处。此处往西进入风峪③，东距晋源镇约2里公多，南偏西距晋祠约5公里，至今遗迹犹存。《元一统志》明确记载，此处所存是’唐人所书《华严石经》④。明清以来，风洞的地下洞室仍为唐建原物，即约五丈见方，四壁砖砌，中设石制中心柱直撑洞顶，洞顶为绳纹砖叠涩斗合而成的穹窿形，称“砖 洞”⑤。石经仍藏其间，却已鲜为人知。清唐熙五年(1666)，学者朱彝尊来并，“燎薪以入”洞内考察，统计石经总数126通。但因洞内条件所限，误断为北齐天保(550—559)间石经⑥。其实，朱氏统计的石经数也仅是很不准确的约数。自此，地方史志和《金石萃编》等金石典籍，对此石经渐有著录，其命名地多冠以“风峪”二字，并多从其误断。清代以来的太愿县风洞是地上以供奉风神的风神祠为主的两进祠院和地下贮藏石经的洞室上下重叠，以祠宇掩护洞室，为一处释、道并尊、质朴别致的古老建筑。而石经和洞室虽几经沧桑变迁，却并无大的干扰破坏。只是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后的1940年，驻太原县日军将大部分石经挖出洞外，草袋包裹，准备劫运，经当地人士即时抢救，迫使其放弃劫运行动。遂即由地方人士将这些石经迁归晋祠庙内长期保存。接着日军更将风洞上下纵火陷顶，彻底捣毁，从而结束了石经与风洞千余年来互相依存的关系。解放战争时期，驻太原县闫锡山军队又将残存在风洞废墟中的石经作为修筑碉堡的建材使用。也是在当地群众的奋力抢救下，使毁损到最低限度。新中国的成立给这部石经带来福音。散落在外的零散石经得以陆续回归晋祠。晋祠文物部门也先后考察整理，纠正了自朱氏以来年代上的误断。石经藏入晋祠已逾半个多世纪。现存石经总数：整石加残石共130余通，比清初并无多大丢失。而且很多刻石基本完好无损，字迹尚清晰可见，虽伤痕斑斑，仍得窥全貌。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传世至今的这套石经是从虎口夺回的佛典瑰宝。
　　二、石经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著名经典，对诸多佛教宗派、中国哲学特别是宗明理学，以及对日本、朝国等地的佛教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八十卷《华严经》是继东晋来至南朝宋初(418—421)汉译《六十华严》270多年之后，在则天女皇亲自策划、关注下，于证圣元年至圣历二年(695—699)，译制于神都洛阳，女皇并为之作序。这部石经在晋阳的刻制几乎与洛阳译经时间同步，是唐译《八十华严》传世最古老的石刻祖本，保留着译成之初的原始痕迹，虽散佚残损较甚，仍不失为传世最完整、古老的《八十华严》经文依据。
　　石经中有的重要题记也是研究隋唐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如石经卷第一之下左面，是一篇《八十华严》译场职司题记。⑦。参加《八十华严》译场的职司人员共32人，外籍11人，本国21人，既有久负盛名的义净、实叉难陀等中外高僧大德，又有职位很高的贾膺福、宋之向等政要官员。职司名称及参加人员的职务介绍的清清楚楚，令人耳目一新。从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参译人员实力很强的官办译场实录。如传世《八十华严》经本卷首，多见译经人员中有圆测、神英二高僧，从石经中译场题记看，二位高僧实际并未参与《华严》译场。这篇译场题记是初唐时期传世的译场职司第一手珍贵资料，是研究隋唐时期佛典翻译译场组织的重要实录。
　　石经中的石刻书迹，也是古代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篇章。近60万字的经文中，基本完好的字迹尚存约五分之三，其法水平无愧于初唐盛世，堪与初唐四家虞、欧、褚、薛相媲美。有的劲健朴拙；有的外柔内刚；有的姿势雄强，为后来颜书的法乳；也有藏露有致之作，颇有小楷《乐毅论》、行书《兰亭叙》等右军风韵。这些博采唐初南北书风之长的书法精萃，出自佚名书家手笔，宛如一部唐代小楷范贴巨著，令人叹为观止；对其中自然和人为泐损的大片残痕，也无不令人万分焦急和惋惜。石经中的古体、异体和缺笔避讳等家，也是研究古代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
　　此外，石经中的武周改字，也是这部石经的重要特点。武周改字又称武周新造字，是则天女皇废唐改周十五年中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判断、考察这一时期典章文物的重要依据。武周先后改字共17个，其中，“月”字两次改定共18字⑧为： (照)， (天)、 (地)、(日)、 (月)、 (月)、○(星)、 (年)、 (正)、 (君)、 (臣)、 (初)、 (授)、 (证)、 (国)、 (人)、 (载)、 (圣)。这部石经第十一卷之前，现存可见的尚有14字，仅“照” “君”、“载”及首次改写的“月”字未见，且不少武周改字，石经中屡见不鲜，是武周改字比较齐合的汇集。其次是许多改字在典籍著录和传世资料中，字形笔画并不一致，历来使人颇为困惑。按照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对大量武周石刻、文书等文物资料对比研究的成果，石经中保存的14字都是比较标准规范的字形笔画，从而成为哀别武周改字的典范。
　　总之，《风峪石经》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应该引起佛学界和关心中国历史文化人士的重视。
　　三、石经的整理研究刻不容缓
　　石经的意义首先在于经文本身。《风峪石经》早于房山石经及敦煌洞室藏经中的唐刻、唐抄《八十华严》零星品卷，可视为与译经初定同时。现存的每一品卷，甚至每行每字都是来之不易的稀世珍宝，对后来诸多《华严》版本都是校勘的祖本。如我们初步将石经卷第二之下《世主妙严品第一》与《中华大藏经》、《碛砂大藏经》中的《八十华严》及金陵刻经处木刻翻印本《八十华严》相应品卷相对校，如此石右面第五行“一切众会广如海”的“如”，《中华藏》同石经，其余二本却为“大”字。此石阴面第十三行“此是得天方便力”的“得”，三本却均为“德”，显然，“德”应为“得”字传摹之误。(见附图四)再如此石左面第七、八行“如来希有大慈悲，为利众生入诸有”下，《中华藏》又重复此14字，其余二本与石经同，并未重复，可见《中华藏》中重复此14字也应是长期传摹之误。如以现存石经中的完整品卷与完整之石校勘诸多有代表性的《八十华严》传世版本，将会发现更多的重要差异，从而复原这部经典的经文原貌。石经的现实情况是完好之石与剥损之石大体参半。在剥损之石中，有的整石虽在，而伤痕斑斑，甚至一整面剥落无字或仅存二、三行。编号为102的卷第五十一之下整石，四面几乎完全剥落无字，幸赖一面左下仅存的数字，才判定为卷五十一之下，如果将这几字一旦剥落，像无字碑，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说，石经的整理研究刻不容缓，此其一。
　　其二是对这部石经的保护、传拓、出版及综合研究等方面也是刻不容缓的。石经虽已迁入室内，免遭风雨侵袭，但距离妥善保存这一珍贵文物的要求尚相差甚远。虽全面系统地制作了一些拓片和照片资料，但操作时突击性很强，数量与质量均与应有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用现代出版手段将这部石经片石只字毫无遗漏地尽快出版发行，公诸于世，应是佛学幸甚!文化事业幸甚!但这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又如精道的书法艺术是这部石经的特点之一，而有的石经用肉眼看，可见的是劲健潇洒的初唐字迹，但因所见笔画痕迹却是千年淹没的泥砂，根本拓不出来，拓片是一片黑色。诸如此类，多么需要尽快采取特殊手段再现石经的风采啊!否则，颜色一变，字迹就会消失。因此说，整理研究工作确是刻不容缓的。
　　我俩是最近几年整理石经的策划者、躬身考察、动手者之一，与晋祠石经组同志一起为整理抢救这部石经倾注了一定的心血，深感石经的沧桑遭遇与幸存之不易，因以为文，尚祈专家读者指正。
　　附《见峪石经》图10件
　　注释：
　　①初唐，依明?徐师曾《文体明辩》对唐诗分期之说，从武德初至开元初(618—713)称初唐。
　　②晋源镇，今晋源镇从明清至民国以来为太原县县城，唐代在晋阳故城西城内。
　　③风峪，古为风谷(“谷”，“峪”字古写)，自古为晋阳西行要径，史载有名。“(隋)炀帝于楼烦置宫，因过太原，取龙山风谷行幸”。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2(北齐天保二年，石刻佛经)。
　　④见《元一统志?太原路?古迹》，赵万里校集二册本，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
　　⑤见明嘉靖版《太原县志》卷2。
　　⑥米彝尊(1629—1709)，字锡 ，号竹坨秀水(即今浙江嘉兴)人，康熙五年(1666)入风洞考查，撰《风峪石刻佛经记》以记所见，收入《曝书亭集》卷67。
　　⑦见拙处1997年《第七届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⑧武周分期改字说，见施安昌《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改字》，收《龙龛道场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