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僧开创佛门名刹

无名僧开创佛门名刹
　　| 铁塔起于夷山之上|
　　从北宋东京城地图来看，铁塔位于城市的东北区域，在里城之外、外城之内。明清之后，开封里城向北挪了一箭之远，把铁塔圈在里城内。
　　铁塔起于夷山之上，那夷山并不突出。“开封三山不显，其中之一便指夷山。‘夷’在《辞海》中的注解是‘平坦、平易’的意思。夷山不过是高于平地的土岗子而已。”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先生说。
　　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大梁（即今开封）的东门不叫东门，称为夷门，夷门就是因夷山得名的。魏国隐士侯嬴使得夷门名气大增。“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司马迁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满怀敬意地描摹过开封人侯嬴。一个白髯飘胸上了年岁的大梁城看门小官，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隐士。偏偏魏国公子信陵君又是一位喜欢结交天下贤士的人物，他与侯嬴终成忘年交。信陵君采用侯嬴的办法，盗得魏王的兵符。公元前257年，魏公子带着兵符北上抗秦救赵，侯嬴相送时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侯嬴老人践约自刎，以死激励信陵君北上救赵。这就是老开封人的秉性。新开封人“白纸黑字”一路讴歌传诵这种秉性，现今关于开封铁塔的书，无不把铁塔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57年的“窃符救赵”。外乡人读罢《魏公子列传》，可能对“大梁夷门”没什么概念。而开封人不然，他们会说，“大梁夷门”就在铁塔公园，还会精确地告知你：“魏公子无忌的宅院就在今天的相国寺。”
　　2004年6月初，一连数天我频繁地前往铁塔公园，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眺望、张望、凝视那铁色的琉璃塔。当在铁塔公园做讲解员18年之久的王志新女士给我吟咏马杰的诗作《铁塔，我心中的市徽》时，她那无法掩饰的对铁塔的亲切感，让我遗憾自己和铁塔缘分的浅淡。开封人有句老话：“到河南不到开封，就不算到河南；到开封不到铁塔，就不算到开封。”在这次采访之前，我曾经两次到过铁塔，也算是到过开封了。
　　铁塔牌火柴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那火柴用草纸做盒，正面是“铁塔行云”的图案。很多年里，铁塔牌火柴一直在中原五省的店铺中畅销。我曾经从那些已经消失的商店中买过它无数次，至今还留恋它的手感、质地……我对开封铁塔的最初印象，就来自铁塔牌火柴无形的启蒙。
　　2004年6月6日，淅沥细雨中，我在开封一家糖烟酒店里指名要买开封的铁塔牌火柴，店主嘿嘿一笑说我落伍，竟不知火柴厂已倒闭多年。无奈我要了一盒安阳“工农兵”牌火柴，它的材质、模样酷似那铁塔牌火柴，只是上面没有塔的图样，火柴盒正面赫然是八个字：“质量第一，用户至上”。怏怏地出了小店，我在雨中擦燃一根火柴，但感觉已不像从前。
　　一个人影稀疏的黄昏，我独坐在铁塔下的石条凳上，仰望那55.03米高的铁色塔身。或许是近距离仰望吧，铁色的琉璃壁面分明还透着绿色、黄色、红色……
　　从颜色看，这座塔仿佛铁质，故得了个俗名铁塔。后来，铁塔的名头越来越响，它的原名“开宝寺塔”反而被人遗忘了。我久久地张望着铁塔，一阵风过来，一个挑角龙头下的风铃摇摆起来，“丁丁当当”，好生悦耳，颇有“铃风遥带野风飘”意趣。这当儿，一只无名倦鸟栖息在塔檐上，和着风铃的乐声摇头摆尾。那一刻，突然有一种历史感扑面袭来，我叹了句：大东京铁塔风韵尚在呀！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久攻大梁城不下，乃决水灌城。于是，繁华的魏都大梁城毁于洪水。西汉司马迁在写作《魏公子列传》前，曾独自漫步大梁夷门。看着残破的魏都遗址，司马迁长叹：大梁之墟呀！
　　| 从独居寺到开宝寺|
　　讲开封铁塔的历史，要从公元559年讲起。
　　北齐天保十年（即公元559年），一个僧人在开封城东北的夷山找到了理想的“阿兰若”。“阿兰若”在印度语中的意思是“空闲的地方”。这位在史料中无从查找其真实姓名的僧人，大约是在远离尘嚣的野外随便搭建了一处避雨遮阳的茅草屋，躲开凡尘的干扰，专注于打坐念佛。他给自己的“阿兰若”起了一个儒雅的名号——独居寺。
　　独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经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后来竟地位显赫。
　　公元729年，即独居寺香火延续170年后，独居寺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从泰山返回路经汴州时，唐玄宗一行停下来稍作歇息。歇息之时，唐玄宗漫不经心地在附近闲游，一脚迈入了独居寺。可能是对独居寺过于寒酸的状况比较同情吧，玄宗下诏重修该寺。为了纪念东巡泰山封禅的活动，唐玄宗又将独居寺赐名为“封禅寺”。从此，夷山独居寺那份清静，被皇家之气生生夺了去。
　　宋朝初年，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宋太祖赵匡胤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30336座寺院，迫使6万僧尼还俗。故而柴荣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柴荣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柴荣是五代十国50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公元954～959年），却给赵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赵匡胤在把柴荣七岁的儿子柴宗训赶下皇位后，一度将其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中记载：“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宋。
　　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程”。赵匡胤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柴荣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赵匡胤独独冷落了天清寺。
　　赵匡胤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元970年（开宝三年），赵匡胤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赵匡胤对这座寺院的重视。赵匡胤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当时的开宝寺有多大规模？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铁塔以南到今天的河大，当时都是开宝寺的地盘。”
　　宋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赵匡胤停止了前朝柴荣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
　　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公元960年，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了两年，157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3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比别人鬼，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赵光义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赵光义，如此政治嗅觉，如此看人的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的道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赵光义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赵宋任意掠夺。赵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公元916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北宋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的，对北宋非常恭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钱俶再度到东京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宋太宗赵光义动用了1014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北宋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赵光义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东京后，宋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的母体——灵感木塔走上了历史舞台。
　　名匠喻浩建造灵感塔
　　1994年，国家发行了一套四枚古塔邮票，分别是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泉州开元寺镇国塔、杭州开化寺六和塔和开封祐国寺塔。祐国寺塔是明代时铁塔的正名。10年过去了，如今，这套邮票在铁塔公园博雅斋柜台还有销售，标价15元。
　　四枚邮票中的杭州六和塔，是吴越国最后的君主钱俶所建，时间在公元970年，正巧是北宋第一个皇帝赵匡胤把封禅寺改名为开宝寺的那一年。
　　除了六和塔外，吴越王钱俶还建造了另一座名塔——雷峰塔。雷峰塔原名黄妃塔（又名西关砖塔），是钱俶为庆祝爱妃黄氏喜得贵子而建。后来，黄妃塔的原名逐渐被人淡忘了，但广为流传的《白蛇传》让人们记住了雷峰塔。1924年8月，雷峰塔突然倒掉了。塔倒之后，人们清理残迹时，在砖孔内发现了《宝箧印经》。这本《宝箧印经》的卷首写着：“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王钱弘俶（钱俶原名钱弘俶，后来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讳，改为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奉，乙亥八月。”乙亥年乃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其时吴越国已经快要灭亡了。到了将要亡国的时候，钱俶还不忘造塔，可见吴越国对佛教的重视。
　　杭州现存的许多古代寺塔和开封铁塔地宫安置的佛祖舍利，都是可怜的亡国之君钱俶的遗物。从这一点来说，杭州的六和塔和开封铁塔还是有点间接关系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先后参观过泉州镇国塔、西安大雁塔，拐回头再看开封铁塔，就有了一种比较。那用石头建成的镇国塔曾经给过我一丝苦涩，然后是一份亲切。镇国塔是因战乱南迁到泉州的汉人沿袭中原建筑风格建造的，最初是一座木塔。木塔后来被火焚毁，人们换用石材，承袭旧制又造了一座石塔。泉州人说，镇国塔和洛阳桥一样，寄托着南迁汉人思念故土的情感。六和塔也一样，它和我所居住的故土中原有某种历史的牵连和瓜葛。
　　| 木塔八年建成|
　　开宝七年冬，赵匡胤发兵讨伐江南李煜，令吴越出兵助战。吴越王钱俶亲自率兵五万，攻陷南唐之常州。当时李煜致书钱俶道：“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两年后，大宋灭了南唐，钱俶无限惶恐，乃上书表示，愿做大宋的普通百姓。钱俶在东京城心惊胆战地生活了10年，最终，宋太宗还是毒死了钱俶。一向小心谨慎地讨好赵氏兄弟的钱俶，竟和一向郁闷怀旧的南唐后主李煜落得个一样的下场。
　　宋太宗赵光义不喜欢吴越王钱俶，却喜欢吴越国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他下令专门建塔，以供奉佛祖舍利。开封人相信佛祖舍利至今还在铁塔地宫之中，未被盗走。对于这一点，我存疑。多年前，开封人曾把繁塔的地宫打开，落了个空无一物的失望。好在有另一个发现：碎裂成两半的地宫石板塔铭，告诉后人繁塔始建于宋太祖开宝年间。印度人习惯于把舍利存于塔内，中国人沿袭墓穴的概念把舍利藏于塔的地宫。铁塔塔基之下的地宫内，藏着未知的神秘。
　　宋太宗最终选定吴越国木工喻浩来建造开宝寺塔。喻浩是杭州人，出身于木匠世家，自幼便酷爱木工手艺。在吴越国时期，喻浩曾任杭州都料匠，史书称其“有巧思，超绝流辈”，著有《木经》三卷。
　　吴越王钱俶曾在凤凰山麓梵天寺营建一座木塔。塔建到两三层时，钱俶亲临施工现场并攀登木塔。站在塔上，钱俶觉得塔身微微晃动，便叱责工匠。工匠们以为塔身尚未布瓦，所以容易摇晃。谁知布瓦之后依然如故，工匠们只好去请教喻浩。喻浩建议在每一层铺上木板，弄结实了，让上下成为一体，人登上去，压力均匀分布于四壁，整座塔便稳固了。大家依了喻浩所言，果然有效。
　　据《后山丛谈》记载，喻浩自杭州到东京后，把京师街巷走了个遍。每次走到相国寺唐代门楼，他便仰脸凝望，站累了就坐下看，坐累了就躺下看。有人问其故，他说，这相国寺门楼其他的部位我都能仿效，只是对于卷檐架构不解其意。相国寺圣容殿前东西两旁有古井，后来喻浩负责为古井建造了井亭，果然“极其工巧”，成为相国寺十绝之一。
　　今天的开封人说：“当时朝廷遍寻京城匠师，最终找到了喻浩。”吴越国亡国后，喻浩流落到了北方。为新主人造塔时，喻浩如在吴越时一样一丝不苟。想必这是手艺人的禀性。喻浩或许只想造塔不问政治，开封人说他信佛，对造塔有瘾。塔本自印度来，是用来珍藏佛祖舍利的建筑物。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土后，塔把许多中国的楼阁建筑元素融入其中，逐渐成为佛家的一种标志性建筑。
　　东汉以后，战国至西汉时期一直盛行的高台建筑逐渐为木结构高楼所替代，无论宫廷、地主庄园还是城门楼，都以木结构为尊贵。到公元982年，宋太宗依旧用木料在开宝寺建塔以安奉舍利。木质构件具有易损、易燃的先天缺陷，56年后，木塔遭雷击焚毁。为重建此塔，宋仁宗颇费了一番周折。
　　中国古建筑中，鲜有留下建筑设计师尊姓大名的，灵感木塔是个例外，喻浩可算是一个幸运的工匠。灵感木塔焚毁后，宋仁宗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建起的琉璃塔就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后人猜测：琉璃塔应是仿木塔而建。
　　灵感木塔早已燃成灰烬，但它的设计者喻浩的蜡像陈列在铁塔北侧的文物馆中供人瞻仰。我曾经听到一外地游客在喻浩蜡像前低语：“噫，原来铁塔是一个杭州人设计的呀！”木塔已经消失了，但它的设计者留在了历史上；铁塔耸立至今，但其设计者却消失在历史深处。
　　千年前喻浩造木塔的情形，后人只能从前人记述中略知一二。据说这个杭州木匠颇有点现代人建筑施工时的做派，塔体外用帷幕遮掩，外面只闻斧凿锤击之声，不见其形。喻浩天天都在施工现场待着，每遇上下榫不照应的时候，他就上去敲上几锤，“即皆牢整”。
　　历时8年，公元989年木塔落成。塔八角十三层，高360尺。时隔多年之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述：“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百年，当正也’。”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卒于公元1072年，开宝寺的木质、琉璃两塔他都见过。不过，木塔只存在了56年就焚毁了，远远不到百年，所以他也无法验证喻浩所说的“吹之百年，当正也”。采访中，在开封人的提示下，我远望铁塔，觉得塔身还是偏西北倾斜，难道建造琉璃塔，还是故意建了个斜塔？
　　因建于开宝寺福胜院内，所以木塔最初命名为福胜塔。公元1013年，宋真宗驾临福胜塔前，忽见塔顶的宝珠发光，所以将其改名为灵感塔。如今，铁塔北侧新建了一座反映灵感木塔那段历史的灵感院；南侧有一亭也是新筑，名叫喻浩纪念亭。
　　| 仁宗重建遇阻|
　　灵感木塔被焚毁后，宋仁宗赵祯派人将塔基掩埋的佛祖舍利掘出，迎入宫中供奉。当时，京城王公贵族竞相前往瞻仰舍利，以此为荣。传说佛祖舍利在宫中发光显灵，使得仁宗产生了重建灵感塔的想法。
　　宋太宗建灵感木塔时，因耗钱百万而遭到大臣的抱怨，当时侍御史田锡曾上书言：“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这一次，宋仁宗刚提出想重建灵感塔，立马有大臣表示反对。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造塔的是主持谏院的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他说，舍利在宫中发光，有人说是佛祖显灵。舍利既然有神通，怎么连自己的灵感塔都不能佑护呢？天火袭来，一夜之间就把灵感塔烧掉了，这算什么灵验？当年蔡襄不知道舍利发光乃是物理现象，所以他解释舍利发光时说：“枯久之物，灰烬之余，或有光怪，多亦妖僧之所谓也。”他最后表示，建塔可以，但最好“不费于官，不扰于民”，所需资金由皇家自理。
　　为了建塔的事，左正言（官职名，属于谏官）余靖还与仁宗大吵了一场。据《孔氏谈苑》记载，余靖是一个不修边幅、大大咧咧的谏官。时至盛夏，天气酷热，余靖一身臭汗上朝，面见仁宗劝谏。话不投机，余靖便不顾君臣礼仪，凑到仁宗跟前吹胡子瞪眼睛。仁宗抱怨说：“这厮一身臭汗差点儿把我熏死！”一群大臣唾沫星四溅地追着仁宗争论，仁宗没办法，只得暂时息事宁人，不再提及建塔之事。
　　与前后各朝相比，赵宋的皇帝对大臣是比较宽容的。在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了不轻杀大臣与言官的“祖宗家法”。除北宋前期有少数贪官污吏被处死刑外，其余时期士大夫罕有做刀下之鬼的，对大臣最终的处罚也不过是削职流放。这种制度无疑激发了宋代士大夫实践儒家理想的勇气，培养了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一出现越礼悖法之事，就有大臣出面向皇帝劝谏。故宋廷之上常出现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热闹场面。
　　琉璃塔彰显帝王意志
　　由于诸多大臣的反对，宋仁宗赵祯将重建开宝寺塔的计划搁置了4年。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他下诏重建开宝寺塔，以安置佛祖舍利。
　　宋仁宗并没有理睬蔡襄按旧制复建木塔的建议，对于不顺耳的话，他也会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仁宗虽然总体上是个好皇帝，但他当政期间也有不良记录。比如，他曾经下令禁止群臣越职言事；再比如，对于余靖这种爱发表意见又敢用臭汗熏他的谏官，仁宗也会采取点措施——把他贬到远离京师的地方去。公元1049年，宋仁宗再次公布建塔决定的时候，也许是慑于天子的威严，就没有多少人再对此发表反对意见了。
　　| 一意孤行 重建宝塔|
　　仁宗赵祯是宋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长达42年。决定造塔那年，仁宗39岁，14年后他在京师病死。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仁宗去世的消息传到西京洛阳后，军民人等早晚面朝汴京方向号哭不止，焚纸产生的烟雾飘满了天空。京师开封的市民索性罢市休业，哭祭仁宗。仁宗的永昭陵在今天的巩义市，一个无名的宋代诗人曾在永昭陵寝宫墙壁上写道：“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确实是北宋皇帝中比较英明的一位，他不崇佛，也不像他的老爸真宗赵恒那样迷恋道教。他重视儒学，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曾巩等许多光芒万丈的大儒文豪都出在仁宗年间。
　　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民间，仁宗的名声都非常好。据史料记载，仁宗十分节俭，“四时衣夹衣，冬不御炉，夏不挥扇，禀天地冲和之气故也”。这些记载也许是事实，但同时，真实的仁宗也有花钱如流水的一面。
　　因为实行“文治”政策，北宋的经济发展较快。在宋太宗时代，京城开封已表现出大都市的风范。北宋的东京比汉唐的长安、洛阳繁华富丽得多，市井商业也更为活跃。以至于当时有人慨叹：“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东京城下水道十分宽敞，能住人能行走，可见北宋的东京城下水道系统档次之高。”当时的东京城，“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光巷，市不通骑”。
　　民间尚如此奢华，赵家皇室哪里能耐得住“恭俭”的寂寞。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说：“国初太祖朝建设未尝求奢，而多豪壮，或因周庙之制，宋初视为当然，故每有建置，动辄数百间。”梁思成列举了开宝寺重建的例子和为安置吴越亡国之君钱俶、蜀主孟昶而建造豪宅大院的例子。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其时国家尚不富裕，所以大规模的建设还比较少。到了太宗赵光义之时，先是建上清太平宫，又建开宝寺木塔，大手大脚地花钱的势头已经出现。
　　赵光义的儿子是宋真宗，梁思成说，真宗“愈崇道教，趋祥异之说，盛礼缛仪，费金最多。仅一个玉清照应宫便调动诸州工匠，耗时7年而成”。据说玉清照应宫的建筑之精，盖过了历朝宫观。真宗对于建造宫观确实有兴趣，建玉清照应宫时，他每天亲自往施工现场颠颠地跑。
　　真宗的儿子仁宗运气似乎不太好。仁宗在位期间，公元1032年，大内失火，宫中的八座主要殿宇被烧毁。修缮大内的急务交给宰相吕夷简负责。这一工程花钱不少，但事关皇宫，也实在是不得不花，大臣们也都没有说什么。在此之前，真宗建的玉清照应宫在雷雨中被毁，太后于朝堂上向大臣哭诉。众臣不等太后说出重修的意思，赶紧说：“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经过讨价还价，玉清照应宫当时仅修复了两殿，25年后再增修两殿，改名为万寿观。
　　开宝寺塔也属于毁于天灾后再行重建的项目。仁宗时期京城连年发生火灾，亟待修复的建筑实在太多，所以蔡襄、余靖很激动地谏阻仁宗重建开宝寺塔。为了阻止仁宗大兴土木，欧阳修专门写了《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一文。他在文章中说，开先殿仅仅是两根柱子损坏，已经花费了一万七千多钱。他还说，纵使肥沃的土地不生他物，唯产木材，也不能满足本朝土木建筑所需。既然开宝、兴国两寺塔和其他寺观、宫阙皆焚毁荡尽，足见上天厌恶过度奢华，所以希望陛下吝惜国财民力……
　　欧阳修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还是没有说动仁宗。仁宗一意孤行，决心重建开宝寺塔。重建后的开宝寺塔共有168级台阶，这个数字碰巧和北宋的寿命相同。
　　| 大宋文豪 冷落铁塔|
　　吸取木塔被焚的教训，重建开宝寺塔时改用耐火绝缘、能抗雷击的琉璃砖瓦建造。塔址也从开宝寺的福胜院移到夷山之上的上方院。上方院又称为上方寺，所以新塔又被称为上方寺塔。
　　喻浩所造灵感木塔高360尺（当时的一尺比现在的一尺短），换算过后大约是87米。新塔要比灵感木塔矮一截，但后来的开封人还是把它誉为“擎天巨柱”。那天，我在铁塔上下一个来回，第二天大腿肌肉又酸又疼。得知我的情况，开封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爬它干啥？上一回腿疼得三天缓不过来劲。”
　　仁宗该知足了，北宋存在了不过168年，但他力排众议建造的琉璃塔，却像铁一样结实，历经电闪雷鸣、冰雹暴雨甚至洪水冲刷，铁塔都没有折断；来自北方的金戈铁马把开封城践踏了几遍，铁塔屹立如故。虽然今天的铁塔已经丧失原来的宗教意义，但它毕竟还耸立在那里。
　　今天的我们即使手握《东京梦华录》、《汴京遗迹志》在开封城东奔西跑，也找不到哪里是大内和御街，哪里是矾楼和瓦市。因为历经沧海桑田，真实的宋城已经埋在地下。今天开封的古建筑中，除了铁塔、繁塔，若有哪个人告诉你说某座建筑是宋代的，都该是假货。
　　今天的铁塔地位显赫，拥有专家和平民的一致尊敬。但在宋代，在铁塔刚刚建成的日子里，情况远不是这样。当时的文人墨客普遍不买铁塔的账。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送给我一册关于铁塔的资料，上面收录了不少描写铁塔的诗句，却没有一首宋代大家的诗作。我觉得纳闷，便向张玉发先生请教。他当时没有言语，两天后唤我过去，拿出欧阳修的《归田录》和《余靖直谏》的合订本给我看，算是对我所提疑问的一个交代。欧阳修和余靖两人在文中只提到了木塔和动议中的新塔，而随后建起的铁色琉璃塔似乎已不值得他们眷顾，甚至连“花椒”的文字也没有留下。
　　除了欧阳修之外， 仁宗年间的其他文学大家如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也没有留下有关铁塔的文字。面对东京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大宋的顶级文人们竟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伟大作品，但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白居易在龙门长期居住，也没有留下关于龙门石窟的文字。唐代文人认为龙门石窟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对开凿龙门石窟有意见。但龙门石窟又是皇家开凿的，文人们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大家选择了沉默。同样，宋代文人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但铁塔又是皇帝建的，不能随便议论，所以他们对铁塔保持了集体沉默。
　　到了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铁塔赋诗一首：“铁塔峙城隅，川平愈觉孤。登天盘内磴，落日影东湖。”这位文人还在问：“何年藏舍利？光彩射虚无。”《汴京遗迹志》的作者、地道的明代开封人李濂也有“宝塔凭虚起，登游但几重”的遗墨。
　　自古以来，凡称得上名胜的建筑都离不开文人墨客“白纸黑字”的追捧。在“庆历新政”变法失败后，范仲淹被宋仁宗贬出京城。庆历6年，范跑到岳州（今湖南岳阳城）找同年进士、岳州知州滕子京“散心”，触景生情，遂写下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岳阳楼因此成名，引得今日游客纷纷登临。此外，欧阳修被贬安徽滁州知州时作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苏东坡在陕西凤翔府时作了《喜雨亭记》、《凌虚台记》。
　　开封铁塔的前世今生是大宋天子强行给予的，它不是能让文人心存依靠的东西，也无法强求文人们作文以记之。不过，天子们在乎这座塔，不断地对它所在的寺院进行修缮并改名。
　　明代英宗（朱祁镇）天顺年间，开宝寺在修缮后，英宗下诏改名为祐国寺。既然赵匡胤可以更改李隆基的封号，人家朱祁镇当然也能改变赵匡胤的。公元1751年，乾隆帝命徐化成修葺祐国寺后，又赐名为大延寿甘露寺。这是天子的无聊，后朝不认前朝的账。而民间又不买皇帝老子的账，如今，所有皇家给予铁塔的正名都被老百姓淡忘了，大家只记得“铁塔”这个俗名了。
　　无名僧开创佛门名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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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ahe.cn 2006-11-17 15:17:56
　　风雨数百年 铁塔与古都同在
　　公元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开封铁塔的北面，久久地仰望着塔身。主席身边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赶忙上前说：“塔上的大窟窿是1938年日寇攻占开封时，用大炮打的。”
　　主席明白了，然后给身边陪同的同志说：“这个铁塔名不虚传，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民是打不倒的。他们把它打不倒，我们把它修起来。”
　　主席发话了，开封市政府随即把修葺铁塔的报告上呈中央。1954年，文化部拨付专款21万元以修葺铁塔。1957年6月11日，施工队进入现场，脚手架搭了起来。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说：“修复铁塔的工程是由开封一建公司承接的，总工程师是开封市建设局的田延寿。田公若活到今天，该是百岁老人了。”
　　铁塔公园文物陈列馆内有几张当时施工现场的照片，十分珍贵。我从北面仰望塔壁，看到琉璃砖缝间有明显的白灰痕迹，讲解员王志新说：“你一看就能知道哪块儿是后来修补上的。 ”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曾爬上铁塔，看到那个被日寇炮弹打出的窟窿有一人多高。”开封市园林处的张玉发先生如此描述。后来我专门去了趟开封市博物馆，我猜想那里一定会有对铁塔历史的记录。果然，在开封市博物馆，一幅民国时期的铁塔照片进入了我的视线。那幅照片是摄影者从塔的北面拍摄的，照片上铁塔的塔壁满目疮痍。
　　“我们把它修起来”，一代开国领袖毛泽东52年前在开封铁塔下说的话掷地有声。铁塔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幸运。据说毛泽东当年是到开封视察黄河，顺便去看了看铁塔。
　　| 历代开封人不忘修铁塔|
　　开封人有怀旧的情结。公元1526年，一个在山西为官的祥符（开封）人“坐忤权贵”而免官。他是公元1513年河南乡试的第一名，一年后在北京考中进士。免官归汴后，他杜门谢客，以著书自娱。此人就是《汴京遗迹志》的作者李濂。
　　李濂“少负俊才”，他仰慕魏公子无忌与侯嬴的侠义风骨，常与同伴骑马出城打猎，效仿古人慷慨悲歌。他在外做官11年，最后“以才致谤”，依然性格不变。
　　丢官之后，李濂有了闲暇时间，便在开封辑录旧闻、寻访古迹。在铁塔建成约500年后，李濂记述了开宝寺的状况：“漆胎菩萨五百尊并转轮藏黑风洞，洞前有白玉佛。后殿内有铜铸文殊、普贤二菩萨骑狮象，莲座，前有海眼井，世谓七绝。元末毁于兵，海眼井亦久失其处。国朝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缘重建。”在李濂生活的时代过去将近500年之后，再读这样的文字已很难有具体的概念，只能依稀看出明代开宝寺所存的前朝遗迹比现在“阔气”得多。李濂记述汴京遗迹的目的，在于备忘。李濂知道古迹不能长存不废，不能复制重生，他在重游相国寺后，如此凄然地写道：“余少时，尝读书相国寺僧舍中，见大殿前有古碑二十余，多可观者。今四十余年矣，昨偶至寺游览，止见三二碑，剥落漫漶，皆不可诵，余不知所在。徘徊其下久之，重为之怃然。”
　　怃，在词典中有两层意思：一是爱怜；二是失意。我觉得李濂当时这两种心情都有。一个“世居大梁”、熟悉开封一砖一瓦的文人，若是面对古迹损毁的现实不“怃然”，那才叫说不过去呢。
　　1957年6月，在修复铁塔时，人们在铁塔的顶部发现了记录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修葺铁塔之事的石刻。关于明清对铁塔的修葺的记录多来自石刻和笔录，这些记录大都很简要，没什么故事，读来乏味。据记载，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对铁塔的那次整修是历次整修中最重要的一次。当时，朱元璋的儿子、周王朱橚在铁塔内嵌置了48尊黄琉璃阿弥陀佛像。我在登塔时留意过这些佛像，还数次用手抚摸过那些佛像慈祥的脸蛋儿。
　　在铁塔上向西南远眺，可以看到龙亭公园的潘家湖，那一带曾经是周王府所在的地方。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被封为周王，建藩开封。这位周王好学，喜欢吟诗作赋，作《元宫词》百章。他还爱研究草类，著成《救荒本草》一书。周王朱橚在北宋皇宫的旧址上大兴土木，营建自己的府邸。据说宋代皇宫周长五里，周王的王府周长扩展到九里十三步，比宋代皇宫还要大气。周王一心想恢复“废都”的元气，他整肃市容，加固城池，增修寺观。在整修铁塔的同时，他还一并修缮了繁塔。
　　据民间传说，繁塔的残缺是朱元璋到开封“铲王气”所致。繁塔的史料很少，塔体又半残，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联想空间。在开封采访时，我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介绍铁塔的，一本是介绍繁塔的。这两本书的作者在书中都把两塔进行了比较，比较中隐隐地透露出开封文人对繁塔无法修复的遗憾。
　　比铁塔还要古老的繁塔运气一直不如铁塔，据说它现在所能招徕的游客也屈指可数。我曾经在古吹台上眺望过繁塔，但始终没能亲近过它，触摸过它。我曾经在开封博物馆的展示柜里，近距离地欣赏过繁塔上的佛像砖，它的色泽更接近唐代西安大雁塔的色泽。繁塔受委屈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没有像同城的铁塔那样得到足够的重视。“铁塔高，铁塔高，铁塔只搭繁塔腰。”民谣中饱含着开封人对曾经伟岸的繁塔的怀念。繁塔曾经高过，就像开封城曾经阔过一样，太辉煌的往昔让开封人回味不已，也让开封人难以释怀。
　　民谣所述或许是实情，但今天的铁塔和繁塔相比，开封人形象地说，一个是英俊魁梧的武松，一个是矮小短粗的武大郎。面对运气远胜于己的“同城兄弟”，繁塔也许只能永远满怀一腔惆怅。
　　| 接引佛铜像 长伴孤塔旁|
　　虽然铁塔远比繁塔帅气，铁塔的运气也比繁塔好，但在数百年的岁月中，铁塔也曾经饱受凄凉。清人侯朴诗云：“佛座凄凉饥鼠卧，禅房寂厉旧僧无。”自唐李隆基改独居寺为封禅寺以后，夷山寺院建了毁，毁了建，最后唯余接引佛铜像和寂寞的铁塔相依为命。
　　那重达12吨、高5.4米的铜铸接引佛为北宋所铸，明代置于铁塔所在的祐国寺大殿之中。明末，一次大水冲来，祐国寺大殿的顶被掀了，墙被冲倒了，铜像从此饱受日晒雨淋。直到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再次整修寺院时，接引佛才重入殿堂之中。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开封被洪水围困长达8个月。其时，为了阻挡洪水，开封的五个城门全用土给封严了，开封城成了洪波浩淼之中的孤岛，随时都面临着洪水灌城的灾难。无奈，官方在开封城东、西、北三门设立临时应急的机构——砖局，每日收购民间的砖木石头用以防洪。危急时刻，有人拆了铁塔旁的佛殿，把砖木运到城墙上抗洪去了。
　　那次水灾过后，只有铁塔和接引佛兀立在夷山不毛之地，寂寞无主。
　　1930年，开封城改造南土街，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张钫将街面拆下的木料砖瓦收集起来，在铁塔南修筑了一座八角亭以供奉接引佛铜像。这座八角亭起名“知止亭”，其用意在于训诫做官的要为国为民“知止有定”，按照规章办事，该办的事要办，并要办好，不该办的事则坚决不办。有了八角亭的庇护，接引佛总算不再露宿野外了。当年，堂堂的厅长张钫竟也拿不出几许银两，建一个体面的殿堂以安铜佛，最终还是仰仗民间的残砖余木，才建了一个八角亭。狭窄的八角亭虽然有些委屈了接引佛，但值得庆幸的是，1938年6月，日军在开封北城外谢庄架起五六门大炮轰击铁塔时，炮弹嗖嗖地从八角亭边擦过，八角亭竟毫发无损，安然无虞。
　　张玉发先生对接引佛铜像知道得最清楚。20年前，当力大无比的机械手拦腰抱起12吨铜佛向西挪动时，作为开封园林处官员张玉发就在现场。在张玉发的私人相册里，珍藏着一张接引佛铜像站立在塔南的照片，那赤足站在莲花座上的接引佛模样慈祥，慈祥之中依稀又有种欲言又止的心思。
　　我曾先后两次到1986年建成的接引大殿里参观，今天的接引佛已经身披袈裟，遍饰金粉，它看起来已经不像照片上那般素面朝天了。接引佛的模样虽依旧慈祥，只是目光呆滞，紧闭双唇，仿佛已经懒得开口说话了。按照佛教净土宗寺庙旧制，接引佛殿多建在中轴线上，坐北朝南，至少也该退而求其次坐西面东。“铁塔公园南边因河南大学用了，公园只能坐东朝西，大门开在西边。旧制不必恢复，今天的人还要生活，河大比一个门继续朝南开的旧制重要多了。”张玉发如是说。有开封人开玩笑说：“大殿向西也好嘛，过去都是接引佛接人去西天享福，人活得滋润后，引渡神自己还想去极乐世界哩。” “可神职压肩呀，佛岂能一走了之？”我久久地仰视着这尊北宋铜佛，不由得发起了呆。从神游之中回过味来，我蓦然回首般转了一个身，但见大殿内只有一个值班员独守着一桌一椅，倦意无限……
　　高塔之下的高僧身影
　　每天下午两三点钟，都会有七八个老人各自拎着一个小板凳步履蹒跚地走来，陆续聚集在开封铁塔公园大门外的一棵老楝树下，扎堆聊天。老人们聚在一起坐坐，说说话。显然，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一一询问老人的年纪，结果发现都已年过古稀，有的甚至已是耄耋之年。一个老人说，他们中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这几天腿脚不便，没来。
　　每每在古代建筑前见到老人，我总有一种亲切感，仿佛老人便是过去，便是历史现场的追诉者。
　　聚在铁塔前的这些老人们保存的记忆零星破碎，但依然让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
　　“1938年阴历五月，老日（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俗称）用迫击炮打铁塔。后来老日就进了开封城，司令部就在河大设着。”一位自称有78岁的老人说。
　　“我小时候，这铁塔周围就没什么了，有人在这一片放羊。”另一个老人说。
　　“民国时期，铁塔附近的穷苦孩子没钱上正规学校。铁塔的和尚行善，就教孩子们读书。当时分大小两个班，一共四五十个学生，老师是释净严法师。”家居开封北门大街、76岁的张书堂老人的叙述，把话题转入了与铁塔关系密切的一个人群——僧人。
　　| 一前一后两高僧|
　　铁塔旁边有一个湖，名曰铁塔湖。湖的西北岸，有一座和尚墓葬塔。这座塔由青色大理石雕砌而成，或许因为没经历过风刀霜剑的磨砺吧，它显得有点粗糙。塔铭行文刻录在塔刹，那些字迹我仰视也无法看清。这种形制的青色大理石灵塔，我曾经在少林寺塔林中见过，它该属于高僧的灵骨安存处。
　　关于铁塔历史的资料，记录的大都是皇室和铁塔所在的这个寺院的来往，还有寺院不断被易名、被增修的故事。而堂堂北宋皇家寺院的和尚们的故事，却没有被记述。是夷山寺院的众僧一向平庸，不值得记述，还是人们故意忽略了他们？
　　在铁塔公园采访的感觉，和在少林寺采访的感受迥异。少林寺有浩如烟海的史籍和碑文，让你梳理不出头绪来，让你读得头皮发蒙。我曾经问中国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一本《少林访古》，你写了多少年？”温玉成伸出十指，表示十年成一书。和少林寺的情况不同，夷山寺院的历史资料极少，关于夷山寺院僧人的记载更是难找。
　　其实，北宋时的东京，佛教是十分昌盛的。据《宋会要辑稿·道释》记载，北宋时的东京有佛教徒2.4万。河南大学老教授周宝珠在其《宋代东京研究》中，对北宋日益世俗化的僧尼道士生活进行了很不客气的嘲讽挖苦，并称他们是“宋代最大的寄生集团之一”。史料中记载有不少宋朝和尚的荒唐事例：宋太祖自扬州还京，僧录琼隐等17人“携妇人酣饮传舍”而不去迎驾，结果遭到惩罚；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公然娶娼妓为妻；僧人惠明在相国寺开了家专做猪肉的餐馆，被人称为“烧猪院”。奇怪的是，连这些荒唐和尚都被“载入史册”，却找不到铁塔所在的夷山寺院僧人的记录。
　　千年来，夷山寺院的僧人中，似乎只有一个叫成寻的日本和尚被记录过。据记载，成寻是一位七岁皈依佛门的日本高僧。为探寻日本天台宗的根源，成寻不顾62岁的高龄，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越海西来华夏。成寻最初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修习，准备在那里潜心研究佛经。台州地方官上书，把这事告诉了神宗。神宗听说后对成寻很感兴趣，下诏召见。成寻随即北上，于当年10月到达东京。到东京后，成寻就住在铁塔所在的开宝寺院，最后又在此圆寂，也算是和开宝寺缘分不浅。不过，这位日本僧人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住在开宝寺，却写出了具有重要文献资料价值的《参天台五台山记》。
　　到了上世纪，这里出了一个名僧，就是释净严法师。释净严法师曾任河南佛教协会会长，他于1991年2月2日在郑州圆寂。释净严法师的灵骨被分别安置在开封铁塔公园和山西五台山上。
　　释净严法师的俗名陈天庆，于1892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他剃度出家是在苏州灵岩寺，是一个能行医治病的“和尚医生”。
　　1941年到1942年间，可怕的天花在开封流行，其时又遇上干旱无雨、飞蝗遮日的灾年。在饥饿和瘟疫的双重夹击下，开封城民不聊生。好心肠的释净严法师和其他佛教界人士北上北京、东至上海，四处化缘求助。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箱箱药材、一担担粮食运到了开封，但杯水车薪实在无法普度众生。净严法师情急之下，奔走于开封的医师和商人之间寻觅良策。在医师和商人的帮助下，释净严法师用粮食和中药配制出一种药丸，起名为“补饥丸”。两年中，净严法师一共制作出50万个“补饥丸”发放给开封民众。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开封老辈人都还记得这件事，他们说，当时释净严法师发放的“补饥丸”个头儿有鸡蛋般大小。 释净严法师创立的河南佛学院、佛学社当时设在铁塔寺。今天的铁塔东侧，有一座老式青砖房，便是佛学院的旧址。当时那个为穷人家孩子开设的学校叫佛光小学，现在名曰博雅斋，是一个纯粹的工艺品商店。
　　释净严是夷山佛门圣地的最后守望者。在开封沦陷初期，他利用佛教的特殊地位，曾在铁塔、白衣殿、贤人巷、女众林等地建立了5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2000余人。
　　关于净严法师的文字，同样缺乏细节的描述。这使得我无法继续描摹这位大善大德的和尚。他似乎更像一个慈善家，一个社会活动家。净严的慈悲，既来自他佛门高僧的身份，也来自天性的善良。
　　释净严法师曾经试图中兴铁塔寺，他的这一次努力和著名的冯玉祥将军有关。冯玉祥人称“基督将军”，对佛寺、道观一点也不客气。他曾一度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之职。1927年10月，冯玉祥下令废除大相国寺、铁塔寺、延庆观等，改大相国寺为中山市场，改万寿宫为中山公园（龙亭公园的前身），延庆观则成为警察驻所。1930年，释净严回到开封后立即与政府交涉，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寺产，并决心化缘募捐，续燃铁塔寺的香火。释净严给身居海外的海山法师写信，让他游说华侨予以资助。两年后，释净严法师终于在铁塔寺重建了大雄宝殿和十多间僧寮。大雄宝殿落成庆典仪式在1932年夏举行，当时有3000多名居士来贺。来自缅甸的华侨赵安澜女士专门捐赠白玉佛像一尊，这是新铁塔寺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1996年，那尊白玉佛像被移至新建的灵感院正殿内。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铁塔寺作为佛门寺院历史正式终结。
　　今天，那青色的净严法师灵塔隐藏在一片树林之中，它依然孤单寂寞，没有多少人注意它。即便有人好奇地去塔边看一眼，也可能会忽略塔主人曾经的慈悲和善举。
　　| 风尘卷走浮图意|
　　对于这铁色的琉璃塔，虽然我无法说透它，无法恰当地表述它，可我毕竟试图贴近它、亲近它，因为我相信，它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
　　一天，我实在看累了铁塔，便到博雅斋要了一盒包公豆吃。包公豆是花生做的，皮是黑的，极像包装盒上那包公的脸。我送进嘴里一颗包公豆，觉得味道五香，是颗好豆。于是我便想，开封人也真够有韧性的——汴京香烟、铁塔火柴衰落之后，他们又推出包公豆；御街遭市场冷遇之后，他们又推出一个热闹的清明上河园……这便是城市性格，一个能屡毁屡建的城市，一定有着顽强再生的活力。
　　开封是一个市井味十足的城市，是一座能把天上人间、大雅小雅了无痕迹地融入俗世生活的城市。对供奉佛祖舍利的铁塔，开封人甚至也赋予了它世俗赏玩的心态。一个年代、姓氏不详的诗人曾以《铁塔行云》为题，如此描绘过铁塔：
　　浮图千尺十三层，高插云霄客倦登。瑞彩氤氲疑锦绣，行人迢递见觚棱。半空铁马风摇铎，万朵莲花夜放灯。我昔凭高穿七级，此身烟际欲飞腾。
　　从汴京人对铁塔这个宗教之地的赞美中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市井之气早已盖过了宗教感。那位诗人没料到的是，这首诗竟成了汴京八景之一“铁塔行云”的代言诗。在开封，“铁塔行云”与“繁台春色”、“延庆晨雾”、“相国霜钟”等齐名，共列汴京八景之中。
　　第一次和铁塔公园的职工接触时，他们一致向我推荐一个名叫黄新生的职工，原因是他见过一回“铁塔行云”。黄新生是一位中年男人，他在20年前看到的“铁塔行云”，与“铁塔牌”火柴盒上所画的情形一模一样。那是个晴朗的早晨，黄新生和铁塔公园的五六个职工在单位连夜赶制彩灯。一夜忙碌之后，他走出房间稍事休息，抬眼一看，正好望见一朵云由南向北飞来，恰好滞留在铁塔的五六层之间。黄新生说：“我们几个人一直站在远处看，十多分钟后云才散去。后来拍照片的人来了，可惜没有拍到那景色。”黄新生目睹了一次云绕雾抱的铁塔美景，他当然算是幸运的，因为那种“诗情画意”在今天已很难再遇见。
　　从开封人对“铁塔行云”的推重也可以看出，在今天，开封人更多的是把铁塔看作一道美丽的风景，而铁塔作为宗教建筑的本意，反而被大家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