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看佛教的社会化

　　从敦煌看佛教的社会化
　　马德

　　内容摘要：本文从敦煌佛教文献的社会性质、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社会功能、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敦煌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从敦煌看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进步用途等方面，论证敦煌佛教是社会化的佛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实践。以说明佛教世俗化提法的错误，论证佛教社会化的科学的概念。
　　关键词：佛教社会化、敦煌石窟　敦煌文献　敦煌僧团　民间信仰　社会发展
　　序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学术观念需要不断更新，许多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应该重新认识。这就算是我们近年来所说的与时俱进吧？与时俱进这个词反映的内容可能有一种消极和盲目，与我们讲的开拓进取是不太相符。但反过来讲，消极也好，盲目也好，总得先跟上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来讲，与时俱进可以说是非常恰当和合理的。宗教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就会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所以，宗教本身要讲与时俱进，我们研究宗教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首先是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在理论方面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她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敦煌佛教文化也不例外。而且，历史上的敦煌佛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其社会化的作用、功能、性质和意义。尽管在佛教的实践活动中会渗入一些民间的内容，但这不应该说成就是世俗化。对世俗化这个提法应该慎重研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都信仰佛教，这也不是认定佛教世俗化的理由；信仰佛教的人数众多，并不是因为佛教是世俗化的宗教，而就是因为她的神圣感与对人世（自然、社会与人）的深刻认识。笔者以前也僧用过“佛教世俗化”这个词语［1］，但现在看来，如果今天老是用世俗化这个字眼，不要说佛教信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就从科学性方面讲，也是不妥当的。
　　本文首先要说明的是：“佛教世俗化”这个名词应该修改过来。我个人的意见，是用“社会化”比较好，即科学又确切。因此，笔者借此机会，首先提出改正自己以往研究中的“佛教世俗化”这一错误的提法。下面，本文从敦煌佛教文献的社会性质、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社会功能、敦煌僧团的社会作用、敦煌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从敦煌看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进步用途等方面，通过敦煌佛教是社会化的佛教，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实践的论证，来说明佛教社会化这一新的名题。
　　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社会功能
　　一　敦煌石窟是敦煌社会的必然产物
　　敦煌的地域范围，即是指汉代敦煌郡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石窟称之为敦煌石窟。是集石窟建筑本身、佛教雕塑、佛教壁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敦煌自汉代开发以来，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敦煌地区有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封建文化，成为中世纪敦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敦煌在中原和西方各国和民族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频繁地来往和交流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形成敦煌地区独特的地方文化。佛教传入以后，特别是佛教建筑和佛教造像随着佛教传入敦煌以后，敦煌石窟的出现是必然的事，是从犍陀罗为起点的中亚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的东延，有着深刻的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背景。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敦煌石窟艺术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各个历史时期、各阶层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当然首先是满足了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同时，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敦煌石窟的“家窟”则为我们进一步表明了佛窟的社会性质。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敦煌也不例外；而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更是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反过来，这种社会结构又是敦煌石窟形成和发展并延续千年的社会历史原因。家族观念也是敦煌佛教石窟的中国特色之一。同时，在一座座“家窟”的营造过程中，同属这一家族的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特征。［2］
　　二　敦煌石窟是社会化的佛教活动场所
　　首先，敦煌石窟的营造活动是一项社会活动。敦煌石窟创建于公元四世纪。但其大规模的营造活动，是从公元420年北凉占领敦煌之后开始的；其后统治敦煌的拓拔鲜卑宗室东阳王无荣、北周宗室建平公于义先后在莫高窟营造大窟；“尔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群臣缔构而兴隆，道俗镌妆而信仰”。莫高窟崖面上的几乎所有的洞窟，在公元十世纪时由敦煌的地方割据政权瓜沙归义军组织和号召民众进行重修和维修。所以敦煌石窟的佛窟营造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一项社会活动，是中古敦煌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3］
　　敦煌石窟上的各项佛教活动也大都是为现实服务的社会活动。敦煌石窟的日常管理和维修活动，都属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都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石窟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世人宣传佛教。给石窟所处时代的广大善男信女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的信仰的场所。来自敦煌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统治者、地主贵族、平民百姓；来处敦煌之外的东西试方广大地区的种类人物，商旅、士卒、使臣等等，都要在这里朝山拜佛，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祈求，或通过石窟了解佛教的内容和教义。敦煌石窟也可以打着佛教大旗从事各类社会活动。［4］
　　石窟上有一些固定的佛事活动，或曰佛教行事，如每年正月十五日由敦煌地方的最高统治者举办的“岁首窟上燃灯”仪式，即是一项颇有社会意义的活动。《燃灯文》本身首先就透露了它所处时代的一些社会背景，在正文中都不出现对亡过祖宗和已故亲族的掉念、追福之词语，而是祈愿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国泰民安。这正是其更注重现世社会的表现，反映窟上燃灯活动更深层的人文和社会内涵。［5］窟上还有其它的佛教节日活动，都带有普遍的社会性
　　敦煌石窟群的诸处石窟，作为佛教圣地和胜境佳景，也被作为迎来送往的场所。其中年接待的外地的使臣，有来自中原王朝的天使，更有周围各民族政权的使臣。所以，敦煌石窟在古代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团结合作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三　敦煌石窟记录了敦煌及中国千年的历史与社会
　　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国古代千年历史与社会的记录，［6］佛窟中全面反映了她创建时代的社会面貌，记录了人们和各种社会活动，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了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背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集中地反映了佛教社会化的变革历史。
　　就石窟群本身讲，佛教艺术是佛教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同时又是一笔文化财产，它的创造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敦煌佛教石窟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它更多的是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敦煌的历史与社会，反映人与社会需要的程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我们可以从石窟中的人物形像及其社会生产、生活场面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石窟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佛教人物，即、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二是现实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以及各国、各民族；当然，佛教人物的大部分也是按照现实中的现实人物为蓝本的，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石窟壁画中所反映的社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和具体。表现有各个时期农业、牧业生产及劳动工具等；敦煌文献中记载的数十种手工业在北朝到元代的石窟壁画中都有描绘，［7］石窟壁画中保存有丰富的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丧葬、娱乐等画面，这些都是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千年历史的展的形象记录。
　　敦煌地处象征古代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要冲。敦煌石窟壁画为我们保存了从西汉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开始，到北朝至隋唐时期，即公元6至10世纪500年间，各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道路、桥梁、运输、来往商旅、交通管理、商品贸易，以及交通运输方式、运载工具等内容，反映出敦煌的社会与历史特色。［8］
　　敦煌石窟艺术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人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佛窟中通过佛教的尊神及各类人物中国风貌，佛教建筑及人物服饰各方面的中国形式等，表现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比如所表现的中国孝道，与佛经本意有所不符；又如敦煌石窟艺术在制作方面，从石窟的建筑型制，如帐形窟、龛，到塑像的排列、经变画的构图等，都受到中国古代礼法制度的制约。建筑型制上中国特有的覆斗帐形窟顶，加上正壁又为帐形佛龛的“帐中帐”型佛窟，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宫殿的再现。石窟佛龛或佛坛上塑像的排列、布局，等级层次十分明晰，有如中国帝王的金銮殿的君臣之礼，显然是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产物。大幅经变壁画以佛祖为核心的构图形式同样也打上了唐代社会制度的烙印。
　　四　敦煌石窟对敦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作用
　　敦煌是一种精神。历史上敦煌社会稳定的佛教因素——石窟给人们提供了一处精神追求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她满足了人们各种各样和精神追求，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今天看来，敦煌石窟留下了包括艺术品和文献在内的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将继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发挥巨大作用。但又有多少人会知道，历史上那些创造了敦煌石窟的人，都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匠呢？中国自古就将劳动者阶层划为“次五等人”之列，敦煌也不例外。古代敦煌从事石窟营造的工匠主要有石匠、画匠、塑匠、木匠、泥匠、纸匠、笔匠等。［9］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勇敢、联盟和智慧，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敦煌石窟文化，创造了敦煌的历史。他们的精神与他们的创造一样万古长青！我们今天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石窟文化，就是想让敦煌精神。特别是敦煌工匠的创造与奉献精神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服务。
　　敦煌佛教文献的社会性质［10］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所有佛教类文献（仅限汉文部分），主要可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佛教经籍类文献有的经、律、论三藏与经疏、经释等，这部分不是敦煌独有的，而是普遍的佛教文献，除敦煌外不仅有传世本，而且在其它地方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不反映敦煌佛教的地域特点，只是在敦煌出现的时间和数量可以说明当时敦煌地区佛教信仰的一些流行性倾向。但在这类文献中，有一部分是孤本，也就是说，只有在敦煌文献中才保存下来的佛经。这些佛经本身虽然没有敦煌特点，但由于因敦煌而存在而填补了佛教史上的空白；同时，有许多在敦煌保存下来的佛经，被中国佛教史上称之为疑伪经，
　　第二部分是敦煌特有的佛教文献，即真正准确意义上的敦煌佛教文献，它反映了敦煌地区的佛教活动及佛教事业的发展历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敦煌佛教文献，主要可分如下几类：
　　一，入门类：敦煌保存有各类佛教常识读物、佛教普及读物、佛教启蒙知识读物等，是根据敦煌当地佛教宣传普及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民间实用性文献。主要有《法门名义集》、《世间宗见》、《八婆罗夷》、《三乘五性》、《五乘三性》、《三宝四谛》、《三科》等。
　　二，修行类：指僧团内部活动的各类文献，如请佛、叹佛、开经、礼拜、忏悔、劝请、回向、发愿等。这类文献大体可分为礼佛与礼忏两大类。敦煌佛教僧团的修行活动，因为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特别是敦煌地方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丝毫没有脱离与社会的联系。
　　三，仪轨类：敦煌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就有来自西域和生长于本土的僧人从事佛教活动，有了僧团组织。敦煌文献中也为我们保存了五世纪以来，特别是八至十世纪时的有关佛教组织制度和佛教仪轨类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僧团管理、僧官任免、僧尼剃度和受戒等。这些文献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佛教僧团组织发展的历史痕迹，也展示出佛教组织的敦煌地方地色。一部分关于僧团组织机构的记录，比如寺院的中下层寺职，专门的任免文件并不多见，而是散见于寺院的管理与各类活动的文献中，记录担当某一职务的僧人的职责履行、收支帐目等。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敦煌寺院最基层的组织机构和职责。
　　四，行事类：在古代敦煌，一年之中，从正月十五有上元燃灯，二月八日佛陀出家行城行像，四月八日佛圣诞、七月十五盂兰盆，到腊月八日佛成道，以及其它其它诸佛菩萨出家成道节日庆典等，固定的佛事活动连续不断，留下了丰富多彩记载，有燃灯文、二月八日文、行像文、行城文、布萨文、竖伞幢文、斋琬文等，它全面反映了这些佛教活动的内容、形式与动机、目的；这类活动一般都由僧团组织，广大僧俗信众参与；但也有由官府组织和主持的，特别是由敦煌地方的最高统治机构组织、最高军政首领亲自主持进行的。因此所有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打着佛教旗号的社会活动。
　　五，功德类：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比较丰富的各类佛教功德活动的文献，如布施、庆经、印沙、造像、营窟、设斋、结坛、建寺、造塔等，这些活动都是作为佛教的功德出现。这类文献有相当的数量，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石窟营造也属于佛教的功德。功德活动实际上也社会活动。笔者曾对石窟营造类文献作过专门的整理和研究。其它的功德类文献还有待于按活动类别进行整理和研究。
　　六，济世类：敦煌文献中记录的这类佛教活动，涉及到广大民众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诸多现实问题，是直接造福于民众与社会的利群、济世活动；同时，也反映了佛教支配下的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与民族风情。主要有官府、贵族及寺院的《放良文》，尼僧于产妇分娩之月为其念诵之《难月文》，僧团或僧人所写祝贺吉祥喜庆时事之《贺文》，为庆祝新宅落成或乔迁入住时的《庆宅文》，为祈祷疾病患者早日痊愈、恢复健康的《患文》，为亡人撰写并诵读荐福的《亡文》，在埋葬亡人时念诵追福之《临圹文》等。
　　七，传播类：即敦煌的佛教印刷品。印刷术出现以后，很快就运用到了佛经和佛画的制作方面。敦煌就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印制的佛经和佛画，形成独具特色的佛教文献。印刷佛经和佛画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敦煌的佛教印刷品的题材和内容，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最快捷的传播速度，和民间喜闻乐见的各种方便活泼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各方面的需求；同时还一度作为敦煌当地的统治者利用佛教信仰来安邦治国的新举措，如公元947年四月十五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疠）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和“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而请匠人刻制的《观音菩萨像》和《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一天内流布瓜沙全境。敦煌佛教版画在人类传播史上的重要的价值意义。［11］
　　八，题记类：指敦煌文献中的历代写经题记、绢画题记、造窟题记等，多为敦煌当地人当时从事写经、造窟、绘画等佛教活动的记录。写经主要分宫廷写经和民间写经两大类，其中民间写经又分为敦煌本地写经和外地写经两类；宫廷写经题记一般只述写经、校经人姓名、法号、职务等，内容不是很多；而民间写经题记则多叙述其写经的目的和动机，牵扯到十分广泛的社会问题。［12］敦煌石窟造窟题记与敦煌绘画题记，其中又包括供养人题记与发愿文、功德记题榜。石窟供养人及造窟题记反映了敦煌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从事石窟营造的目的、动机、心态以及营造过程，记录了作为石窟营造者的各类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等；［1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绘画，可分为绢画、麻布画、纸画、雕板印画几类；这些美术品上也书有大量供养人及绘画发愿文题榜，［14］它的内容、性质以及价值与石窟题记相同。另外，同一些石窟营造者将佛窟造成自己个人纪念堂及家族祠堂一样，有些作品实际上是借佛教绘画来为自己绘制“邈真”，绘画发愿文被书写成功德主的“邈真赞”，即绘画者个人一生事迹及品行的颂记文书，完全成为社会历史文献。
　　九，人物类：敦煌文献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大体有名族名人传、邈真赞、墓志铭、祭文等几类。因为敦煌一直是个佛教的“善国神乡”，所以敦煌文献中所载人物除专门的佛教人物之外，其它非佛教人物也大多与佛教有关。如名士、名人传中就的佛教人物。在邈真赞中，佛教人物以外的世俗人物不仅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邈真先这种体裁本身即来源于佛教。另外祭文（亡僧尼文）中有一部分也是敦煌本地的佛教人物传记资料。［15］这类资料一般都是赞颂的语言多，实际内容少，需要有敦煌文献和其它相关文献的史料作印证。
　　十，寺院文书：敦煌古代寺院管理制度及经济类文献，是很重要的经济史、社会制度史文献，在别的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累累。但这类文献，首先也是佛教文献，因为它本身就是敦煌佛教发展历史的记录，特别是佛教最基层的活动的最具体的记录。现已有学者从社会生活的新视角对寺院经济文书的研究，［16］为寺院经济与佛教社会化研究之先声。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上述十类敦煌佛教文献所展示的性质和特点，主要有：一是地域性，即产生于敦煌本地的佛教文献，和虽然产生于外地但只有在敦煌保存下来的佛教文献；二是普及性，面向广大佛教信众；三是实践性，它的内容主要是佛教实践活动的记录和记述；四是多元性，它是以佛教名义出现，但包含了多种思想、文化成份，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以及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五是社会性，它基本上完全是服务于社会的佛教活动文献，体现了中国大乘佛教的特点。
　　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17］
　　有关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公元8至10世纪的吐蕃与归义军时代，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论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
　　8至10世纪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主要分军政、经济、文化和便民等几个方面：
　　军政活动方面，公元8－10世纪，敦煌僧团曾是敦煌地方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先是吐蕃军政合一的僧尼部落（千户），有专门为僧人所高的“沙放军门兰若”，“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智照”在唐蕃争中来往于已被吐蕃占领的瓜州和尚在唐人手中的沙州之间，为吐蕃军队服务。归义军时代，许多僧人直接归义军，高僧们参政议政、出使和送往迎来等各类外交事务。僧团的政府中下层僧官也有归义军政府任命。敦煌僧团成不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僧团下属的各个寺院保存有大量的官府文书，说明了敦煌僧团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僧团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军政机构或社会团体的角色。特别是10世纪时，敦煌僧团在协助归义军政府在莫高窟、榆林窟等地接待来自周围各民族政权的使臣，促进了归义军政权同周围各民族政权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与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并不断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不仅使偏安一隅的归义军政权在各民族政权的包围之中得到生存和发展，以至于繁荣强盛，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间共同的团结、进步和繁荣。这是敦煌僧团在古代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团结合作过程中，所起到过的重大历史作用。意义非凡。
　　经济活动方面，敦煌僧团所属各个寺院，都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方面，从事出租土地、家具、粮食加工机械等，借贷农作物、农产品等，出售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资等；僧团组织僧人从事农业生产，是中国僧人提倡的“农禅并重”思想的具体体现；僧人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民间社团，一般都是以居住区域或家族为单位组织的社团，参与该社团内部在经济方面的互助活动，诸如赈济、丧葬等；在敦煌历代的手工业劳动者队伍中，还有一批从事佛教艺术劳动的僧匠，包括画匠、塑匠等，他们是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僧人。应该强调的是：敦煌僧团在九、十世纪的二百年间，也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革，这主要就是最初由寺院控制的、世世代代为寺院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寺户”，后来变为“常住百姓”，再后来就基本脱离寺院而成为农民或自由民类的生产劳动者。这是敦煌僧团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晚，僧人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敦煌民间社团，一般都是以居住区域或家族为单位组织的社团，参与该社团内部在经济方面的互助活动，诸如赈济、丧葬等，以及造窟、定期的局席等文化娱乐活动。僧尼们在这一系列的社团活动中，不仅与一般的普通人一样，没有出家人的任何特权，而且通常比其他社人付出更多。另上，在敦煌历代的手工业劳动者队伍中，还有一批从事佛教艺术劳动的僧匠，包括画匠、塑匠等，他们是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僧人。这一事实说明，一、僧人同世俗人一样，也从事各行各业的劳动，比如前文所及农业、商业等，二、宗教信仰与艺术劳动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可以抹杀人们之间职业与等级的界限。敦煌僧团及其僧尼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同样有进步与发展的意义。
　　文化教育活动方面，首先是寺学教育：9、10世纪的敦煌僧团所属各大寺院，都高有寺学，开展启蒙教育。敦煌的寺学直面贵族对学校和教育的垄断，是带有历史变革意义的社会活动。其次是敦煌石窟的管理，僧团有专门设在窟上的寺院，管理和安排窟上的务类活动并从其它寺院定期抽调僧人上窟。石窟管理活动包括对所有佛窟的日常修缮事宜。因为佛教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所以由敦煌僧团组织的各类佛教节日庆典活动和不定期的佛教活动，也成为敦煌全社会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些活动的均在于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庆典和对美好前景的祈愿，追求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就是这类活动的最大目的。
　　便民活动方面，主要有两项，一是僧尼个人加入民间社团并承担相关的任务：僧尼在自己所加入的民间社团中，除了日常的经济活动如赈济、救助外，还要在社团内部发挥个人特长，开展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佛教活动，如为健在社人祈福，为亡故社人追福等。二是服务于民众的佛教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到各个阶层、各类职业的人，和人们所有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这类活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最具体的环节，从精神上解除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痛苦和忧愁，是古代敦煌民间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当然这类活动是要盈利的，有一些还带有垄断性，如丧葬业。
　　敦煌文献的相关记载告诉我们、十世纪的敦煌僧团是当时敦煌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重大作用的社会集团。同其他创造、发展、进步的社会力量一样，敦煌僧团顺应历史潮流，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两方面，都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为促进敦煌社会的稳定、繁荣、进步和发展，以至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作用；9、10世纪的敦煌僧尼们，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社会成员，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大乘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一闪光的宗旨；他们所从事的佛教活动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文化生活和日常的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为维护敦煌石窟这座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社会活动，为我们如何发挥宗教团体对社会稳定、繁荣、进步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敦煌佛教与敦煌民间信仰
　　佛教在中国属于外来宗教，但她为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应该说是与中国民间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敦煌历史上的佛教文化现象也能说明这一点。
　　在敦煌石窟早期的壁画中，出现过一些似乎是非佛教题材的画面。前贤曾对此做过不少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段文杰先生提出的道教题材进入佛教石窟之说。［18］而史苇湘先生则认为是佛教表现其内容而借用了一些传统的绘画题材。还有很多研究者们提出过种种观点。但截止目前，还没有见到能够有人从中国民间信仰的角度去研究这一问题。道教题材是不可能进入佛教石窟的，不管是东王公、西王母，还是什么仙人、上士之类，原创性的佛教石窟中表现的绝对不是那些的道教之神。佛教借用了其它的题材来反映自己的内容，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些题材都来自于民间，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影响了佛教石窟的建造，也是佛教石窟为更清楚更明白地讲述自己的道理，选取了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来表现。比如出现在早期石窟中的“神怪画”，如玄武、风伯、雷公、电母等，都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的神，而是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自然崇拜与信仰，没有任何宗教的印迹。至于所谓的东王公、西王母，实际上是佛教的帝释天与梵天，贺世哲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19]。当然，帝释天和梵天在形象上也可能借鉴了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但东王公和西王母也并不完全是属于道教的神祇，也是民间信仰的因素居多。这些说明了当时中原民间信仰对石窟的渗入，也是佛教界为争取更多的信众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而且在同一时期，密教的题材和内容也在中出现。密教的题材和内容已近似于民间巫伎方术，显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不分割。正因为如此，密教后来在敦煌地区有很大发展。
　　敦煌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还不光是表现在石窟之中。敦煌文献也保存了大量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佛教文献”，如敦煌研究院藏北魏兴安三年《大慈如来告疏》，实际上是一件打着佛教旗号的民间活动的榜文。这份文件能传到敦煌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说明敦煌当初也是在通过民间信仰的方式慢慢地在认识和接受佛教。
　　再如公元8至10世纪，佛教成为敦煌地区全社会的活动，但又是几乎在所有的佛教活动中，都穿插着一些古老的民间传统的信仰活动，［20］而且这些活动又都打上佛教的旗号，如上元燃灯等。阎罗王、五道大神等，是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的内容，中国和尚改编的“伪经”《佛说十王经》将这些内容也写了进来，在敦煌广泛流播，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出现地藏与十王厅内容。冥间神灵鬼精和崇拜并不间是敦煌独有，而是全国性的民间信仰活动；将其与地藏菩萨结合到一起也不是敦煌的独创，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佛教的社会化、民众化，其所依赖的就是中国的民间信仰。
　　唐宋时代，敦煌广泛流行预测活动，如占卜、相面、解梦、阴阳宅葬等，佛教活动也渗入其中。我们前面所讲的僧团服务于民间的社会活动，就是佛教利用民间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从事佛教的进行宣传和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到各个阶层、各类职业的人，和人们所有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如难月、生日、嫁娶、教学、祈雨、升迁、造屋、庆宅、患病、丧葬祭奠等，同时还有关于家禽、牲畜等一切生灵“众生”们“请僧设供”。
　　总之，佛教活动与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而正是佛教社会化的表现形式。
　　从敦煌看佛教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我们通过敦煌历史上的佛教文化活动，可以就佛教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进行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佛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敦煌讲，敦煌石窟给人们提供了一处精神追求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在敦煌历史上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佛教对处于奴隶制上升时代的野蛮民族的进化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如吐蕃统治敦煌时代自身的社会变革就是历史的铁证。敦煌石窟在自身创造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启迪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力量，使人的智慧和力量都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石窟佛教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表面形式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二，佛教在启迪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力量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佛教使人间力量深深发挥出超人间的形式，敦煌石窟艺术的伟大卓绝即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佛教在人与人之间表面形式上的平等思想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三，佛教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民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人类最先进的技术常常最早运用于军事，其次才运用于生产和生活。而自从有了宗教，许多先进技术也是宗教活动最先运用，或者是因为宗教活动的需要，才有了某些发明和创造。如敦煌古代的印经、版画等，就是佛教内容的，敦煌印刷术的出现和敦煌佛教印刷品的运用，不仅有美术史的意义，还有科技史、经济史（手工业）以及新闻传播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第四，敦煌古代佛教寺院有过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可以证明佛教对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第五，佛教丰富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文化艺术的发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敦煌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的文化宝库。文化艺术的发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敦煌石窟正是向我们展示了她所处各个时代的文化艺术的发达。不仅如此，在敦煌石窟及其它佛教文化艺术的创造过程中，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印刷书，在石窟壁画的制作中就有使用，和直接印制佛画。
　　第六，佛教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人类共同和发展进步方面起到过重大的历史作用，敦煌历史上更是如此，而且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佛教本身和的生存和发展所处社会的进步提供历史的借鉴，就是敦煌佛教研究的现实意义。
　　…………
　　总之，从敦煌看佛教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是佛教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值得今后深入研究。
　　余论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可能得到人类社会的认可，都可能变成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包括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成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进步。佛教思想也是这样，从小乘到大乘，从印度到中国，2500多年来，释迦牟尼的佛教哲学思想也经历了这样有发展过程。大乘佛教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就是佛教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境界，是佛祖普度众生，使人世间摆脱一切苦难的实践活动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并没有丝毫违背佛祖的原意。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和正在不断地证明：这种实践活动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过很大作用的。因此，佛教“入世”，佛教活动成为社会活动，不是简单地，或者是从反对的立场出发，就认定为世俗化。2500多年了，佛教一直能够融入社会活动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是我们人类社会的荣幸，值得我们认认真真地、科学合理地去认识和评价。
　　参考文献
　　［1］参见拙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2］同上
　　［3］参见拙作《敦煌石窟社会化佛教浅论》，《中国佛学院学报（法源）》2005年总第23期。
　　［4］参见拙作《十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5］参见拙作《敦煌文书“窟上岁首燃灯文”辑识》，《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6］见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7］参见拙作《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
　　［8］参见拙作《敦煌石窟全集·交通画卷》，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0年12月。
　　［9］同［7］。
　　［10］参见拙作《敦煌佛教文献的再认识》，《中国佛学院学报（法源）》2004年总第22期。
　　［11］参见拙作《敦煌版画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12］参见拙作《敦煌写经题记的社会意义》，《法源》2001年第19辑。
　　［13］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
　　［14］参见拙作《敦煌绢画题记辑录》，《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
　　［15］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识》，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16］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袝科学出版社2001年。
　　［17］参见拙作《九、十世纪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法源》1999年总第17辑。
　　［18］《段文杰敦煌研究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
　　［19］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269－294页。
　　［20］参见濮仲远《唐宋时期的民间信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打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