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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佛教文化探微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扬州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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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佛教文化探微
  作者:扬州文化研究

  关于佛寺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扬州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据《三国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景卢口授《浮屠经》,介绍了释迦牟尼佛的事迹,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即已经传播到扬州(当时称广陵)地区。具体的例证,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东汉末笮融的建寺造像。此事有历史记载。兹据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简述如下:
  笮融是丹阳(治在今安徽宣城)人,与陶谦是同乡,聚众数百人投靠陶谦。陶谦任他督管广陵(治在今江苏扬州)、下邳(治在今江苏宿迁西北)、彭城(治在今江苏徐州)三郡的粮食运输。笮融本人信仰佛教,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他所造的佛寺十分宏伟豪华。以铜为人(按:此指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并且下令说,凡是愿意信仰佛教者,都可以免除徭役。在战乱连年,人民纷纷逃亡的情况下,招徕民户,就意味着可以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笮融用信佛免役的方法招引民户,前后招致民户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八十里的范围内铺席设酒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笮融虽信佛,却不是个好人,他贪恋广陵财富,纵兵大掠,攻城略地,结果为山民所杀。但就佛教来说,此为中国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建寺造像的活动,且规模宏大,铜铸的佛像“黄金涂身”,“垂铜盘九重”,佛寺可容三千余人,这在当时是非常壮观的。有上万的人参加法会,亦见一般民众奉佛的情况。当然,笮融为下邳相,又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地的漕运,建寺造像当不止一处,广陵自在其内。这是扬州佛教流行的开端。
  此后一段时间扬州的佛教情况,史迹不详。地方志乘和民间传说称东晋谢安在扬州舍宅为寺,供梵僧佛驮跋陀罗在这里译出了《华严经》(即六十卷本的晋译《华严》),是为现存的扬州天宁寺最初的来源。佛驮跋陀罗为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十七岁出家,博通经典,精于禅定和戒律。晋义熙四年(408)到长安拜见鸠摩罗什,后因学风不合,于义熙七年(411)去庐山,与高僧慧远切磋甚洽。后又往荆州,受到当时逗留在该地的刘裕(即后来的南朝刘宋武帝)的尊敬。义熙九年(413)春间,随刘裕到了长江下游的“扬都”。这个“扬都”在哪里,不须烦琐征引,试举赵朴初主持编写的《中国佛教》中的说:“他(指佛驮跋陀罗)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他仪表朴实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由此可知,佛驮跋陀罗译经之地的扬都,是东晋的都城和扬州刺史部所在地的南京(当时称建康),不是我们所说的今天的扬州(当时称广陵)。这就是说,佛驮跋陀罗没有到过我们这个扬州,更谈不上在这里译经和谢安舍宅建寺的事。后来的传说云云,只是对历史上不同时期扬州区域概念的误解和误传。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期,有寺曰大明。大明是孝武帝的年号(457-464),以帝王的年号作寺名,当系敕建或勅赐。由于资料的缺失,唐以前的有关志乘中未见有建寺的记载与大明寺之名。隋文帝仁寿元年(601)诏于全国三十州各建舍利塔一座,指定扬州的建塔之处为“西寺”,盖寺在郡城之西,故名。塔成曰“栖灵塔”,寺以塔名,此后遂有栖灵寺或栖灵塔寺之称。关于大明寺与大明年号的关系,现存最早的说法为明人罗玘的《重修大明寺碑记》记云:“距扬城西下五七里许,有寺曰大明,盖宋孝武时所建也。孝武纪年以大明,而此寺适创于其时,故为名。”虽相距年代久远,却是现存唯一的见诸文字的记述,其后的《平山堂小志》等,即沿袭此说。这里面并非没有含混之处,一个“盖”字,就暗寓着不确定性。这或许写记的时候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供征引,也可能是明人的疏于考证。就历史事实而论,自唐代始大明寺之名屡屡出现,且与西寺、栖灵寺、西灵寺等名同时并存,确证大明寺是一座古老的寺院。
  隋代,扬州佛教趋向兴盛,这和先为晋王后为隋炀帝的杨广有很大关系。
  隋平陈以后,开皇十年(590)晋王杨广受命为扬州总管,担负起镇抚江南的重任。文帝和杨广本来都笃信佛教,此时为了安抚江南,更充分地利用佛教。他把江南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人物集中到扬州,让他们住在四道场。所谓四道场就是指慧日、法云两佛寺和玉清、金洞两观。扬州四道场设立年代不明,但佛教的慧日、法云两道场于开皇十二年十月以前建造在扬州,这是可以肯定的。
  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隋炀帝立为皇太子,在京师大兴城(长安)里建造日严寺,它可以看作是扬州慧日道场的延长。这所日严寺集中了全国高僧学者,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矩、明舜、吉藏、慧頵、慧常、智顗等许多名僧均住在寺里,其中有些人是从扬州慧日道场迁来的。炀帝担任扬州总管时,还叫人搜集经文,将它收于经藏。这些江南佛教文化遗产也和迁居日严寺的名僧一起传到了长安。那些名僧后来又有迁居到炀帝大业年间(605-616)建立的东都内慧日道场的。这所东都慧日道场是宫廷内的道场,为内道场这个名称之始。
  特别值得一提是杨广和智顗大师的关系,也即智顗和扬州的关系。智顗(538-597),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有名的佛教学者。陈亡前在金陵讲学,陈亡后去庐山。开皇十一年,杨广总管扬州,遣使奉迎智顗来扬。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大厅设千僧会,为杨广授菩萨戒,取法名“总持”,杨广则号智顗为“智者大师”。开皇十四年(594)智顗于玉泉寺讲《摩诃止观》。由此而完成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完整建设。十五年春,杨广以久留京师,将还扬州,遣使奉迎,智顗遂顺流而下,再至扬州,止禅众寺。六月,杨广奉书求学禅慧。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元598年1月7日),智顗去世,春秋六十,僧腊四十。明年,杨广为建寺天台山麓,一依智顗生前所定之形制规模,寺初名天台,至炀帝(广)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
  智顗在扬州的活动,对天台宗在扬州的传扬有很大影响,在扬州佛教史上是重要的一页。智顗在扬州住禅众寺,也是一条值得研究的线索。仁寿元年(601)文帝六十寿辰,令在全国最大的三十个州同时建塔,以供奉舍利。建在扬州的为西寺(即大明寺)的栖灵塔。史载“其塔峻峙,制度较胡太后永宁塔少分耳”,意即和北魏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建的永宁塔相差无几。永宁塔如何呢?居《洛阳伽蓝记》所记:“浮图(塔)有九级,角角皆有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这大致可以作栖灵寺的形容。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各宗派相继确立和成熟。扬州佛教同样有新的发展。当时扬州寺院有四十余所,著名的有大云寺(后改龙兴寺)、开元寺、大明寺、既济寺、崇福寺、延光寺、禅智寺、华林寺、惠照寺、孝感寺、白塔寺、无量义寺等。从分散的材料来看,鉴真的父亲从大云寺智满禅师学禅门,鉴真在大明寺讲律宗,日僧常晓在大明寺从文灿受金刚灌顶和太元密法,又从华林寺僧问三论宗义,说明唐代形成的各佛教宗派在扬州都有传播。一些著名的僧人如灵坦、崇演、省躬、法慎、鉴真、怀信、文灿、广陵大师等,都在高僧传上留下了他们的传法事迹。扬州是当时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晚唐武宗搞过一次“会昌法难”毁去了很多佛寺,栖灵塔连同其他寺院也于此时被毁,扬州和全国一样,佛教沦于萧条。
  武宗死后,佛教渐次复兴。懿宗时新罗人崔致远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中,写过一篇《求化修大云寺疏》,于此可见扬州佛寺恢复的一斑。
  此后扬州佛教处于较平稳的阶段。宋代有敕(赐)的建隆寺、天宁寺等。庆历间欧阳修于大明寺西南隅建平山堂,元祐间苏轼于堂后建谷林堂,丰富了寺院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元代建有蜀冈观音山禅寺和保障河上的法海寺。明代有福缘寺、静慧寺、文峰塔等。清代有所谓“扬州八大刹”或称“八大丛林”,为天宁、重宁、高旻、福缘、法净(大明)、建隆、慧因、静慧。高旻寺建于清初,先建有天中塔,后建塔庙,康熙帝赐名高旻,曾筑有康熙南巡的行宫(即塔湾行宫),为著名禅宗道场。天宁寺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立普通僧学堂,由主持文希任校长,此为扬州最早的佛教教育机构。
  以上诸寺院,在修持方面,教、禅、净、律俱全,在宗派法系上,以临济、曹洞、沩仰为多,但后来多不严格。唯高旻寺自雍正十三年天慧实彻主持以来,临济磐山派法脉不断。
  咸丰年间,扬州佛教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后虽有复建,已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前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关于刻经
  近代扬州佛教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为佛经的雕版印刷。主要发起人为郑学川,出家后法名妙空。
  释妙空(1826-1880),自号“刻经僧”,晚清时,曾为刻经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江苏扬州人。俗名郑学川,字书海,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少读儒书,后皈依佛门。曾问道于红螺山(今北京市怀柔县境)瑞安法师。博通《三藏》,尤精净土。同治五年(1866)出家,法名妙空。与浙江杭州许云虚、安徽石埭杨文会、扬州藏经院贯如一起,同时发心刻印佛经。他先后十五年,创办苏州、常熟、浙江、如皋与扬州等地刻经处五所,但以扬州统摄其事,成为一刻经系统。
  妙空为创办刻经处,于扬州东乡砖桥募建接引禅院(即法藏寺之后院),作为存放经板与修禅之所。他原是扬州著名居士,出家后,严持戒律,过午不食。他一生除从事著述外,就是刻经。据有关资料记载,妙空刻经近三千卷。
  妙空圆寂于清光绪六年(1880),终年五十五岁。临终前,他手持尚未刻成之《大般若经》(六百卷),嘱咐弟子继承其事业,然后瞑目安详而逝。妙空出家之前,即为博通《三藏》的佛教学者。他著述宏富,汇刻成为《楼阁丛书》,其书目如下:《求生捷径》、《普救神针》、《百年两事》、《身心性命》、《泗水真传》、《西方清净音》、《莲邦消息》、《礼斗圆音》、《地藏空忏》、《施食合壁》、《四十八镜》、《空色灯云》、《弥陀经论》、《华严小忏》、《华严大忏》、《华严念佛图》、《五教说》、《婆罗门书》、《镜影钟声》、《虚空楼阁》、《楼阁忏》、《楼阁真因》《楼阁问答》、《楼阁音声》、《地藏经论》。此外,尚有《如影观》、《如影论》二书,系其友人所作;《水陆通论》一书,系其父咫观所作。三书皆收入《楼阁丛书》。
  有清一代,像妙空这样的僧人不多。他博学多闻,不为名,不逐利,以毕生精力,从事佛学研究与刻经事业。临终之前,尚念念不忘未刻完之《大般若经》,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抗日战争时期,法藏寺前为日军所焚,幸后院经版未损,由主持定一迁至砖桥广庆庵继续印制。解放战争时期,经版运至扬州东关街无量寿佛院,后又迁至宛虹桥藏经院。藏经院原为妙空、贯如所立江北刻经处之一,自同治至民国以后,计刻经一千零十八卷,建国后仍有存书寄出。续刻好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后将经版移送南京金陵刻经处。
  此外刻经的还有宛虹桥众香庵法雨经房,刻印的佛经也流通国内外。
  由于江北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以及众香庵同时发起刻经,所以三处版式基本一样,为册页线装本,版高17厘米,宽12.5厘米,半页十行或九行,每行二十字,一律为仿宋体。校对精审,刻印精良,装帧精美,为宗教界、学术界所重,称“扬州刻本”、“砖桥刻本”。

  扬州佛教与文化人
  根据有关史料,至迟在唐代,佛教寺院即与文化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突出的事例是大明寺的栖灵塔,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如李白、高适、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先后来此登临,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李白有《秋日登扬州栖灵塔》诗: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
  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
  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
  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
  鸟拂琼檐度,霞连绣栱张。
  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
  露洗梧楸白,霜催橘柚黄。
  玉毫如可见,于此昭迷方。
  对栖灵塔的雄伟峻峙作了生动的描写。白居易和刘禹锡是同时来游的,他们同登栖灵塔,各有诗篇。白诗曰:
  半月腾腾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
  共怜筋力犹堪任, 上到栖灵第九层。
  刘诗云: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
  忽然笑语半天上,无数游人举目看。
  既写了游兴,又反映了寺院在人文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中唐时,少年王播因孤苦贫困,曾住在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着和尚上堂吃饭。有一次和尚故意在吃过饭后才打开饭钟,王播闻声赶到,诸僧已食毕,王播感到很难堪。后王播做了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重访旧游,见到过去自己题在墙上的诗,已被和尚用碧纱罩上了。王播很感慨,写了《题惠照寺木兰院》二首,对人世的变迁作了抒发。这就是后来流传的“饭后钟”或“碧纱笼”的故事。苏轼认为这件事是和尚有眼力,知道王播是可以有作为的,所以刺激他一下。现在有人考证,碧纱笼并非阿谀奉承,乃是据民间传说的一种举动。不论如何,说明寺院是肯收留穷困的读书人,并且供给饭食的。
  晚唐诗人杜牧曾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中做过掌书记。他调职离开扬州两年后,从洛阳带了医生来扬州,为他住在禅智寺里的弟弟杜顗看眼疾,也住在禅智寺,有名篇《题禅智寺》: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
  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诗中的“竹西”一词,后来竟成为扬州的代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文人们是可以在寺院寄住的。
  宋代的欧阳修与苏轼,和大明寺的关系尤为密切,欧阳修在寺西南侧建平山堂,苏轼在堂后建谷林堂,成为千秋名胜。他们在寺中的诗酒活动和留下的诗文,成为扬州文化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笔。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孔尚任因治河之事,曾住在天宁寺西庑的待漏馆,常与吴薗次、查二瞻等在这里相聚,从这里出发修禊红桥。天宁寺与史公祠相邻,可以常往,《桃花扇》中对扬州和史可法的描写,与住天宁寺的这段时间颇有关系。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亦住天宁寺。他那个著名“画竹多于买竹钱”的板桥润格,就是寺里的拙公和尚要他写了以谢客的。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信佛,最喜栖身寺院。他住天宁寺,画竹最为知名。《画竹题记·序》云:“客谢司空宅(按:即天宁寺),无日不为此君(指竹)写照也。画竹之多,不在彭城(苏轼知徐州时,常作墨竹),而在广陵矣。”晚年一度住西方寺(今为扬州八怪纪念馆),自己说:“居扬州旧城西方寺中,每中饭讫 翻 佛经,语语笔妙。七十老翁,妄念都绝,我亦如来小弟也。”后来金农又迁至三祝庵居住,在这里作画最多,书法更臻于精纯境地。乾隆二十八年(1763)秋九月,金农病逝于三祝庵,即罗聘所说“殁于扬州佛舍”。
  罗聘号花之寺僧,也与佛法有缘,曾为重宁寺作壁画,与寺院关系很深。
  扬州寺院让文化人留住,这不是一种施舍行为,乃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行为。文艺家们食宿无忧,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可以读书研讨,这对推动扬州的文化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寺院中发生的许多人文趣事,成为流传久远的艺坛佳话。
  (朱福烓,扬州学派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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