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安庆名人赵朴初诞辰100周年（1）

纪念安庆名人赵朴初诞辰100周年
　　一、书香门第 聪颖少年
　　1907年11月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十月三十日), 安徽省安庆市四代翰林赵府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男孩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乳名“小开”，寓“混沌初开”之意；男孩是赵氏谱序上的“荣”字辈，取谱名“荣续”，寓“永续祖业”之意；取号“朴初”，寓“返璞归真，悟初笃静”之意。
　　这个男孩生于20世纪初，卒于20世纪末。他走出了封建气息很浓的四代翰林赵府，闯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荣续”、“小开”很少有人知道。赵朴初已是20世纪国际知名人士,他的名子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
　　据《赵氏家谱》记载：安庆赵氏系出自宋朝皇室后裔。于元朝中叶自江右（今江西）迁居安徽太湖县玉望村（今望天乡宝坪村）。传至十三世赵文楷，清嘉庆元年殿试一甲一名中了状元。继后，子赵畇、孙赵继元、重孙赵曾重四代由进士及第入清翰林院任职，在安庆的府第就衍称四代翰林第。赵文楷家境贫寒，中状元后，以清廉为本，无钱建造状元府。安庆的府第是赵畇从都御史杨汝谷（怀宁人）手上买下的，座落在安庆天台里。大门上砖雕“世太史第”横额，两侧有光绪御赐“江山如画，物我同春”楹联，门内高悬光绪御笔赐予赵曾重的“四代翰林”匾，前后七进院落，敷设庭苑，楼台亭阁，雕梁画柱，花木扶疏，池鱼唼喋。
　　太湖赵氏自始祖赵雄一从江西迁居大别山腹地太湖玉望村，都是以农耕为业。传到七世祖赵彦逵，字鸿渐，始有读书之男，为贡生，直隶顺德府经略，明敕授修职郎，诰封朝议大夫。八世祖赵璧，字连城，号廷聘。多次赴考未取，后任高邮学正，教学颇有名声。曾在乐平县、庆元县任县令十余年，后升建宁府同知，见世事维艰，辞官回乡，诗酒自乐。九世祖赵之琦，字嗣重。曾随父赵璧在浙江做事。明末，起义军风起云涌，赵之琦在江宁买下房子，供全家同居。壬午年，太湖县城被攻陷，全家得免于战祸。十世祖赵士杰，字迈恒，号省斋。岁贡生，性俭约，不愿做官，优游四方。十一世祖赵象贤，字崇义，号一泉。24岁补云南和曲州录事参军，而立之年，仕途不顺，入武昌太乙宫修道。后吏部调其任四川汉州录事。任中，捐自己的俸钱，造一所房院，取名“栖流所”，凡流民患病者，皆收容于所，请医诊治，冬施棉衣，夏供扇席，病愈者酌给路费让其回家，病故者给棺材以安葬。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坦荡泰然，为世人所敬。赵象贤常对子孙说：“古人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吾济人多矣，若辈其有兴者乎?”这些话以后成为赵氏家训。十二世祖赵学浩,字配两，号恪亭，象贤之子，文楷之父。家境清贫，靠教书谋生。同治《太湖县志》有传，著《制艺》百篇、《西蜀游草》二卷，今不存。
　　太湖赵氏传到十三世祖赵文楷，铭记家训，继承家风，勤学苦读，忠厚待人。在清嘉庆元年，一举中了状元，又以钦差出使琉球国，而享誉海内外。自此，子孙繁衍，在清朝出了举人、进士、翰林，成了名门望族，官宦人家。大别山里一个普通的山村，也被风水先生编造成风水宝地。太湖县玉望宝坪赵氏祖居，被人们称作是：
　　龙虎地，
　　保驾山，狮象锁水口，日月把门关，三面钟鼓响，中间骆驼昂。
　　其实，赵文楷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出生时，宝坪的赵家，只有几间破茅屋而已。
　　第一代翰林赵文楷，字逸书，号介山。6岁初入蒙馆，聪颖过人。祖父赵象贤从四川回到家，问及学业，指窗外树枝上百舌鸟命题。赵文楷立即呤出一首五言诗：桃花红未了，百鸟闹春晓。能做百般声，枝头压众鸟。7　岁时作“咏荷花”诗：一叶复一叶，千枝更万枝。昨夜沾雨露，开遍凤凰池。
　　可惜当他人生刚起步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十四年（1779年），父亲、祖父相继去世，家境一贫如洗。父亲死后无钱举丧，厝于西园内7年才葬，无奈，母亲不得不去做佣人。十八、九岁的赵文楷只能辍学，在家边自学边从事农耕。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赵文楷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托在科举。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赵文楷通过了江南乡试，嘉庆元年（1796年）通过殿试中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实录馆纂修、文渊阁校理。
　　位于东海的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在隋朝时就建立了中山国。清嘉庆帝登基不久，老国王去世，其孙尚温继位。按惯例，琉球国王即位必须经大清皇帝册封。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十九日，经殿议选定赵文楷为大清正使，赐上卿鳞蟒服、白玉带，领圣旨前往琉球国。嘉庆帝另派李墨庄为副使。正当赵文楷为册封事准备行程，太湖家中来信，得知家母潘老夫人病重，为尽孝道，乃向皇帝请假回乡省亲。延至次年春，嘉庆皇帝设御宴为其送行，赵文楷此时写下了“奉命册封琉球国王留别都中诸友”
　　沧溟东去是琉球，飞楫来迎使者舟。
　　万里鲸波劳远梦，五回龙节下炎洲。
　　直教薄海沾皇泽，敢谓乘风惬壮游。
　　辨岳山头回首望，紫云天半护神州。
　　诗中表达了赵文楷此去不辱使命，报效皇恩的情怀。
　　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初七日，赵文楷使团一行在福州举行祭礼后，开船直航琉球。十一日，到达琉球。中山国王尚温率官员和百姓在那霸港迎接使团。七月二十四日，正式举行隆重的册封加冕大礼。日出三竿，“瑞泉”、“刻漏”两座王宫大门开启，仪仗队整齐排列，鼓乐齐鸣，庄严威武。赵文楷着正一品鳞蟒礼服，登台宣读嘉庆皇帝的册封诏书，并代表皇帝赐给中山国新国王王冠、锦袍、玉带。接着宣布对宰相及司法官员的任命，对诸王妃分别赐予各种精美礼品。大礼告成，琉球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此行，赵文楷留有《槎上存稿》后经赵的门生、户部尚书汤金钊刻印，有详尽记载。
　　嘉庆九年（1804），赵文楷被任命为山西雁平兵备道，协理总兵管理军务。任四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三月初三日，病逝于署衙内，时年49岁。
　　赵文楷发妻张氏，生一子一女，子取名赵孟然，女嫁太湖李长乐为妻。中状元后，娶山东聊城庠生王虎文之女，生赵畯、赵畇及一女。王夫人随赵文楷到山西雁平任上，赵文楷去世后，王夫人手牵4岁小女，怀抱2岁赵畯，腹怀赵畇，在赵文楷的朋友和属下的帮助凑些钱才将灵柩运回太湖。
　　第二代翰林赵畇，字芸谱，号岵存，别号遂翁，是赵文楷的遗腹子。嘉庆十三年（1808年）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考中进士，1844年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曾四次委任乡、会试主考官，参加编纂《漕运史》、《宣宗皇帝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等史书。外放后曾任广东潮州知府，湖北荆宜施道，甘肃甘凉道，广东雷琼道，高廉道、惠潮嘉道和广东按察使赏戴花翎。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清廷令各省大办团练，赵畇曾被工部侍郎吕贤基奏请皇帝回皖协办团练。晚年回安庆主讲敬敷书院，为安徽培养了大批人才。光绪三年（1877年）病故于安庆。
　　第三代翰林赵继元，字梓芳，号养斋。是赵畇的长子。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22岁为拔贡，32岁中举，41岁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外放任江宁特用道节制督标，在两江筹防局、两江军需总局供职，加按察使司衔，赠光禄寺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病逝。善书法，安庆迎江寺门额“迎江寺”三字即其所书。著有《静观堂遗集》二卷。纂修同治《太湖县志》。
　　第四代翰林赵曾重，字伯远，号蘅甫。是赵继元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9岁入县学，24岁举优贡，同年江南乡试中举人，光绪二年（1876年）会试为贡士，因假未能参加殿试。光绪六年（1880年）补应殿试，取二甲进士，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马其昶在《赵编修墓表》中写道:“及入辞馆，益精研文史、金石、考据。时常熟翁相国、吴县潘尚书皆喜接士，士流争趋之。君于二公通家世好，自商榷文字外，无私谒。通籍十余年，不迁一阶，泰然无不足之色。”（注：翁相国指翁同和，潘尚书指潘祖荫）赵曾重一生，清白自守，淡泊名利，晚年回故乡主讲敬敷书院，1912年病故于安庆。
　　赵恩彤，字炜如,赵朴初的父亲。生于1884年，清废科举后考入安徽省高等学堂，曾受教于著名学者严复，毕业后，被任命为湖北省候补知县。当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他无意做官，一直在家过着闲散的生活。赵朴初的母亲陈慧，字仲瑄，湖北武汉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曾祖陈銮，清殿试探花及第，任两江总督，其父陈石臣在安徽做官，与赵家是世交。陈慧能诗文,著有<冰玉影传奇>留世。辛亥革命后，赵氏家族在政治上失去了优势，经济上也日渐衰落。四代翰林大院内，昔日的辉煌己不可见。世态炎凉，家族矛盾。作为闲淡的一介书生赵炜如，只好举家搬回到太湖寺前河的祖居。
　　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世太史第”，从4岁起，随父母来到太湖寺前河右岸虎形山下的洪诸畈。这幢居处，原是嘉庆年间，赵文楷去世后，他的朋友帅承瀛等为体恤贫困的王夫人，凑钱给予在寺前河买下一些田地和庄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太湖县城大雨，城内老宅遭水淹，王夫人与赵畯、赵畇商量，迁移至寺前河比较理想。赵畇在外做官，赵畯在家洪诸畈负责营造建成新宅。咸丰二年（1852年）王夫人70大寿时，正式移居寺前河新居。赵朴初的童年就是在这座宅院里渡过的。
　　赵朴初童年的生活环境恬静、优美而又具有田园风情。相似张养浩《朝天曲》中描述：“柳堤，竹溪，日影筛金翠。杖藜徐步近钓矶。看鸥鹭闲游戏。农父渔翁，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对这般景致，坐的，便无酒也令人醉。”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环境里，使他从小就接触到中国最基层的农民生活状况，对他一生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夏天，他和小朋友们到寺前河里摸过鱼，没有经验，同来的孩子都比他得到的多，回家时孩子们每人拿出几条送给他。母亲知道后，对他说：“自己捉了多少鱼就多少，不能白得别人的劳动成果，下次要记住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刻在他幼小的心里。春天，麦黄时节，山上茅草丛中就会长出很多菇子，似伞盖状，有各种颜色，山村野味，十分鲜美。赵朴初曾跟着哑姐默初上山采菇，见到颜色美丽的就往篮子里装。哑姐直摆手，示意丢掉。当时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菇子是有好、毒之分的。这些生活常识是城里小孩很难学到的。
　　赵朴初的童年是在严格的家教、家规管束中长大的。从小就学会早晚要请安，见人有礼貌。父母给他讲的故事，也都是“头悬梁、锥剌股”、“铁棒磨成针”等劝人苦读成材的段子。5岁起，就开始在家塾里读书。启蒙的老师是寺前河上游蔡家河的蔡少珊先生，名森，号君忍。省立自治讲习所毕业，精通经史，晚年著有《佛图人诗》一卷。老师很喜爱天资聪慧的赵朴初。喜爱归喜爱，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打板子的事也是有的。五月的一天，蔡先生不在。小同学们看到院子里花坛上一棵枇杷树，结满了黄橙橙的枇杷，童心大发，上去摘了一些。正当吃得津津有味时，蔡先生突然回来，询问：“是谁带的头？”无人敢回话。这时，赵朴初站了起来，说：“先生，是我带的头。”小同学们纷纷向他投出敬佩的目光。赵朴初第一次尝到了“戒尺打手心”的滋味。几十年后，赵朴初回忆在寺前河度过的童年生活，说：“我的整个启蒙教育是在故乡接受的。别看老师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却给了我智慧，把我引上探索学术的道路。”
　　二、初入佛门　参加抗日
　　1920年，13岁的赵朴初离开了他童年生活的太湖县寺前河，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这次行程对赵朴初的一生是一个转折点，影响着他人生的道路。晚年赵朴初对来访者说：“早年离开家乡，是不愿为封建礼教所缚”。而这个意愿的促成和决定完全是在于他的母亲陈仲瑄。她有个表姐关静之随其弟关絅之在上海居住。把赵朴初送到上海读书，是陈仲瑄和关静之经过商量后得到赵炜如同意而成行的。
　　1922年春，赵朴初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属苏州基督教堂所办。首任校长孙乐文，董事长林乐知。学校规模不大，却培养了一批知名的学者。费孝通、李政道、杨绛等都在此校读过书。晚年赵朴初记得附中同学有梅光裕（梅达君）、孙其敏（孙起孟），都是安徽人；还有张梦白，虽不是安徽人，但出生在安庆。除了读书之外，有时也一起散步、打篮球。国文教师薛灌英，是前清贡生，对赵朴初的评价是“写一手好字，作文也写得好”。英文教师吴献书，是新派人物，有空常陪学生打篮球。对赵朴初的评价是“英语水平突出，很有礼貌。”
　　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上学时，周末、星期天赵朴初欢喜去新乐府听仙霓社的昆曲演员的演出。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原称“昆腔”，清代称“昆曲”，解放后发展为“昆剧”，曲调舒徐宛转，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流行。1921年，昆曲老艺人沈月泉、沈冰泉在苏州桃花坞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了40多名“传”字辈的学生。有郑传鉴、倪传钺、周传瑛、沈传芷、方传芸、华传浩、王传淞等，最出名的旦角张传芳都是仙霓社的成员。昆曲中的许多曲牌，赵朴初到老都还记得，少年时代的爱好，对他后来爱写词曲是有影响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起因是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上海工人学生不满，两千多人上街游行示威。“五卅”运动很快影响全国。消息传到苏州，引起青年人的愤慨，苏州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上海学联代表的“五卅”事件经过报告，决定即日起全苏州学界停课声援。赵朴初作为东吴大学附中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5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发展到了高潮。苏州20个学校的学生在体育场举行集会，会后，上街游行。赵朴初此时己被选为附中的援沪执行委员会十人成员。集会后组织了30支演讲队，分头上街宣传“五卅”运动精神，散发传单。6月3日，赵朴初在附中的援沪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以吃素来代表尝胆，这样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尽管只是杯水车薪，全国都行动起来，就会募捐到很大一笔钱，可以救济上海工人。在这个倡议的推动下，苏州学联共募捐17300多元，全数汇往上海。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苏州当政者的不满，老师薛灌英通知赵朴初等学生领袖，不要再住在校内，免遭不测。赵朴初随梅光裕回家暂住了一周左右。
　　1926年暑期，赵朴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吴大学。开学之前，他回到了阔别6年的家乡太湖寺前河。从喧嚣闹市回到僻静的山村，看到家乡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山前田坂，小桥曲岸，己是自家塘畔，门掩重关，摇尾巴狗儿不肯喧。”这是他母亲在《冰玉影传奇》中的词句。她既爱儿子，不愿儿子很快离去，又不能把儿子锁在这偏僻的山村。6年得不到见面的互相牵挂，母子、父子的情怀在小住的几天内是说不完的。可喜的是，这次回家见到了姐夫周君简。鸣初是朴初的胞姐，初嫁周家，夫妻甚是美满。别后，周君简曾有《浣溪沙》词赠朴初：“……意转痴，离怀秋思两凄迷。繁星辞我野河湄。莫遣词华消壮志，轻将风味换儿时。孤怀除与一心知。”依依惜别，他赶回了学校。
　　开学后，赵朴初记得班上有39位同学。除了孙其敏、梅光裕、张梦白是附中的同学外，又结识许多新的同学，许嘉祥、蔡文达、曹浩生、王守方、陆鸿谟等。赵朴初被选为班长，副班长是蔡文达。上课的教室在东吴大学的林堂。在所有的大学课程中，赵朴初特别爱听江南才女苏雪林的诗词课。幼年私塾己有基础，名师的指点使得在诗词学业上大有进展。此间，他曾写下《江南好》：
　　江南好，流水绕人家。浅盏芬甘尝芡实，曲栏清艳倚莲花。
　　往事记些些。
　　江南好，吹梦落花风。小阁诗来人去后，高楼箫起月明中。
　　逸兴与谁同？
　　这首《江南好》有景有情，有虚有实，妙笔传神，红笺寄怀，可称得意之作。所以，在40多年后，陈邦织的堂妹小薇请赵朴初题扇面时，他能一字不差地把这首旧作抄写在扇面上。
　　赵朴初在东吴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东吴大学安徽同学会，还被推为副会长。薛灌英、苏雪林两位安徽籍的教师为顾问。同学会的宗旨和任务，苏雪林在《安徽同乡会述略》中是这样记述的：“东吴大学里的同乡会很多，而安徽同乡会的资格却比较老一点，已经有了同乡会的组织，会员约二十余人，团结的精神极好，会务也很发达，后因种种关系，会竟无形解散了，真是可惜的事……安徽教育本来是不很发达的，近几年以来，屈处武人势力之下，解散学校，屠杀学生，视为常事。教育之被摧残，可谓达于极点了。安徽大学虽然巳在筹备，但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成立不知何年，我们有志求高等知识的人，不得不负笈邻省，这就是本校皖籍人尚多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想到本校同乡会的成立，虽然可喜，然而回顾本省教育的凋敝黑暗，又觉可悲。但是，扫除旧势力是我们青年的责任，将来的成功与否，要看我们今日的工作如何？”清末时，安徽的教育在李鸿章、孙家鼐、吴汝伦几位的推动下，在全国名列前几名的。到了民国时由于军阀的统治，步步落伍下来。1921年发生军阀倪嗣冲杀害学生姜高琦事件，1925年“五卅”运动后，安徽省军阀通缉60多名进步学生和教师，杀害了学生余昌准，1926年军阀陈调元又杀害了安徽学生领袖杨兆成。安徽大学从民国初年就开始筹办，只筹不办，引起全皖各界不满。赵朴初参加同乡会，即是本着“扫除旧势力是我们青年的责任”的宗旨而尽心尽力为同学会服务的。
　　1927年秋，学校开学后，班上少了一个学生。同学们有许多猜测，有人说赵朴初吃素，可能信佛，东吴大学是基督教学校，辍学与信仰有关。有人说赵朴初辍学与经济有关，每学期要100多元的钱，可能遇到了困难。其实都没有猜对，真正的原因是他病了。寄宿在上海关絅之家养病。他得的病是肺结核，经常吐血。这一病，结束了他的学校生活，又经历了一次人生道路的转折。他要战胜病魔，要排解远离父母孤身在外的愁郁，要设法找寻为社会服务的机会，创造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坚定的信念，平和的心情，丰富的知识，使他从困境中走了出来。
　　赵朴初在步入社会之初，对他帮助最大的是关氏姐弟。赵朴初的关大姨静之，是母亲陈仲宣的挚友，是青年赵朴初的护卫者。表舅关絅之，湖北汉阳人，1901年中举，1903年入上海道署任洋务翻译，次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1904年在上海道尹袁树勋府做幕僚。1904年12月8日，关絅之因审理“黎黄氏案”公堂上驳斥英国法官，迫 使工部局认错，轰动上海，一时成为重大新闻。1913年，在审理“宋教仁案”中，反驳了英方律师拒绝引渡罪犯给中方的无理辩护，最终胜诉，将罪犯引渡给了中方，并移交了全部罪证，使此案大白于天下。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得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要逮捕孙中山，作为同盟会会员，他秘密通过公廨秘书杨润之拖延发出捕票时间，通知孙中山尽快转移。孙中山脱险后，亲笔写个扇面送给关絅之以表谢意。1921年，关絅之开始信佛，192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接着又创办佛教的慈善机构净业社。
　　净业社是赵朴初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地址在上海觉园，原来是德赫路53号，现在是常德路418号。这份工作是关絅之给他介绍的。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每天收发报纸，有时也起草一些文件。其间关絅之介绍他去黄涵之（净业社副社长）主管的上海市公益局（管理上海慈善团体的机关）当了三个月的办事员，因机构撤消，仍回净业社。在此期间，南传、汉传、藏传三大系佛教的高僧大德与他都有过交往，从交往中他认识到佛教有很深的学问值得研究。一天，他起草一份文件，送给关絅之审查。关严肃认真地向他说：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写的很好，但是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些佛书，才能办好这里的文件。。这一席话，使赵朴初走入了佛门，开始研究佛经，成为一生孜孜不倦，奋斗终生的事业。
　　佛教讲缘，缘就是时间、空间、条件、机遇。赵朴初与佛确实有缘。他的祖籍安徽省太湖县，是佛教禅宗的发祥地，寺庙遍布，佛浴万家。北周武帝灭佛，禅宗二祖慧可被迫南逃，大别山深处的九龙山（现名狮子山）便是他的落脚点。九龙山地处太湖县薛义河口，距县城约八十华里。慧可初到在九龙山葫芦石洞内面壁参禅，立足数年后到太湖司空山（1935年划归今岳西县）传经，临终前密将衣钵传给三祖僧璨。赵朴初幼年生活的寺前河附近，就有廨院寺、佛图寺、狄梁庙、七里庵等寺院。
　　赵朴初后来成为一名佛教徒，与其母亲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母亲笃信佛教，家中设有佛堂，每天都要焚香拜佛。潜移默化中使赵朴初从小与佛结下了因缘。寺前河附近的寺庙，儿时的赵朴初都随母亲去拜过。晚年赵朴初还记得：在廨院寺上香时，住持先觉有意考他的事。先觉师傅以庙中“火神殿”为题，说出一幅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稍作思索即以庙内“观音阁”为答“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和母亲都欣慰地笑了。在七里庵上香时，正是雪后初晴，赵朴初见景生情，顺口作了一 首诗，其中两句是“山瘦溪水涨，雪后天更寒”母亲听了说他有长进。到狄梁庙上香时，父亲给他讲的关于狄仁杰的故事到晚年他还记得。1985年，赵朴初给寺前河一位小学教师蔡铸锟回信中对儿时游佛图寺还记忆清楚：“佛图寺，小时曾往一游，犹记‘天就门’三字篆刻，彼时似未逢一僧，寺巳濒荒废矣。”
　　赵朴初后来成为一名佛教徒，与关氏姐弟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关氏姐弟笃信佛教，关絅之是中国佛教教会的九个理事之一，关静之受陈仲瑄之托，对赵朴初的衣食住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赵朴初对信仰佛教产生了兴趣，以至成为终生为之追求奋斗的事业。
　　1928年，江浙两省佛教界人士在上海集会，抵制南京国民政府中有人倡议以各地庙产兴办学校。会上决定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机构设在上海净业社内。同时成立了上海佛教会，因关絅之在会内担任领导职务，遂介绍赵朴初入江浙佛教会和上海佛教会任秘书。1931年，经圆瑛法师点化，赵朴初正式皈依佛教为居士。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佛教会改组，圆瑛任会长，叶恭绰任秘书长，赵朴初仍在会中任秘书，同时又在后成立的中华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下面有个仁济堂，过去是以施舍给药为主的慈善工作，抗战开始一下忙了起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当天，仁济堂门前就挤满了从闸北、南京和郊区逃来的难民。慈善会雇了十辆大卡车，正准备找地方安置他们。不料当天下午“大世界”门口遭日机扔下炸弹，炸死了许多行人，上海市内一片混乱。在这危难之际，赵朴初和吴大琨毅然举起红十字旗子，走出仁济堂，大声对难民们呼喊：“同胞们，跟我们一起走！”领着数百难民，由西藏路往北走，穿过平日最繁华的大马路（今南京路），再向北，直奔宁波同乡会，把一百多人安顿下来。接着又冒着枪林弹雨，马不停蹄，带着难民安排到几所电影院、剧院和寺庙，一夜之间安排难民于大小十余处。事情办完，天已拂晓。上海难民如此之多，单靠仁济堂已远远不能应付。“慈联会”决定成立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由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任副主任，重新组织工作班子。赵朴初担任难民收容股主任。上海沦陷后，赵朴初仍留上海。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做好难民的收容工作。此后三、四年中，先后在江浙一带设收容所50多处，共收容难民近50余万人次。对收容的难民经过短期教育后，将近千名青壮年输送到抗日的前线，补充抗战兵源。思想进步、表现好的经赵朴初介绍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约有三、四百人。
　　1939年，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宪政运动。赵朴初参加这一运动，并在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社”中担任理事，帮助做救济工作。在宋庆龄领导下，赵朴初负责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械、服装等物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1年夏初，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姜椿芳，为了做好上海京剧名流周信芳的统战工作。委托赵朴初安排在觉园小客厅，每天碰头，以编写抗敌内容的剧本《史可法》为由，经常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联系。周信芳在上海公演《史可法》、《文天祥》两剧，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影响很大。
　　1941年，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指使部下在安徽皖南围攻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七千烈士殉难皖南。赵朴初闻讯，为皖南新四军殉难烈士作哀词，题名“哀辛士”，即新四军之谐音：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积毁铸沉冤。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1941年，赵朴初通过李恩浩与陶希泉促成由盛幼安出资，编辑出版大藏经和翻译巴利文藏经。请持松、芝峰、夏丏尊、黄幼希组成《大藏经》编委会，赵朴初担任总务，刊印出版了《普慧大藏经》。1942年佛教会邀请锡兰克兰佩居士访问上海，赵朴初陪同在上海参观寺院。
　　1946年，净业教养院改名为上海少年村，赵朴初任村长，其工作仍以收容少年难民为主，1947年中国佛教会在南京成立，赵朴初当选为理事，带头发动佛教界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向僧人征兵的行径。组织南京僧侣向政府请愿。1948年，赵朴初到杭州凤林寺，筹备设立一所凤林医院，以救济困难的民众就医吃药。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为了能在上海为解放军购运物资，又不至被国民党反动银行所察觉，赵朴初组织成立了上海安通运输公司和上海华通运输公司，亲自担任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为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赵朴初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赵任总干事。任务是收容战区难民，维护地方治安，接收国民党扔下的伤兵及散兵游勇并给予看管，防止他们扰乱社会。地下党组织决定，由赵朴初出面将美国援华的全部物资接收过来，以补充临时救济委员会的物资不足。这些任务赵朴初都完成得很出色。解放后，在“三反”中，经过清算和核查，所有经济账目和物资收支都一清二白。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在回忆中说，他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周总理说“解放前做救济工作的人，做到这样是很难得的，这个人要重用。”
　　三、提倡人间佛教 祈祷世界和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52年11月4日至5日，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召开。赵朴初是发起人之一，并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会上决定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由赵朴初担任筹备处主任。会后发表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西北、西南、东北、华中、中南、内蒙以及西藏和云南边境地区，包括汉、藏、蒙、满、苗、维吾尔等七个民族的活佛、喇嘛、法师、居士代表120人出席了会议。赵朴初居士在会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作了时事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会讲了话，会上通过了赵朴初起草的，经过李维汉审阅，并报呈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这个章程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之句，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会上经过协商，选举产生了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推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选举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大师、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葛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任秘书长。巨赞、周叔迦、郭朋为副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众弟子的空前大团结。中国佛教界许多有识之士长期向往追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赵朴初居士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赵朴初从1953年起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时他还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领袖，他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几十年，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贡献之一　赵朴初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总结了中国佛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当代佛教适应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他提出“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法》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人间佛教的思想，还体现在为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中国佛教现实出发，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
　　1993年10月15日，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作《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精辟地论述了中国佛教与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相协调的辩证关系：“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对佛教的基本要求。我们还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的基本前提。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或相协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贡献之二　赵朴初强调要加强自身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保持佛教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把中国佛教引导到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的新盛世。赵朴初对佛教自身建设还提出了具体措施：“一、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修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寺院负责人要身体力行，领导熏行；二、人才建设，各寺院向各级佛学院输送合格人才，各佛学院坚持以戒为师，从严治校，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方针，培养合格的人才；三、组织建设，就是继承和健全寺院丛林制度。凡有条件的寺院，要建立和健全两序大众按期推选或礼请住持制度以及住持到期退位制度，住持对班首、执事请职重大事务由民主议事等丛林僧团制度。选任住持、班首执事要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坚持爱国守法，具足正信，戒行清净、作风正派，具有一定办事能力的条件。”为了落实佛教自身建设，赵朴初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规章制度，如1987年制定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试行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1996年5月在无锡召开的教制工作委员会大会上制定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实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办法》、《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
　　为了做好佛教人才建设，赵朴初亲自规划在全国筹办一批佛教人才培训的基地。1980年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继后又筹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接着又办了福建省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江西省佛学院、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在班禅大师和赵朴初的共同关怀下，成立了中国藏语学高级佛学院，云南上部佛教的人才培养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中国佛教协会还先后派出比丘、居士前住日本、斯里兰卡、泰国留学，以培养跨世纪适应国际交往的佛教人才。
　　为了做好中国佛教的组织建设，1993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在《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中，确定设立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和设立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上座部佛教工作委员会、佛教教制建设工作委员会、佛教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海外佛教联谊工作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各委员会都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范围。1995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期间，召开了省级佛教教协会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赵朴初提出：“省级佛教协会必须建设成为领导班子、工作班子健全，有会址，有经济来源，具有法人资格，联系信教群众，正常开展会务的实体。”根据赵朴初的意见，经过讨论形成了《省级佛教协会组织建设的意见》，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具体贯彻落实。对省级和各地方佛教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为了解决中国佛教协会长期存在的佛教活动经费问题，赵朴初提议发起成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会。这一设想很快得到帕巴拉?格列朗杰、李荣熙、贡唐仓、乌兰、圆拙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隆莲、刀述仁、周绍良、多吉扎?江白洛桑、明学明、真禅、本焕、妙善、妙湛、清定、明开、云峰、仁德、佛源、昌明等高僧大德的响应。基金会的设立，对弘扬和发展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的经费保障作用。多年来，选派合格的人才留学深造，资助部分佛学专家学者进行佛教文化事业的专题研究，编辑出版佛教书刊，进行佛教学术交流活动，资助开展国际间佛教文化交流等都得到了基金会的帮助。由于赵朴初的努力，在基金会成立之前和之后，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显著，1979年建立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收集、保存了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开展了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出版。重新恢复修整金陵刻经处，印刷发行了大量的佛教经籍。创办了新会刊《法音》杂志，在海内外发行。编印了《法音文库》丛书。创办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多次举办了佛像图片、书画、金石等方面的展览。这些活动都是在赵朴初的指导策划下做成的。基金会的设立，对中国佛教是功德无量。
　　贡献之三　赵朴初提出，民族团结、宗教团结，是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保证。从而实现了中国各民族的空前大团结，各宗教的空前大团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因各种历史原因，民族和宗教问题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重大国策。赵朴初从建国后参加全国政协一直都很关心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协助党和政府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事务。七届全国政协会议后赵朴初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宗教委员会主任，1995年政协八届十二次会议决定将民族委员会和宗教委员会合并为民族宗教委员会，赵朴初仍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在合并后的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赵朴初明确指出：“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是政协的一个重要专门委员会，它的活动和工作是同党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同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乃至全国的工作大局都有密切的关系。政协去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中应充分发挥民宗委的作用。”
　　为了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宗教各派成见，巩固和发展民族、宗教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几十年来，赵朴初呕心沥血，勤奋操劳，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组织和接待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佛教界参观团，利用各种机会与少数民族佛教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倾听少数民族佛教界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和维修佛教的寺庙，还有计划地安排少数民族佛教界人士参加国际友好活动。
　　赵朴初在上海净业社任职期间，即与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信系的佛教高僧大德有过交往。建国后，担任中国佛协领导，更加重视与佛教各派的联系。1954年为迎接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赵朴初于6月15日发表了《我参加宪草初稿的讨论》，7月发表《从宗教信仰自由来看我国的宪法》，8月20日发表《欢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篇文章，集中宣传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三大语系的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力量。
　　西藏和平解放后，1954年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于6日和8日，赵朴初分别拜会了达赖和班禅，向他们敬献了哈达，并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赵朴初特别邀请达赖和班禅担任名誉会长。1957年5月4日，班禅大师在北京广济寺举行传经仪式，赵朴初亲自到会聆听，会前会后，做了细致的安排。达赖集团背叛祖国、背叛宗教，在西藏制造动乱时，1959年3月30日，赵朴初发表谈话，严厉谴责西藏反动集团的种种罪行，号召中国佛教徒与达赖划清界限，争做爱国爱教的佛教徒。1959年5月5日，班禅大师再次在广济寺举行传经仪式。赵朴初、周叔迦、巨赞、阿旺嘉措等持香立院欢迎。在仪式上赵朴初发表声明，揭露印度干涉我国内政，诬陷我国的宗教政策。5月25日，赵朴初欢送班禅大师回西藏处理教务，并和大师作了长谈，交换意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历次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都要提出议案呼吁落实全国各派宗教政策。1980年7月，班禅大师恢复工作后，赵朴初亲自陪同他到承德视察。1981年9月22日，西藏佛教参观团到北京，赵朴初、巨赞亲自安排在内地的参观活动，并在北京同来自西藏的各教派高僧、喇嘛举行座谈会。1986年9月1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在开学典礼上赵朴初发表重要讲话，并欣然接受担任学院高级顾问，以后学院开学和毕业典礼赵朴初每次都到会表示支持，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为藏传佛教培养了大批的教务人员和研究人员。1989年1月22日，赵朴初赴澳洲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回国途中听到班禅大师圆寂的消息，十分悲痛，即刻向国内发出唁电。2月3日，赵朴初在班禅大师示寂回向大会上致辞，称班禅圆寂是日坠中天。1990年3月30日，赵朴初在藏传佛教座谈会上，就落实政策、活佛转世、民族团结、自身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自班禅大师圆寂后，赵朴初一直关心活佛的转世工作，从宗教的仪规和历史制度等方面为中央政府提供参考意见。直到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金瓶掣签，册立仪式和坐床典礼所有程序顺利完成，朴老才放下心来。
　　分布在云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赵朴初就邀请上座部佛教人士参加佛协的领导工作。1956年6月22日，赵朴初以中国佛教协会的名义邀请云南傣族佛教参观团在北京广济寺举行座谈会，了解南传佛教建国后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以便制定规划帮助上座部佛教的建设和发展。1990年12月，赵朴初以83岁高龄，毅然决定亲自赴云南出席上座部佛教座谈会。1991年1月24日，上座部佛教座谈会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召开。赵朴初在会上说：“上座部佛教在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我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既一脉相承，又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它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滇南众多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应当得到更多关怀和支持。”在西双版纳期间，赵朴初还参观了景洪市曼陇宽寨的大吉佛寺、勐海县的遮曼垒佛寺。在云南期间，他沿途就民族和宗教工作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并深情地留下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诗句：“云南二十六民族，相亲相敬相扶持。政策辉煌观实效，百花齐放耀奇姿。”“地邻四国皆崇佛，三系并行汉藏南。难得因缘好时节，如来家业要人担。”字字都寄托着老人对云南民族宗教工作和云南人民和上座佛教徒的关怀与厚望。
　　赵朴初提议发起成立的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并被推选担任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组织的联合组织，宗旨是祈祷和平，推进亚洲和世界和平。通过这个组织把中国各宗教组织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各种活动，各教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团结。中国的各宗教团结，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1993年3月25日，赵朴初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近十几年，是我国宗教工作最好的时期，我国宗教事业的前景，将是光辉灿烂的。”
　　贡献之四　赵朴初推动中国宗教界与国际间的友好交流，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和平。赵朴初认为开展佛教国际间的友好交流，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之一。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的种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国的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行和东渡为中国佛教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代的中国佛教要适应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高，从多方位与世界各国交流，以利于开展民间外交，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好，维护世界和平。
　　1952年5月，赵朴初代表新中国第一次出国赴锡兰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执行会议，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当年10月3日，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国佛教界代表赵朴初与各国佛教界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互增法宝，共同发表声明，对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会议期间，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象征慈悲和平的佛像赠送给日本佛教界，引起日本佛教界的强烈反响。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西川景文、管原惠庆、大西良庆长老等在日本成立“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多次组团渡海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1955年，赵朴初赴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的友好接待，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代表团到日本访问。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活动。1980年，在邓小平和邓颖超支持下，中日两国佛教界举行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佛教界频繁交往，对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赵朴初在中日佛教交往中的特殊贡献和他对佛学研究的特殊贡献，日本龙谷大学授予赵朴初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日本佛教大学授予赵朴初博士学位。中韩建交后，赵朴初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韩国，受到热烈欢迎。韩国东国大学授予赵朴初名誉哲学博士学位，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和知名的佛教领导人多次来华访问，韩国天台宗在中国天台山的国清寺建立了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1993年10月，赵朴初访日，日本佛教界举行纪念中国佛教会成立40周年活动，韩国佛教界领袖人物也赴日参加纪念活动。赵朴初在会上提出了建立中、日、韩“黄金纽带”的设想，立即得到日、韩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1995年5月22日，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友好、合作、和平”为主题，发表了《北京宣言》，产生了良好、积极的影响。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出席会议的三国佛教界代表，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了出席会议的三国佛教界代表，并高度评价了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重大意义。1955年3月，赵朴初发表《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一文，阐述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的关系，中国佛教热爱祖国，热爱世界和平的愿望。4月4日，出访缅甸，与吴努总理交谈了中缅佛教的情况，并赠送中国佛教图片、佛珠和景泰蓝瓶等礼物给吴努总理。10月应缅甸政府和佛教界的要求，中国佛协组团护侍佛牙巡行缅甸，受到缅甸举国上下的礼拜、供奉。赵朴初会见了缅甸总统巴宇，并在巴宇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为促进中缅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赵朴初在北京接待了印度、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佛教的法师组成的国际僧侣代表团来华访问。1956年3月17日，赵朴初和拉萨哲蚌寺坚白乘烈堪布赴印度，讨论关于纪念佛陀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筹备工作。4月10日，在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回国后，向中国佛教协会在京理事作了出席印度菩提伽子宫咨询委员会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筹备工作的题为《我们不愧于先人，不负于时代》的报告。11月10日，赵朴初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为了支持越南佛教徒反迫害斗争，维护亚洲世界和平，1963年10月19日，赵朴初主持在北京召开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会议。会后，举行了追悼越南南方殉难佛教徒，祝愿越南南方佛教徒和南方人民反迫害斗争获胜的隆重法会。1989年泰国国王委托驻华大使将前僧王准备访华赠送的一尊铜铸金释迦牟尼佛像、巴利三藏圣典、法物供器赠送经中国佛教协会。1993年6月，泰国僧王智扩尊者应邀访华，赵朴初负责接待，江泽民主席亲切会见了僧王座下，这是中泰两国佛教界和中泰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一大盛事。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协会开始与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很快建立了友好交往的关系。赵朴初出席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79年8月，率中国代表出席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召开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三届大会。会上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参观了美国总统官邸白宫，受到当时美国总统卡特的欢迎。在美期间，赵朴初拜会了一些华侨、侨裔佛教徒和大德高僧，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中国国内佛教寺院的情况，以后，迎来了几批美国佛教徒到大陆来观光、朝圣。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6月25日，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理事会在北京召开，赵朴初在会上致欢迎词和闭幕词。6月25日，全国佛教徒隆重举行祈祷法会，为世界和平而祈祷。1987年3月23目，首都佛教界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期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赵朴初在会上发表讲话。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同各国佛教徒进行友好往来与合作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宣传佛陀的和平教义，进行和平祈祷，以实际行动声援和支持一切有利于裁减军备，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积极步骤。”
　　四、创建民进组织　推进政治民主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10月10日，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一个和平、民主建国的曙光展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力量被迫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成立之初，马叙伦说：“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内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共有26人，赵朴初是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初成立时，其基本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爱国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
　　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
　　一、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二、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三、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四、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
　　五、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
　　六、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
　　七、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八、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赵朴初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1946年1月13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组织上海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玉佛寺公祭“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马叙伦担任主祭，林汉达、许广平在大会上演说。赵朴初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了大量、细致的安排工作。3月18日，他又参加了“南通惨案”报告会。
　　1946年2月3日，赵朴初出席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被推为理事会联络部的联络员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开办人文科学补习学校，由陈巳生、赵朴初、严景耀三人负责，聘请民进中一批学者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严景耀、郑振铎、雷洁琼、林汉达、周建人、冯仲云、吴大琨、蔡尚思、金仲华、沙千里、黄任之为教授。赵朴初为学校付出了不少心血。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后，在重庆发生了“较场口惨案”，进一步暴露国民党的公开破坏和平，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种种行为。分析研究这一新的形势，民进认为必须制定适合这一严峻形势的斗争策略。3月17日，在上海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会上马叙伦作了题为《民进工作纲要》的报告。会议提出当前两项工作任务：一、唤起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二、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旨趣相同的人民团体共同战斗。会后，民进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自由保障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后，赵朴初仍在以梅达君为联络处长的联络处和以严景耀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任职。
　　2月28日，上海各界23个团体的代表，在上海中国科学社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推举马叙伦、沙千里、王纪华、梅达君、徐伯昕、沈志远、陈震中、胡子婴、盛康年、方祖荫、葛志成、叶克平、罗叔章等13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马叙伦为召集人。3月5日，筹备委员会决定由王绍鏊、赵朴初、梅达君负责起草联合会的章程。5月5日，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联合上海52个团体，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隆重集会，宣布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人民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团结统一的新阶段，对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很大。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赵朴初参加了策划组织“六·二三”反内战大会。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大会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组织者原计划发动5万人参加，实际参加的有300多个团体单位，10万7千余人参加了大会。上午9时40分，大会在《反内战》乐曲声中开始，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王绍鏊首先致欢送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是争取和平运动的开始，假如这次请愿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京请愿，一直到和平实现为止。上海和平请愿代表蒉延芳、雷洁琼、陈立复、陈震中分别在会上作慷慨激昂的发言。雷洁琼在发言中说：“看到这么多人欢送，增加了无限的勇气。”“八个人力量很小，希望大家更团结努力。”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甚至全体步行晋京；四、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上午10时45分左右，集会群众把赴京代表蒉延芳、雷洁琼等送上火车（马叙伦等因年事已高，先上火车未参加会议）。火车发出后，集会10万群众开始反内战大游行，浩浩荡荡的洪流，沿街散发《告市民书》、《告工友书》、《告老板书》、《告警士书》、《告军士书》。反内战大游行的队伍，得到上海各界的广泛支持，许多商店、居民自动向游行人群送上凉茶、凉水、揩汗的毛巾，有的药店把大批的仁丹、十滴水捐出来为游行群众解暑。经五小时，数十里的行程，队伍到法国公园后，宣布胜利结束。
　　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请愿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中统特务机关插手破坏人民团体的和平请愿。中统特务计划：一、在上海站台扣发车头；二、在镇江组织特务假借“苏北难民”的名义拦截火车；三、代表团到南京后，不准出站，组织围攻。上海铁路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粉碎了特务的计划。当晚，上海人民团体和平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东站时，特务机关指使暴徒对代表团进行了五个小时的围攻，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阎宝航、雷洁琼、叶笃义、浦熙修、陈震中、高集等代表被打伤。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当夜为营救民主进步人士积极奔走，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立即到医院看望马叙伦等受伤代表。周恩来向马叙伦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下关事件传出，全国一片哗然，几个人的流血，激起了全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它撕下了蒋介石假和平的伪装，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不能再依靠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1947年2月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总结了民进一年多来的工作斗争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作出了发展新会员、加强身自建设的决定。第五次会员大会后，国内形势更趋恶劣。5月下旬，国民党上海市当局以妨碍军事、希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勒令《文汇》、《新民》、《联合》三家报纸停刊，企图封住爱国民主进步的声音。民进决定派王绍鏊、李平心去慰问《文汇》、《新民》、《联合》三报馆的同仁，赵朴初负责筹捐二百万元，由民进派员去慰问在“五·二O血案”中受伤的学生。5月29日，由民进负责起草，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署名发出《对最近时事宣言》。《宣言》代表上海68个人民团体、40万群众严正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和一切因政治性拘捕的人民；立即恢复全国一切因政治性被封闭的刊物。”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和民主要求，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成立戡乱委员会。针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中共中央在5月5日就指示蒋管区的各级党组织“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1947年底，民进主要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秘密转移到香港。赵朴初仍留在上海坚持斗争。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北方局势大定，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应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都从各地去北平，参加筹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严景耀等先后都到了北平，民进总部也同时迁到北平。1949年4月2日，民进总部决定成立民进上海分会，由赵朴初、谢仁冰、李平心、冯宾符、宓逸群等负责筹备。5月27日，上海解放。赵朴初等留沪的民进成员，于当天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庆祝上海解放，号召全市同胞做好慰劳人民解放军、救护伤病员、协助人民解放军接收上海工作、协助新政府机关救护难胞，检举潜伏的战犯和国民党特务，防止反动分子破坏捣乱等工作。6月1日，留沪会员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解放后第一次会员联欢大会。6月19日经总部批准，民进上海分会正式成立。谢仁冰任主任理事，赵朴初任副主任理事。据赵朴初晚年回忆说：上海解放，我们的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天天忙的饭都顾不上吃，日夜的忙，事情总是做不完。重点就是接收和救济。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他庄严地指出：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次会议产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都以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朴初以宗教界代表，郑振铎以全国文联代表参加会议，葛志成以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以全国工商联候补代表，严景耀也以民进候补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9月30日，大会选举产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赵朴初当选为委员。
　　建国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体制，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派之一。民进中央机关设在北京，民进总部的名称也改称民进中央。赵朴初的工作重点虽在宗教事务和救济工作，但对民进的重大活动和重要决策也是一直很关心的。
　　1950年4月15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43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会主要议题是总结民进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工作和经验，充分认识当前形势，明确在新的历史时期民进的地位、任务和作用。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选举马叙伦为中央理事会主席，王绍鏊为副主席，许广平为秘书长。赵朴初以上海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1955年1月26日，赵朴初被增补为民进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3年初，民进中央决定委托上海分会副主任理事赵朴初帮助建立南京分会。赵遂与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联系。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协商，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致函赵朴初，信中说：“前嘱协助中国民主促进会物色人选准备在南京筹建组织，经几个月来的研究与协商，已初步与胡颜立、司晓南、桂庆和、顾雍和、金光灿等商量同意……兹将他们所填入会申请共五份，送请审核。”赵朴初接信后于8月18日，将南京5人的申请呈报民进中央理事会，总部于9月5日签发批准5人入会通知。赵朴初于9月24日致函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告知胡颜立等5人已成为南京最早的一批会员。10月26日赵朴初偕民进上海分会组织处副处长陈邦炎到南京，召集胡颜立等5人在福昌饭店开会，宣布成立民进上海分会南京筹备小组，商定召集人为胡颜立。在赵朴初的指导下，至1954年底民进组织在南京先后发展了雷震清、褚述初、郑惠宁、黄履松、王佩兰、王兴之、霍炯、樊星白、罗炳权、庄佩琳、柏岁寒等20余人入会。正式成立了民进南京分会。特别是1955年2月介绍发展了吴贻芳入会，对南京以及江苏省组建民进地方组织影响都很大。1955年10月，成立民进南京分会筹备小组，吴贻芳为组长，胡颜立为副组长。1962年1月8日，民进江苏省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贻芳为主任委员，古楳、胡颜立、柴德赓3人为副主任委员。民进南京以至江苏省地方组织的成立，倾注了赵朴初的心血，民进南京组织现存的档案中，1953年至1955年间赵朴初为创建民进南京组织所亲笔撰写函电有50件，其中致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2件，致民进总部24件，致南京筹备组24件。1994年，赵朴初在《贺中国民主促进会南京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一诗中写道：
　　北辰星拱，钟山云作。
　　民主旗开，声教远播。
　　四十曰强，四十不惑。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一方针写入大会决议。为了宣传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民主促进会于8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朱德、周恩来接见了与会代表，陈毅副总理应邀在大会上作了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国际形势的报告。大会由马叙伦致开幕词，周健人作工作报告，王绍鏊作关于修改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的说明。章程中增加了必须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马叙伦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王绍鏊、周健人、许广平、车向忱、林汉达为副主席。赵朴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工农业生产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积极努力的做出了贡献。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接着，由整风转向了“反右”，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右”扩大化，造成了全国灾难性的重大损失。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58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得不违心地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肯定民进“整风”和“反右”的所谓丰硕成果；确认自己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成员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右”以后，接着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乃至达到极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批斗或关押。赵朴初也经历了这场浩劫。当时他也靠边站住过“牛棚”，夫人陈邦织被迫离京去了干校。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表现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反右”时，梁漱溟作为大右派，是毛泽东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的人，而他又从不服输，直言谠论，许多人怕与他来往受到牵连。赵朴初却一直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关系，往来频繁。“文革”时，他以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对当时不正常的现象加以抨击。从他的诗、曲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倾向，《感遇》、《东山》、《喜霁》、《杨花》、《索居》、《鹦鹉曲》、《反听曲》（一、二、三）都是发自内心对“文革”中怪状之抨击；陈毅副总理逝世，他不惧政治压力，写了“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的挽诗。
　　197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执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内乱。我们国家从此脱离了苦难深渊，民进也由此重获新生。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提出恢复活动的建议。12月， 民进成立了由周建人、杨东莼、叶圣陶、徐伯昕4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1978年7月又增加了赵朴初、葛志成两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成立后，标志民进组织正式恢复活动。民进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恢复活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民进成员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赵朴初除参加政协、民进的会议，深刻揭批“四人帮”外，他写的《故宫惊梦——江青取经》，讽剌引喻，入木三分，流传全国。当时有许多人都能顺口背出：“这分明是反革命的坏主义，可气，赶快给我拉出去，枪毙。”“殃民利己，骄横无忌，卖国投降，罪如山积。桩桩皆铁证，竹尽情批，好个‘老佛爷’，算是揭了底。”又如：“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到底。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一看知道是讽指陈伯达的。这些曲句，读了令人解恨。
　　1978年11月，民进制定了《民进中央调查研究工作提纲》，由中央领导小组成员葛志成带队专程赴南京、杭州、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十年动乱期间民进基层组织遭受破坏和民进会员遭受冲击、迫害的情况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会员思想状况；征求对民进今后工作计划的意见。12月7日，领导小组举行会议，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领导小组又调查研究教育文化出版系统领域中的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向有关方面反映。协助各级统战部做好民进会员中“右派”摘帽工作。民进会员和佛协中“右派”得到赵朴初关怀、帮助的人不是一两个或几十个，粗略计算应以百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徘徊局面，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从此，中国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建人致大会开幕词，徐伯昕代表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雷洁琼作修改《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的报告。
　　民进“四大”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热情关心和支持。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震、乌兰夫、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邓小平出席招待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他勉励大家要为实现统一战线的双重任务而努力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民进中央领导机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99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2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周建人为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徐伯昕、赵朴初、吴贻芳、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为副主席，葛志成为秘书长。民进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重要的大会，标志着民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确立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了适应新时代的会章，思想上、组织上、精神上都有了新的起点。
　　针对民进工作对象主要是教育界的特点，粉碎“四人帮”后，赵朴初主动与教育界的朋友们接触，了解教育现状，向有关领导建言献策，得到重视。1979年3月，中共中央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批判了否定教育战线17年的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后，赵朴初有感于中央的正确决定，作《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
　　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献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
　　幼苗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
　　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先知热，无穷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