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之作——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佛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之作——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潘慧琼
　　悉昙学与佛教哲学的关系甚为密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然而，长期以来，对悉昙的研究始终是我国佛教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近代研究悉昙学的大家不少，他们多注重专题性质的研究，比如通过悉昙学史料的整理与考辨，揭示悉昙文字、《悉昙章》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状态及其对语言、文学的影响。这些研究都是从具体问题入手，尚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周广荣先生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悉昙章》从古代到近代传播途径、演变方式、影响范围及其文化价值的专著。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第二章分别讨论四十二字门和十四音与《悉昙章》的关系及其在唐以前的传习实况。第三章详细考究了具有独立形式的《悉昙章》在唐代佛教诸宗派之间的传习方式与特点。第四章则探讨《悉昙章》在宋代至近代不同时期的传播途径与影响。第五章专门探讨《悉昙章》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所论涉及《悉昙章》对等韵学、诗文声律、民歌等文学或语言现象的影响，。在具体写作中，该书亦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特色。
　　首先，充分占有原始材料，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于《悉昙章》主要是口耳相传。，全面而集中的书面材料很少，大部分散见于数量庞大的各类古代典籍中。从《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具体论述来看，作者行文所涉及的资料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堪称本领域之最。搜集资料务求其完备本是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町是，就该书的选题而言，要辑录出如此丰富的史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阅读工程。该选题所涉及的内容也决定了其写作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劳动。令人振奋的是，周广荣先生带着高昂的学术激情完成了这项工程。这种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的工作，为本书展开论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著作是作者就读于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时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点师承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史研究专家任半塘先生重视文献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作者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无论是就某问题-与前辈学者商榷，还是探究新问题，都立足于史料，实事求是，充分贯彻了任先生所倡导的学术原则。 ’
　　其次，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与考辨，是此书的另一个特点。
　　作者自言，认识《悉昙章》在中土传播及发生影响的历史是他写作的出发点。梵语《悉昙章》对中土的语言、文学发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种曾经发生过的深远影响与今人对它的陌生之间表现出巨大的反差，《悉昙章》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与价值己为人们忽略。《悉昙章》在中土传播及发生影响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中国人对梵文字母认识和接受的历史，要展示出这一历史轨迹不仅需要丰富的史料，还需要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悉昙章》流播历史的考究从对“悉昙”名义的考辨开始，对每一条需要使用的材料，都尽可能先进行探源溯流。可以说，考据的方法贯穿于整部专著。为了使《悉昙章》在历史不同时期中的存在形态与传播方式得到更清晰地展示，作者在论述过程中穿插以图表数据，对各时期可能接触过《悉昙章》的僧人进行统计，详细梳理其籍贯、行化地、师承以及佛经研习简况。在这样精细的统计考辨下，《悉昙章》的入华年代、发展阶段、传人传本、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传播地域及其在中土僧俗间的传习过程与特点昭然可见。
　　应该说，全面占有史料与灵活运用考据学、历史学的方法使这部专著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具体而言，悉昙学属于相对冷僻的学问，在60年代才由日本学者明确提出“悉昙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悉昙学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与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好奇相关联的。例如悉昙究竟如何影响到四声的发现、南朝“十四音”、韵书体例的变化、字母的创制、唐代民歌中的“鲁流卢楼”、宋代等韵学等等。陈寅恪、俞敏、逯钦立、饶宗颐、；正邦维等前辈大家都相继在悉昙学史料的整理与考辨中深入讨论过这些问题，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对这些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作者都尽可能做出自己的回答。例如，关于悉昙章入华年代问题，学界有汉代说、魏晋说、晋宋说、隋唐说等不同看法。作者对饶宗颐先生所倡导的晋宋说作了进一步的证明与补充。晋宋说的原有依据主要是晋道安在其《注经录》中著有《悉昙慕》二卷，晋宋说支持者据此推断道安所见梵籍应已经录及“悉昙”之书。作者补充证明，《悉昙慕》一书被收入《祜录》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中，其注提到《悉昙慕》等11部经原附于《安公注经录》，再根据《祜录》卷五《新集安公注经》所附录的其他著述均为道安自作的事实，可以推断《悉昙慕》等十一部著作也应当经过道安加丁或制作。此外，作者还从这十一部著作的命名及成书特点推断《悉昙慕》可能是道安抄录梵文《悉昙章》的著作。由于《悉昙慕》为道安晚年所得，作者又考论了道安当时的行迹以及道安翻译理论中关于梵文特点的总结，揭示道安对梵文的了解程度，此外隋僧《辨宗论》中也提及道安十分熟悉“天竺字体，悉昙声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推断《悉昙慕》就是后来的《悉昙章》，而有文献可考的《悉昙章》入华年代应是379—382年间。又如，永明诗歌声律与当时文人对佛教的接受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学界的共识。但究竟是什么因素直接影响了诗歌声律理论的发生发展尚无定论。作者通过梳理中古文人阶层对佛教的接受实况，找出了中古文人通达十四音的共性，整体把据了十四音在文人阶层的流传面貌，补充了不少中古文人进行梵、汉两种语文比较的史料，指出周颐之提出“四声说”、诗歌创作至永明时期出现“使用四声，以为新变”的特征、宫体诗人之所以能够在声律方面突破永明声律而形成“声尽入律”的特点，都与文人们研习梵语十四音有关。再如北宋等韵图《韵镜》与《悉昙章》的关系问题，论者几乎都认为等韵图的起源是受了梵语“悉昙”的影响，其时代大体也都推定为唐代。在整体排列方式寸：与《韵镜》最为相近的是托名鸠摩罗什的《涅桨经悉昙章》， 与《涅槃经悉昙章》中论及十二例部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还有另一部也托名鸠摩罗什的著述《通韵》。但其中的详情鲜有论述。作者通过检阅相关材料，发现九世纪初密宗僧人全真的《辨梵文汉字功德及出生一切文字根本次第》一文中也有一段，与《涅架经悉昙章》和《通韵》中内容相近的文字，而全真在其书中明确说明该内容人部分直接抄录沙门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次辨汉字功德及出生次第”，而其中一小部分不同于慧琳所写的文字为全真自己所作，这一段文字也恰恰正是与《涅架经悉昙章》和《通韵》相近的文字。其中“横即双声”、“竖即叠韵”在全真之前未见人提过，是全真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和《考声》二书，就字母的拼转方式总结成的“整翻字母例”，因此，作者认为是全真大约在太和四年继承了慧琳所传的《悉昙章》，首先明确提出《悉昙章》“横即双声”、“竖即叠韵”的编排体例，之后才出现了托名鸠摩罗什的《涅槃经悉昙章》和《通韵》。这就基本理清了几种与等韵学形成关系密切的《悉昙章》之间的源流关系，对北宋等韵图《韵镜》的产生与《悉昙章》的关系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对于前人所指出的民间曲艺中以“哕哩”作和声的事例实出于《悉昙章》歌词中的“鲁流卢楼”四音，作者也以其所见各种曲辞中“哕哩”作和声的使用状况作了进一步的申述。
　　除了对原有的学术成果进行补充论证，该书还对学界聚讼已久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新观点。作者指出，以唐代为分水岭，国人对梵语字母的认知与接受是有不同途径的。唐以前，《悉昙章》没有独立的形式，四十二字门是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梵文字母形式，以梵文五十字母为内容的十四音是最早传入中土的一种《悉昙章》。《悉昙章》的流播与影响也因此而与各时期人们对四十二字门和十四音的研习相同步。唐代，《悉昙章》的流播则紧随于依靠宗派形式与力量展开的佛学研究，各宗派对《悉昙章》的传习因佛学重心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情形与方式。宋、元、明、清、近代各时期，《悉昙章》的传播与影响也都有刁<同的途径与特点。这一系列结论可以说正是作者对梵语《悉昙章》在中国传播过程的总结，为悉昙学研究提供丁最新的观点。
　　作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悉昙章流播史的专著，《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书选题新颖，是一部填补佛教史研究空白的力作。此书的成功写作改变了我国在悉昙学研究方面的落后局面。本书的出版，仅仅就材料的搜集整理，其成果已经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丁史人的便利。此外，作为梵、汉两种语言文化互相接触的产物，悉昙学无疑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生动的个案。
　　(作者潘慧琼，1976年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室方向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