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古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试述古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作者： 朗措
　　来源： 西藏研究
　　［内容摘要］文章对以敦煌文献及于阗简牍（木简）为主的古藏文内容进行了分析，阐述古藏文文献的特点、价值，呼吁与藏学有关的研究者能够关注古藏文文献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
　　［关键词］古藏文；文献；研究；重要性
　　［中国图书分类号］J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4）－03－094－05
　　古藏文文献作为吐蕃时期的文字记录，有其悠久的历史，是研究吐蕃王朝时期政治、经济、语言、文字、民俗、宗教，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的重要原始资料和研究途径。英国牛津大学于2003年9月6日至12日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把抢救、挖掘及整理古藏文文献列为讨论的一个重点，充分说明古藏文文献研究已被当今的藏学界所关注和重视。
　　一、古藏文文献的收藏状况
　　古藏文文献包括敦煌①藏经洞以及于阗③简牍（又称木简）中发现的由古代藏族文字记录的大量文献，其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其中，敦煌古藏文文献以出自千佛洞的大量藏文文献为主，而于阗古藏文文献主要以简牍内容为主。奥雷尔·斯坦因在窃取敦煌文献时写道：我还得到5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此外还有80余份藏文卷子。这些藏文卷子最初放在藏经洞时，它们被结结实实地装在30多个包裹中，还有很多极为混乱的贝叶多形写卷，单独的藏文贝叶经写卷和其他写卷的数量大约有800件。此外，“伯希和带走的6600卷精品中，好多都是孤本”。③流落于国外的敦煌古藏文写卷共约5000余卷。甘肃境内除了敦煌莫高窟外，目前珍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状况为：“敦煌文物博物馆藏43卷，8780页；酒泉文物管理局藏19卷；张掖文化馆藏1卷；武威文化馆藏6页，简牍6片；甘肃省图书馆藏30卷，117页。共计93卷，9903页，6片简牍”。④
　　而于阗的简牍现主要收藏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于阗县文化局、民丰县文化局，以及新疆博物馆、新疆大学，新疆社科院等。这仅仅是有目共睹的藏文写卷，但流散于民间的文献数量却难以统计。这些文献涉及古代藏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藏医藏药、军事形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它作为古代藏族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颇具文献价值。
　　二、古藏文文献的特点
　　要想深刻了解藏族古代文化的真实性，就得挖掘和剖析古藏文文献的整体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体会藏族的原汁原味的文化背景。
　　古藏文文献的问世，解决了藏族历史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吐蕃赞普的生卒年月或何时执政的问题一直以来是有争议的，而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历史文书《大事纪年》［唐高宗永微元年（650年）至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之间的大事逐年记载］澄清了这个重要问题。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例，其生卒年在藏文史籍《西藏王臣记》中认为是土牛年（618年）出生，金狗年（650年）卒；而《布敦佛教史》则认为火牛年（617年）出生；《青史》主张松赞干布在世82年之久，其理由是，松赞干布在短暂的32年中难以取得如此巨大政绩。但我们根据《大事纪年》推断，“松赞干布出生于佛祖涅槃之后的第1161年（即火牛年，617年）,13岁开始执政，18岁时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25岁迎娶文城公主。于金狗年（650年）卒，享年34岁。”⑤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世34年。
　　另外，《大事纪年》解决了赞普赤松德赞的生母问题。在《巴协》、《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史籍中认定赤松德赞系金城公主所生。但是，据《大事纪年》记载：“赤松德赞之父赤德祖赞生于704年，金城公主于710年入藏（当时赤德祖赞年方7岁，金城公主年方14岁），739年公主卒。742年赞普赤松德赞出生。”以此推断，赤松赞普系金城公主所生的说法其理由不充足。再说，汉文史书中也没有提及有关金城公主生子之事。又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赞普世系表》记载：“赤松德赞的生母是那囊氏·芒姆杰”。所以，古藏文文献对进一步完善藏族古代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不仅填补了藏汉历史文献中的一些空白，又解决了吐蕃与于阗之间的许多历史问题。例如，当我们考证敦煌文献中的《于阗教法史》⑥时，该文献描述金城公主进藏不久，以于阗王国为首的西域各地之佛教日趋衰落。据该教法史记载：8世纪末，西域受阿拉伯入侵，佛教严重受挫，于阗等地的众僧颇受压迫，大批僧人被迫还俗或改教，甚至遭受杀害，也有一部分流亡到吐蕃。当时以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及金城公主为首的高层贵族把于阗的众僧纳入藏区，并诣告天下，大力宏扬佛教，使佛教在藏区得以生存及发展。然而，佛教在吐蕃仅仅立足12年后，由于受苯教势力的残酷镇压，最终使于阗及吐蕃的僧人不得不大量地流亡到古印度的健陀罗之地，在那里与古印度的其他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世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健陀罗艺术。
　　在该教法史中又谈及金成公主的去世为患痘病而亡。这一内容在汉文史书中没有提及，其他藏文史籍只提到金城公主是否系赤松德赞之母的问题，而未提及该公主入藏后扶持佛教所作的努力，等等。
　　敦煌古藏文文献弥补了汉文史籍中缺载的内容。例如，“《大事纪年》中记载的唐廷派往吐蕃的使臣共18人次，其中能与汉史记载对得上的只有6人次，其余12人次唐史缺载。这些使臣大多为吊丧、送嫁、宣慰、会盟、树碑、通好、报聘等等。”⑦“唐人记载吐蕃史事很勤，也是研究吐蕃史的重要资料，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政治军事的影响，所以在记史中也有许多舛误、遗漏和欠准确的地方。另外《两唐书》、《册府元龟》、《通鉴》、《会要》之间，也经常有抵触矛盾之处。”⑧古藏文文献在这些方面可以起澄清纠谬的作用。但由于有些古藏文文献写卷的内容过于简略，使人在具体解读时遇到或多或少的困难，通过对与相关民族或国家的有关史料对比，可以看清其历史背景和具体史实。在此我们可以把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唐史资料作比较：在《大事纪年》698年记事中有（噶氏被处法）的记载，指的是赤德松赞年长后因惮于噶尔钦陵擅权，最终迫使其自杀的事件。《大事纪年》中仅此一句，而《旧唐书·吐蕃传》中对此事描写得很详细。通过汉史，我们可为藏文文献补充一些新的内容。对藏文文献的有些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南诏史、西域史、尼泊尔史等资料，才能认清史实。“在《大事纪年》中有打败“诛泥婆罗之为之王”的记载。这里指的是何许人也？我们详细阅读尼泊尔史后会知道该人是松赞干布时期尼泊尔王位的篡夺者，是被废黜的国王之孙，当时他逃到吐蕃避难，后来在松赞干布的援助下打败（毗湿努·笈多）恢复了王位。这一段史实，《唐书》也有记载，称为“那陵提婆”。唐史、尼泊尔史、吐蕃史对此事的记述相同。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还有一些零散的汉籍《尚书》和《战国策》的译文，但由于这两本史书的译文没有明显的标题，因而无法确认它们的内容摘自哪些章节中。古藏文文献中也有古印度诗史《罗摩衍那》⑩的部分片断和佛教、苯教、道教等种教派在中原的发展情况，以及北方突厥之地传播佛教的过程等。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医学部分是藏族古代文献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敦煌古藏文医学文献中有关于火灸疗法来源的记载：“关于火锬疗法，并非出库藏，是搜集的所有医学处方的基础上，结合象雄的疗法而成”。［11］由此可见，象雄是藏族医学最早的发源地。
　　三、古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想要把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得透彻，必须从古藏文文献着手，因为它是研究藏族古代社会的极其珍贵的资料。随着学术界对藏学研究的角度伸向更广阔的领域，敦煌以及于阗文化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对古藏文文献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引起广泛的关注。
　　1、100多年前，王圆箓道士在敦煌发现藏经洞时，其中的文献数量无法估计。由于伯希和及斯坦因等人的盗运而外流，导致我国的文献古籍严重受损，值得欣慰的是在于道泉和陈寅恪等先生的共同努力下，部分文献失而复得。
　　在藏族学者中通过敦煌古藏文文献来研究和探讨藏族历史的第一人应该是著名藏学家根敦群培（1903～1951年）先生，他于1936年赴印度留学，期间与法国敦煌学家巴考（J·Bacot）［12］结缘，并开始接触敦煌文献，而且以其超越的才能及智慧对吐蕃与于阗关系的研究开拓出独一无二的见解。同时，拜印度圣者罗候罗为师，学习印度梵文及巴利文，后来把巴利文。的《法颂经》［14］译成藏文。他还漫游了古印度的二十四圣地以及斯里兰卡等，了解其地的风土人情，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随后以古藏文文献为依据写出了藏族历史巨著《白史》。该书对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及其子孙执政期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摄政状况均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填补了通过参照敦煌古藏文文献来研究藏族历史的空白。他把藏族古代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具有开创性意义。《白史》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仍不失其智慧的光彩和学术的价值。其中，根敦群培先生否定了藏文史籍中的李域是指尼泊尔的说法，认为此乃是以于阗为首的西域广袤之地，并为该地划定了轮廓，指定了地域范围，即藏文史书中的李域是指：吐蕃王朝的北部、俄罗斯南部，东至青海湖北部，西为阿里及拉达克等地，该地别称突厥斯坦。为此后研究西域历史提供了可信的地理范围。后来，端智嘉和陈庆英先生在《白史》的基础上又对敦煌古藏文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一些脍灸人口的文章和著作。王尧先生和陈践女士等也继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和释诠吐蕃时期的碑文、铭文、简牍，写出了许多论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在古藏文文献研究者中也有众多国外的专家学者。这足以说明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等的研究已步入国际化研究的范围。
　　2、吐蕃时期是藏族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吐蕃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组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方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军事组织、生产关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研究这一段历史，不仅对我们了解古代藏族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益，更重要的是在认识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提高民族自信心都具有补益。吐蕃赞普松赞千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赞普赤德祖赞与唐朝金城公主的联姻，对于唐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影响。“金城公主入藏后也对扶持佛教传入藏区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唐蕃会盟碑的树立，对改善唐蕃关系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尚书》和《战国策》的译文，足以证明吐蕃学者的汉语水平也相当高，我们从中也可以知道当时藏汉翻译事业的繁荣。这两本史书应该是藏文史藉中最早见到的汉史译本，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5］
　　3、古藏文文献中记载有中西方医学中提及的外科手术法。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火灸和割刺放血疗法，是古代藏医中所使用的一种外科手术法，其特点是“在人体的某个部位找到一定的穴位后，根据病情进行火灸或割刺放血，从而对一部分与相关的内脏疾病产生特殊疗效，这些医疗技术早在公元八世纪就已有很大的发展。”［16］该文献提及的割刺放血疗法在西医相当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失传，尤其火灸疗法不仅在藏医中普遍运用，而且在中医中也运用着。
　　4、由于媒体的传播和同仁的共同努力，敦煌及于阗石窟中的壁画和塑像艺术已受万众瞩目，吸引着大量的观光者。古藏文文献研究虽取得显著成绩，但从整体上讲，它仍然停留在局部或表面上，没有深入挖掘，这是因为：
　　（1）在藏学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专门从事古藏文文献研究的人才和机构，尽管在甘肃省敦煌研究院设立了文献研究室，但是专门从事古藏文研究的人员不多；新疆大学、新疆社科院等没有专门从事古藏文研究的人员。2000年起，西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先后设立了古藏文硕士点，2004年起又设立了博士点。有关科研机构也应该重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古藏文研究日趋专业化、正规化和普遍化。
　　（2）在已翻译过的文献中，由于未能准确释读或吃透原文内容，使在译文和注解中曾出现不少失误。例如，在《赞普世系表》中有一句，其中，在古藏语中是不尊重或减少的意思，而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180页中却误译为“摘除荣誉章饰”，与原文的差距较大。一句中的字指抓住或统治，而《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295页中误译为“居住的敬语”。在一些汉译著作中也有不少诸如此类的误译。例如：《于阗教法史》中有一句，但在该教法史汉译本中被译为“圣教出现一千七百三十年，自地乳王到李氏王赞列之间。”其中，“一千七百三十年”应改为“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有一句，被译为“为了作于阗人众人善知识，降世至于阗”。而“善知识”的正规译法为“无贤上师”。一句被译为“救渡世人之弥勒菩萨与圣者文殊菩萨二圣。”其中的“救渡世人”应译为“菩提萨陲”。一句被译为“圣文殊化身为毗庐遮那比丘，住在杂尔玛局里园里，首先教牧人识字、言谈，于是出现了圣教。”该句应译为：“圣文殊菩萨化身为毗庐遮那，住在杂尔玛局里园里，初次教牧童识字、学语言，这样，圣教在这里逐渐得以形成。”一句被译为“小王子也就在此寺中出家，很快证得阿罗汉果，在于阗，第一个证得阿罗汉果的除他之外，再没有别的。”该句应译为：“小王子放生于此寺，很快就修得阿罗汉真果，他是于阗众生中首位获（阿罗汉）正果的僧人。”一句被译为“故意下令装作要杀地乳的样子，打发许多汉兵和随从等游方往于阗去。”该句应译为：“国王应允王子的请求，以流放的名义把地乳王子及突厥兵、随从派往于阗之地。”一句被译为“沟里边置以前七世佛的舍利，取名为‘一年中为纪念佛出生、入灭，讲经献供的寺庙阿赖耶斯登寺’”。该句应译为：“在沟中安置着前七世佛之舍利，并成为三世佛供养的地方，被命名为阿赖耶斯登那寺。”一句被译为“北方天王和舍利子二者到盛昆山用锡杖的下端和矛的尖端把海底刺穿，海水流干了，于是，成了人们能居住的地方，此时，正是佛涅槃一百年的时光。”该句应译为：“北方天王及舍利子二圣者，各用锡杖及矛尖刺穿海底，使海水流干，此地便成为众人居住之地，此时，正是佛涅槃百年的时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古藏文文献在国内本来不是很多，仅有的却存贮在大大小小的文化馆或博物馆中。由于没有对外公开，其直接阻碍了研究的顺利开展。为了加强对古藏文文献的管理，也为了深入研究它，很有必要编篡一套较完整的古藏文文献目录及其丛书，这也是当今藏学界所讨论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不少卷子残缺不全或没有标题，再加上文献分散的面较广，整理起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协调过程。
　　四、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意义
　　虽然很多藏学专家非常关注敦煌和于阗古藏文文献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但它的研究工作始终处于初期阶段。尤其是吐蕃与于阗关系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研究吐蕃与于阗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专著问世。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能为此作一个专题性的研究，无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其不仅填补了吐蕃与于阗关系的研究空白，也为藏族古代历史补充了新的内容。比如，《于阗教法史》以及用于阗文、巴利文书写的诸多历史文献中，对吐蕃的历史人物、民族关系、历史事件等作了详细的描述，而这些内容恰恰在其他藏文文献中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第二，吐蕃和于阗作为古代两个牧业地区，曾对我国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过深远影响，如果研究吐蕃与于阗关系的专著问世，那么我们自可借鉴历史，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新的对策依据。
　　第三，抢救、整理、研究古藏文文献，对每一个学习和研究古藏文者来说都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内外专家所热衷的敦煌学，其内容不仅包括占70％的古汉文文献，还有占20％的古藏文文献。我国文化部门非常重视抢救、整理、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献，近年来整理出了不少古籍文献。例如，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为主、其他藏区省市图书馆参与整理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提要·藏文卷》等已出版。如果研讨吐蕃与于闻关系的专著问世，其将为藏学研究工作者，尤其为古藏文文献研究工作者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详见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新疆人民出版杖2000年7月版。敦煌，古称沙州，关于其名称的来历，“年轻的张骞历尽千辛到达这里，却找不到大月氏的踪影，这里的牧民告诉他，此地现在叫做‘敦煌’，牧民们发着敦的音，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从此这个名字进入汉民族的历史。”而教煌作为地名，用藏语作字面解释，敦为“上千”或者“很多”的意思，煌(气v;V)为用宵铜或泥巴等塑成的或印成的佛像，也有藏族学者认为教煌是千户或节度使或者佛殿即庙的意思，具体来讲，应该是千佛洞的意思。
　　②于阗：当地人自称khotana，新旧《唐书》中称于阗或瞿萨丹那或涣那屈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统称其为于遁，西方人称其为豁旦，都是以khotana讹音，是从于阗第一国王地乳王的名称而得。只有古代藏族称其为李域，李指青铜产地。今称作和田，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南部重镇。该地在历史上即为东西交通之要冲，唐玄奘西行求法曾历其地，在他所写的《大唐西域记》中对于阗的风俗、历史、宗教作过描述，该游记也是研究于阗历史的重要资料。
　　③详见奥雷尔，斯坦固：《发观藏经洞》，姜波、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④详见高端先生和扎西才让：《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产生及其整理出版设想》一文，载《西藏研究》（藏文版）1998年第2期。
　　⑤详见霍康·索南边巴等编《根敦群培全集》（第三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版。
　　⑥藏文史籍中记载于阗古史的内容很多，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即为《于阗教法史》，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有《于阗国授记》。对这些史料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35年英国学者托马斯将《于阗教法史》和《于阗国授记》译成英文，收入他的藏学名著<新疆藏文文献集》第一集中，其后，埃默瑞克又重新译注，于1967年作为敦煌东方学丛书第19种，在牛津大学出版，书名为《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在此之前日本的寺本婉雅将这两份藏文资料译成日文，于1921年出版，书名为《于阗国悬记和于阗教法史》。在国内，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陈践根据法国科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图书馆联合出版的《敦煌藏文文献选》中影印的敦煌藏文写卷P.T.960译解了《于阗教法史》，发表于《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藏文史籍《汉藏史集》中的《圣地于阗国之王统》其内容详细，与《于阗教法史》、《于阗国授记》一样，是研究中西史地以及吐蕃王朝与中西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所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试述＜于阗教法史＞的两种藏译本》一文中，对比和印证了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最著名的卷子之一《于阗教法史》和藏文《丹珠尔》部（德格版）中的《于阗教法史》这两种藏译本，同时，从内容以及语法修辞、历史事件、社会功能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7世纪初，吐蕃人入居西域，统治于阗等地。到了8世纪80年代～9世纪，吐蕃势力沿着松赞干布时所开创的格局，蒸蒸日上，在开拓疆土、对外开放以及内政建设上均获得了极其可观的发展，大体上奠定了吐蕃王朝强盛之基业。因此，这期间乃是吐蕃王朝全面崛起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吐蕃王朝的发展主要以开放为基调，以强有力地向外开拓疆土来实现的，因而，该王朝的崛起和发展事实上也是一个与周邻地区的各部落和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广泛联系和交融的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吐蕃广泛接受和吸纳周边文化的过程。这两种《于阗教法史》的藏译本就是当时的产物，也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于阗及吐蕃各部的历史见证。所以，对这两种藏译本的挖掘和探析，不仅是我们在研究吐蕃和于阗之间的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等中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西域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⑦⑨［15］详见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释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⑧详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0年2月版。
　　⑩或称“罗摩漫游”、“罗摩传”，曾被认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其内容主要描写罗摩王子一生的经历。全诗共七篇，二万四千颂。主要情节大致由罗摩早期的宫廷生活、罗摩被放逐、楞伽之战、罗摩的复位四部分组成。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内容是其中的一个章节。
　　［11］［16］详见罗秉芬、黄布凡编译《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8月版。
　　［12］巴考（J·Bacot）、杜散（ch·Toussant）和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F·W·Thomas）三人合作撰写《敦煌历史文书》，1940年巴黎出版，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先后用15年时间完成的。此书的出版使藏族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13］亦称法卢文，该词来源于梵文kharostha，意为“驴唇”，这个名称出自古代佛经译本。该字由音节字母组成，书写方式由右向左横书，字母不连写；字与字之间无间隔，即无标点符号。这种文字古代曾使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地以及我国新疆昆仑山北麓的古于阗、鄯善一带。佉卢文书写的资料其年代最早者属公元前3世纪，前后流行700年左右。古代西域的粟特人也习惯使用佉卢文。
　　［14］又译作《法句经》，其梵文（雅语）原本早已失传。根敦群培所译的佉卢文抄本应该是西北俗语译本，根据字体、语法和其他因素推测，一般学者将这个抄本的时代定为2世纪。就目前所知，这是《法句经》各文本中最古老的一本。
　　［作者简介］朗措，女，藏族，古藏文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现任职于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藏编部，主要从事软煌古藏文及于阗简牍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