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兴衰追思

天台宗兴衰追思
　　包兆昌
　　天台宗是中国最早持有独立教说并形成系统的教派，被公认为中国佛教第一宗。天台宗因其形成的中心地点在天台山而得名，因其以《妙法莲华经》为宗经，亦称法华宗。天台宗创立于陈隋之间，兴盛于隋唐，宋以后虽然趋于衰落，但衰而不朽，并且时有中兴。
　　天台宗何以兴盛?又何以衰落?
　　天台宗之兴，首先因为其创始者智颉(智者大师)的精深教理和人格魅力。智者大师祖居河南许昌，出身官宦之家，17岁时值梁末兵乱，他因“家国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智者大师别传》)。遂在荆洲长沙寺发愿为僧，他20岁受具足戒后，精研律藏，深好禅观，不到两年，已感“怏怏湘东，无足可问”。于是慕名赴河南大苏山投慧思门下，旋而代师讲经。29岁那年，他往陈都金陵传法，不久，受请主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大智度论》等，树立新宗义，判释经教，朝野倾动，名声大振，奠定了一宗教观的基础。陈太建七年(575)，37岁的智者大师深思熟虑后选择了天台山作为他的宗基。陈亡后，他因在佛教界的盛誉而得到新朝的厚遇。隋开皇十一年(591)，隋晋王杨广遣使坚请他到扬州传戒。从此，杨广对智者大师执弟子礼而备加尊崇。
　　智者被现代学者崇为“东方黑格尔”。黑格尔是欧洲近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智者大师是大乘佛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体系既是对当时各家学说的扬弃和综合，又不乏自己的独创。如他的判教学说，把当时传人中国的大小乘经典都比较合理地排列到五时中，以《法华经》为纯圆之学，从而确立了天台宗的优越地位。他的止观学说综合当时北禅修南义理，吸收成实师的一些说法，不单纯讲定慧，而是用止观来统摄四谛中的一切道谛。他的“三谛圆融”说是在慧思的“一心三观”基础上，吸收僧肇《不真空论》中的“立处即真”思想，变空、假、中三大谛次第关系为同时存在、互不妨碍的相即关系。他的“性具”学说则是在慧思“十如”思想的基础上扬弃摄论师和地论师的缘起学说，说明一切法都是自然存在，既非自生也非他生，三千法存在于一念之中，森然具备，法界本然，勿须更有依持。智者大师的学说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后来湛然，知礼诸师都只是对智者学说的完善和发挥。
　　智者大师的圆顿学说的特点是包融性强，不但佛教内的禅、净、密等可被统摄，而且儒道思想乃至传统信仰都可与其圆融无碍。
　　天台宗之兴的第二个原因是天台轨范的森严。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创教之初，因徒众复杂散漫，已有所虞，“后人天台，观乎晚学，如新猿马，若不控锁，日甚月增”(《国清百录》)。因此，他为诸学僧特“略示十条”。包括：“依众者当修三行：一、依量坐禅，二、别场忏悔，三、知僧事”；僧人要“四时坐禅，六时礼佛”且为“恒务”；“知事之僧”不得“割众润己，自任思情”。在僧人的衣食住行诸细节上均有规定，如：不以骨、角、竹、木、瓢、漆、皮、蚌为食器；食时不能讲话，或擅自盛菜；不食非时食；不得擅出寺门；不得争吵斗殴。违者轻则“罚三礼”、“对众忏”，重则罚“不同止”，若“屡忏无惭愧心，不能自新”，则要被革出寺门，开除教籍。正因为天台宗有如此严谨的教规，才能约束僧众悉心修习，保证团体的统一。
　　天台宗之兴的第三个原因是代有高僧大德续法传灯。
　　智者大师在临终时说过：“我与汝等因法相遇，以法为亲，传习佛灯，是为眷属，若不能者，传习魔灯，非吾徒也”(《智者大师别传》)。在天台宗历史上确实有许多僧人铭记祖训，呕心沥血，把天台教观这盏法灯代代相传。被尊为天台五祖的灌顶(章安尊者)，自23岁投智者门下后，不离智者左右，凭他的十分诚信和超凡的记忆力，录下智者的讲述并整理成部。天台三大部、五小部无一不是灌顶所记。“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天台九祖传》)。六祖智威和七祖慧威虽未能弘扬教观，但均“咨受心要，定慧双发，证得法华三昧”。八祖玄朗，一生清高，“食无重味，居必偏厦”，“未常因利说一句话，未常因法受一毫财”，唯教是从，诲人不倦。九祖荆溪湛然，少年时“独有迈俗之志，童非邈焉，异于常伦”，“德宇凝精，神锋爽拔，其密识深行冲气慧用，方寸之间，合于天倪”(《续高僧传》)。唐天宝、大历间三朝帝王连诏不就。他对门人说：“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古先圣人，静以观其本，动以应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我谁归?”他针对当时佛学界的纷滥，慨然以复兴天台义旨为己任，破斥他家异解，弘扬天台正义。“当大兵大饥之际，揭厉法流学徒愈繁，瞻望堂室，以为依怙”，为弘法而精进不舍，死而后已。十祖道邃，“见识超迈，执志有恒，洞彻空宗关键，圆解台宗玄秘”(《国清高僧传》)。经他和行满的传法，才使天台教观得以远播日本。五代时的义通禅师，本是高丽国皇亲，青年时来天台精研教观，学成后居然留下来做中国和尚，在浙东各地弘法20余年。十七祖宋代知礼大师，“以上圣之才，当中兴之运”，“辟异端而隆正统”，“凡章安、荆溪未暇结未显诸深法门，悉表而出之”(《佛祖统记》)。宋初的慈云遵式，忧患于天台教内纷争，临终前嘱咐弟子：“汝当绍我道场，持此铲拂，勿为最后断佛种人”(《天台九祖传·慈云传》)。近代高僧谛闲法师，为弘天台教观而奔走大江南北，他演《法华》于杭州，创佛教学校于南京，设立弘法社于宁波，主讲大乘讲习会于北京。
　　在天台宗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懿闻不胜枚举。正是这些高僧大德，才使台宗法螺长鸣。
　　天台宗的创立和兴隆，与皇朝的扶持和官吏的资助分不开。智者大师为陈隋两朝国师，深受恩惠。智者初上天台山时，陈宣帝就下诏“割始丰县(今天台)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智者在金陵太极殿讲经，陈后主临筵听法，太子以下咸奉法戒。隋灭陈后，智者为建成教宗，亲近新朝，他仅与杨广的往还信函，就有40多帧，足以说明他们交往之密切。杨广没有使智者的夙望落空，就在智者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年(598年)，他敕令司马王弘依智者所画图样，化了3年时间，建成国清寺(初名天台寺)。灌顶与杨广关系也密切非常，杨广为帝，他出山参贺，“慰问重叠，酬对如乡，言无失厝，臣主荣欢”。大业七年，炀帝“下敕迎顶远至行所，引见天糜，叙以同学之欢”，尔后“王人继室，房无虚月”(《续高僧传》)，智威、慧威两师在唐太宗时同被诏为引驾大师，慧威还列名唐高宗的四大国师之一。五代时，越王钱忠懿王曾向义寂大师问《法华》义理，并用50种宝物从高丽换回部分因会昌法难而阙失的天台教籍，义寂被尊赐为净光大师。宋代的“宝云禅师”、“法智大师”、“慈云大师”等台宗祖师尊号都是各朝皇帝诏赐的。值得一提的是，国清寺自宋以来；因天灾兵祸多次毁坏，多是仰赖王朝巨资捐助，才得修复。如《天台山全志》载：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朝庭赐黄金2万两大修国清寺，并诏赐国清寺天台教文人藏。清雍正11年(1733)，朝庭敕令大规模重建国清寺，工程前后延续三年，使衰败了300多年的国清寺面貌焕然一新。
　　天台宗的影响部分地来自于其在日、韩的弘扬。 ‘
　　唐贞元20年(804年)，日本比睿山僧人最澄率弟子义真等，以“天台法华宗还学僧”身份来华，他在明州(宁波)登陆后旋人台州临海，受台州刺史陆淳厚待，经介绍从正在龙兴寺宣法的道邃大师受天台教法，然后又上天台山佛陇寺受法于行满上人。他还在龙兴寺由道邃主持授予圆顿菩萨戒，成为天台宗的传法弟子。最澄回国后，运用法华的圆融手段，将在华所受圆、密、禅、戒四种法门融会贯通，形成颇具特色的月本天台宗教观，并在比睿山建立延历寺等传教基地。其后，最澄弟子圆仁、圆载、圆修、圆珍等先后来五台山和天台山请益于天台宗的志远、道邃、外物、良胥诸师，带去大量台宗经疏、法物。直到今天，日本天台宗在日本佛教界尚有相当影响，拥有300多万教徒，3200多所寺院，250多所教会，设有大学和学院，出版《天台宗报》等刊物。基于这种宗脉关系，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天台宗人多次率团前来天台山参拜祖庭。也正是出于中日外交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政府才于七十年代，历时3年，拨专款整修国清寺。
　　尽管天台宗自智者大师创立至今宗脉相承不曾断灭，但是，’自南宋以来，其影响力日见衰微。究其原因，固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由盛转衰的环境因素，但无疑与台宗自身有关。由于缺乏如湛然、知礼这般勇猛超拔的高僧，天台宗人在教观方面几无建树。元代因喇嘛教和禅宗的兴盛，天台宗益显冷落。明代虽有百松真觉和幽溪传灯的“中兴”，但毕竟如寒夜星火。无高僧则难以有大影响，就得不到王臣护持和士人趋近。宋以后，天台宗人“教依天台，行归净土”，在融和禅净的过程中有偏离、淡化、蒙蔽自家宗旨之嫌。也因为缺乏大德的师范和整肃，智者所立制法有所松懈。如元末明初，国清寺内部僧人分作两派，由对教理的争论变成打架斗殴，致使寺内雨花亭、方丈室等建筑被毁。又如，被誉为“明末四大师”之一的藕益智旭大师，虽深究台宗，但因不满台宗末流的门户之争，一再声明自己“究心台部不肯为台家子孙”，“私淑台宗，不敢冒认法脉’’(《中国佛教》)。
　　要是天台宗没有自创立至北宋七、八百年奠定的雄厚基础，或许今天只能仅见于史册了。
　　追思天台宗一千四百年历史，令人感慨万千。在当今科学昌行、技术突进的时代，人仍需要形而上的信仰，社会也需要承传着的轨范。在人际复杂、物欲横流、信仰阙失、轨范沦丧的社会中，佛教精神自有其无上的价值和崇高的意义。我希望天台宗人能以荆溪大师为楷模，具有“振兴天台，舍我谁归”的勇猛气概，弘扬天台教观。在判教中融他家精华；站在时代的高度，增强对现代生活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严肃僧侣队伍，整顿教规；提高僧众的知识和品德修养，扫除寺内的商业气息和庸人作风；加强对外交往和合作，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护持。我们衷心祝愿重树台宗雄风，再创讲寺辉煌。
　　(作者包兆昌：1965年生，台州师专哲学系讲师，本所特约研究员。)